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

南粤鄙人

　　祖屋拆了之后，我家更穷了。
　　祖屋本来是我们家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希望，但是现在什么都不是了。它拆了。于是我们家就穷了。
　　记得我还很小，爸爸收工回来，如果喝了点酒，总是要高兴地说几句：“我们这里迟早是要拆的，拆了之后拿到了安置房，我们的生活就会不一样了。”是的，我从小就知道这里会拆，邻居们也都这么说。这几年老城里像我们这样的旧房子已经拆掉很多了，我们这一片孑遗夹在四周高楼底下，仿佛是小城的苔藓，与这时代格格不入。但是我们这一片比较特殊：人多，精穷，难安置。所以好多年了，一直没有动手。虽然如此，我们和邻居都是知道的，这里的拆迁是迟早的事。因为我们都看得到时代变得好快，当时代的轮子碾过这里，一切就会不同了。
　　这几年，城里小打小闹地拆了不少房子，但是就是还没有拆到这里。这几年，生意也不大好做了。爸爸妈妈起早摸黑地卖早餐宵夜，拼命挣钱，除了见到我的老师不厌其烦地问我能不能考上重点中学外，最乐意见的就是那些拆迁户了，每次都跟人家打哈哈：“我们那房子差不多有八十多平方米，如果一个平方换一个平方，不用再多花几个钱，我也能搬进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了！”这是我们家贫穷生活里最大的乐趣。虽然一到刮风下雨，我们一家人都得躲到被子底下蜷缩起来，但是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万一这房子被征调，还不能再体验到这种乐趣了呢！
　　２０００年，我们县换了一个得过五一劳动奖章的书记，不久就开始拆房子了。那时我正在读六年级，为了不让我分心，家里也不怎么跟我说，但是多少也隐约听到了一些，总之觉得事情不大妙。这个新书记是以雷厉风行而著名的，上任不久，刚放出风，就着手制定章程，动手拆迁。我只知道邻居们对拆迁补偿方案意见很大，但是不是很懂。有一天放学，我看到一条街都是闹哄哄的，问一个街坊，说是狼来了，回家见到爸爸，他脸色阴沉，不断地叹气。我不敢跟他说话。妈妈让我吃了饭就去上学，马上就上升中考试了，叫我不要分心。我怎么会不分心呢？其实我很快就知道了，他们来丈量面积了。而且丈得很苛刻，往往不算围墙，缩小店面面积，等等。老街的房子，一般都是前面做门面，后边也是做生意，只不过隔了个柜台，店面到底是多大也是说不清的。我们家虽然临街，但是没有算店面，大概楼下一平方四百二，楼上一平方三百一，阳台折半，后院二百三地皮钱。我们家总共五十多平方米，大概不到两万块钱。
　　我虽然数学不大好，但是也能算出来，我们的钱买不起新房子。吃饭时妈妈证实了这一点。她告诉我现在一般的房子一平方都要六百五以上，这两万块钱连跟我们这房子一样破的房子都买不到。那么我们长久以来的希望就这么落空了？多少人跟我们一样，希望藉着政府拆迁而改善自己的生活，如今一切都成了泡影。我很惆怅，妈妈也很惆怅，爸爸却更沉默了。我想问他们怎么办，但是不敢开口。
　　随后的几天，街上都是沸沸扬扬，谣言满天飞。在观望了一阵子后，邻居们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们拒绝签字，上县里市里上访，上法院告状。不过我们家没去。爸爸妈妈卖早餐宵夜太累了，再说，我们的钱本来就不多，再打一下官司，不就更少了吗？就算赢了，又多几块钱呢？他们是政府，我们怎么能跟他们要钱！但是，爸爸说，让他们去闹吧，闹一闹也好。
　　上法院的回来了，说是两级法院都不受理；上访的人也回来了，说是上面不支持这种阻挠城市拆迁工作的钉子户。并且有人告诉他们，番禺那边因为同样的事而死了人，也一样没结果。我们家很快签了合同。
　　于是人们更愤怒了，他们聚集了很多人，商议要去游街。但听说最后只去了三十多人，被人家用车子送回来了。晚上，电视上就出现了书记的专题讲话，而且占据了各个频道，其他节目全部都截了，弄得街上满是人。那是个和蔼可亲的中年人，一副乐善好施的面孔。可惜我不是很懂得他说什么，大概是他做事上对得起党和国家，下对得起老百姓，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办事，希望那些不明事理的人要冷静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云云。难得听见官员与老百姓讲道理，而且我们的书记工作踏实，第二天就让政府官员坐在公安局的警车里到街道做说服工作来了。绝大多数人当场就签字了。
