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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拍《回家》——一次难忘的拍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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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0-9 01:54: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郝跃骏  
来源:http://www.yntv.com.cn/web/docum ... -06/10563353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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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快七年了,可每当春节快到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想起那次近乎惨烈的拍摄经历。
  每年春节前,在中国大地上,一支由上亿人组成的庞大队伍,便开始了由东向西,皓皓荡荡的流动,他们要到哪里?去干什么?此时,几乎所有的交通部门,包括最高官员到普通乘务员都在为这支队伍而紧张、忙碌起来,——这便是外出打工仔、打工妹一年一度过年回家的狂潮。就在这时,几个从四川来的打工妹也加入了这支大军。经过几天几夜,千辛万苦,她们终于在除夕前赶回了自己的家中;节后,一支更为庞大的人流队伍又开始由西向东流去……。
  中国人对春节,对家庭、故土和亲人团聚的重视,可能没有比回家更强烈的了。对于万千远离故土的打工者来说,过年就是回家。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有可能出现这么一次情感经历。
  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策划会上,我提出的计划顺利获得了通过,拍摄的起点被定在了广东。于是,春节前我来到了广州站,想在这里寻找我的跟踪对象。我对这里并不陌生,95年夏天拍纪录片《山洞里的村庄》(第二部)时,我曾经跟踪几个从云南来广东寻找亲人的山民,在这里被保安怀疑是“海外媒体”的“曝光者”,被盘查审问了半个多小时,并被责令马上离开。所以,我对这里有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早有心理准备,并提前办好了采访手续。
  这是春节前的第八天,广州站的客流量已开始进入高峰,每天达到了七万六千人,以后的几天,每天竟有十二万人涌入这里,把个车站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人流中几乎96%是到广东打工的外来民工。他们必须在节前赶回自己的家。
  春节前的车站,混乱而无序,任何人在这里都会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身上带了一点钱的打工者,除了一起上路的老乡,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人,更何况是年轻的打工小妹。几经折腾,我才发现要在这里找到愿意被跟踪拍摄的人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于是,我们又返回到了东莞,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硬是从当地几十万打工妹中找到了今年要回家过年的陈风英三姐妹。她们在东莞宏远工业区内的一个外商独资企业打工,在拍完三姐妹在这里的打工生活后,她们所在的企业和当地有关部门把三个活泼的女孩子交给了我,并再三嘱咐要保证她们的安全。
  其实,我知道我是在啃一块硬骨头,安全肯定不会是问题,难度在于怎样既保证不干预她们的正常行程,确保纪录的真实,以及对不可预见和其它突发事件的捕捉,同时又怎样使我们携带的大型拍摄、录音、照明设备和其它行装能与她们同步行动。在拍摄方法上,我仍想试着沿用《山洞里的村庄》的方法,把自己“藏”起来,没有采访,没有摄影机与被拍摄对象的交流,也没有“我”的主观视点,一切都是事件、故事和人物的自然流程。为此,我考虑过多种运作方案,而最重要的是,怎样既“在事外”又能与她们一起挤上那趟连厕所也要站七个人的火车。
  这是1997年2月1日,距大年三十还有六天。我已经把仅有三人的摄制组一分为二,摄影助理小刘在广州站观察拍摄;我与录音师张建军轻装再次回到东莞,紧跟着三姐妹。
