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水电工-----聊聊酒文化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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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读古文只看到“吃人”两字，我读水电工君的贴只看到“醉”与“酒”两字。水电工君是前世没喝够？要是您见到我爷爷定能成为志同道合的酒友，虽然我爷爷喝醉后不能一斗酒诗百篇也不能写出如此宋词：
《如梦令—醉酒》

     一日饮酒过度

     误入密林深处

     呕吐   呕吐

     惊起狗男女无数
可我爷爷醉酒后只能说“TMD，这是什么社会啊！”
昨晚我也试着“醉也！醉也！”是什么滋味，本以为我酒量太差，可喝了一瓶，头只有点沉，还没到“呕吐，呕吐”或“一醉能解千愁，风雨忘在身后”这种境界！头脑反而特别的清醒。待有机会定会同水电君一起——呜呼醉哉！说不定妹子从此会专出一个“一醉方休”的版块，专收录酒文化、<原创>酒后之言。

kiss

妹子里的兄弟姐妹们要是手头紧，就赶快去水大财主家门口摆个酒摊，定能搛！要是水大财主觉得粪（份）量不够，尽管多多灌水无妨！

柴禾妞

不惜千金买宝刀，
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
洒去犹能化碧涛。

柴禾妞

[img=left]http://www.gdoverseas.com/wenh/zhuanti/shici/images/09.jpg[/img]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韵译】
渭城早晨一场春雨沾湿了轻尘，
客舍周围青青的柳树格外清新。
老朋友请你再干一杯饯别酒吧，
出了阳关西路再也没有老友人。

【注解】
　　①渭城：就是咸阳，现今陕西省西安市。
　　②浥：湿润。
　　③客舍：旅馆。
　　④柳色：柳象征离别。
　　⑤阳关：古关名，在甘肃省敦煌西南，由于在玉门关以南，故称阳关，是出塞必经之地。
【评析】
??这是一首送别的名曲。一题作《送元二使安西》。赴安西必经阳关，即今甘肃敦煌。诗的首二句点明送别的时令、地点、景物；三、四句写惜别。前两句为送别创造 一个愁郁的环境气氛，后两句再写频频劝酒，依依离情。

??此诗后来被编入乐府，广为传诵，成为饯别的名曲。或名《阳关曲》，或名《阳关三叠》。白居易《对酒五首》之一有：“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句，且注明“第四声即‘劝君更尽一杯酒’。”

??所谓《阳关三叠》，是因为咏唱时，首句不叠，其他三句都再唱。然而，有人认为仅有末句重叠三唱。按白乐天所说的“第四声”，则应是首句不叠，其他三句重叠。不然“劝君”一句不可能为“第四声”。

柴禾妞

来源：http://scty.nease.net/bjwh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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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key-E

