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的呼喊与悲鸣--长篇小说《桃李》

湘里妹子

作者：王干
新浪文化 http://www.sina.com.cn 2002/07/11 1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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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张者的长篇小说《桃李》，不知道为什么老想起被茅盾赞誉为“扛鼎之作”的《倪焕之》，虽然叶圣陶的后人叶兆言在文中消解“扛鼎”的“宏大叙事”色彩，说让他爷爷叶圣陶老“扛着鼎”累不累呀。“扛鼎”当然只是个比喻，是形容作品的分量。茅盾不因为与叶圣陶文学研究会同仁的关系才作如此评价的，而是因为《倪焕之》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
一部长篇小说，成功地写出了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失败的一段历史时期的真实际遇，富有开创性，分量沉甸甸的。读完《桃李》之后，我只有用“扛鼎之作”来形容，因为它厚实、沉重。《桃李》的风格乍一看，是轻戏剧般的轻松、活泼、生动，会笑出声来，但读完以后，你笑不出来，你会被小说中内含的那种人文精神的呼喊和悲鸣所震撼而陷入深深的沉思。

　　(一)

　　《桃李》表现的是某名牌大学法学院里一群师生的故事，所以取名为“桃李”。“桃李满天下”是形容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成果，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大学是什么？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殿，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是从研究学问和教书育人的角度来说的。梅贻琦先生说：“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大学中，大楼和大师都很重要，都是不能缺少的。在900多年前，意大利波罗尼亚建立第一所大学的格言是：“大学，大家来学”。大家来学不假，但必须由大人们来学。大人们聚在一起就够形成一个相对外界来说的小社会。这个小社会集中了教育、学习、研究、生活；有课堂、图书馆、食堂、集体宿舍；有美丽的校园和校园内无数优秀的漂亮的女生和同样优秀的英俊男生。现代大学，就是把最优秀的青年男女集中到一起，所谓“天之骄子”便是这个比喻。虽然现在高中生读大学的机会比过去多多了，但名牌大学、热门专业仍然是一帮“人尖子”才能够进入的世界。因而，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学往往是一方净土，是学术、科技、人文的重地。

　　然而，张者的《桃李》一开篇让大学这块曾经纯净的校园蒙上了一层不和谐金钱的色彩。“老板”这个俗不可耐的称呼，居然在高校里广为流行。“只是经济时代，把导师称为老板是高校研究生的独创，很普遍。老板这称呼在同学们嘴里既经济了一回，也增加了知识的成分，很具有时代感。这个称呼不知从何时开始的，无非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把导师称作老板喊着踏实，叫着通俗，显得导师有钱有势；第二，老板这称呼在同学们心中以赋予了新的含意，老板已不是生意人，也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大款了。大款算什么，大款只有几个臭钱，而老板不仅是大款也可能是大师、大家；第三，老板这称呼从根本上和一般公司经理区分开了，同学们称自己勤工助学所在的公司为老总”。导师这个神圣而又光环闪烁的圣词变成了庸俗的市场化的俗语，很能代表我们这个鱼龙混杂大转变时代的表征。因而，校园里出现了书斋与氛围不协调的现象：做学问与办公司并行，教学与揽生意打官司同步，法律的代言人却喜欢钻法律的空子……,金钱、宝马、美色织成校园里新的繁荣，欲望、计谋、背叛、骗局这些在商场上出现的事情错位地移植到大学净土，令人惊讶，也令人眼花缭乱。博士生导师、法学家邵景文和他的弟子们在校园这座现代大观园里上演着一出令人啼笑皆非而又令人哀叹的悲喜剧。

　　这样的悲喜剧是时代折射的结果。有学者指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折过程，也会出现岔道和弯路。”“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改革，弄得不好，也会掉进坏市场经济的陷阱。发生这种情况概率很高的原因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往往又有方便的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吴敬琏《正本清源，分清是非》，《读书》2001年第7期)。小说中的邵景文并不具有明确的行政权力，但他几次经手的官司几乎通过这种也让他和学生们尝到了市场的甜头。《桃李》并不是揭露法律界的黑洞，也不是揭示高校里的学术腐败，《桃李》重点反映的是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呼唤健康的理性的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品格。

