老师需要自己努力提高

湘里妹子

——跟中学语文老师谈谈心之七
作者：于根元 来源：《中国语言生活》2011年第5期http://yuyankaifa.com/  

我1998年10月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应用语言学系做研究和教学工作，给好几批高中刚进校的一年级大学生上过课。我觉得中学的语言能力教育同大学的要接得上，尤其是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观的教育方面需要改进。思维方式方面，许多中学生比较习惯形式逻辑思维。不少中学生概括能力也不太够，常常以偏概全。思维的速度也慢。不少中学生创造性思维不够，因此，语言创新能力也不够，套话不少。大一的一个班里总有个把学生对语言的认识相当不对头。比较多的同学是认识不够辩证，缺乏“度”的认识。例如，关于“恢复疲劳”的说法是否规范的认识，要么说是规范的，要么说是不规范的，缺乏中介的认识。还有，关于是非问句和选择问句的回答，往往根据一些书上的简单的要求来回答，忽略了生活里丰富多样的实际情况。对新的好的语言现象也不太关注，举不出多少实际例子出来。

后来我有机会跟一些中学老师讨论了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许多中学语文老师也是很不简单的。我至今很崇敬我上海五四中学高中的语文老师刘田生。我今天也算一个还行的语言学家了吧，我的高中语文老师给了我很关键的很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中学语文老师的一个成绩吧。我给中学语文老师做过讲座，他们是很希望、很重视提高的。因为他们在第一线，做出了很多成绩，他们又深深感到力不从心，迫切要求提高，千方百计在提高。还有，我们说语言有个调节功能，实际上是语言使用者、语言教育者都有调节功能。例如说语文课要上成什么课，提法上、示范方面某个时候有些偏差，但是许多好的语文老师并不听那一套，按规律上课。我很佩服他们。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关注一些提法，更重要的是关注事实，重在建设。我们如果也拿出好的教材来，也提出好的教学思路来，许多方面也是欢迎和接受的。

中学语文老师对于中学生的语文教学，毕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中学语文老师自己要进一步提高，还要自己进一步消化和帮助中学生消化一些不好的影响。影响不可能都是好的，我们也不能保证给学生的影响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恐怕也不好。他们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会消化，比绝对不受不好的影响来得好。

现在中学生语文方面的不够，往往是中学语文老师这些方面的不够。例如，中学生关注新的好的语言现象不够，语言创新方面不够，我们的中学语文老师就要反躬自问：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自己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努力创新，你的长辈、上级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批你一顿，你下一次还敢创新吗？是你天生不愿意创新吗？不是，是你创新没有得到鼓励而是吃了亏。今天的中学生也会这样的。我们老师进一步还要认识关注新的好的语言现象的意义。还有，要进一步认识什么是衡量语言规范的标准，语言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语言规范是干什么的。再进一步，是探讨如何培养中学生的语言创新能力。我们中学语文老师就要在语言表达方面做好示范，把话说好，把文章写好，注意摒弃套话甚至个别人的脏话。

语文老师对学生学好语文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很幸运，我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老师都是很优秀的，他们重视创新，也保护和鼓励我创新。这对我思想方法甚至世界观的影响很深刻。  
                     
我记得1998年夏天我们在黑龙江大学里开全国语言应用学术研讨会，在一次分组会上，施春宏报告论文，关于语言规范介绍了很好的心得，接着有一位发言，说了不少批评的意见，说了不少关于语言规范过头的意见，主持这个分组讨论的尹世超指着自己的胳臂表态说，我们的血管是不直的，但是有人觉得不好看，硬要把它拉直了。我很欣赏尹世超形象生动机智的比喻。我也很感谢尹世超巧妙地保护了施春宏的探索。
我们语言生活里的取直论似乎并不少。大概事实上并不一致、以后也会并不一致、并不一致也不见得都坏，我们以为它们会一致、应该一致、硬要它们一致的认识，都可以归于取直论。

其实，我们的中学教育也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不然的话，学生刚到大学会不适应，他们的中学教育收获也不会大。
我还常常修正，有时候是很大的修正，如果我又发表了相同的文章，我一般说明哪些地方做了大的修改。有时候没有机会再发表相同的文章，我就在上课做修正。有时候说明那个说法到了高一些的层次就不对了。还有，学生在那个层次里，或者我的认识在那个层次，我就这样上课说了，有的学生也这样接受了。等到我的认识提高了，可是我没有机会给那些学生修正了，真是后悔啊。这样，害得我的有些当老师的学生上课也有些害怕了，他们觉得上课如履薄冰，很悬乎的。

