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热点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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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ensj669 来源：http://www.eduww.com/Article/piping/200804/18977.html

　  当很多人还沉浸于上世纪繁华旧梦，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又走到了尽头。文学，依旧走马观花似的在市场与文化的缝隙里徘徊不前。如果说八十年代是时代造就了作家，所以人才济济；九十年代的作家利用了时代，因而混淆视听。那么现在的十年已经不足以出现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了。自从先锋文学被市场淘汰以后作家们几乎在意识形态与市场之间彻底迷失，文学奖，读者，名利，实验，政治……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大部头理论都进入中国以后作家们竟然对一个最原始的文学命题还不能取舍！是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安身立命的东西是什么。连理论家们都跟着不厌其烦的追问：何谓文学本身？西方人说文学死了，中国的文学家们就一个个探出脑袋：我靠，这是真的吗？

　　一、无组织无纪律和文学少年的课堂作文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八零后，他们在第一个十年里的疯狂地生长着。

　　八零后在市场上的巨大成功像任何一个成功的文学商品一样，我们还不能有足够的自信发掘它的文学潜在力。正因为此，这些文化偶像们不仅受到前辈们家长式的批评，也遭到了来自娱乐名星的嫉恨：江郎才尽的流行音乐家高小松，黔驴技穷的摇滚偶像郑钧，还有一个吊儿浪当的文艺片导演陆川。当然他们谁也不如王朔。王朔在新世纪继续以英雄的姿态使文学迅速地成为娱乐资源，遗憾的是当娱乐被消费，竟然没有人去买他的书。看来现在的中国已经真的不拿他当人了，但仍然是一个谁都不想放弃的娱乐工具。这就是文化英雄的悲剧命运？

　　八零后作家中除了小说复制高手郭敬明大侠和已经获得文学家长们认可的美女张悦然，就剩下一个赛车手韩寒比较可爱了。但是韩寒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年轻文学家，自从可以玩汽车，他似乎就不把文学当成正事儿来干了。实际上他是一个超级文学票友，当然他一贯的思维方式和小说中所表现的思想观念已经是同龄作家中最出色的。韩寒的写作方式有点类似于身体写作，他不会编故事，长篇的制作还远不成熟，结构焕散，语言拖泥带水，甚至没有小说最基本的主题意识。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文学票友在这些方面有多大长进来满足和适应专业批评家的话语习惯。因为以学院派为主体的主流文学写作与批评方式早已被大多数文学写作和阅读者们抛弃。这是文学解放的结果，我们没有理由担忧这是文学衰弱的信号，实际上主流文学也从来没有强大过。

　　在写作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无组织无纪律应该是这些作家的“通病”。五十年代出生的老作家天然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结，所以他们总以为重任在肩；六七十年代生人作家因为没有了理想才成了迷茫的一代，但他们完全没有放弃道义，最终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身体性的写作”；等韩寒们长大的时候，共和国在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走了两个十年，所以他们不可能再迷茫了，当然也更不可能胸有大志。道义在他们这里已经成了空洞的符号，写作也就真正地沦为了游戏。上个世纪的先锋文学家跟他们比较起来又怎么算得上“流戏文字”呢？当孙甘露把小说弄得不像小说于坚把诗歌弄得不像诗歌的时候他们绝对想像不到他们的儿子辈们会有一天将他们的实验晾在一边。中国文学没有沿着先锋文学家们开辟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又从中学生课堂作文开始，这里面到底是市场在作怪还是我们的文学到现在还完全没有找到感觉？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病态。

　　奇怪的是文学家长们并不责怪八零后作品的艺术通病，他们紧紧抓住的是这群年轻人的思想问题。文学家长毕竟是家长，他们像所有家长一样最关心的是孩子学没学坏，而不是长得好不好看。文学家长一下打着了八零后的七寸，但用思想性去衡量这些作品他们显然还是宽容了些。无庸置疑，八零后作品并不比最好的中学生课堂作文高明多少！二十多岁，王蒙写出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并没打为右派，顾城写出了《一代人》，苏童写出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而海子差不多已经自杀了。更不用说那些外国天才的名字了。