　　叶圣陶的《倪焕之》是把倪焕之置于20年代大革命前后的历史风暴中来展现知识分子的敏锐和软弱，钱钟书的《围城》则把一群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放在抗日战争那么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来进行描述。前者是在阶级矛盾、民族冲突这样巨大的主题下来塑造知识分子形象，而《桃李》则以中国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样宏大的社会背景作为小说的舞台，让一群新的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行自我曝光，作者的笔墨是辛辣的，讽刺是刻薄的，但在辛辣、刻薄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撕心裂肺的悲怆和哀鸣。《桃李》别有意味地写出了校园里那样一种血脉相连的师承关系，这就是园丁和桃李的精神血缘的承传，一个邵景文在市场经济中被欲望腐蚀了并不可怕，让人揪心的是，这样一个导师对他弟子地影响是真正的误人子弟。小说中导师邵景文年轻时为了和女友寻找一间可以同居的“玫瑰房间”费尽心机，差点引发一场官司。而他的研究生师弟李雨与蓝娜的同居却是那么轻而易举，两代人的“同居”生活，虽然前辈难后辈易，但巧合本身很能说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对校园的忧思，使《桃李》的篇名本身也构成了反讽，在塑造人的灵魂，传授知识学术的殿堂里，研究生和他的导师却犹如家族一般水乳交融，师兄老孟、师弟李雨、师姐柳条、师妹甄珠，这样带有家族血缘的称呼仿佛让人想起了《红楼梦》中的宝姐姐、林妹妹似的。小说中的桃园，李园也仿佛怡红院、潇湘馆似的，小说中唱歌、跳舞、晚会、聚餐也五光十色，光彩炫目，应了鲁迅那句“红肿之处，艳若桃花”。可人生仿佛一出戏，美若天仙的梦欣被车祸毁了容，刘唱疯了，老博士老孟跳楼了，导师邵景文也被人谋杀了，真是“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二)

　　邵景文的形象最有价值。

　　邵景文是整个小说的灵魂，他是小说的轴心，校园的桃李们因他而与整个社会发生了联系，小说的悲剧也以他的死亡终结。邵景文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身上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和审美内涵。尼采百年之前，宣告“上帝死了”，而邵景文的形象则告诉人们，理性死了。

　　邵景文是研究生们心中的偶像，这位“老板”不仅是名校的著名教授、学者、法学家，更重要的他还是精通诉讼程序的大律师。法律学最讲究理性的，当初邵景文的导师蓝其文曾这样教训邵景文，“这些东西(指世俗关怀、人文精神)是法学的大敌，法学就是铁面无私的学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讲的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相信眼泪”。邵景文在打官司的时候，是高度理性的。可是在金钱、美色面前，却失去了理性。他和天元公司的宋总成为铁哥们，是因为“同过窗、扛过枪、分过赃、嫖过娼”，他与梦欣的暧昧关系也是宋总精心安排的，他很快成了金钱和女色的俘虏。随着欲望的膨胀，他的非理性也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与董小令的约会是全书中令人捧腹的内容，也说明他的理性到了弱智的程度。

　　邵景文极度放纵自己，颇有子哥们儿的作派，而他却是一个地道的苦孩子出身。邵景文的父亲吹箫讨饭为儿子挣得学杂费，家境贫寒的他在上大学之后，仍然交不起学杂费，他父亲冒着生命去偷割高压线，结果被电死了。“当时我接到电报赶回家后，我爹已经死三天了。死了三天也没有人把他从电线赶上弄下来。我娘带着弟弟、妹妹只会跪在电线杆下哭。我望着电线杆子上的爹，他老人家已经烧焦了，像一张剪纸随风飘扬。我问，为什么不把爹弄下来？我娘说，支书不让收尸，要在电线杆上挂三天，示众。看今后谁还敢割电线卖钱。”“我当时气急了，找了个竹竿把爹挑了下来。我用手去接却没接住，我爹就飘到稻田里了。我连忙把爹抱起来，爹像一捆干柴，连一点分量都没有。我娘哭着喊，景文呀，你爹冤枉呀，你要替你爹伸冤呀！”邵景文在向他学生讲述这段苦难的家史时，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大款，但他似乎把年青少年的苦难用享乐加倍赎回，甚至连父辈的灾难也要通过他的极度淫乐来消解。这是怎样的一种变态心理，人性的邪恶难道全是因为苦难造成？父辈的苦难在全书快乐的叙述里是一个变调，但与快乐的、淫荡的享乐的生活相比，无疑加重了小说和生活的分量。

　　小说还意味深长写到邵景文由从文到从法的转变，老板邵景文是80年代的文学青年，标准的中文系才子，甚至有过诗人的梦想。小说中又一次写到了那支作为讨饭工具的箫，但邵景文不是用他去讨饭，而是为自己的诗伴奏，甚而引起女同学曲霞的怜爱。80年代几乎是文学的年代，文学也是连结青年男女的纽带，邵景文临近大学毕业时，和女友曲霞准备各出一本诗集，诗集的名字叫《电》。然而诗集寄到出版社后，只能自费出版。在大学毕业的最后日子里，他们一直为诗集的出版奔走，只能打印、复印，装订了几十本，留作纪念。邵景文的转变也是自然而然的，他考研选择实用性强、经济效益高的法学，告别了他美丽的文学梦，当然也告别了初恋的爱人曲霞。邵景文从文学转向法学的过程是复杂而又充满戏剧性的，也是一种社会变革的需要，虽然不能由此就言说人文精神的失落，因为法学本身可以最有人文理想、最有人道精神的现实关怀，但邵景文的成功之路却意味着走向非理性的感官享乐主义，不禁让我们想起那在高压线上他父亲轻若剪纸的身影，人文精神在世俗物欲的“电击”之下就这么的脆弱，这么不能承受之轻？

