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在新一轮的风云际会中如何变化

霜叶红

作者:钱乃荣 来源:《上海文化观察》2009-03-27 22:05

《又到风云激荡时 ——上海方言变化的展望和对策》（第四部分）
　　
1． 上海话现今有没有萎缩

      我们听到上海市民中的反映，相当多的人认为上海方言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了萎缩；上海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会上提交提案，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上海方言在传承中存在不少问题，提出需要保护上海话；有些语言学专家从调查和访谈中也实际了解到上海方言发生萎缩的一些真实情形。

      目前上海话在上海的遭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上海话的使用场合在缩小，如在过去使用比较活跃的菜场、商店、餐馆、马路公车上，甚至上海籍大学生一起住的宿舍里，现今大都通用普通话，上海话经常退出这些交际场合；上海出身的青少年由于在学校都必须用普通话说话，对上海话便开始生疏，语言能力降低，有的人在说上海话时常常夹杂普通话或用普通话发音的词语，对大量上代人会说的那些具有上海特色的方言词包括许多上海方言特征词和惯用语熟语不懂或不会运用；上海的多数小孩在小时候只会说普通话而不会说上海话，即上海话变成他的第二语言；过多的场合禁用上海话，方言的使用范围往往局限在家庭、弄堂和滑稽戏里，加深了认为方言仅是市井俚语的错觉，有的语言学工作者也对方言加以贬低；以上海话为基础的沪语地方文化如沪剧、滑稽戏等急剧衰落后继乏人……

      但是，有些人由于观念上的原因，或在不够充分和全面设计的调查表上进行问卷统计，或出自理论分析上的缺陷，也会振振有辞地得出上海话并没有萎缩衰弱、当前状态纯属正常现象的相反结论。

      上海市民中如今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口头禅：“内环线以内说英语，外环线以内说普通话，外环线以外说上海话。”也就是说上海话将只保留在过去的乡下了。这是有些人对上海话前途忧虑的真实思想，虽然是夸张、讽刺的语言，然民谣往往是应该关注的，但愿它不要成为是一句谶语。

      方言的削弱不仅仅是上海一个城市里群众的感觉和反映，我们必须正视这是许多城市中不可否认的严峻事实，当前提出来讨论对方言萎缩的对策和对方言今后前途的展望，是时候了。

      有人说：上海方言的削弱，是由于大力推广普通话的结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外地人来多了的缘故；有人说，这是有些错误的观念造成了上海话的边缘化。

推广普通话没有坏处。当前整个当代汉语都面临着新词新语蓬勃诞生生机盎然的局面，网络开通之后，思想空前活跃，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词语，以及词语的新用法大量出现，风起云涌。大量的新潮词语通过现代传媒普通话传进上海，并为上海话吸收，丰富了上海话。

      上海在上世纪末重新全面开放，上海又属于开拓人的天堂。这次的外来移民，大都能用普通话来与上海人沟通而不必使用上海话，在上海社会上和生活中，使用普通话的场合增多了。不过，如果上海这座城市在上海市民社会中还是需要用上海话交际的话，上海话还是自然会传承下去。

      如果我们进行比较深入一点的观察，那么我们说方言的衰落，主要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观念上的偏差和措施上的偏激而造成的。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奉行“汉语规范化”的思想，而且这种“规范化”被有些人理解成就是要“统一语言”，以排斥方言作为实现规范化的代价，认为在文章中使用了方言词语就破坏了汉语的规范化。在所谓“斗争哲学”的影响下，有的人把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理解为“消长关系”，普通话要“长”，方言就要“消”，你死我活，互相对立。甚至将语言问题看成政治问题，提出“清除语言污染”、“警惕方言回潮”等口号，或者把对待人用的等级观念任意延伸，把普通话说成是高等语言，把方言看作低等语言，“讲普通话，做文明人”。