　　我更愿意相信八零后是市场给中国人一次检验自己文学修养的机会，结果令我们很失望，八零后的不可一世正是中国人缺失基本的文学修养的一个例证。一个没有文学修养的国家，人们的素质又能有多高呢？可惜我们对此的反省还远远不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代人的写作水平如此平庸？当然与中国新时期教育非素质化是分不开的。非素质就等于非文学非艺术非历史非政治等等。这是中国文化一次空前绝后的非非主义！

　　教育的问题暂且不谈，我们还是聊文学。八零后无疑是新世纪文学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对于这些炙手可热的流行偶像我们不应该抱任何与文学有关的希望。但我还是祝福这些文学少年们快点长成些文学青年吧，毕竟从年龄上看他们的确已经不是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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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零后的确太孩子气了，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他们的哥哥姐姐们——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其中最有话语权的应该是初生年犊不怕虎的葛红兵教授了，今年他也不过四十岁。葛教授给这一批人下的定义是“身体型写作”。当然我们不会同意把身体写作这个商标贴到这么多人身上，但至少我们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关于身体写作我们就从葛教授说起。

　　一九六八出生的葛红兵正好处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这两代人的连接点上，似乎有一种承前启后的整体感觉，并用这个感觉来把握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于是他别出心裁地以身体的名义将这两代人歪扭七八地搓合到一起了。当然没有人会欣然受之，自然也没人表示异义。因为这个词在葛红兵用的时候还不是一个商标，更不是骂人的话。那时候人们正体验着来自西北那个废都才子的阅读快感，还没有料到中国文学就此所发生的剧烈振荡。一个老男人可以恬不知耻地在小说里大放色语，年轻的小女子又不什么不可？出版商认为可以，编辑自然是一拍即合，但这个来自上海的文学宝贝却很快被道德家们视为色情垃圾，尚未开化的文化领导权的镇压看来是势在必行。但是更加势如破竹的是全国人民对这个非法宝贝的爱护，一时风行。市场上跟着风行的还有南京宝贝北京宝贝之流。

　　权力可以赋予情色非法地位，但它永远镇压不了人民对情色的热爱和所求。虽然文学家们对阶级斗争念念不忘，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这个问题又回到文学内部来解决。就这样当时的一个叫葛红兵的文学青年发明的词汇成了道德家们的批判武器。就这样葛红兵费劲心机建立起来的身体写作理论被完全歪曲。又经过别有用心的批评家和大众媒体的大肆演义，这个词在文学批评上的意义已经完全失效。当我们回过头去再去看葛红兵那篇名为《新生代小说论》这篇长篇论文，我们才发现这原来是他写的最认真的一篇论文了。他提出的由伦理向身体的当代文化转型的概念现在恐怕大家不承认不都行了，但是遗憾的是那个时候的道德家们还没有一个文学青年那么冷静。

　　虽然身体写作在道德文化学上的意义被愚昧的文学家们所遮蔽，但葛红兵又试图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为身体写作提供足够的理由。他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得出情色是世界的本质，身体是世界的本体等惊世骇俗的观点，并写出了《身体管理学》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文章，遗憾的是他又作秀似得为中国文学写了两份悼词，从此声名狼藉。没有人再相信他撕心列肺的呐喊了。

