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智慧言说 提升言说智慧——评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史》

诌不通

作者：高万云   来源：日本《中国语研究》2007年第49号
      
      早在中国古代，人们就认识到修辞是高效的言语行为，智慧的言说方式。从《周易》“修辞立其诚”始，历代都有关于修辞问题的讨论。东汉王充的《论衡》、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唐朝刘知几的《史通》，宋代陈骙的《文则》、明代王骥德的《曲律》、清代李渔的《李笠翁曲话》等都对修辞有较为深入系统的认识。因为有这个传统，后来不仅修辞学本身产生了诸如唐钺、陈望道、张弓、钱钟书、张志弓等大家，就是语言学的其他学科也多涉及修辞学，如马建忠、黎锦熙、王力、吕叔湘、朱德熙、胡裕树等都是如此。另外，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少其他学科都有对修辞的专门论述，如文学家老舍、茅盾、朱自清、叶圣陶、朱光潜、秦牧、王蒙、汪曾祺、高行健，历史学家陈垣、陈寅恪，逻辑学家周礼权、陈宗明，国学家钱钟书、启功，社会学家费孝通，哲学家冯友兰，传播学家龚文庠等。可以说，修辞问题始终是备受学术界广泛关注和重视的问题。与修辞学本体研究相比，修辞学对自己研究轨迹的研究也多有建树，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前仅有1926年张弓的《中国修辞学》和1965年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但从80年代以来却连续出版了十多部，如郑奠、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此著具有修辞学史性质）、郑子瑜《汉语修辞学史稿》（1984）、易蒲、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1989）、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1990）、袁晖、宗廷虎主编《汉语修辞学史》（1990）、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1991）、李运富、林定川《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1992）、王培基《修辞学专题研究》（1994）、吴礼权《中国修辞哲学史》（1995）、郑子瑜、宗廷虎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1998）、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2000），宗廷虎主编的另一本《20世纪中国修辞学》也正在付印之中。

      如果说修辞学史描写了修辞学的成长轨迹，标志着修辞学学科身份的认定和学科自我意识的强化，并对学科建设有着重要作用；那么，修辞史则是记录了人类修辞性行为、智慧性生存的发展历程，更标志着一个民族对自身言语行为能力的体认和生存质量的审视，这无疑为提升民族的智慧生存能力有着助推作用。

     然而，修辞学界认识到修辞史的重要性则是很晚的事情，直到1990年，才有郑子瑜呼吁《希望有人写中国修辞史》，[1] 1995年，袁晖也发表《时代呼唤着汉语修辞史的诞生》，号召修辞学者“要集中部分力量，潜心地开展修辞史的研究”，[2]……然而，真正出版较为系统的修辞史著作已经到了2003年12月，这就是于广元的《汉语修辞格发展史》，而这部书仅仅描写了九个辞格的发展史，并且较为粗略。就在我们仍感遗憾的时候，最近学界传来了好消息：由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150余万字的《中国修辞史》（三卷本）已于2007年4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就理论言之，人类从有意识地说第一句话开始就有了修辞，修辞史自然也须从这里发端。就操作而言，前人的修辞行为及其修辞作品，可考者只能是最早的文字记录。然而，从最早的甲骨文字到当今的电子文本，其语言资料可说是浩如烟海，要从这无穷的资料中抽绎出有定的修辞精华并梳理其发展轨迹，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我们说，作为全面描写汉语修辞面貌的《中国修辞史》的出版具有开创意义。

      我曾为《中国修辞史》申报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写了一个“鉴定意见”，我对该书的评价是：

     作为学术史著，该书以修辞历史为经，以文化典藉为纬，借助历史主义方法、现象学方法、逻辑证明方法等科学方法，对中华民族的修辞演进作了科学描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
      研究修辞史，不仅是从浩如烟海的文化典藉中抽绎出修辞性言说的发展轨迹，而且也是在研究修辞行为与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共变关系。可以说，《中国修辞史》既揭示了中华民族的言语行为历程，也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这对继承中国修辞传统和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下面就是我对这个“鉴定意见”的学术引申。

