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与我军军语建设

苏鸣

作者:李苏鸣

        刘伯承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他长期不懈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为推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刘伯承关于我军军语建设的精辟论述和辛勤实践，对于我军军语体系的形成、规范和发展，对于军语理论的研究和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刘伯承的军语建设实践
        刘伯承戎马一生。他19岁时就参加了学生军，投入辛亥革命。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后参加了讨袁护国作战。当时的刘伯承，就是一个善于带兵作战、善于研究军事理论的典型军人。王玉彬、王苏红所著的《大势中原》中记载了刘伯承任川军第2混成旅团长时的一个细节。一天，团队野外演习完毕返回途中，刘伯承对中校副团长韩德勤说：“开进就是向敌前进。”韩德勤说：“不是，这是个有一定战术含义的术语，是行进间对敌阵地进攻。是到达敌炮火有效射程时，指挥员一面在前卫掩护下进行侦察，定下决心，一面令行军纵队向前集结，以便指挥员定下决心，下达命令后，即可迅速展开的一个战术阶段。遭遇战就省去了这个阶段，由行军纵队直接展开。”刘伯承听罢未置可否。部队返营后，韩德勤正忙着揩汗更衣，一身汗水的刘伯承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书，对韩德勤说：“开进的意思，我未弄清楚，恐怕还有许多人不清楚，你把这个军语通报全团吧！”这一细节生动地表现了刘伯承严谨细致的学风和对军语的执着考究。
        1926年，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参与组织了泸州、顺义起义和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36岁的刘伯承进入苏联红军高级步校。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苦读两年多，攻克了俄语关，并获得了各科优秀的成绩。近20年的军事生涯和中外军校的学习、深造，使刘伯承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掌握了渊博的军事理论知识，成长为当时我军为数不多的文武双全的高级军事人才。
        1930年春夏之交，刘伯承和左权等从苏联回国，到达上海。刘伯承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编译科科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和从苏联归国的其他同志一道，大量翻译苏联军事论著，为中央军委训练班和各地武装斗争准备教材。其间，刘伯承系统地研读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史，以及苏联红军的条令、条例和作战理论，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了深入思考，开阔了军事视野，增长了建设正规化军队的系统知识。1932年初，刘伯承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兼瑞金卫戍区司令员。1932年8月，刘伯承和左权等翻译了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这是我军第一部译自外军的军语专著。
        军语的系统化、规范化，是一支军队迈向正规化轨道、建军思想和战争理论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这部《军语解释》翻译时，我军正处于初创时期。党在创建人民军队的实践中，积极思考、探索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思路。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红军进行了“三湾改编”，建立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1928年5月，中央中央拟制了《军事工作大纲》，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建军设想； 1929年12月，召了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的建军原则。这一系列探索和实践，使我军有了明确的建设方向和指导方针。同时，一些具有我军特色的军语也由此产生，有的还沿用至今。例如：“支部建在连上”、“三大民主”、“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但是，当时我军毕竟还处于初创时期，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军事理论和正规化建设都十分薄弱，也尚未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军语，与迅速发展的斗争形势不相适应。1930年夏，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发展的军事战略转变，这是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这一战略转变，包括军队组织形式和作战形式的转变，引起了军队建设、作战原则等一系列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要求我军学习苏联军队正规建设的经验和标准，组织力量集中翻译、改编、印发了一系列条令、条例和军事理论著作。刘伯承、左权等翻译的《军语解释》，对于这一时期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