　　其实人们一直都忽略了文学青年葛红兵不仅会骂人还会写小说和诗歌，所以当他的《沙床》成为畅销书的时候人们又为之大吃一惊。早已深受上海大学的学生们喜爱的葛红兵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学青年了，大学教授的身份使他这一次的出击更多了几分自信和底气。我们有理由相信葛教授要用自己的作品为被人们冷嘲热讽的身体写作正一番名。所以这本小说就显得意义非凡了。我们似乎能闻到其中的火药味了。那么这本小说到底写得怎么样呢？认真地说这本书还是有一定的阅读价值，语言唯美凄婉，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抒情性。特别是与贾平凹这样思想上劣迹斑斑的作家比较起来，《沙床》还是是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这本书里葛红兵基本上发挥了一个教授的平生所学，且情绪化的把对情色、宽容、男女、死亡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嵌入故事结构。当然故事略显俗套，哲理的表达也有些生硬。也就是说，葛红兵算得上一个能够驾驭长篇结构的小说家，但是不足也相当明显：小说在完成的时候没有把思想上的探索与故事内容融合在一起，也是这篇小说的最大遗憾。我们得承认葛教授的思想功力，但是我们也不承认作者的思想和小说的思想表现不是一回事。这本小说的最大功能就是让葛教授过上了“美男作家”的幸福生活，尽管他曾示对自己的长相并不自信。

　　到此，葛教授可谓功成名就。但是身体写作的文化和哲学要义已经彻底无法挽回了。总结葛教授在身体写作上的功绩，我们可以用王朔一篇小说的名字：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但是最终火焰只是照亮的几个作家的名字，而身体依然沉在海底。这是否意味着葛教授身体的文化转型预言得太早，中国人心里积淀的伦理包袱实在太重？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世纪之交的一次文化暴动。

　　下半身的命名本身就是一场对立。“强调下半身写作的意义，首先意味着对于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清除。 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这些属于上半身的词汇与艺术无关，这些文人词典里的东西与具备当下性的先锋诗歌无关，让他们去当文人吧，让他们去当知识分子吧，我们是艺术家，不是一回事。”沈洗波在他们的宣言《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里一开始就这样写道。很明显他们高举的是反文化的大旗，他们的图腾是一个人的下半身。这一点上倒是与葛教授的身体写作有不谋而合之处，实际上沈浩波也正有此意，他在这篇奇文的后半部分是这样写的：“身体写作，这本来是多好的一个表达，可惜的是，这个词被一些傻瓜庸俗的理解成了“用身体写作”，甚至有人将此比做行为艺术，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如果你们认为我们也是在搞“身体写作”，我们也没有意见，但身体本身也没那么可靠，所以我们强调“下半身”，如果你们认为这是“用下半身写作”，那你们就这么认为下去吧。”

　　难怪葛教授后来在一篇总结性的文章里对下半身诗人们赞叹不已，说他们在文化意义上超过了卫慧和棉棉，性不再是反抗的工具，性就是性本身了。在我看来葛教授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卫慧棉棉甚至葛教授自己的确是把性当成了一种反文化的工具，而且比起下半身诗人也只能算得上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下半身的诗人们虽然在渐渐靠近了他们的肉体，但是他样开始的叛逆姿态说明他们并没有把性当成一件多么轻松地事儿。诗歌依然成为他们反抗所谓上半身文化的工具。在这层意义上说，诗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是的，下半身一开始就太文化了。

　　下半身没有实现理论的突围，他们的意气用事使他们对身体写作的认识不可能比葛教授更高明多少。那么他们的诗歌呢？读了《一把好乳》《再舒服一点》等这样的作品，除了嗔目结舌，我们哑口无言。但我们抛开诗歌不谈，作为一种话语实验，下半身还是颇为成功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打破了上半身的话语习惯。在这一点上与身体写作在文化意义上实现了精神性的衔接。

　　当然下半身没有比美女美男们更幸运，他们除了气坏了老眼昏花的道德家们再也没有争取到更大的文学版图。所以当我们再登上他们的主阵地——“诗江湖”的时候，真有一种“零落成泥辗作尘，又湿了一片”的感觉。这群诗人实在太不敬业了，我想他们应该早早地在上半身里找到了他们的位置了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学看上去风景无限而实际上迷雾一片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家活得太轻松了，他们或许有生存的压力却没有精神的痛苦，他们没有理想，也就不会坚持。或许他们从来都没有认真地思考过文学是什么，到底为什么而文学。

