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影射北大起波澜

湘里妹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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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作家张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桃李》自今年5月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在读书界及校园内掀起波澜。不仅因为作者张者是北大的学生，还因为书中还隐隐"影射"了北大。

　　《桃李》是以校园为背景，描写知识分子的一部小说，表现的是某名牌大学法学院里的一群师生的故事。书中一些情节与北大有关，比如小说中雷文和老孟事件是当时光华楼里两个博士事件；"老板"死在万柳公寓也是以前法学院里一个真实故事；法学院老权威的女儿在校园内被抓则是另外一所学院内的事。谢冕先生说："《桃李》写的是大学的事情，我就对号入座，我想我是什么人呢？我不是那个老板，老板比我年轻，老板应该是我的学生。读了这本书还是很亲切的，好多是身边的事情，也可能就是我学生身上发生的事情。"孔庆东曾经写过一个故事，在故事中说自己将写一本《狗日的北大》的书。他说："很多人问我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看过《桃李》后，我说这本书出版了。《桃李》应改名叫《狗日的北大》。"

　　作者张者坦陈《桃李》与北大无关，但脱不了干系。"因为我在北大读过研究生，书中的一些故事在北大发生，读者不知不觉中就在对号入座。其实我的本意是极力避免这一点，在小说中设置了海边等场景，但无论怎么淡化，还是能找到北大的影子。"过去很多写校园题材的小说不被读者接受，是因为没有避免学生腔、矫情、封闭的通病，出版后往往不被认可。张者认为校园小说的关键是语言，他在语言上下了很大功夫，所有的用词都是周围的同学和老师常说的，因而也得到广泛的认同。

　　《桃李》自面世以来，受到多家影视公司的关注，据悉，电视连续剧《围城》的男主角扮演者陈道明对该书产生兴趣，是否有进一步合作尚待洽谈。

湘里妹子

新浪文化
http://www.sina.com.cn 2002/07/11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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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小说能够进入北大的视野是一件很难的事，北大的人文学者名师林立，学子们也心气极高，能够有心情去关注一本小说，可算得上新闻了。6月23日上午，北大中文系的四代教授学者谢冕、曹文轩、孟繁华、孔庆东聚集在万圣书园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长篇小说《桃李》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不仅因为作家张者是北大的学生，还因为书中还隐隐“影射”了北大。更重要的是《桃李》引起了北大人的思考。有趣的是，与北大“门户相对”的清华大学，有三名研究生也“潜入”其中，加入了北大师生的“精神会聚”，气氛浓烈，妙语叠出，
值得一看。

　　1、《桃李》应更名为《狗日的北大》——《桃李》写的是北大？

　　谢冕：《桃李》写的是大学的事情，我就对号入座，我想我是什么人呢？我不是那个老板，老板比我年轻，老板应该是我的学生。读了这本书还是很亲切的，好多身边的事情，我对北大当代的大学生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也可能就是我学生身上发生的事情。这本书很好看。

　　如果开头和结尾相比较的话，开头非常好，一开始就很爱读，介绍“老板从南方回来了”。有意模糊导师呀、老板呀，这个处理是很戏剧的。还有就是两个法学博士和硕士在讨论法律的问题时的对话也是很精彩的。不用说，我一看就知道是北大的学生，北大学生一方面很自由很浪漫，一方面什么事情都爱跟你较真，要谈到学术上来，很枯燥的对话活脱脱画出两个傻博士、硕士的那种神情，那些对话很好。总之，开头写得很戏剧，笔墨写得非常细致。

　　胡旭东：《桃李》编织的这些故事很多以北大的故事为蓝本，从北大出来的人可能比较喜欢这本书。如雷文和老孟事件是当时光华楼里两个博士事件。另外，老板死在万柳公寓也是以前法学院里一个真实故事。法学院老权威的女儿在校园内苟且，被抓。也是校园内的事。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学院内的事。这里的很多故事都被张者串起来了，张者即让人知道这是北大发生的故事，又有意制造一些错位，让人觉得这不是北大的事，这是他比较成熟的地方。我觉得他是一种蔫坏。他对书中的老孟是饱含同情的，虽然最后结局是悲惨的。他对书中的人物有一份把握，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笔触、情怀来描述他们。虽然单个人物有单薄的地方，但整个人物的互动还是处理得非常好的。