        当时，针对我军主要沿用旧军队军语的情况，刘伯承还对旧军队军语进行了改造。杨国宇等在《刘伯承对司令部建设工作的历史性贡献》一文中回忆，“为了纠正旧军队遗留在红军中的不平等称呼，刘伯承为各种各样的人规定了新称呼：把军官改叫指挥员，士兵改叫战斗员，传令兵改叫通信员，伙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挑夫改叫运输员……这些称呼，直到今天，部队仍然在沿用。”
        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刘伯承始终如一地关注我军的军语建设，对军语的统一规范和正确使用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他还身体力行地及时纠正军队机关军语使用不当的问题。王秉璋《在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的战斗岁月》一文中回忆，刘伯承曾针对“山纵”（山东纵队）缺乏军事经验的问题特别嘱咐参谋人员说：“你们要注意山纵的部队发来的电报，那些部队的参谋人员没有经过专门训练，不会使用军语。”刘伯承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山纵某部发了一个电报，说我军与顽军各上千人在某村发生“激战”，“敌我双方冲锋十几次，双方无伤亡”，既然在一个弹丸之地的村子里发生冲锋十几次的激战，怎么可能无伤亡？刘伯承指出：“说明草拟电报的同志根本不懂什么叫‘激战’，什么叫‘冲锋’。因此，对他们提供的情况，你们要注意分析。”这些针对一词一语的简要点评，给参谋人员以深刻的教诲。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我军推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客观条件逐渐成熟，军队建设开始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的历程。军语规范化建设与其他方面的正规化建设也现实地摆上我军全面建设的议事日程。
        1950年10月23日，毛泽东电令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到北京主持陆军大学筹建工作。刘伯承向中央提出《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建议将拟议中的陆军大学改名为军事学院。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该院成立仅仅3个多月，刘伯承就批准有关部门将翻译外军军事理论著作中有待统一译名的军语以及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法规编写中有待规范的军语分期编印成《军语通报》，从1951年4月30日起，印发军事学院各系、各教研室征求意见。
        在军事学院组织编制我军规范军语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出版局也同时展开了这项工作。1951年9月，该局编印了《军语汇编》（初稿）。本书按编、章、节体例编写，分为陆军、海军、空军3编；第一编陆军部分分为军队建设、作战、地形、兵器、筑城、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装甲兵、通信、后方勤务等12章，每章又分为若干节；第二编海军和第三编空军不分节。全书收录军语词目约4650条。书后附录了常用各种度量衡一览表。
        刘伯承研究军语精益求精、科学严谨。当时，有人错误地认为，军语的统一和规范工作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是挑字眼、抠名词一类的文字游戏。也有人对军语采取轻率态度，随意修改，造成用语混乱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刘伯承亲自组织军语的审定与命名。他把原来的“工兵”细分为“工程兵”和“工兵”；把军（师）以下的“反冲击”同集团军以上的“反突击”区别开来。他还参照《孙子兵法•兵势》，将战役上布成的阵势即战役军团的兵力部署，称为“战役布势”，与军（师）以下为进行战斗所采取的“战斗队形”相对应。陶汉章在《听刘伯承同志讲〈孙子〉》一文中回忆，1952年，为确定军语“战役布势”一词的含义，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一个小型座谈会上，一连两个下午讲解《孙子兵法》中关于谋略、兵势、正兵和奇兵、虚和实、灵活性和主动性、用间等6个问题。《中国元帅刘伯承》一书中还记载了这样的情节：刘伯承不太清楚海军术语“破雷卫”的确切定义，便去请教海军系主任林遵，林遵告诉他，由两只军舰拖索破雷的工具就叫破雷卫，刘伯承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您是专家。从您这里我又学到了知识，以后还要向您请教。”又如坦克上的“引擎”一词，刘伯承曾多次求教于一位坦克专家，方才最后敲定。
        据《刘伯承传》记载，军事学院在修订军语过程中，有些翻译对“自动推进火炮”的语形和“门桥”的语义把握不准。  刘伯承告诉他们，对一些军语的翻译，不能片面命名。“自动推进火炮”也可以“自动推退”嘛！倘若如此，也可以叫“自动推退火炮”了。因此，还是译成“自行火炮”为宜。至于“门桥”，刘伯承解释说：这个词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是指浮桥；浮桥中便于船只通行的缺口称“桥门”。这个外来词在军语中用于指称舟桥。