　　文学的困顿就是时代的困顿，就像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被忽视一样，文学实际上已经彻底迷茫了！

　　从文学青年葛红兵的用心良苦再到教授葛红兵的身体力行，身体写作经历了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甚至妓女作家的种种误读，等到了情绪化的下半身诗歌，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写作一直没有突出重围。直到木子美的横空出世，身体写作才被丑化到了极致。这个酷爱一夜情的小资文学家使人们把一种富有文化意义的先锋写作完全拒之门外。

她对文学的伤害已经无法挽回，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和实验主义者，她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或许有一天她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会变成一个女性主义的文化英雄。因为有时候她跟李银河看上去真像一对美女。一个理论，一个实践，距离中国现实都还很遥远！

　　尽管身体写作最终并没有成为一种有效的写作方式，它的奋不顾“身”最终半途而废,理论家和作家之间也缺乏最起码的价值认同，甚至作品质量也存在严重的美学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美学设想我们有必要把它保存下来。从朱文和棉棉等几个具有独特美学风格的小说家那里我们还是能总结出身体写作的阶段性成果。必须承认，葛教授得算一个。

　　身体写作是一种反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写作，这一切都离不开身体，但又不仅仅与身体有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朱文是一个天才的小说家，他用《我爱美元》一篇小说就让中国文化丑态百出。身体写作似图建立自己的道德理想，宽容的、感性的、平等的、自由的、温暖的、人性的……总之，它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身体写作是一种朝气蓬勃的未来型写作。身体写作的作家们还很年轻，其实中国文学的希望还在他们身上。它不可能在一开始就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没有高质量的作品和优秀的作家出现这都是正常的。毕竟中国人对身体的热爱才刚刚开始，而且要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尚需时日。遗憾的是消费主义的逻辑促成了身体写作过分的早熟，作家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长篇小说就不得不出版了。

　　身体写作是一种情绪化的边缘性写作。一种先锋的文学必然从边缘开始，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情绪化的写作方式像摇滚乐一样将非理性的文字喷泄而出，这样就大大伤害了身体写作存在的合法性。而且作家们与主流社会的对抗姿态也使自己不得不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也是身体写作一直都不为人所接受的重要原因。

　　总体来说，身体写作就像一个不成熟的果子，被市场过早地摘下来送到人们的口中。但它给人们留下的问题恐怕还要再思考下去。

　　最后我们还要继续呼唤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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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东同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大雁塔》，于坚同学在九十年代写《饿死诗人》的时候口语诗竟然还被称为先锋诗歌，但经过下半身在“诗江湖”上的搅和，口语诗一夜之间遍地开花了。以至于人们连“口语诗”这个词都嫌它不够“口语”，“口水诗”的命名也就顺理成章了。

　　赵丽华的诗歌到底好不好，这个问题早已失去了意义，我所感兴趣的是口水诗的轰动效应是不是应该动摇我们对诗歌的固有理解。诗到底是什么？谁有权利判决诗歌的合法性？是不是只有所谓的“好诗”才有存在的理由？最重要的是文学的底线是什么？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其实一直在困扰着我们……
　　诗言志和诗传情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两个传统，前者形成了现实主义而后者凝聚为浪漫主义，这是利用西方诗学把中国诗歌庸俗化的结果。诗歌似乎必须是有意义的，最好是有积极的意义。如果它不够现实就一定要浪漫，好像没有第三种可能。所以那些所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出现的时候没少挨打击和报复。网络时代大不相同的地方在就在于它所蕴藏的无限可能性。

　　文学由写作的时代进入操作的时代。在写作的时代里文学有一个霸权，这个霸权由作家、理论家和文化领导三足鼎立。不仅写作没有自由，阅读更没有自由，它是受领导的。网络在一夜之间就破除了文学霸权的迷信，传统意义上的读者和作者的界限消失了。这个时候读者最有可能选择的就是易操作的写作方式。爱好诗歌的人们自然会不约不同的选择口水诗。网络文学在这种意义上实现了自由，在这个限度内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哪怕是性爱日记。于是博客应运而生。