　　但只要北大的人看这本小说后，第一感觉是作者不是在北大读的本科。北大的本科生并不向外界所说那样，依然提供了一种相对独立的东西，这可能是小说中所忽略的，就这点来看，我不认为这是一本以北大为样本的小说，只是优秀小说家张者用他个人的趣味构造出的一本文化空间小说，这种文化空间与北大没有太大关系。

　　孔庆东：看了书后，感觉他的很多故事确实是北大发生的。我感觉作者对北大没有像我们那样爱北大。要说骂北大，你骂不过我们，我们已经写了很多批评北大的文章。但不管我们怎么骂，外面的人总说我在夸北大。我曾经写过一个故事，在故事中卖关子说我将写一本《狗日的北大》一本书，很多人问我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看《桃李》这本书后，我说这本书出版了。《桃李》应改名叫《狗日的北大》。我真实地感到一个时代的变化。但在北大校园生活中仍有一种健康的力量在抵抗，包括诗歌，包括坚持一种传统的学习方式，对金钱、权力的态度，不仅本科生，这种对抗直接发生在校园内部。

　　有人说高校是中国的最后一块净土，实际上高校是最后一块不能曝光的领土，高校的腐败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并且这种腐败是惊人的。高校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脸面，所以不可能轻易曝光，向北大这样的学校，贪污几千万的案例都不是屈指可数的。最近，在法律界，刚刚开始对教育界腐败的打击，《桃李》这本书就揭开了这一幕。可以说是“北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孙雷：给北大的学生读后，大家认为写的是北大，因为里面有些东西确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一方面感到很亲切，另一方面，又觉得缺乏更多的想象。给外面的人读后，又会想是不是北大发生的事情，容易产生错觉。

　　师力斌(北大中文系硕士生)：首先对作者提一个建议：希望在书上写上“此书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因为这本书很容易使北大毕业的学生联想到北大的生活，不过书中插入更丰富的故事力图消减大家的印象，但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讲，这种影响还是有的。

　　温海墨(清华大学中文系硕士生)：这部小说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很好看。我本科在北大读，研究生在其他学校读，我读完这本书后，不认为他是写北大。这部小说我知道他很多事情是发生在北大的，但仍然不能把他和我怀着深厚感情的校园连起来，这可能与我的身份有关。

　　张者(作者)：我想说《桃李》是一个以校园为背景，写知识分子的一部小说，与北大没有关系。

　　王干(责编)：关于是不是写北大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北大人看了以为是北大，南大人看了以为是写南大的。我们的责编脚印是西南师大的，她看了后以为张者是以西南师大为背景的。我觉得很多事件不仅在北大出现过，在其他高校也出现过。每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看了这本书后，都可能将他与自己的母校联系起来。我看后，将他与南大联系来了。河海大学的一位老师前几天打来电话说：“《桃李》写的是河海大学，可我们学校的‘邵景文’还没有给抓起来。”一本好的小说应该具有普遍的意义，《桃李》在这方面是成功的。

　　2、张者的北大人身份确认

　　孔庆东：我认为作者不是真正的北大人，至少不是在这所大学读了十年书，真正的北大出来的人不敢这么写。

　　孙雷(北大中文系硕士生)：作者原来是学中文的，后来硕士改学法学，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这种文化和求学背景。小说中的辩论是单纯学文学的作家很难写出的。书中“老板”曾有的中文背景，都可看出作者的中文背景。在北大只有硕士经历，没有本科经历的张者、在北大读了十几年书的人和外面的人看这本书后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和他们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背景是有关的。