作者：陆伯元 于
来源：湖南在线华声论坛 → 个人文集 → 陆伯元的个人文集[梦蝶斋随笔] → 怀真独远      
发表在 杂文 《 梦蝶斋随笔》之三
2004-3-30 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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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人眼里，陶渊明是一个著名的田园诗人。不过在古代人看来，陶渊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咏酒诗人。道理很简单，陶诗几乎“篇篇有酒”。在今存的百二十余首陶诗里，描写田园风光、劳动的，只有十来首；而咏酒的，却有六十多首，占一半还多，其中《饮酒》组诗就有二十首！在他一百一十四首的五言古诗里，酒字出现三十一次、醉字七次、醒字三次、酣字三次、酌字三次、醇字一次。自祭文说：“匪贵前誉，孰重后歌。”挽歌云：“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陶渊明为什么要那么醉心于吟酒？第一个给他编集子的梁朝昭明太子说了一句知心话：“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集·序》）意说陶渊明托酒言志，以示人生醒醉。所谓“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者是也。
　　
　　大凡改朝换代的时期，总是险恶多端、奸佞丛生。陶渊明活了六十多岁（公元365---427年），有五十余年是在东晋度过的，入刘宋不到十年就病故了（晋灭于420年）。所以他“有幸”看到了夺权篡位者的种种丑恶伎俩，看到了世态炎凉、人情曲折的种种变故。这对于敏感而正直的诗人来说，不可能做到心如死水，激不起半点涟漪的。相反，从他出仕那天起，便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悲哀，以至于后来不得不借酒来浇胸中的块垒。（按：关于陶渊明的生卒年代，是否应为公元367---427年。本文不就这个问题做研讨）
　　
　　陶渊明喝酒的名气是很大的。他曾以调侃、自嘲的笔调写过一篇叫《五柳先生传》的自传，其中便谈到自己是这样好酒的：“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有人）置酒招之。造（到）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不以为意）去留。”一定是因为他好饮成性，远近闻名，所以才有人时常请他赴宴的。至于是不是像醉龙蔡邕那样经常醉卧街头，不得而知。不过推想起来，必定是常有的事。他的朋友颜延之在他死后的诔文里说：“（渊明）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几百年后欧阳修还记得他是“爱酒又爱闲”的人。酒名借着诗名，越传越神，陶渊明便在后人的心目中飘逸起来了。白居易说陶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宋人陈舜俞《庐山记》又记载了一则民间传说，说庐山栗里两山间有块巨石嵌在其中，很平坦，能坐下十几个人，加上坐石上抬头即可仰视落自崇崖高岭的悬瀑，确是一个壮观奇景的好去处。因为陶渊明常在此“自放以酒，故名醉石”。于是陶渊明似乎成了酒仙，谁也不知道他的本来面目了。
　　
　　其实，陶渊明并不是天生就那么好酒成性的。他正式开始“酣饮赋诗，以乐其志”的时间，大约是在39岁以后。据考，他那著名的20首《饮酒》诗，是写于39岁那年（403年）秋冬。这一年八月，恒玄自称相国、楚王；十二月初，恒玄篡位野心实现，改晋称楚，贬晋安帝为平固王，迁之于陶渊明的故乡江州寻阳县。陶渊明对这个恒玄是太熟悉不过了。他在其手下曾干了近3年（35-37岁）的镇军参军（军事参谋），对恒玄的篡晋野心早有察觉。现在他干出了这等令天下非之的丑事，陶渊明能不愤懑于怀吗？于是，又是饮酒抒愤，又是赋诗泄忧，诗酒相济，成就了《饮酒》绝唱。诗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欢，顾影独尽。 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伦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闲居寡欢，长夜难尽，当喻时黑暗；无夕不欢，顾影独尽，盖胸中有一段积郁不得排泄；题数句自娱，以为欢笑，似为无可奈何之自嘲、自慰。”陶渊明觉得自己像一只失群的孤鸟，无枝可依，悲鸣不已：“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急啼）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因植孤生松，敛翮（整翅）遥来归……（饮酒）诗其四）”。这日暮无着、清晨无去、夜夜心悲的境界，岂不正是阮籍“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境的再现！于是，陶渊明开始“痛饮酒，熟读《离骚》”了：“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问候），疑我与时乖。繿缕茅簷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同流合污），愿君鼓其泥（扰浑水）。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诣。纡舆（喻出仕）诚可学，违己岂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诗其九）”以及“有客常同止（行止），趣舍邈（远）异境。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领会、理解）。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较似聪明）。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柄。（《饮酒》诗其十三）”一起饮酒可以，让我违心屈志去同流合污于浊世，万万不可；虽是同行共饮，然而志趣却相去甚远，长醉者自长醉，常醒者自常醒，我说我的醉话，你说你的醉言，相视一笑，到底谁是真醉，谁是真醒？“日没烛当柄”乃是“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继续，都是愤而心死的无奈痛语。这话骨子里乃是屈原回答渔父的两句傲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陶渊明想努力忘掉眼前发生的一切，借酒逍遥，借酒泯灭物我。结果先是平静冲淡了一时：“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此），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中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一作“还”）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诗其五）”虽然身在世俗间，但是迹同志不同，正如“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一般。之所以能如此，乃是“心远”使之然。