  三姐妹一人背着一个一看就知道是打工妹的提包离开了住地。她们没挤上从厂区到车站的公共车,便上了三辆“摩托的士”。我没有关机,只是快速拆开与录音师连接的吊杆话筒线,跟着追了上去。摩托的士的速度很快,在公路车流中穿来穿去。我肩扛着摄像机,另一支手从头上绕过来紧握着提手,摩托车一会儿突然加速,一会儿急踩刹车,没有了依托的身体在车上一会儿后仰,一会儿前倾,当行至与拍摄者平行时还得不时作“原位”九十度的转动……。  
  在东莞的一个临时车站广场,挤满了到广州乘火车的民工。高音喇叭里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不许卖猪仔,不许甩包,不许……”。摄影机一到,便不时有人前来盘问并试图阻拦拍摄;凡是到广州的车,一见这玩意儿就马上掉头,客气点的则说这车不到广州。几经周折我们还是与三姐妹混上了一辆写着“东莞直达广州”的“民工中巴”。
  中巴拉了满满一车人,除了司机,车上还有六只眼睛在不停地左顾右盼,不时说着些什么,一副紧张的样子,看来车主们好象是在躲避警察。他们一路上绕来绕去,可最后还是在一个弯道过后被警察堵了下来。半小时后,几个人骂骂咧冽上了车,说是被罚款××元。我算了一下,他们此行可能要白干了,几个人没说一句话,有点可怜的样子。我甚至有点同情,这些人挣点钱也真不容易。中巴车又上路了,可仍在不停地往车上塞人。
  快到新塘时,中巴又停下了。“全部到下面换车!否则又要被罚款,快!快!”车主冲着乘客叫道。一念之下,我甚至没来得及想什么,便跟着三姐妹下了车。在车主的引导下,我登上了前面的另一辆中巴,当时只想找一个便于拍摄的位置,可身体还未坐稳,车子便启动了。我习惯地举起了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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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着急便停下了手中的摄像机,对着司机大叫:“你干什么!我人还没上完,你给我马上停车!”“你不用急啦,你的人就在前面那部车里喽,我们紧跟着就行啦,不会丢的,已经给说好的啦,她们会在停车处等你们的啦”。
  眼下的一切是在不到一分钟内发生的。不要说三姐妹,就连我这个到过数十个国家,见过大小世面,更有着许多冒险经历的人也没反应过来。此时,我才知道什么叫“卖猪仔”∶这辆车把乘客买给另一辆车,再由另一辆车负责拉进广州城。“卖猪仔”所得到的是“买猪仔”价格的三倍。
  因为不想干预她们,所以我们也就没有任何事先约定的地点。三姐妹第一次离家,也是第一次回家。广州站人海茫茫,人员复杂,她们人生地不熟,完全有可能走失踪或被拐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不仅几天来的拍摄将白费,我也无法向以她们为荣的城市、企业和两千公里外的父母交待,后果不堪设想。更让人哭笑皆非的是,好不容易找到的跟踪对象,才刚开始跟踪,人却不见了,被你“跟”丢了,这不滑天下之大稽?
  我越想越着急,越想越觉得问题的严重,于是,再也无心拿起那不到二十公斤的550数字摄像机。离广州越近,车走的越慢,最后完全被堵死在离车站不到五公里的高架桥上。从东莞到广州不过一百公里,可我们已花了整整六小时。
  好不容易磨到了停车点,我急忙冲下车,可哪里有什么人在等我们。这里距广州站还有不到两公里,人流顺着道路两侧向车站涌去。远处密密麻麻的人头,黑压压一片,只要加入进去,便再也分不清谁是谁。此时,我恨不得把“卖猪仔”的人撕了,可这又有何用?
  停车站旁有个小买部,里面的人可能是这里唯一不会走开的人。我急忙上前打探,小老板想了半天,“半个钟头前,好象有两个打工妹问我电视台在哪里。”天啊,这里有广东省台、市台、有线台,不下十家电视台……,我没敢往下多想,安顿好剩下的这一个,便往车站方向奔去。
  路上,遇到一辆巡警摩托车,我拦了下来,说明身份和情况后,两个巡警挺支持,顺势堵下了一辆违章摩托叫我骑上。于是,巡警在前开道,我骑着那辆“违章车”尾后,径直朝附近的广州电视台驶去……
  一个小时后,没找到任何线索。巡警说他们还有任务,建议我们还是到车站去找。道谢后,万般无赖的我只有带着大姐风英和我们的行装,向挤满了民工的车站走去。录音师则还想到另外一个客车站去碰碰运气。
  冬日的广州,空气中竟没有一丝凉意,让人透不过气。平时,每天可以连续十六小时挥舞摄像机,不知拖垮了多少乡村干部的我,此刻只感到手中的家伙越来越沉重,大汗顺着额头直往眼睛里灌。
  此时,广州站已人满为患,并开始向铁道部告急。这天的客流量已经突破八万。铁道部紧急派来“督战”的刘总与羊城铁路公司的领导还在紧张地抽调车辆,“春运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忙成一团。我不便打扰,便找到了党办的老吴。老吴已为我们定好了明天的车票,听说丢了人,自然也很着急。不一会儿,车站广播员播出了新的寻人启示。
  当坐下来擦汗喘息时,我才发现我们还没吃午饭……。