　　孙勇：(中顺律师事务所律师)：我在北大读研读了三年，我也不是在北大上的本科，现在做律师。我看完这本书后，首先想到的是作者。因为作者原来不是学法律，是学文学的。一般来说，研究生学法律的，以前在文学非常时髦的时候学文学，现在看法律不错，开始学法律。但据我了解，作者不是这样的人，轻易移情别恋的人。他在北大读法律三年的同时，一直在博览群书，不仅是法律。反而我没看他读什么法律方面的书，但实际上，他在毕业时写的一篇论文叫《谈作者的著作权》，写得非常优秀，他不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法律他一直学得很好，但他文学方面的下的力量更大一些，我甚至怀疑，他读法律，是为了更好的作一个文学人，更好的写文学作品？我们几个人(包括张者)曾一块在聊天中，谈起鲁迅说过的一句话，当时法律曾热过，鲁迅周围的一些文学青年去学法律，鲁迅笑谈说“此皮毛也”。这确实是皮毛。我现在做律师，感觉光学法律是肯定不行的，我现在所用的70%的知识都不是法律的东西，其他东西学不好，法律也一定学不好。学法律的人不会去经商，因为学了法律，经商的感觉就破坏了，首先想到的是不应该这样做。我担心他写作品也是这样，写作品的感觉已经被破坏了。以前我们认为，他是写作品不行了，开始学法律，但现在看，觉得不是这样的。刚才有同学说他写情爱比较克制，一方面可能是他写不出来，他的这种感觉已经被破坏了。但实际上，他平时说起话来特别灵气飞动，不是写不出来。但他写的时候比较冷静，比较克制，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比较成功的一面，如果他写的太身临其境，就可能写得太滥了。我曾经问过他，你写的是谁，他说与北大没有关系，我个人觉得确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只要看了这本书的人，99%的人认为你写的是北大，甚至我们班的人认为你写的是不是周围的人。一般来说，很容易写周围的人，但对号入座也不是那么简单。这也是他写的比较成功的地方。

　　3、权力与欲望下的文化生态景观

　　孟繁华：读完《桃李》之后，首先就想起和历史建构起来的联系，比如说我能够想到《儒林外史》，能够想到《围城》，能够想到“五四”前后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事实上作为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内心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又被他们的一些非常斯文的话语给遮蔽掉了。《儒林外史》很尖刻，那时的知识分子内在的焦虑就是入朝做官，能够做官人生的最大价值就能得以实现了。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从这样一个单一的人生道路上解放出来，身份开始发生革命，身份革命完成后，又陷入到另一种焦虑当中，这种焦虑就和现在的民族国家建立起关系来。比如像郁达夫的《沉沦》，本来是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的作品，但是表达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和国家民族建立起关系来。后来到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这个东西和革命的焦虑关系就变得更清楚了。五十年代之后，这个焦虑是另外一种焦虑了，知识分子完全是被改造的对象，他们自己很少有言说权利了，这使我想起前两天讨论的一部作品《花腔》，写一个知识分子，一帮人来讲这个知识分子，他始终是一个被讲述对象，从来没有出来正面言说，也就是知识分子在整个历史叙事当中只能被言说，而不能出来言说，这个就是知识分子和革命构成的这种关系。到了九十年代之后，读张者的《桃李》，我感觉不一样了，如果用很理论话的东西来概括的话，它可能是一个现代性的焦虑。改革开放后，社会上所有的东西一样不少的进入了大学校园，社会上没有的东西大学校园里也有，邵景文领着他这帮弟子们在学习，也在做事，他们有个律师事务所，学生们做事有很丰厚的报酬，可以是勤工俭学或半工半读，我觉得一种现代性的焦虑已经构成了，这个焦虑我觉得就是欲望的焦虑，包括金钱的欲望、性的欲望等等。可能是在过去那样异化的时代对校园的那种巨大的压力有一个解放的时机之后，它马上就要以十倍的疯狂和百倍的仇恨一种报复式的方式表现出来。知识分子写作已经成为现代小说的一个传统。张者在写作上显然继承或者借鉴了对这种传统的某种理解。