     一、较为全面地考察汉民族修辞的运行轨迹

      修辞是高效言语行为，是运用语言的技巧，所以它关涉到语言的各个层面。从语言单位利用的角度看，小到词句组合，大到篇章配置；从修辞整体看，外到调音赋形，内到载义增趣；从语体适应性看，平实者如常规传达，奇崛者如超常表现等等，都是修辞的关注对象。当然，这些技巧、行为的历时演进就是修辞史的考察内容。《中国修辞史》虽是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史著作，但因其作者队伍较为强大，所以自然出手不凡。三位主编郑子瑜、宗廷虎、陈光磊都是修辞学史大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郑子瑜就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讲授《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并出版同名专著，又于1979年出版了第一部系统的中国修辞学史著，还与宗廷虎、陈光磊共同主编了五卷本的《中国修辞学通史》（1998）。宗廷虎、陈光磊、李金苓都是陈望道的亲传弟子，他们对中国修辞学史研究有着较大的贡献，宗廷虎除自己独著了《中国现代修辞学史》外，还独立或联合主编了《中国修辞学史》、《中国修辞学通史》和《20世纪中国修辞学》，并与李金苓合著了《汉语修辞学史纲》、《中国修辞学通史》之《隋唐五代宋金元卷》和《近现代卷》，与吴礼权、高万云合著了《20世纪中国修辞学》。陈光磊也撰著了《中国修辞学通史》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郭焰坤教授曾两度做宗廷虎的访问学者，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研究中国修辞史，功底深厚。其他五位都是宗廷虎的博士，有着较为扎实的功底，且都出版过水平较高的修辞学专著，其中博士生导师吴礼权更是成果颇丰，共出版专著十部，发表修辞学论文数百篇，仅独著或参写的修辞学史就有三部。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研究队伍，所以这部著作才能够建立起一个以历时演进为经，以语言各层面的修辞现象为纬，细密、系统的修辞史体系。也正因为如此，该书才能够荣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中国“十五”期间重点出版图书。

      全书六大部分：除导论外，共分五编，依次为：语音修辞史、词汇修辞史、句法修辞史、辞格史和篇章结构修辞史。可以看出，这个内容覆盖了辞之所“修”与所修之“辞”的所有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五个主体部分，也考察得较为细密，如语音修辞史部分，就考察了音节的声韵、平仄、复叠、连绵、配置，语音的摹拟、停顿，语流的语气、语调，方音的选择与调谐，以及借助语音构建的修辞格等，句法修辞史部分也不仅从句子链条方面对长句与短句、骈偶句与参差句等的修辞配置作了描写，而且也从句子内部对不同句法单位如虚词、短语、句子的选用、对不同句法成分的分布如单宾句与双宾句、对不同变体如常式句与变式句、对不同来源如口语句与书面语句、对不同句式如被动句与致动句都有详细研究，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以“先秦时期的散文句法修辞”为例，作者对殷商甲骨文、周朝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作了详尽的考察。考察甲骨文时从短语修辞和句子修辞两个方面入手，既指出其句法结构的一般共时性，如主谓关系、定中关系、中补关系的面貌，又指出其修辞结构的即时性，如语序的灵活与重心的凸显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甲骨文对句式句类的选择很有特点，如双宾句与三宾句的选用、连谓句与兼语句的出现、被动句的萌生、主谓句与非主谓句的并存、完整句与省略句的互补、单句与复句的交现、疑问句与陈述句的占主导地位等等，都反应出修辞者的修辞目的与语境制约、语言文明程度与修辞运作水平的高度融合性。西周的散文句法修辞，作者选取了《尚书•周书》与《周易》为代表；东周的散文句法修辞，又选取了《孟子》与《左传》为代表，我们认为这种以点带面、精于取舍的治史方法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作者非常注重修辞的语体适用性、行为制约性和语境规定性。《尚书•周书》主要是政治性修辞，记载的是君主对臣民的训誓和告诫，所以其修辞面貌就是多用口语，省略句与变式句、祈使句与感叹句居多；《周易》为占卜释爻之书，所以其修辞必然要求其用语规范准确。于是出现了“它的句法呈现出繁简皆备、粗精互现的多元化特点。在古经文中，既有最简单的独词句，也有动宾词组构成的无主句；有一般主谓句，也有带多种附加成分的复杂主谓句；有单句，也有复句；有一重复句，也有多重复句。但比起春秋战国及汉以后的文献来，无疑还比较简单，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如疑问句、复句都没有关联词语，而且卦爻辞句子的结构比较简短，无主句多，附加成分多的句子和复杂谓语句很少。这些都反映了《周易》正处在汉语由简而繁的转型期的情况和时代层次，也体现了西周末年汉语语言配列的结构规律及其特点。”[3]《孟子》属于说服性修辞，所以体现出明显的论辩特点，如大量问句的使用（疑问句、设问句、反问句）、复叠句、排偶句的使用就成了重要的句子修辞方式。《左传》不同，它是记事之史著，句法修辞集春秋时期之大成，无论句法单位与结构、句子形式与类型都表现出当时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各种省略式修辞方式（探下省尚不发达）的纯熟运用，更体现出了汉语句法修辞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描写既全面又细密，对先秦散文句法修辞的整体面貌概括地相当准确。辞格史部分也很值得称道，虽然这部分只描写了十二个辞格的演变史，但对每一个辞格的梳理都十分细密。如“比喻的演变”一章，既从历时的角度把比喻的发展分为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汉魏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现代等六个阶段作源流考释，也从共时的角度对比喻的基本形式与变体、比喻的语体分布与类型作客观描写，更从“内质”的角度对比喻与汉民族文化的深层关系作理性思考。这种多维观照、立体考察，既具广覆盖性，也具深穿透性，对以后的修辞史乃至其他人文科学史的修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该书的其他部分虽因篇幅限制没有展开，如词汇修辞史只描写了称谓与敬谦修辞、篇章结构修辞史只谈了史传与八股文的篇章修辞、辞格史只考察了十二个辞格。但是，为了使全书具有广覆盖性，这几编的概述性文字中也把各部分的修辞概况和脉络描写的比较清楚，如第二编对修辞资源和词语应用的概括，第四编对辞格演进的整体分析，第五编对篇章结构修辞范围的探讨，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整体面貌。