　　我爸妈只好一边卖早餐一边忙着找房子搬家，领到了二万三千元（好像标准又提高了一点），因为借不到什么钱，所以很是拮据。已经有工程队进来了，没几天就开始拆房子了，现在做事真是效率高啊！很快就拆了半条街，就快拆到我们家了，只有一个星期的期限了。礼拜天天爸妈停了一天工作，去老屋拉东西，他们走了之后我就在那里照看。看着这一片熟悉的地方变成了一片废墟，我的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忽然不远处，一大群人堆在一起，一片鼓噪，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挤进去一看，差点要笑出来。
　　阿康伯手里挥着把菜刀，眼睛红得像火炭，正对着几个城监队员大吼。他身后的三层楼房，三楼已经没了，一辆铲土机停在屋后。阿康伯穿了件破背心，鞋也没有穿，脚趾头好像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正滲出血来。一个红鼻子的城监队员正打着手机，好像是向１１０报警，因为我听到他说：“有个人正对执法人员行凶！”
　　一个长得很帅气的城监队员劝阿康伯：“你把刀放下，小心脱了手。”阿康伯嗓子急哑了：“你们这些狗屌的狗强盗，随便扔几个钱就拆人家的房子，还是我理亏了？我就是把我的房子拆了做马路也不给你们！你们还嫌我们不够穷吗？去问问那些吃屎拉饭的狗官，哪个不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国外去？轮到我就该拆了房子去讨饭？谁动我的房子，我就跟谁拼命！”他的房子是有店面的，但是补偿的店面位置不好，价钱也不合适，因此十分的不满，拒绝签字。但是县里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商业征地，而是老城改造，因此强行拆迁来了。
　　一个城监队员说：“他疯了。没喝醉吧？喂，你有其向我们发干嘛！”
　　另一个不耐烦地说：“我们有文件，补偿标准是经县里充分调查研究决定，市里批示，省里同意的，按照市场价格……”
　　“你他妈的强盗市场！没听过打烂旧缸赔新缸吗？我给你几个钱，拆你家的房子，你做不做？”
　　有人在人群里大喊：“他们这是在圈地，逼老百姓去讨饭！”
　　红鼻子担心人太多，对另外两人嘟喃：“别跟他罗嗦，下了他的刀！”两人马上冲了上去，阿康伯赶忙望后一退，刀上举，另一只手挡着，大吼：“别过来，你别过来！”两人一呆，僵立当场。红鼻子上去，碰了一下阿康伯的手，阿康伯的刀举高点，吓得他倒退了三四步。另一个想试试自己的手式快不快，一手往阿康伯拿刀的手摸去，阿康伯转身，把刀往后挪一点，气极：“你他妈的找死啊！”那人见没有抓到他的刀，心里一慌，踩了个石子，一个趔趄向前扑去，忙捞住阿康伯的手。阿康伯以为他擒住了自己，一惊，一挣，只听得所有人都“呀”地叫起来。原来红鼻子以为阿康伯被拿住了，伸手去夺刀，被刀割伤了手指；另一个去抱阿康伯的另外一只手，被指甲抓了一条粗痕；阿康伯猝不及防被人揽住了手，一松，刀“哐啷”一声掉地上，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忙低头看有没有伤着自己，一时都愣住了。
　　１１０恰好赶到，一见扭打起来，从后面冲了过来，一下把我撞倒在地。我爬起来，见阿康伯被两个１１０按著，看着地上的刀，呆若木鸡，茫然地抬起头来，一声不吭。好像傻了。
　　爸妈推着双轮车回来了，我把刚才看到的告诉他们，他们却没什么表情。妈妈拼命地喝水，爸爸坐在沙发里抽烟，只是阴郁地哼了声。我叹了口气，也觉得没意思。
　　几个城监队员马上被送进了医院，听说住了一个星期，花了一万块钱。当然这些都是阿康伯赔的。阿康伯自己住进了拘留所，两个星期，听说他儿子想花点钱赎回去都不行。
　　我们家从城里搬到了乡下，屋子跟原来的差不多，只是邻居少了，爸妈晚上回来也没什么地方去了。我晚上只好看看书，无聊的时候钻进蚊帐里拍蚊子。不过我终于有了一辆自己的自行车，每天要花二十分钟去上学。并且，妈妈在屋后开了一块菜地，礼拜时总指望我帮点忙，这使我很不耐烦。
　　爸妈现在卖早餐宵夜更辛苦了。我呢，没考上重点中学，又没有钱买位子，只好就近读了间学校。旧房子都推倒了，瓦砾堆清得很快，小城的面貌变了。但是我觉得我家更穷了；而且我的成绩也平平，未来似乎也没什么希望。
2003.10

南粤鄙人

这是一个带有很大的真实性的虚构故事，也许他不应该发表在这里，因为它与现在的网络阅读习惯不大一样，可是我希望对人世有更大的人文关怀，而不是一些风花雪月的微小世界。

巴蛮

偶是记者.也报道过这类事件,
身不由已,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