2． 欧洲工业化、现代化在语言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上海人现今正在迈上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上个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检讨欧洲一些国家方言的流失和语言的单一化的失误，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可以引以为戒，因为许多类似的情形我们才刚开始发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在不久前北京召开的“国际母语日”会议上，曾推广过瑞士的成功经验。这个国家中有四种语言，没有共同语，四种母语和平相处得很好，社会和经济也很发达和谐。然而，我们也已经看到，过去的法国政府由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对法国国内的德语方言强行统一，现在的政府要想挽救和重新恢复原来方言，有一些小学开始在教学方言，然而已经为时太晚，不能将此方言起死回生了。

霜叶红

亚洲的新加波也是一个例子，70年代起强力推行“华语”的结果，不但没有加强说汉语阵地，反而使华族的沟通“脱华入英”，大量的华裔子女放弃了闽、客等母语而加入了英语为母语的阵营，。中国台湾已经走过那条“在学校讲母语要罚钱”的时代，结果母语的确被国语取代，母语反而成为需要重新学习的“第二语言”。看来华人地方的通病都是太注重一元化，生怕有人用了非通用全国的東西就是地方意识，或者是拿着全国通用的东西贬低地方，多元文化观念实在欠缺。台湾已经付出的代价，大陆应引以为训，大家的新认识新理念应该多包容别人的语言。

      “语言统一论”毫无根据，英语这样一个几乎成了世界通用语的语言，伦敦的郊区还有伦敦郊区方言；世界上的不少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使用的英语实际上也就是伦敦英语的方言。中国目前有几十种语言，并不准备统一，相反国家还在出力拯救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普通话只是全国通用语言。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3．提倡语言平等，反对方言歧视

      根据国家语委21世纪初的普查，我国现实的情形是全国汉族人92%的人的母语（第一语言）还是方言，而各种方言都是有完整的语音、语法系统，有丰富的词汇系统的使用自如的自主语言。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某种思维主导而形成的错误观念，有的人妖魔化方言，造成了一些人认为方言是低级的，是“市井俚语”，是“上不了台面的话”，甚至认为说了方言就是“狭隘的地方意识”，把方言看成时推普的拦路虎。为了推普而极力贬低母语方言、丑化方言，这种流毒使现在还有很多人对说自己的母语怀着卑微心理，不是以说自己会说的方言而平等自豪，反而认为是低下一级，在大方言或普通话面前羞于启口，自惭形秽，以至经常发生彼此之间看不起和歧视对方的方言的行为。

      每个地方的人都应自尊，应该肯定这种自尊。北京人与上海人一样自尊。每个地方的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自尊，这是有自信力的表现，这是自强的基础。没有自己的自尊，哪有民族的自尊？

      由于对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的片面性认识，使当前在有些人心目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够实事求是的看法做法，总结这些人的态度，大致可以用下面四句话来概括：（1）推广普通话，是能说又能做。（2）打压方言，是能做不能说。（3）给方言保留适度的生存空间，是能说不能做。（4）给方言创造一些能够得到保护的条件，是既不能说又不能做。对于（1），不用解释。（2）从幼儿园甚至托儿所起创造全天（至少整个白天）听不到任何方言的环境，从小学起在纪律条文里将说方言与说脏话、打架等不良言行排列在一起，在幼小心灵里养成说方言可耻的心理，把方言的地盘挤到厕所里甚至挤出厕所，这种环境当然会对人一生对方言的感觉意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种事情明明存在，明明在做，却不能提及。一提及，就有人反过来批判你是“抹黑”是“攻击”等。不问有没有事实A，甚至已经知道了有事实A，却先来追究提及“A论断”的罪过。这是什么道理？把造成方言萎缩的显而易见的人为因素统统隐去，把注意力引到方言区百姓自己要承担什么责任。这种“能做不能说”的做派离新时期一贯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差之千里。（3）随着时代的进步，某些做法的过激之处（有些过激做法也可能是推行者事先并未想象到的或者是下边执行时走样的）开始被认识到。人们刚在设想一些减少过激做法的实际措施，如不绝对禁止在小学的课外时间说方言等，在中小学生学习中增加一些方言知识和方言文化游艺的教育，前脚说完不反对方言生存的人后脚马上出来反对一切类似的措施。这就是“能说不能做”。也就是说要保留至今一切对付方言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不管其做法是否符合和谐社会的特征。（4）连说也不能说，一说便有人给你扣“分裂汉语”、“地方保护主义”之类的大帽。