      二、较为深入地揭示汉民族的生存智慧

      从理论的高度认识，修辞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行为，他是人类文明、文化，即人类的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和综合体现。从特定意义上说，对修辞史的描写就是揭示人类的思维水平、文明程度、文化状况、行为能力，即智慧等级和生存质量。也就是说，修辞水平是生存能力的标志，对修辞史的考察就是追寻人类的发展轨迹，并以此作为参照，从而进一步提升新的生存水平。从这一点上看，《中国修辞史》作得比较成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例的设计与史料的取舍，二是修辞与人类文化的互释。

     体例设计与史料取舍是治史者必备的条件，这就是冯友兰所谓“史料精熟、选材精当、文笔精妙”。[4]前文所述，史上留下的所有文字的或有声的语言材料，都是修辞史的原材料。那么，如何从这茫茫文海中撷取最具说服力的史料，然后再用精妙的语言组织起来，描述开去呢？首先就是必须对这些修辞资料相当熟悉，其次是根据作者的修辞观进行精当的取舍，进而设计出能反映史学面貌和作者观点的体例，并付诸语言。统观《中国修辞史》，我们发现虽然从整体上覆盖面较宽，但也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抓住重点，以点带面。如词汇修辞史部分重点突出最能反映汉民族修辞特点的称谓修辞和敬谦修辞，篇章结构修辞史部分又侧重最能反映中国文体特点的史传篇章修辞和八股文篇章修辞，而在辞格史部分所选的十二个辞格中，回文、避讳、顶真、镶嵌、析字、仿拟，主要在于反映汉语修辞技巧的个性特征；而比喻、讽喻、借代、比拟、移就、引用，则又体现了人类积极修辞的共性层面。其他两部分也是一样，如语音修辞史对利用汉语音节构成要素声母、韵母和声调的重视，句法修辞史中对骈偶句式与句法变通修辞的突显等，都说明了该书以点带面、以个别统一般的编写体例，而这种体例更能反映出汉民族的修辞智慧。如词汇修辞史反映了中国礼文化及人际交往智慧，句法修辞史和篇章修辞史反映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及认知智慧，语音修辞史反映了汉民族的和谐文化和审美智慧，辞格史反映了汉民族修辞的艺术特点和变通智慧。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部史著既是“修辞的”，也是“中国的”，是典型的“中国修辞史”。

      关于修辞与中国文化互释，主要是指《中国修辞史》不仅反映了汉语言与中国文化的承载蕴含关系，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汉语修辞与中国文化的互动互释关系。正如该书“导论”中所言：“汉文化对汉语修辞有着全方位的影响和制约，前者要求后者必须随之发展演变，后者的各个方面的变化，都会留下前者的烙印。”[5]同时，“中国文化依靠汉语的修辞文本才得以记载和保存”且“依靠语言的修辞文本才得以传播”，更重要的是，“汉语修辞的发展标志着汉文化史的演进”，“如果我们从历时的视角来看，汉语修辞的历史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史的进程。”[6]可以说，《中国修辞史》继承了宗廷虎修辞学史著中的撰著传统：史论结合，即全书始终贯穿着修辞与文化的互证、史实与理论的互释。