　　似乎应该感谢木子美，会写字的人们从她那里得出启发：博客是可以出名的，而且写的好不好并不重要。这便是当前网络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眼球消费。博客的编辑们往往会选择最能吸引眼球的文章加以推广，有意混淆是非巅倒黑白，同时又掩耳盗铃般地用一些学者名流的博客以证视听。这是现今博客运营商们搞的鬼把戏，连看上去最忧国忧民的天涯社区也不过如此，更不用说新浪雅虎这样的赚钱机器。

　　很显然，网络文学是操作出来的结果。它完全取消了文学写作的深度。这也是为什么网络上至今没有诞生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而总是出现木子美这样的怪才。木子美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它确立了网络文学的底线。人人都以木子美为榜样，我们还在这里煞有介事地谈什么文学呢？

　　不过我还是为口水诗感到一些惊喜，本来我们可以把赵丽华的诗歌写作看成是对下半身的一种自觉纠正。可惜在一片喧哗之后，它又只是给我们留下了遗憾。为什么每一次都这样？正当文学新生的希望刚刚出现的时候，就被文化操作家们扼杀在襁褓之中了。难道文学在操作的时代只有被操作的命运吗？我更愿意相信这些都是文学新生前的信号，我们还需要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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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家朱文在上个世纪末发起的“断裂”事件中，青年一代的作家们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家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其中韩东不无讽刺地说批评家的批评指数为负数。无论断裂这一事件本身是否出于理性的考虑，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代的文学批评是失败的。

　　一直以来文学批评都被学院批评家所把持，批评话语过分专业化自不待言，无血无肉，无情无感。更重要的是话语权利的垄断导致文学批评成为批评家的自说自话，凑论文，凑字数；要不然就跟作家结成以金钱为目的的话语同盟。这样不但批评家不能与作家形成良性的对话，读者就更被漠视了，甚至可以说很长时间内的当代文学批评都是没有读者参与的。很显然这样的文学批评除了为批评家们凑足了评职称的资本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可否认市场拯救了中国经济，但并没有救活文化。所以理论家们总是把抽象的市场当成替罪羊，将丑态百出的社会现实全部归咎于它。且不论这种论调多么简单粗暴，仅仅就文学批评这几年所表现出来的起死回生和焕然一新的面貌来看，市场功不可没。


人民需要酷评家

　　市场带来了知识分子的分化，有些批评家开始寻找与文学体制进行对话的途径，由此所带来的文学冲击波是巨大的。并且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酷评。酷评还来源于那些已经在体制外生存的批评家们，这些人因为与体制的关系更为轻松所以无论是写作方式还是批评尺度都更为自由。很显然我对这个词的定义没有包含道德学的感情色彩。

　　实际上不论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酷评家都大大改变了以往的批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学争鸣成为可能。这时候大众媒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酷评的时代就是大众的时代，尽管由于中国作家的无能和作品质量的低劣还不可能形成众声喧哗的局面，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酷评在各种大众传媒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

　　专业的文学杂志实际上早就上失去了生命力，它们只能在体制与市场的缝隙中苟且偷生。那里有一帮寄生虫，但他们挂着一个最堂而皇之的羊头——精神文学。实际上那里生产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依然延续新生代作家所讥讽的“负数”传统。把文学交给市场我们当然不放心，但是把文学的希望寄在中国的精英们身上我们更不放心。以《人民文学》领头，所有的文学和理论批评杂志还都是体制的二奶。酷评家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地。

　　报纸在大众传统媒里面属于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情人。这里为温和的酷评提供了机会。但是中国报纸只是最大程度地维系着体制文化的尊严，在娱乐性和媚俗性这两点上它们没有什么底线。所以酷评只能成为点缀。

