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英与白》的一种解读

柴禾妞

作者：于文华
来源：纪录·中国
发表时间：2004-1-12 18: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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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说法，“核心的电视体验是流动的事实”。1流动的概念已被证明极适合电视现象的分析。当我们打开电视，手拿遥控器，在各种节目之间选择我们认为值得一看的节目时，流动就开始了：从贝尔格莱德大街上的坦克到白宫克林顿的绯闻，从崔永元节目中遭受离婚痛苦的女性的独白到印巴冲突，从健美体操到一位男性厨师兼主持人展示他的烹饪技巧，从足球到台海局势再到台湾大地震，还有意大利的歌剧、澳门的回归、新千年的到来、安南先生的祝词以及无处不在的广告……所有所有这一切都在“遥控器内的剪辑”中发生了。对于我们这些“现代化的人”来说，这几乎已经成为每日的功课，但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经验，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位陌生的女性和一只孤独的熊猫在一个遥远的角落与我们一起体验这一流动时，生命的意义也就更加耐人寻味。



    电视流动带来的超现实主义效果与我们的真实生活并不相悖，也可以说，与纪录片的原则并不相悖。尽管纪录片制作者都在宣称“记录真实”，并且雄心勃勃力图“真实的反映生活”，但没有一个纪录片能够做到完全的真实。我们看到的只是流动的影像本身，而“真实”，正如巴赞这个最推崇“真实”的理论家所不得不承认的，不过是“完整现实的神话”。2《英与白》显然是辩证法的大师，它把如此多的矛盾集中于一体：人与动物、雄性与雌性、历史与现实、生命的延续与灭绝、封闭的笼子与外面的天空……把生命的孤独与心灵的交流（无论它是多么困难与脆弱）赤裸裸的展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无话可说。于是，我们便没有理由纠缠于“真实”与“扮演”、“主观”与“客观”等等种种循环式的论证。在我们陷入辩证法的圈套之前，在我们对《英与白》做出评判之前，让我们重新温习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 Wiseman）的一句通俗易懂的话：主观-客观之争在我看来，至少就影像而言，纯属废话。（The objective-subjective argument is from my view, at least in film terms, a lot of nonsense.）3



    从来没有一个纪录片节目如此强调和尊重声音的承载力。在所有电视节目（无论真实与虚构）的流动中，声音本身不断地提供人们渴望的信息、情感、或事件——时间、天气、新闻、痛苦与欢乐等等。《英与白》注意到了这一点，只不过它使我们过去观看节目时所熟悉的声音重新陌生起来，因为我们对这些声音太熟悉，所以我们对它们无动于衷，但是当我们发现安南先生是在铁栅栏的背后发出声音之后，声响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再也不能忽略的真实——人类的世界和动物的世界是多么相同（通）又多么不同（通）。《英与白》成功地运用了反讽，而反讽这个词在汉语世界或者至少对许多国内的纪录片制作者来说，依然是那么陌生。我欣赏《英与白》的勇气，就是因为它所传递的那种幽默让我们不仅仅止于观看一只熊猫手淫所得到的快乐。虽然整部片子似乎是在努力向我们表现一个沉重的主题，但在刻意的描述与牵强的抽象表达中，这种反讽效果掩盖了它的其他缺陷，至少，它向我们证明，纪录片创作中还允许有幽默的存在。幽默，在我看来，是智慧的代名词。我希望更多的纪录片制作者能够领略这种幽默的可贵，而不是板起脸来说出诸如我要“记录生活的真实”或者“真诚面对观众”这种崇高但却华而不实的大话。



    让我们回到《英与白》的主题。如果非要在这部片子中寻找一个确定的主题的话，那么，《英与白》与其他纪录片一样，探讨的是人类如何学会沟通的问题。在《英与白》中，沟通的问题存在于不同的生命形式之中，比如白和我们中的任何一员，比如英和我们这些两足高智商动物，但是“谁也不理解它，就像人们不理解白一样。”于是我们明白尽管人类拥有几千年的文明，还是和早期先人一样，生存于孤岛之上，我们的声音不是针对彼此讲的，或者说给彼此听的，我们仍然是一个个分离的、陌生的个体或群体。别人的生活，只不过是我们饭后的谈资而已。只有英与白之间的那种默契，才让我们体味到原来还有一个美好的理想存在于我们之中。



    也许到了揭穿纪录片神话的时候了。多少年来，我们赋予它太多使命，我们给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期望它能真正帮助我们揭示真实、认识真实，我们甚至期望它能够和肥皂剧一样流行——至少在一些浪漫的纪录片制作者与传媒批评家眼里应该如此，以至于他们大胆的预测未来的电视节目就是“真实”——但谁都知道，纪录片永远不会占据媒体的中心，它只能在边缘存在，就像英与白的生活。而关于纪录片的真相，在杰伊•鲁比（Jay Ruby）那里，也许更真实一些：



    纪录影片建立在西方中产阶级探索、记录、解释、理解并由此在符号上控制世界的欲望之上。它所关心的永远是“我们”对“他们”做了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通常是那些穷人，无权者，弱者，以及受压制者。与社会科学研究一样，纪录影片很少涉及富人和有权者或者中产阶级自身。纪录影片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们探索自身与自己文化的空间。4



    但这并不是要否定纪录片存在的意义。我们需要注意到它的局限并时时注意不应夸大它的功能。纪录片的意义，在我看来，在于提供了另一个观看我们自身和世界的角度，并且提醒我们抛弃种种自我欺骗的假象。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一份清醒和自省的话，我们就不会盲目乐观，也不会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感到失落。我们依然在生活，我们还要在肥皂剧和游戏节目中寻找快乐，我们还要在战争新闻中体味别人的痛苦与不幸，但我们学会了如何承担对世界的责任。无论是英还是白，无论是南斯拉夫的难民还是遭遇情感困扰的普通公民，无论我们和他们的距离是多么遥远，我们需要理解，需要沟通，但只有在我们了解自身之后我们才能完成这一对话，否则，我们将永远生活在别处。



1 See Raymond Williams, Television, Vedio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2), pp.127-144.



2 参见钟大年著《纪录片创作论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第45页。



3 See Alan Rosenthal, The New Documentary in Action: A Casebook in Film Mak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70.



4 See Jay Ruby, “ The Image Mirrored: Reflexivity in the Documentary Film,” in Rothenthal, Alan, ed. New Challenges for the Document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