  又过了半点钟,我无法再坐等,便来到广场。这里不算手提话筒,至少还有四组高音喇叭在同时播放着不同的信息,每组喇叭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才能听到。而最叫人心烦的是那个不停播放着“住宿广告”的喇叭,它的声音最大、最尖,也最刺耳;天上不时低空掠过的大型飞机,几分钟一次便可淹没广场的其它噪音。
  难怪在钟楼下等候的老张,竟没有听到一句寻人启示。看来不行,我三步并作两步,挤出人群向车站办公室奔去,看车站方面是否能协调或想一个更可行的寻人方案。就在这时,有人来告诉吴主任,说到重庆的142次已证实无法解决充电问题,又一个难题,可比起找人来,这已不算什么了。
  焦急中我顺手想摸颗香烟压一下内心日益聚增的不安。
  “唉呀,我的腰包,腰包不见了”!我襟不住大叫起来。腰包里有我的所有身份证件,采访介绍信,明天的车票,以及此行的所有发票和部分盘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后果似乎比丢人更可怕。这下可彻底完了,人海茫茫,我到哪里去找?即便有人拾到,他本人也愿意学雷锋,恐怕也不会有功夫寻找失主或交有关部门。什么叫“雪上加霜”?什么叫“祸不单行”,没有比2月1日更倒霉的日子了。
  我找遍了刚才去过的所有地方,没有人见到过什么“装得鼓鼓囊囊的腰包”。此时,钟楼上的时针已指向五点三十分,再过一个小时,天一黑……,我不敢再往下想。
  几个来回,我早已成个“汗人”,汗水顺着已没剩几根头发的小头直往下流,我不知道也还没见过纪录片人物的“气急交加”会是个什么样的表情,可我似乎明白,拍“纪录片”需要功力,恐怕也需要一点运气。
  几乎绝望中的我,最后来到了车站大厅的安检处。一个带背章的中年安检员听着我焦急的讲述,呆呆地看了我半天,没等我说完便起身道:“唉呀,你跟我来好啦!”
  这以后的事,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是真的了,然而,事实的确如此,——我在人海中丢掉的那颗“针”不知又被什么人捞了起来——我领回了那个丢失了的腰包。在车站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感谢谁才好,反正眼前有一大群着深兰制服带大盖帽的车站客运员。
  车站的大喇叭不时又响起了寻找打工妹的启示,尽管我知道这可能只是一种安慰,但我有一种感觉,死物能找回,何况活人。于是,我们兵分三路,吴主任在钟楼下守候,我们散开四处寻找。
  车站四周坐满了人,几乎无法插脚;我爬上一个临时建起的广播站,这是广场前的一个制高点,可居高临下见到的只是些涌涌动动的后脑;通道像罐头瓶一样,塞满了流动着的大包??吞??嗣廊讼衿?哪鞠洹?
  于是我只有随着人流茫然挤去。人流推着我由西向东,又由东向西……。
  忽然间,我只感觉到眼睛左测有块红色一闪,上面似有个熟悉的符号划过。我急忙转头,只见人头之上有一块红色的牌子在游动;再仔细一看,上面用毛笔清清楚楚写着硕大的三个字“郝跃骏”。一阵激动,我拔开人群向那红牌冲去,真是些聪明的小东西!几乎是在同时,陈风英的小妹陈秋芬也看见了我。
  我不知道如果是纪录片是否可以在此时用慢动作?然而,我只是差了一点点,便把她们拥抱了起来∶“你们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往手机上打电话?”
  ……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只是拍摄《回家》的一个前奏。在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之后,却突然又如此戏剧性地以“大团圆”划了个句号。一切来得都是那样的毫无准备。
  以后的几天,每当拍摄空余的时候,我便会想到这段已经过去,但很可能永远难以再现,想起来就让人揪心的经历;如果事发当时就有个局外人,把我们与被拍摄者这段不同寻常的可笑故事纪录下来的话,那一定是一部比《回家》更好看、更具戏剧性的好纪录片。
  事后,许多朋友问我当时为什么没开机?我无言以对,一部好纪录片产生的过程绝对是一次情感投入的过程,可同时也许是一次不断摆脱情感的过程。因为我难以做到,所以我也就难以成功。
  第二天,三姐妹随着回家过年的人流,终于挤上了从广州到重庆的列车。那上车场面给人的震撼,除了摄影机,我永远也无法描述。同车的一个打工妹都对我说,今天回家的条件比起五年前已好得太多、太多。那么,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后呢?
  不管怎样,只要中国人还过大年,出门在外的人就一定还要回家;对他们和对于我这个亲历者来说,没有什么情感能比回家更挚酌和感人的了;恐怕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每年一次的回家过年——我深信。
  大年三十的下午,当三姐妹在故乡小路的山坡上,见到远处母亲和家人的身影,声音哽咽地叫出一声“妈——妈”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眼前一片模糊,只有几个红点在绿色的田野中奔跑、流动……
发表于 2004-1-24 21:53:32 | 显示全部楼层