　　胡旭东：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批评的很好的样本。从文学叙述的角度来考察局域化的社会文化生态的一个样本。不管我们将他和《围城》还是《小世界》来相比，我们都看重的是他如何重新以一个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这个角度来叙述特殊的文化生态里包含的权力、欲望。对北大这种局域化的文化生态来说这种张者式的叙述，实际上体现的是老中青三代如何在失范的状况下重建规范的一种努力。建立规范化的努力实际上是在学院内建立一种权力、欲望相结合的文化生产机制出来。这种文化生产机制在“老板”身上得到集中得体现。从金钱方面，老板挣的钱一部分上缴系里，一部分给学生。从权力方面，利用夫人的关系，各地学生的关系，是一个权力的中转站。从欲望方面，“老板”是一个巨大的泡妞机器。这可能只是某一类学者。

　　孔庆东：从文学上讲，这部小说不是先锋性的小说，可以划入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本书最大的意义是社会接受方面，高校之外的人，没想到现在高校已经是这样的了，虽然写的是最极端的法学界，但法学界现在是北大这样学校的龙头专业。

　　孙雷：大家谈到这本书现实性很强，我认为这本书不仅现实性很强，实效性也很强。书中讲到世界杯和中国队对阿曼的比赛、老板包二奶、修改《婚姻法》等都是这一两年发生的事情。

　　胡少卿(北大中文系硕士生)：我觉得这部小说没有太强的批判色彩，书中对邵老师的描述，是中性的，带有点调侃性的，可从长篇大论的谈话中看出，而这些作者是带有点坏坏意识写的。这本书叫《桃李》，我认为可以叫《校园情爱轶事》。因为他就是写了校园里老师和学生在校园内的情爱纠葛。

　　季剑青：这里写了很多情爱的故事，但基本没有感情的故事，只是欲望的追逐。金钱、权力是现在社会、学校起支配作用的一种东西。如果说这本书的意义，通过这本书可以准确的把握时代的脉搏，没必要对作者苛求其没写出北大的生活，这不是一本报告文学。作者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东西，他写出了就可以了。如果以后的文学史家在提到这个时代时，可能会提到这部作品。不会说这部作品多么伟大、崇高，而是作者最真实的纪录下了这个时代的东西。

　　4、《桃李》冷漠？

　　胡旭东：它的开头很像十九世纪英国小说的开头，通过聚会七嘴八舌的几句话将人物的关系都交待清楚了，这点可见张者的古典文学修养还是比较丰厚的。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虽然书中写的是法学界的故事，但很多人物都与文学有关。但这些人物或从文学转到法学领域，以一种优于过去，嘲弄的口吻来看文学，或是一直坚持文学，最后成为三陪、疯子等等。这种叙述是讨好的，讨巧的。因为现在确实将文学青年比作文学疯子，他这种痛打落水狗的写法是否提供了校园北大文化生态是值得考虑的。

　　季剑青：作者的语调非常冷静，可以说冷漠。这里的冷漠不是道德上的评价，是在叙述语调上给人的感觉。比如，老板的死，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但用很平稳的语调来叙述。整个小说非常的冷漠。

　　以前的小说附带了很多的意义价值，而这本小说本身没有附带很多意义，不是让你来解读，很平，是后现代，但它很好读。我认为是因为作者的态度很诚实。里面的很多东西不是作者做出来的，而是实际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作者用最现实的态度写出了最后现代派的文本。

　　王干：我认为，张者是带着一种同情的心情写这部小说。王蒙先生看了书后说，看的时候想笑，但看了后笑不出来了。我觉得作者确实有冷漠的一面，他的冷漠表现在简洁方面。小说表面上是一个喜剧，但整体上是悲剧。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的一个副总编说，他看后说这是一本校园“红楼梦”。一开始很繁华，老板回来了，有宝马、丽人、金钱，最后白茫茫大地，好干净。张者感情也是复杂的。他有冷漠的一面，也有同情的一面，有兴高采烈的一面。给大家提供了多种颜色。