        1955年2月7日，刘伯承复函军委训练部总监部，谈了对规范军语和军队标号的意见。在刘伯承的亲自组织下，军事学院经过5年时间对军语的收集、整理，于1956年12月编辑出版了《军语画一》（初稿）。这本书把军事学院先后通报画一的所有军语，包括“军语画一”第一集、“军语通报”第9至23号、陆军军队标号、海军军队标号（草案）中的全部军语和一部分未通报使用的军语，根据新条令和教令的内容，进行了重新整理汇编。全书分为4个部分，每个•部分设若干章。第一部分为陆军，设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炮兵，装甲坦克和机械兵，化学兵，工程兵，通信兵，侦察，后方，军事地形，训练工作、训练方法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术语等11章；第二部分为空军，设空军的组织及航空兵的种类，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通信、雷达，侦察，专业保障，后方勤务及场站，轰炸武器，空降兵等9章；第三部分为海军，设兵力组织名称，舰艇名称，海岸防御，战役、战术，登陆与抗登陆，一般用的军语等6章；第4部分为防空军，设一般用的军语，防空航空兵，对空情报兵，对空探照灯兵，雷达兵等6章。全书共收录2000多个词目。该书的编写体制很有特色，采用表格形式，分为4个纵向栏目，第一个栏目为“画一的军语”，第二个栏目为“俄文原文”，第三个栏目为“过去未画一的军语”，第四个栏目为“说明”。后来大多数被正式确定为解放军军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1979年8月，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再次翻印了《军语画一》。
　     二、刘伯承的军语建设理论
       刘伯承在长期的军事理论研究和军语建设实践中，深入探索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特点规律，借鉴外军军语建设的经验，推进了我军军语建设的步伐，也为我军军语的理论建树作出了突出贡献。刘伯承关于军事建设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一）指明了军语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刘伯承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后，批准出版了《军语通报》，并指出：“军语画一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或单纯的语法修辞工作，而是统一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一论述阐明了军语建设的重要意义。
        首先，刘伯承强调了军语规范工作不仅仅是一项语言工作。语言应用中的语法规范和言语修辞，是对自然语言要素组合的调整和修饰，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而对术语的规范，则是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应用手段。这一观点与现代术语学的认识十分贴近。现代术语学中有一个流派叫“德国—奥地利学派”，该学派认为，术语学与语言学有许多不同之处：语言学只对语言进行描写，而术语学不仅要对语言进行描写，而且还要对语言进行规定；语言学一般不对语言进行评价，而术语学则要对术语中的各种成分进行评价和筛选；语言学特别重视对本民族语言的描写，而术语学则强调要用国际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来指导各国的术语工作。
        其次，刘伯承强调规范军语是为统一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术语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自然语言中的结晶，是自然语言中与人类科学技术进步联系最密切的宝贵财富。”（冯志伟：《术语浅说》，语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页）。军事术语是表述军事概念的语词，是规范化的军事用语，它与其他领域的术语一样，是一个学科体系和一个专门行业成熟、规范、系统的重要标志。如果没有统一的军语，就难以形成和表述统一的军事思想，也难以协调和组织复杂的军事行动。
        （二）提出了军语命名和使用的基本原则
        1955年11月22日，刘伯承对军语的命名和使用提出了3条要求：“一、根据军事科学实质正确命名；二、文字表达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三、中国原有军语，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用过的军语，尽量引用，如有不统一者则统一之。”这3条要求精辟地阐明了军语规范工作的基本原则。
        其一，军语概念要准确反映军事客体的本质特征。概念是客体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我国国家标准《术语工作  原则与方法》（GB/T10112—1999）指出，不同专业领域对同一客体的众多特性侧重有所不同。在某个专业领域中，反映客体根本特性的特征，称为本质特征。因此，本质特征是因要领所属专业领域而异的，反映了不同专业领域的不同侧重点。刘伯承强调军语命名要根据“军事科学实质”，就是要求每一个军语概念都都应当准确反映与其对应的军事客体的本质特征，准确反映某一军事概念在整个军事概念体系中的确切位置，并将该概念与相关概念区别开来。