现代社会的“诺亚方舟” ——评电视纪录片《回家》

作者:苏宁
来源:纪录·中国
发表时间:2002-1-14 9: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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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里诺亚方舟,使诺亚一家和留种的动物免于洪水之难。四川电视台新近拍摄的电视纪录片《回家》,记录了一个现代社会的“诺亚方舟”——四川宝兴蜂桶寨大熊猫保护区,它的使命是使濒于绝种的珍贵野生动物大熊猫得到保护。

白描式的淡推风格

  王海兵导演在这里创造了一个牧歌般的世界,它由两种结构完全不同的世界构成,一部分是完全静态的画面,绿树、蓝天、洁静的空气、雪压弯的嫩竹、慵懒的熊猫……是通过一系列缓缓的激发想象的中景镜头完成的。这是大熊猫生活环境的一种静态美。另一部份则是对事件跟踪拍摄所构成的动态美。在大自然的平淡永恒中,生息繁衍着各种动物。开片不久,保护区工作人员发现一只野生羚羊冻死在山上。经验告诉他们,可能有大熊猫面临险境。于

  是开始寻山,一路追踪大熊猫的足迹。于是我们知道大熊猫喜欢光顾那些家境贫寒,房屋破旧的人家。我们知道深山里竟然掩映着一座法国人一百多年前修的教堂——邓池沟教堂,并且这位法国人和熊猫之间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接着是保护区工作人员给熊猫“高高”过生日,最后恋恋不舍地将它放归山林。这中间穿插了不少熊猫在保护区日常生活的片断。事件的叙述有明显的记录性,充满动感,事件之间的连续具有张力,同时,准确设计了镜头内部的运动,协调地安排明暗层次,如林间筛下温情的光束,洒在一行匆匆行走的人身上,用镜头对象的运动和光的运动来体现人与自然在运动中的和谐。背景的古远宁静与事件暗藏的张力构成交叉性结构,静态与动态、白描的记实性与写意般的美感镜头结合在一起,形成清新淡雅而又意蕴丰富的品格。

情趣与意蕴

  表现宁静的山区生活并非难事,表现大熊猫的可爱也是容易的,但要在这中间创造出一神意蕴却非易事。熊猫作为地球上仅存不多远古珍稀动物,早已成为大自然最具魅力的象征,作为永恒价值的代表,已为世所公认。它古老而浪漫的外形气质往往引起人类对远古时代的憧憬。在《回家》中,尽情地拍摄了熊猫的浪漫与情趣,四只熊猫性情各异,“高高”温顺、“遥远”调皮、“山山”老练、“永巴”灵巧。同是吃竹子,“高高”是囫囤吞下;“山山”则是先用小爪子拍掉冰渣土屑,再细细啃吃;“遥远”憨态可掬,每次吃完点心,都象小孩似的吃手指头,并且老是细弄比它大的“高高”。创作者在极具耐心地拍摄这一切时,注入对象深厚的感情,他拍出了对象的情趣,也拍出了那种古远的神秘,表达了一种悠远的古意。有时候你会觉得熊猫的出现不可思议,它就是那样突兀地出现在竹林木棚之间,那样华贵,而背景是那样不加修饰。当它面向镜头缓缓走来时,你能体会到人与自然某种近乎神秘的关系。在经济发展较快的社会里,人与自然常处于紧张状态,人在与自然与动物的关系中,常以主人姿态出现,这已形成集体无意识。而《回家》的视角似乎更贴近大自然,通过一系列主观色彩较浓的镜头,浓缩了人与动物从古到今的感情,表达出人是自然的有机部分,是大自然默默无言的延伸这种理念。

质朴的信砧

  伴随着熊猫的踪影,该片始终带着一种淡淡的情感——对即将逝去的美与情绪的哀怜。它不渲染、不煽情,平淡之中娓娓道来,讲述着人与自然的相濡以沫。它通过有限的空间和远近视野的交替,把独待的情感注入每一幅画面,常使我们联想到梦中情境,情绪性的东西很浓。它是写实的,可有时让你不知不觉心灵突变,进人另一片景色——心灵的景色,在随意自然的背后隐藏着精心设计:镜头中的一切,直到背景中几乎觉察不出来的运动,把各个细节准确安排到情绪中心周围,甚至静态的镜头也非常具有情绪的感染力。同时,画面语言轻快而透明,表现手段质朴而简洁,极好地保留了大自然自身的魅力。

  当我们从这个感伤的世界中走出时,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东方文化的色彩,这是东方人的野生动物,是东方人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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