　　刘小红(清华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大家都觉得作者比较冷漠。我觉得，其实作者对做坏事的人都怀着一种同情，一直在探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充满同情的在写他们。写他们走到今天是情有可原。其实作者在开始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很有冲击力，在事情过了后特意选择这样一种淡漠的叙事方式。这是他的一个选择。我读完后，很难受，因为我处在这样一个身份上。我觉得他是在追究这些事情的原因，而且我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是有很多特定原因的，所以我很难受。最后，我觉得张者这部小说中有一些地方处理的过于集中。

　　师力斌(北大中文系硕士生)：首先我看到过张者的《消灭》，我很惊讶，中篇和长篇都非常的完整，这也可能是现在一种新的模式，像零部件和机器的关系，拆下来也是完整的。这是一个很高的技巧。而从文学史的角度，小说对情爱的描写很克制，当下新世纪对情爱的描写越来越放松，《桃李》在写这些东西时，有意识的避免一些感官的暴露，避免用一些很媚惑的词，这可能是作者审美倾向的改变，这在作家里也是比较独特的。最后，作品看后，感觉太冷漠了，是部优秀的小说。

　　温海墨(清华大学中文系硕士生)：我觉得他的最大特点，是和现在流行的如池莉的一些小说有相同之处，完全可看作是一部流行小说。或者说这里的许多事情在其他领域已经发生，或反复上演着。公检法写过了，白领外企写过了，空中小姐等各部分都写过了，只剩下高校了，这些事情同样发生在高校，我们为什么不写高校呢？大家觉得他颠覆了或者说冷静的叙述了一些事情，我认为恰恰是因为我们这些阅读者、写作者本身带有高校的身份。实际上，权力、金钱、欲望这些在自己本身专业后的结构在其他领域已经被揭示出来了，已经被排成了电视剧，现在我们只是渗透到高校这个领域。

　　张者：小说不是主流话语，我认为小说就是小说，反映的是时代的鲜为人知的症结。我投入了感情。我不是冷漠的，我投入了很多同情。这种同情是激动人心的，但我不愿通过语言来表达出来。我想用一种克制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别人看到就是这样的。这本书写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至于它是伟大的，或是糟粕也好，只能让未来说话。

　　5、好看的《桃李》终结先锋小说

　　谢冕：这是一本很好读的书，对于我很亲切的书，而且对我的学生们的生活都是很有好处的。

　　孟繁华：我非常同意谢老师关于这本书的感想。我在书桌前读《桃李》，一边读就一边笑，能够让你很赏心悦目的去读一部小说确实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令人愉快的一件事情。最近很多人在谈论反小说、反文学史的写作，这个当然有它的道理，在今天这个自由的环境里面，每一种小说的写作都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你怎么写都是有道理的，我们都可以从理论上阐释它的合理性，但是一部小说好不好读，是不是有可读性，这个感觉是不能欺骗的。另外我们已经有过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实验小说、先锋小说，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叫《先锋小说的终结》，对那个时代能够给大家留下深刻记忆的作品不多，连名字都想不起来，更重要的是这个小说是不能够被叙述出来的，一个小说如果不能够被讲述，在我看来就是失败的。所以我认为先锋小说是一个我们进行小说对一体化进行结构过程中付出的必要代价，在文学史上有价值，但是作为代价付出了，是一个成本。

　　曹文轩：我说说小说写作方面的事情，有一点是凡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好看又不是流行小说的这种好看，这个刚才老孟已经谈到了。因为它不仅仅好看，如果仅仅是好看，一些流行小说也会好看。