      上面第一条是大家都赞成的，而且是真心赞成，因为作为现代中国人谁都知道普通话的重要，对国家、对个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下面三条是有严重问题的。假如做的是对的，为何不让说？假如知道做的有不合适的地方，口头上理论上也不反对改进，为什么对任何实际的改进措施一律反对？言行一致，行知一致，是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也符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有这么多说做分离的事情，不是正常的追求真理的心态。

    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提出：改正过激措施，注意传承母语问题。

4．开放方言空间，纠正过激做法

      影响方言传承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地方用强制的手段，在幼儿园、小学进行普通话教育时不给方言留有余地的措施，至今还在贯彻。

语言学专家汪平发表过他写的《关于抢救方言，正确处理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刍议》一文，呼吁“给方言留一片净土”，他认为“在幼儿园、小学禁止说方言”是致方言于死地的“釜底抽薪”政策。为此，汪平先生提出了“反釜底抽薪”政策：“很简单，只要取消在幼儿园、小学说方言的禁令即可。本地人说本地话是自然现象，只要不禁止，人们自然地会说。只要大家都在说，方言就不会绝。”

      幼儿园、小学的课上的确应该用普通话为主进行教育，但在课后休息中应该可以自由说方言，还应该开展一些本地母语为载体的以童谣为背景的游戏，让学生从小母语不能丢。

      其实，对多数人来说，方言是不必像普通话那样要通过推广就可学会的，只要从幼时起跟着母亲说就会说的。用一些强制的手段，不准幼儿园、中小学生在课余说上海话，以致提出“进了学校门，就到了北京城”的口号，说了或受歧视或扣品行分，不准中小学生在校园里自由说方言。许多地方许多学校校规使孩子耻于说方言，什么“学生讲方言，班级不得星” （榕城新闻，2004），将不准说方言订为班级行为守则，把说方言与说脏话等并列作为品行劣迹惩处，汇报上去即扣分，这都是有案可稽的事实。这样做就逼着家长在家也要对孩子说普通话，否则孩子在校一不小心漏出方言，就会被举报给老师知道对班级名誉带来影响。这样的规定没有法律根据，它使孩子在学语言的年龄段从小割断了与方言的联系，切断了在最佳学龄阶段学习母语，本来母语是可以不经学习从母亲那儿带来的使用最流利的语言，现在发生了动摇，一些城市里的孩子从小丢失了学母语的时机，小学生不会说方言普遍发生，这样做当然直接阻碍了方言的传承。在上海，中学生到了高中或进大学时再来拾起上海话，这些年轻人说的上海话当然大打折扣，对上海话的理解程度成了只能在普通日常交际用语上将普通话转说成上海话，上海话中大批有特色、有价值而普通话中没有的词语从他们说的上海话中流失，就不足为奇了。

      一些文化界和法律界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主席，出于保护中华传统语言文化的良知，都提出过这些情况，他们说的是事实。在2006年北京召开的“纪念推广普通话50周年“的理论座谈会上，已有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的副主编在上述现象提出批评，他的论文中直接批评了小学中实行的课余小学生说了上海方言被扣除品行分和开展评比的这种非母语化的做法。

      对于此种非母语化造成城市母语缺位的后果，有些人急于发出保护方言的呼吁，但是有的语言学工作者居然在会上说：“孩子不会说上海话了，这很好嘛，说明普通话普及了！”在他们的观念里，推广普通话必须以消灭方言为代价。