　　小说最终写到了邵景文的死，他的死也是一种非理性，“老板的死极其奇特。他全身被小刀捅了一百零八刀。……最为奇怪的是，在死者身上的一百零八个刀口中，都种下了一枚珍珠。经过鉴定，这些珍珠的品质极高，属贵重品”。这一百零八枚珍珠，是邵景文送给情人梦欣的，然而邵景文却不愿和她结婚，梦欣(疑犯)的非理性导致如此疯狂的举动，令人触目惊心。这是对非理性的疯狂报应。

　　(三)

　　作为一本表现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小说，《桃李》有其“恶毒”的一面，但这种“恶毒”是用一种特别的叙述形态表达出来，我在《回到当代生活》一文中曾提出“零距离”的叙述美学问题，《桃李》以其丰富的叙述内容更进一步地充实发展了他在中篇小说《唱歌》中所表达出来的美学指向。

　　不难发现，小说是一种非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因为经常出现“我”这个叙事人，这是与第三人称的规范完全不同的。但这个“我”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因为第一人称是一个遮蔽的视角，“我”的视角是一个有限制的视角，“我”不大可能超越我的视角去展现他人的生活和心理。但在《桃李》中的那个“我”却是一个奇怪的“我”，他虽是第一人称，但没有身份、没有性别、没有姓名、没有语言，他只是所有时间的一个亲历者和旁观者，他可以出现在所有场所中，他能够看到、听到、感受到小说中所有人物的言行。比如宋总请蓝娜表演艳舞的隐秘空间里，其实是没有其他人窥视的，但“我”又仿佛就在现场似的，“我”好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我”是一个匿名者，又是一个抽象的匿名者，小说又出现“我们”这样的复数叙述者，其实也是“我”的变体而已。由于具有了这样大的自由空间，小说叙述总是“贴”着人物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零距离。零距离当然也是一种距离，这种距离的妙处在融入到整个小说之中，与小说的人物保持最“亲密的接触”。

　　零距离的美学与《桃李》整体的风格是吻合的，因为《桃李》很容易写成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讥世之作，甚至和反腐的官场小说相近。《桃李》的美学意义在于贴近生活、还原生活时，始终采取一种零距离的态度，零距离与零度写作的区别在于他对叙述对象的包容而非冷面审视。张者不可能像钱钟书那样调动古今中外的知识来消解笔下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必要去重复《围城》的套路。《桃李》以介入其中，享受快乐的知情者的身份极大限度表现了生活的可能性、人物情感的可能性，消除了叙述人物之间的那种人为的屏障，因而小说最圆满地还原了生活的丰富性。

　　这种零距离叙述早在辛格的《傻瓜吉姆》，甚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之中就开始有运用。莫言的《红高粱》系列运用的“我爷爷”“我奶奶”也是这种零距离的叙述法，旨在强化历史的亲历性和现场感。《桃李》采用了师兄、师姐、师弟、师妹这样的称谓也是为了压缩与人物的距离，对人物的描写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因而，《桃李》的阅读障碍几乎是零，因为阅读者超过叙述者这样一个层面，进入到直接阅读的境界。

　　这是对传统审美距离说的挑战。传统的审美距离说，认为作者要与笔下的人物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就是李泽厚先生的“积淀说”，也就是只有进入回忆的才是审美的，空间距离就是作者要与人物“划清界限”，不能等同于人物，也就是要端起叙述者的架子。这种美学经验在今天无疑适用，但张者在《桃李》里的尝试无疑更具有试验性和实践性，因为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出现，让现代生活中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电视直播节目广受欢迎，是另外一种审美趣味在起作用，而当代生活的丰富性也无法让作家去慢慢过滤，零距离叙述至少在保持当代生活的鲜活性和丰富性方面有足够的优势。当然，对作家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他的眼睛、心灵和手都必须是审美的，他的思想必须穿透现实而又不露痕迹。

　　《桃李》带给我们的启迪好多，在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中，既有《围城》的反讽和幽默，也有《小世界》的那种后现代意味，在零距离叙述美学上又丰富着现实主义的手段，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阐述。

　　5.20凌晨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