        其二，军语形式要简明、规范。任何一个军事概念都要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而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决定了能否准确地表达和使用军事概念。刘伯承在组织军语规范工作时，曾亲自把当时我军空军军语中的“歼击飞机”、“歼击机”、“驱逐机”、“战斗机”等同义异形军语统一改称为“歼击飞机”，并说明，“驱逐”这个语素有被动应战的含义。在《军语画一》中，还对当时许多同义异形的军语在词形上进行了统一规范。比如，将“合围的对内正面”、“内向包围线”、“包围内正面”、“内线包围圈”、“内包围圈”等军语统一为“合围的对内正面”；将“受领任务”、“接受任务”、“接收任务”等军语统一为“受领任务”；将“环形防御”、“圆周防御”、“周围防御”等军语统一为“环形防御”。
        其三，军语体系要体现中国特色和我军特色。 刘伯承强调，要注重运用中国军语，尤其是我军军语。这一思想充分反映了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和我军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军事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不少上古军语。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以军语为载体，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些军语是中国军事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我军现行军语中，就有不少源自古代的军语。体现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军语，在我军军语体系中更有其特殊的意义。比如，反映我军建军思想的“三大任务”、“三大民主”等，反映我军战略思想的“积极防御”、“人民战争”等，反映我军战术思想的“围点打援”、“敌进我进”等，反映我国武装力量体制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等。这些我军的传统军语，不但体现了语言基本要素的历史传承，更反映了我国优秀军事历史文化和我军优良传统作风在人民军队的继承和发扬。
        （三）强调注重军语的发展和创新
        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吸收外军先进的军事理论，是刘伯承军事学术思想的重要观点。在组织军语规范工作中，他特别强调要着眼发展，要跟进军事科学的发展步伐，关注军事领域出现的新思想、新概念，及时统一规范新出的军语。他组织军事学院全体同志学习《恩格斯论术语的革命》。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刘伯承用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启发大家重视新出现的军语，并从中分析和把握军事科学的发展趋势。
        语言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在语言诸要素中，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莫过于词汇。术语作为共同语词汇系统中的一种行业或学科变体，它既有一定的稳固性、规定性，又和其他词语一样，及时地反映着一定行业和学科的发展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尤其是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不断出现和在局部战争中的应用，使各国军队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反映在军语上，就是一系列反映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新装备、新战法的新军事术语不断涌现。如：新军事变革、精确闪击战、精确打击、数字化部队、信息优势、信息战、全谱作战……。这些全新的术语成为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重要标志。重温刘伯承同志关于军语建设要及时吸收新军语的观点，我们更感到这一种与时俱进的学风、一种富于前瞻性的思想。
        （四）要求军语编制要严格规范
        刘伯承认为，军语的编制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没有军事术语的统一，便不能准确地交流思想，也不会有准确的军事翻译，势必影响以后的军事行动和作战指挥。同时，军事术语的改变，又是极其严肃的事情。一个术语的兴废和改变，往往牵扯到军制、编制和组织上的重大问题，必须由统帅机关和专业部门统一掌握，任何人或任何部队都不得擅自改动和乱用。军事学院是学术机关，有责任把研究和确定的军事术语（包括军队标号）呈报中央军委批准后使用。
        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军语建设更是如此。没有统一军语，军队就没有准确发号施令、顺畅通信联络的工具，就难以达成军队的令行禁止和军事任务的圆满完成。因此，现在许多国家的军队都设立了专门的军语管理机构，甚至为军语的使用和管理立法。刘伯承关于军语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的论述，对我军的军语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胡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