      非母语化的结果，具有相当严重的危害性，它会造成当地历史延续的母语及其文化支撑发生动摇，使该地步入语言生活的不稳定期。在该地根底尚浅的普通话需要与该地的母语携手一起，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与英语和平共处。

5． 重视新旧方言文化

      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比如中国数百种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形式都是以当地方言为依托的。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情结，具有相当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

      在一些推普比较成功的城市里，我们应该关注那里的语言多样性建设和促进文化多元化繁荣的问题，应该提倡在宽松的语言环境下改变和纠正一些不和谐的做法。

      过去的上海人正常接触上海话，在方言剧、戏曲、新闻广播中都能听到上海话。然而有一段时间里，在传媒里，如在电台、电视台的播出中禁止方言，不准用上海话拍摄电视剧，这样的规定使大家不能听到准确的和生动的上海话，一种方言不能顺其自然地说用，就会萎缩。

       除了要在幼儿园、中小学适当开放方言使用领域外，地方电视台、电台也应当适度开放一些方言节目的空间，使当地人民能经常听到相对标准和自然的方言，传承方言中的有特色的语汇。除了开放地方戏曲节目和其他文艺节目如方言话剧方言歌曲外，还应该有方言的新闻报道节目，方言电视剧、广播剧的播出，让青少年接触优化的方言语言环境，学到优秀的有特色的方言词语。除了恢复一些旧有的方言文艺如沪剧、滑稽戏、方言说唱、方言话剧等之外，更要支持和帮助现今青年创新和受青年欢迎的方言游艺和文艺，如上海话Rap、上海话歌曲、上海话小品、上海话Video等，使地方文艺繁荣起来，让上海文化更有上海特色。

      有关部门应该收回禁止拍摄方言电视剧的禁令，对有地方特色的电视剧可以采用普通话、方言两种版本的播出形式。

      有的人担心一开放方言的连续电视剧和电影，会不会形成各地一哄而上争拍争演方言电视剧而使大家都不说普通话了的局面，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刚开放时可能有一时的反弹，过一阵子后，一切就会很正常。上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五方杂处，在语言方面也是自由杂处的，当时生产的大部分电影、小说都用国语，自然形成了国语和白话文的文艺为主体，同时电台里也常有方言的节目播出满足多方面的需求。现代媒体的强大已使普通话节目铺天盖地，方言节目的听众观众有限，有一定的地域界限，到底可以存在多少方言节目，市场完全会自动调节，因为方言节目是不可能与普通话节目演出平分秋色争夺市场的，它只是作为一种多语社会多元文化存在的必要的补充，而且是体现了说方言演方言的语言选择自由，当地人对本土文化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也有人担心方言文学文化只能在小地域流通，终不能为全国接受，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这正如壮语文学只要在壮族人中喜欢得很就行，何必一定要追求全国统一流通呢？文化应该多元适合多层次选择，不要强求全体都来欣赏。如上海话的滑稽至少有北部吴语区那么多的百姓喜欢，就比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还多，何乐而不为呢？

      只要改变了现在幼儿园、小学中学的片面禁止方言的情况，适当开放传媒中方言的节目，就此两项的调整，母语方言的自然传承一般就不会发生多大问题了。

      语言的变化不可预料，也是不可逆转的，希望一直保持“原汁原味”，完全是出自保护上海话的心愿，但这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尤其是当代社会进入电视、网络社会后，变化可能更大，即使是北京话也在所难免。问题是变化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变得更好，像上海话的从前；一种是变得衰弱，像有些濒危语言和弱势方言。

      语言的使用应当是自由的，顺其自然的，顺其自然的变化带来的是语言的自然丰富和健康发展，语言会自动择优除劣，不用人来多操心。既然语言发展最好是顺其自然，那么为什么对方言还要人为保护呢？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为了更好地生活和交流，大力推广了普通话，于是，在推广普通话比较成功的地方，有人出来说同时要注意保护好方言；这就像我们为了更好地生活和发展，造了许多高层建筑和工厂，于是就有人出来提出要注意保护好自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