　　我一直在对一个标准深示怀疑，就是越是伟大的小说就越是不好看，相反，越是好看的小说就越有可能它不是一部好小说。我对这个标准多年来深表怀疑的，这个标准实际上是现代主义的批评家们在他们的言辞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只是将这个标准推到今天的读者一边，今天大学的文科的学生们基本上都遵循这样的标准。好看的小说他会认为是不好的小说，他会去读一本味同嚼蜡的东西，非常费劲的作品，然后告诉你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天才之作。我就觉得今天的读者和一些批评家都很贱。我就是说越是读起来没有意思的书越是好书，越是不想读的书就越是好书，会不会是很贱呢？

　　今天读小说再也不可能像狄更斯的时代，那个时代第二章、第三章出来以后，全马上去问第四章出来没有，那是一个有阅读兴趣的时代。那么现代主义建立的这个标准，或者说生成这种意识，实际上并没有理性的说明，在我们的口口相传中逐步建立起这种标准，有没有道理，从来也没有认证。我们的研究生、博士生应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如果认为这个标准是成立的，加以理性的说明。恐怕世上是否应该有一种是让人解读的书，而不是让人阅读的书，我对此一直有一个疑点。说到《桃李》这部小说，我认为它首先是供人阅读的，这里面没有太晦涩的主题，整个阅读过程没有任何的障碍和停顿。如果阅读让人恼火、让人头疼、让人气闷、让人烦躁，这种小说真是叫我不敢认同，即便它被许多批评家看好，甚至在文学史上给予了不能再高位子的小说。

　　一部好的作品在我看来，首先是让人阅读的，然后才是供人解读的，它应该具有这两个层面，如果仅仅只有后面这一层面，我不能把它看成是一部理想的小说。这一点《桃李》做得比较好，两个层次上都有，读完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这部小说，我们会在这些毫不晦涩的文字底部看到作品隐藏着一些东西。

　　胡旭东：阅读的快乐和每个人的身份差异有关系，我并不是说难看的小说就好，我也喜欢看非常好看的，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如果一个平凡的故事，以日常生活为蓝本的小说，能不能写到让人拍案叫绝的地步，也是有可能的。但张者的小说中既有他好的一面——诚实，但有过于拖沓的一面，没有人的思维激活的一面，我喜欢看他胡说八道的地方，如经济学博士和法学博士讨论电视机价格的时候，这里有非常即兴的表现。

　　胡少卿：我也觉得这本小说很好读，他就像一个网，把所有的人、事编织在一起，我用“编织”这个词儿，让你觉得非常顺。另外，这本书确实有点讨巧，他在把符合我们对大学想象的事情直接搬了上来。季剑青(北大中文系硕士生)：这本书确实很好读，但它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俗小说。这本书表面上披着通俗小说的外衣，但他实际上很多方面有很强的先锋性，这里的先锋性不是文本本身形式上的。这是一本校园小说，对校园文学有一个颠覆。和以前的校园小说不同，这和作者的背景有关。这本小说写的是法学院的生活，而其他校园小说往往是中文系的故事，那些小说有点烂情，而这部小说处理的很好，基本上没有八十年代和文学系带有的这种烂情倾向，没有学生腔，这也和作者的背景有关，恰恰不是北大的学生才能写出这样的小说。

　　6、《桃李》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超越性版本？

　　孟繁华：张者的《桃李》可能是对我们当下还仍然在讨论的关于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版本，为什么这样说呢，你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好读的小说，你作为一个批评家你会从中读出很多很深刻和严肃的东西来。这个就超越了雅俗，它确实是一部类似新《围城》的东西。另外一个特点是，和《围城》相类似的是对知识分子来说没有大事情，都是通过具体的细节表现出来的，表达了作者的文学才能和对知识阶层生活的感知和把握的能力，大的东西是可以虚构的，细节的东西是虚构不出来的。另外，语言的想象力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总体来讲，这是我近期读到的一个非常喜欢的小说。