我们一方面是不要把上课看得很容易。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自己修正又是很经常的事情，修正才会提高。我们不如老老实实告诉学生这个情况，让他鉴别、思考和自己也会修正，也会提高。

我在上海人文初级中学念的初中。那是个不怎么样的初中，但是有不少好老师。我记得教我们历史的朱国璋老师，上课的时候常常引述《历史研究》还是《历史学刊》上的见解。我们还是十二三岁的孩子，老师很尊重我们，给我们说前沿的不同的学术见解。
高中更是这样了。我在上海五四中学念的高中。那是很有名的中学。我在1958届6班。班上的同学聪明极了，多才多艺。整个学校很活跃。电影《雾都孤儿》里的小女孩，是我们同学配音的。电影《街道足球队》，有我们的同学当演员。演相声，我们同学在市里拿奖，在电台里演出。篮球，在市里警备队、交通大学都参加的比赛里得前几名。

语文课上是精读，我课外阅读的量很大，总有语文课本的上千倍吧。世界名著、中国名著几乎都读过了。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基本上读全了。读得很快。我还担任班上的工作，家里的条件也不算好，可是各门课的成绩都不错，语文更好。我到处找书看。也看了不少不是经典的书，也不至于就受到坏的影响了，好像还有好的影响。我生活在老百姓里面，我尊重老百姓喜欢的说唱文学和街头文艺。我在老师布置的作文之外写了许多作文，或者给班上的墙报，或者请同学提意见。高中的时候开始记日记，有一个内容是我读的书看电影的主要内容和我的看法，当然是不打草稿的。我还参加上海青年宫举办的文学讲座。免费的，还发铅印讲稿。我听过许杰、顾仲彝、蒋孔阳、赵景琛一大批大作家、大文学理论家的讲座。

还有，中学语文老师很有条件检验和发展语文方面的许多提法。你要说得中学生明白，那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要你老师自己明白，还要让中学生明白。如果中学生不明白，甚至我们老师都不很明白，有可能不是我们水平低，有可能是那个说了很久的提法有问题。例如，近些年来我在想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体态语。我们在街上，经常看到好多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一边说话一边嬉皮笑脸前合后仰指手画脚，原来是在打手机呢。他的那些体态是给电话那一头的人看吗？是用来辅助他的有声语言给对方看吗？显然不是。电话那一头的人也看不到啊，他也知道那一头看不到啊。你叫他打手机的时候不要有体态行吗？连各种各样各种程度的体态都不要有？不行的。写作业写稿子也是这样的，有体态的。稿子还没有写成呢，谁看啊？有时候还没有写呢，是在想，也有体态。我们看书看稿子，也有体态。有人看电视，还会微笑甚至乐不可支开怀大笑。有时候在剧场里，我总看到几个人独自唏嘘哭笑。他们的那些体态给谁看呢？可能体态也是人在交际里各种语言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跟有声语言或者别的形态的语言结合在一起组成语言。我们在语言交际里，往往丢失了好多信息，有时候靠我们根据许多理解去补上，补上又可能缩小夸大纠错偏离歪曲。

一个是拟声词，我觉得里面有个密码，那里面有一些是大自然的语言。说书、说故事那样有声语言里的拟声词，有的在语音等方面是比较自由的，跟词典里注的音不尽一致。说刮风，说“呜”还是说“呼”，说一个“呼”两个“呼”还是三个“呼”，音长一点短一点，也比较自由。我们听说书，说到马蹄声“得得得得，踏踏踏踏，踢踏踢踏，踢踢踏踏”，多说少说和别的也比较自由。
还有一个是比喻，一般喻体一个说法，本体另外一个说法。我想，“胆子大，胆量大”里的“胆子、胆量”，是喻体呢还是本体呢？“胆寒、胆力、胆怯、胆壮、胆小鬼、胆大包天、胆大妄为、胆小如鼠、胆战心惊、提心吊胆、丧胆”里的“胆”都有这个问题。类似的如“脾气、脾气大、脾气好、脾气不好、发脾气、没脾气、脾气见长，放心、放下心、放一百个心、把心放到肚子里、安心、心胸宽广、心胸狭窄”，也都有这个问题。