     这一特点在全书的各个部分都有体现。如语音修辞史部分在“绪论”中指出，“千百年来，汉语修辞史上浩如烟海的文字文献为我们记录了汉语言语音修辞演变的轨迹，历史上的这些语音修辞实践及其结果是弥足珍贵的文化基因，值得我们重视和继承。” [7]“语音修辞在初民的‘永言’中萌芽，在与音乐舞蹈的结合中逐渐形成。”[8]诗骚的语音修辞和实践，为后世韵文语音修辞之滥觞，后世政体与语体等的变革又直接影响了语音修辞形态。词汇修辞史中对礼文化与称谓和敬谦修辞的函数关系也作了客观的描写和深入的分析。而句法修辞史部分更是明确指出：“汉语句法修辞史的研究，着重探讨汉语常用句法修辞手段和特色修辞现象的产生、变化、沿革和更替，对于揭示汉语句法修辞的运作和发展规律，对于探讨修辞与语言本体、文章体制、社会文化等的依存关系和共变关系，都具有以史为鉴的重要意义。”[9]在具体的描写中，又对先秦句法修辞的文体影响、汉魏句法修辞的审美渗透、唐代句法修辞的诗化特征、宋代以后句法修辞的追求理性，五四而后的文化革新等都作了科学的揭示。特别是辞格史部分，在这方面做得十分成功，如辞格史全篇都贯穿着修辞与文化互动互释的内容，而“绪论”中的论述尤为精彩：“社会的发展对辞格不断提出新的需要，并为辞格的品类、方式与资源等方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辞格在品类、方式、资源等方面的发展，便使语辞美的感染力、表现力更加多样化，更加绚丽多彩。以引用辞格为例。先秦时引用的主要方式有明引、暗引、正用、借用、虚用等。到了南北朝，由于帝王的提倡、文坛流行崇新尚奇的风尚等社会因素，引用的方式新增加了反用、化用、夸用、别用等，而骈文中的引用频率趋于密集化。到了唐宋元，尤其是宋代，更出现了众多的变化：如反用的大幅度增加、集句的流行、宋词化用唐诗的重营造新意境、引用在时间性与所属性方面的新变以及注重切题、切姓氏、切时间、切地点等等。这些都与文坛上追求创新与禅宗思想的影响等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这时引用的资源也愈加丰富，除了经史子集外，还有道教、佛教、禅典等，这自然又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10]在对具体辞格的描写中，作者们始终遵循这一宗旨，如汉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习惯与比喻、社会发展与借代、权威圣贤崇拜与引用、“自我”苏醒与移就、原始思维与比拟、专制政治与讽喻、等级制度求吉求雅心理与避讳、汉语特点与回文、游戏精神与仿拟、民族性格与析字、文学自觉与镶嵌、审美需求与顶真等，作者不仅在述史实，而且在释史理，科学地揭示出修辞与社会文化的共变关系，这对人们的修辞认识和修辞实践，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国修辞史》不仅揭示了社会文化对修辞的制约，而且也揭示了修辞对社会文化的反作用，这一点在辞格史部分也很突出。如“避讳”一章，作者不但清晰地梳理了避讳辞格的历史演变轨迹，而且揭示了社会文化对避讳辞格的催生作用，更重要的是，还揭示了避讳辞格对社会文化的重塑功能。作者认为：“避讳起源于原始社会,原是巫术文化和鬼魂信仰的体现,开始时仅仅是原始人保护自己、安慰自己的一种手段；后来避讳对原始人类的行为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正因为此，“本来仅仅只反映民间习俗，只反映人与人之间相互尊敬关系的避讳，从此以后即被纳入封建的政治体系之中，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为维护君主尊严的手段。” [11]特别是作者在本章的结语部分，重点指出避讳辞格与社会文化的共变与互动关系：“避讳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等级制度、维持统治的工具”，“避讳既是一种修辞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避讳与趋吉避凶、求雅避俗心理”有必然联系。可以肯定地说，以上认识揭示了修辞与社会文化、尤其是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深层联系，这是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即使在谈形式化倾向较为明显的回文辞格，作者也把它与文学发展的需求、与汉语语序灵活的特点、与求新求异和辨证思维的民族性格、与文体的发展和阅读的多样化联系起来，从而不但说明了回文是什么，如何发展完善，而且阐释了它何以发展、发展何为的深层问题。