　　
　　翻阅部分典籍，才明白“心远”二字乃是佛门“心净”的移用。原来东晋人特别欣赏印度在家居士维摩诘，他能做到既信佛，又不断酒肉、妻妾，圆融无碍，处处自由。他的一句明言是：“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维摩诘经·佛国品》）”这便是影响中国佛学达千余年之久的“不二法门”了。逍遥驽钝，方悟身迹是无所谓出家与在家、戒欲不戒欲，关键是心净。心净便到佛国，心不净虽出家无用。所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心动”的禅宗佳话，正是强调心的巨大作用！冥神顿悟，不禁哑笑，试想庄子没有达到这样真正物我混一的境界，所以不敢在世间人境呆着，主张逃到山林里隐起来。原因大概就是怕自己经不助声、色、利、欲的诱惑，废了“童真”之身。倘若庄子有知，是该以逍遥为千年之下一知己呢？还是深恶痛绝之？
　　
　　东晋以后的玄学家看到了维摩诘的高明之处，因而纷纷佛道同修了，殷仲堪、孙绰、许询都是如此。窃以为，陶渊明并没有例外，这里只不过把“心净”改为“心远”罢了，意思没变，换汤不换药。上面提到的“有客常同止，趣舍邈异境”就是“心远地自偏”的具体表述。同样的酒，喝的人心思不同，其醒和醉也不同。陶渊明自然是虽醉犹醒的。正是由于“心远”，陶渊明才逍遥地采菊花于东篱之下，不经意的悠然间见庐山于南面的。此时陶渊明再不是“已是黄昏独自愁”了，却把夕阳西下的山间景色看得那么迷人，又将那只“日暮犹独飞”、“夜夜声转悲”的失群之鸟，看成找到了归宿----鸟群而欣欣相与（合群结伴）轻飞的鸟！就在一片夕阳、满眼山影、遍地黄花、漫天归燕的大自然里，陶渊明领略了那不可言传的处世妙谛。
　　
　　诗中没有一个“酒”字，但醉意就在其中。陶渊明采菊花当然不是为了纯粹地观赏，他自有妙用。让我们先来读读下面这首《饮酒》诗：“秋菊有佳色，邑(沾带)露掇其英。汛（泡）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诗其七）”和露摘黄花，原来是为了泡酒的！说它是忘忧物，是因为菊花久被人们看成是可以延年益寿、祛病通神的上品药物。逍遥看过一本《名山记》，书中曾道：“道士朱孺子服菊草，乘云升天。”还记得“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吗？自屈原之后，诗赋咏菊的不断。就魏晋而言，比如正始名士钟会就在其家中种满了菊花，又作《菊花赋》道：“服之者长生，食之者通神。”西晋名士潘尼的《菊花赋》甚至说能赐人寿命的司命神西王母也“接其葩”以求“延期以永寿”！逍遥引这些例证不是宣扬迷信，只是当时的风气由此可见一斑。陶渊明《九日闲居》序说自家有“秋菊盈园，而持醪（浊酒）靡由”。诗中有云：“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说明他对菊性也知道。这东西不象五石散贵得吓人，只有何晏、王羲之等才服得起，喜欢的人尽管吃，家种的、野生的尽是。所以，陶渊明的悠然采菊，有“心远”的成分，更有益寿以忘生死之忧的成份；说“秋菊有佳色”和王羲之爱听鹅叫、王徽之喜种竹说“不可一日无君”是一样的，不纯是赏其优雅，更重要的是乐其可以养生。
　　
　　但是，陶渊明的身心悠然只能是麻痹性的暂时现象，喝过酒的人都知道，醉酒发昏终究还是要苏醒过来的。这时候更痛苦不堪，于是就有了下面这首诗，他不得不隐隐约约地吐出了喉中的骨鲠：“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其中道理），逝（隐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诗其一）”世间的衰落兴荣如影、如泡、如梦、如幻，没有固定不变的。邵生（召平）是秦朝的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史记·萧相国世家》）。由侯王变为布衣，以致穷得种瓜，这其间的变化对个人命运来说，不啻为沧海桑田。这里“秦破”与桓玄使“晋破”正有极为相似之处；陶渊明的欢酒与邵生的美瓜，也是貌合神离的。又《饮酒》诗中“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也是借商山四皓中的黄公、绮里季夏避秦乱不仕而隐的典故，自誓不仕桓玄的楚政权。如此刚烈，逍遥深服。当浮一大白，快哉!
　　
　　不仅如此，陶渊明还投笔从戎，弃耕出仕，参加了刘裕等发起的征讨桓玄的战争。元兴三年二月，刘裕起兵，陶渊明很快应刘裕的征召，就任这位镇东将军的参军一职。他曾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的诗，记录了从寻阳赴京口上任途中的情况。记得其中有云：“投策命晨装，暂与田园疏”、“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诗句。意思就是为征桓玄，违心出仕，暂时告别田园，尽管是参加“义军”，但还是满怀惭愧的。所以他在这年春所作的《停云》、《时运》等诗中，表达了对亲友、田园、美酒的思念：“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停云》二）”此情此景，纵是千载之下，逍遥也觉黯然！陶夫子嗟叹八方昏乱，平地成河，欲与亲友共酌一杯，也无缘也。“花药分列，林竹翳如（隐掩貌）。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昏莫逮，慨独在余。（《时运》四）”不由感叹清淳的黄帝、唐尧的时代已逝，清琴浊酒的晏然生活弥足可贵。我看这只是想象之词，此时的他又哪有时间去消遣呢？这年阴雨连绵的时节，陶渊明对雨独饮，不禁又感慨起人生的命运来：“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人有生便有死，自古皆然。都说世上有不死的赤松子、王乔这些仙人，但他们究竟又在哪儿呢？好心的故老赠我酒，劝我饮酒成仙；试酌几口果觉万般情思都去，连杯酣饮忽然间觉得天地也不存在了。但是，天又岂能离我远去！只要任自然、循性而动，便可忘掉一切了。只要我心仍在，身衰体弱又何足挂齿？诗中酒的宣味是很深的。窃以为陶渊明并没有轻信真的有什么神仙存在，他只相信自己的心灵解脱。从这里，隐隐感觉到他决心归隐的意向了。
　　