    还有语体，语体是交际类型。研究语体是发展语体。有的语体里是允许发展的，发展了，一般还是这个语体，不是新语体。探讨某个语体的特点，当然比探讨把它归到哪个语体里面去要重要一些。

不同语体对语言使用的要求是不同的，这是很多人好几十年前都说过的。可是要进一步探讨，空间还很大。

我们在研究新词语的时候，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张朝炳拿着一份剪得已经不像样的报纸说，你们看，我在这一版上剪了好多卡片，可是有的版上一条也没有找到。我们约好下一次课题组就专门讨论一下我们在哪些文章里找的新词语多，哪些情况找的很少或者找不到。我们那时候发现，在小报、杂感、两会期间的发言、报告文学里找到的比较多。进一步我们认识到，在现代题材的、思想活跃的、口语的、用语活泼的里面找到的比较多。新词语跟这些的关系比较密切。这是新词语的富矿，我们要集中力量在这方面找。

我们进一步考虑到，就某个用语情况，例如比喻，不同语体里的使用情况是不同的。这样调查研究，可能会发展比喻研究，也可能发展语体研究。实际上这里我们还有一个认识，就是交际的类型和程度问题。不管语体大呼隆的研究是需要的，适当考虑到语体制约作用的研究恐怕也是需要的。

语言色彩的认识的普及也还要加强。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很多。我们中学语文老师思考这些问题，也可以带动中学生思考这些问题。
中学生学好语文，责任不都在中学语文老师。中学生学习语文也不仅仅是从中学语文老师那儿学的。拿老师来说，有个广义的老师。凡是跟中学生学习语文有关的人，都有一定的责任，只不过责任有大有小。我们大学语言学老师和语言研究者的责任就很大。因为，中学语文老师是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中学老师还要继续受教育，他们搞研究也有许多困难，都需要我们帮助。我们大学语言学方面的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我们语言学方面的老师，甚至我们一些语言学家，自己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观方面不是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吗？

还有一个认识关系和把握分寸的问题。似乎有人说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文学课、文化课，那是不对的。但是，语文课多少也承担了一些政治教育、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任务。别的课不是语文课，也多少承担了语文教育的任务。还有课外，也是很重要的。课外读书，看电视，上网，是中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的途径。我们中学语文老师要参加、关心这些活动，帮助高中生趋其利减其弊，充分用它有利的方面，消化它不利的方面。不要过于担心它们的弊。我们还是设身处地想一想，我小时候读过许多不是经典的书，没有变坏，挺好的，今天的学生受的革命教育比我们那时候多得多，反而会不如我们小时候？

还有，许多前辈要我们学习曾子每天“三省吾身”，意思是要经常自我检讨。许多人说是那么说，要我们也那么做，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不是真的那样做了。文化大革命中，军宣队在我们当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优点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表扬，一定要批评。那时候的确几乎都是批评。很多人那时候多次写检查。直到现在，报纸上还举例说小学生的检查里有许多网络词语。意思是批评网络词语的，无意中说到现如今我们还叫不在少数的小学生写检查。有一次我给未来的老师做讲座说到这件事，有一个听讲座的起来发言，很严厉，好像说我很不负责任，必须要许多学生多写检查才是负责任，这是教育学生的基本的方法。我拿不准是他的意思呢，还是他不同意他们老师灌输的这个意见而故意要我来批评这个意见。我说了我不同意这个做法，不过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前几天的一个电视节目里批评说某个公司承揽给部门写各种检查。代写检查都当作一个产业了，可见得需要写检查的部门不是个别的。

    文化大革命之后，有不少人说需要鼓励和表扬。我的朋友黄岳洲的一篇文章还说：“不会鼓励便不会教学。上、中、下三种学生，程度不同，进步的情况不同，除特殊情况以外一般都应鼓励，我还主张越是条件差的失去信心的学生越要鼓励，鼓励是大恩大德大慈大悲的事！”（黄岳洲《语言文学与教学新论·自序》６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就批评和鼓励、表扬来说，我认为一般情况下还是多鼓励、表扬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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