　　曹文轩：我讲一下这部书的叙述，张者叙述的分寸感控制的比较好，控制得当，他没有那样太繁华的洋洋洒洒的一泻千里的样子，也没有太怪僻刁钻古怪的修辞，用的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有时候会跳出几个新鲜的比喻，整个作品从头到尾又有一种比较有分寸的幽默和调侃，使人觉得这种叙述很流畅，很有亲和力，就变成听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不焦不燥但很有色彩的说话，这是我在阅读《桃李》时的一个体会。

　　我觉得张者做不了先锋、做不了前卫、也做不到流行，他的叙述风气决定了他就在这个位子的，也许哪一天张者忽然想做一次先锋，他的叙述一定要换一个腔调，现在的腔调肯定做不了先锋的。先锋有怪模怪样的修辞，有一些不是常人说出的句子。《桃李》当中不是这个样子。他比较适合做比较本分的，不时的加上一点坏。我看《桃李》时不时的看到张者“坏”的一面。

　　另外我讲一下关于人称的问题，书中是第一人称，但这个“我”在作品里面从表面看上是无所作为的，基本上是一个废物，是虚设。实际上这个我在作品中有不可小看的作用，如果“我”撤了，作品就会黯然失色。这个小说正是因为“我”使我们一开始就进入了亲切逼真的氛围。听一个人讲他家里的事是我们每一个人具有的潜在的欲望，如果他能将家人的隐私透漏出来，你听起来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以“我”来说师兄师弟的事情，隐私的部分，本身构成了阅读的吸引力，如果不是以“我”来叙述，这个吸引力将大大受损。“我”还有其他作用，比如东拉西扯，自由地调动人物。十分有意思的是，如果按以前对第一人称叙述的规范，张者的这部小说的大量叙述与描写是不合法的。多次的性爱描写的那么细，你是怎么看到的。话说回来，使人不可思议的是，你在看《桃李》的时候从来没有对第一人称的如此叙述是否合法产生疑问，却很自然。

　　季剑青：本小说在人称方面也是一个颠覆，小说有很多不符合我们在通常情况下的规范。在叙述规范方面，比如人称方面，第一人称描写应该写我看到听到的，不应该写别的东西。他用了第一人称，但写了许多其他的东西，但让人不觉得不自然。

　　王干：不难发现，小说是一种非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因为经常出现“我”这个叙事人，这是与第三人称的规范完全不同的。但这个“我”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因为第一人称是一个遮蔽的视角，“我”是一个有限制的视角，“我”不大可能超越我的视角去展现他人的生活和心理。但在《桃李》中的那个“我”却是一个奇怪的“我”，他虽是第一人称，但没有身份、没有性别、没有姓名、没有语言，他只是所有事件的一个亲历者和旁观者，他可以到所有现场，他能够看到、听到、感受到小说中所有人物的言行，比如宋总请蓝娜表演艳舞的隐秘空间里，其实是没有其他人窥视的，但“我”又仿佛就在现场似的，“我”好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我”是一个匿名者，是一个抽象的匿名者，小说又出现“我们”这样的复数叙述者，其实也是“我”的变体而已。由于具有了这样大的自由空间，小说叙述总是“贴”着人物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零距离。零距离当然也是一种距离，这种距离的妙处在于融入到整个小说之中，与小说的人物保持最“亲密的接触”。

　　零距离的美学与《桃李》的整体风格是吻合的，因为《桃李》很容易写成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讥世之作，甚至和反腐的官场小说相近。《桃李》的美学意义在于贴近生活、还原生活时，始终采取一种零距离的态度，零距离与零度写作的区别在于他对叙述对象的包容而非冷面审视。张者不可能向钱钟书那样调动古今中外的知识来消解笔下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必要去重复《围城》的套路。《桃李》以介入其中、享受快乐的知情者身份极大限度表现了生活的可能性、人物情感的可能性，消除了叙述折合人物之间的那种认为的屏障、因而小说最圆满地还原了生活的丰富性。（新浪编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