　　真正使酷评发挥作用的是网络。网络最大限度地考验着体制文化的承受力，在很多时候二者形成了颇为紧张的关系。致使体制的代言人们不得不出来对话。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０６年的韩白之争，白烨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最后竟然闭嘴的方式来维护个人的尊严，他无法想的是，或许他表出一种貌似君子的大度人格，但是体制批评家的尊严随着这次论争的结束而丧失殆尽。酷评在网络上越来越游刃有余，它不仅不断地突破文学体制的道德底线，更有意思的是使文学批评成了大众狂欢。文学在这种意义上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或许更为根本的是，人民需要酷评家。

　　网络狂欢在很大是非理性的，所以尽管酷评影响了读者和大众，但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在一方面体制的一些苦苦追求文学真实的批评家们做出了宝贵的尝试。

　　以批评贾平凹闻名的文学博士李建军在04年联合另外九博士编出了一本《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对当红作家尤其是那些被捧为大师的作家提出尖锐的批评，可谓振聋发聩，这本书也代表了文学酷评的最高水平。同年出版的还有《五作家批判书》，同样是一本震撼人心之作。近几年有影响的酷评集还包括《十作家批判书》、《十诗人批判书》、《十美女作家批判书》以及吴炫博士的《中国当代文学批判》李建军博士的《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等。这些批评尽管水平上参差不齐，有些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是总体上对中国文学的警醒作用是无论如何都不可抹杀的。


文化批评家的文学情结

　　文化研究是现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学术传统，这与五四那一代人的学术涵养有很大关系，鲁迅、林语堂、梁漱溟、辜鸿铭、钱钟书、梁实秋、费孝通、陈独秀……。一个国将不国的时代竟然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而且他们使黑暗的天空熠熠升辉，而现在这样以无耻为光荣的时代，连良知和思考都会光明正大的无耻，何谈大师？亦何谈文学？

　　80年代的文化研究有回到五四传统的自觉，但是90年代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人们在争先恐后地制造一种去政治化时代的假像，文学理论家出于对文学的失望或者对学术热潮的追赶纷纷转入到文化研究中来。这些带着文学背景的文化批评家必然以文学为批评对象，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批评，当然我同样称之为酷评，只是文化批评家的文学情结和文学批评家又有着明显地不同。

　　在他们眼里文学或已经死亡或已经不可救药。朱大可在一本书的后记里说：我与文学离婚已经不可挽回。更年轻的批评家张宏也说过类似的话，而著名的文学研究专家逄增玉先生更是说他已经不关心文学了。这与李建军博士们对当代文学恨铁不成钢的良苦用心显然背道而驰。

　　文化批评因为主要以大众文化为主要批评对象，以市场为假想敌，文学体制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批评家表现出来更为宏观的视野和深刻的思想。更为宝贵的是这些人把目光触及到更为根本的社会体制，使我们能够看出文学衰落的背后所隐匿的文化政治学的根由。朱大可先生的《流氓的盛筵》可以说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另外比较有影响的文化批评家还有张柠、张宏和张念等。

　　在我看来与文学博士的直击进言相比，文化批评家的文学情结似乎更为苦口婆心。


广告式批评与文学家的生财之道

　　现在我们再来冷静地分析一下广告式批评。首先一个问题作家有没有作广告的权利？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广告式批评，严格来讲，它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就像我们知道电视广告是一种促销手段一样，广告式批评本来就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们不能情绪化地以真实为尺度来要求它。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广告式批评正是市场体制下文学家的生财之道，不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应该是这个神圣的权利。特别是对那些文学编辑来说广告工批评的写作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所以理应受到尊重。

　　当然它也应该遵守一个底线，广告式批评必须出现在它应该出现的地方，比如书的诽页或者允许做广告的大众媒体，而不能堂而皇之登上大雅之堂。而且从写作的体式和字数上都应该有一个底限，长篇大论或者集中讨论就有些无耻了。

[ 本帖最后由 monkey-EB 于 2008-4-24 00:0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