      三、研究方法留给我们的思考

      在上文的表述中我们已涉及到《中国修辞史》的研究方法问题，一是点面结合，二是史论结合。因其点面结合，所以既重点突出又覆盖较广；因其史论结合，所以既描写演进历史又揭示深层规律。然而，由于修辞现象涉及范围太广，又没有足够的先前经验可资借鉴，所以这两种方法在本书中的使用却多少有点“跛足”。

      一是点面结合中的“面”还不够大。客观地说，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史，面对难以计数的文字文献和口语资料，该书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已属不易。然而，有些重要的修辞现象的缺失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如词汇修辞史中对传统的极富影响的炼字、篇章结构修辞史中对文学与政论、说明等体裁中的话语熔裁、辞格史中对极具中国特色的对偶转类和高频出现的夸张与通感等，都几乎没有涉及到，这不能不引起以后治史者的高度注意。

      二是史论结合中的“论”还不够“贯”：史学界不少人认为，治史必须是客观描写史实，尽量少地渗透作者的情感态度。我们认为即使这种理想主义的认识有可取之处，也不适用于人文科学。因为你要治修辞史，其选材必然受制于你的修辞观，你要描写某种修辞现象的演变轨迹，又必须给出其演变的条件，这样，你就必然要做到客观描写和科学阐释的有机结合。前面我们提到该书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有的部分却比较薄弱，这至少在体例上不太统一。

     那么，修辞史怎样才能做到既全面客观又系统科学呢？正是以上缺憾促使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修辞史的建构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面对几千年繁富的修辞史料，仅靠几个人、哪怕是学养深厚的大家，也不可能作得尽善尽美。因此，我们就应该动员众多学科的众多学者参与修辞史的建设。如前所述，修辞都是分散渗透在各个领域各种语境中的，那么，相关学科也就有责任关注修辞史的建设。如法学界、政治学界、外交学界等都应该参与法学修辞史、政治修辞史、外交修辞史等的研究。这方面钱钟书做的是最好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钱钟书的《谈艺录》就涉及到不少文学修辞现象的演化问题，比如在评析黄庭坚《演雅》诗“络纬何尝省机织，布谷未应勤种播”这种“有名无实”的修辞手法时，钱氏就是从历时的角度去分析的：“按山谷词意实本《诗•大东》：‘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抱朴子》外篇《博喻》有‘锯齿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别味’一节，《金楼子•立言》篇九下全袭之，而更加铺比。山谷承人机杼，自成组织，所谓脱胎换骨者也。”[12]这段描写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有名无实”手法的发展史，但它实际上起到了“史”的作用。在以后鉴赏诗文和考订文献的过程中，钱钟书考证了不少修辞方式的“祖构”和“脱胎换骨”现象，这在几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到处可见。如在《管锥编》中就对双关、比喻、通感、衬托、对偶、有名无实、语断遥承、蟠蛇章法、阶进法等修辞手法的演变史进行了梳理，如果我们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简直就可说是一部“简明中国修辞史”。因此说，吸收这些“前人”或“旁人”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少走弯路，而且能够提高质量。

      其次，有人说学史使人明智，那么治史自然是为人们提供之所以明智的材料和思想。这是说，修辞史既要记录修辞的轨迹，也要为未来修辞提供借鉴，从而让人们从过去的修辞资源中吸取经验，进而生发出新的修辞智慧来。我们认为，治修辞学者，不仅要如实记录某一修辞现象之发生发展的客观状况，而且要考释这一现象何以发生发展的深层理据，归纳总结推演出修辞与社会文化、与修辞主体的“化学方程式”，这样才能“学”有所用，“史”可明智。《中国修辞史》已经在这方面起了个好头，如果我们以后本此而发展之，完善之，定能顾后而研治科学的修辞史，瞩前而优化智慧的修辞法。

注释：

[1]《修辞学习》1990第4期。
[2]《修辞学习》1995第3期。
[3][7][8][9][10][11]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472-473、2、10、447、647、1140-1141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6]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史•导论》，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7、20-23页。
[12]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页。

湘里妹子

诌不通斑竹:
      见到您很高兴!
      已经在论坛回您短信息了,看到了吧?

      祝您:快乐每天一天!

湘里妹子敬上
2009/02/28

霜叶红

诌不通斑竹:
      您好！
    给您回短信息了。
    祝您早日康复！

诌不通

短消息收到，谢谢各位领导的关心！

子祺

迟到的祝贺
祝贺诌兄世纪大作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