[ 本贴由 monkey-EB 于 2004-5-19  00:23 最后编辑 ]

monkey-E

作者：陆伯元

　　
　　
　　
　　再提到陶渊明字元亮,明和亮两字是同意。陶渊明后来改名为潜,渊明和潜则意思相反,这表示他要如鱼一样潜藏深眇,但渊明并不是潜藏之所,他改名正是在表明他晚年隐居的心境.在陶渊明41岁的时候（405年）那年的冬天，他放弃了只当了82天的彭泽县令，挂冠抽簪而归了。看表面原因，似乎是他不能像王凝之这班五斗米道徒卑躬屈节、折腰低眉；而真实原由，我认为是象他的《归去来辞》和《归园田居》诗赋中所说，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是“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是世道“真风造逝，大伪斯”。他从自我个性和社会现状两方面都找到了必须归隐的理由。这一点，逍遥非常佩服。依我愚见，陶渊明的归隐绝不同于阮籍、嵇康。在正始时代，阮、嵇的归隐带有全身保哲的政治意味，具有较强烈的抗争意义。在东晋时代，归隐成为一种“时髦”，可以借此买名邀誉、走终南捷径；也是因为名士太多了，朝廷的殿堂太小，容不下那么多的“大贤”、“亚圣”名流；也是士族政治高门大姓互相排挤的结果。对于陶渊明来说，他那已破落的家族已不足以招来政治迫害的危险，不足以使他进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因此，他的归隐，乃是一种人生的选择，乃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这也有抗争意义，是对整个黑暗社会的挑战，而不是具体政治性的挑战。
　　
　　这样的归隐才是“真隐”，而不是山涛、向秀那样的“假隐”。据说，东晋的隐逸时髦起来之后，隐的名堂、花样也多了起来。依处所而言，有“朝隐”、“野隐”、“市隐”、“通隐”；从态度上讲，有“真隐”、“假隐”、“充隐”；此外还有“酒隐”、“坐隐”等名目。东晋名士是看重朝隐、市隐、通隐的。所谓“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者，一语道破时尚天机。怎么叫“朝隐”呢？《晋书·邓桀传》载，邓桀少与刘驎之、刘尚公隐，后忽然改节应召出仕，有人讥之。邓桀说：“夫隐之为道，朝也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有《世说新语·言语》说：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惔）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这便是风动、幡动、心动的另一种表达了。逍遥曾读释彦琮的《通极论》，把这“朱门”与“篷户”的关系说得非常透彻，不妨节录一段：“原夫隐、显二途，不可定荣辱；真俗两端，孰能判同异！所以大隐则朝市匪（非）喧，高蹈则山林无闷。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马。……发心既是出家，何关落发？弃俗方称入法（门），岂要抽簪！”和尚的教门开得如此之大，门票卖得如此便宜。头发不用剃，官帽不用摘，就可以入法门、出家。哈哈，非是逍遥曲解，如此这般理论比玄学家努力合道、儒为一更省劲。于是东晋的形形色色的隐士们都转向这一“通隐”理论了。
　　
　　陶渊明当初说“结庐在人境 ”、“心远地自偏”的时候，也没有例外地部分吸取了这一理论“精华”。所以39岁之后的陶渊明只能算个“通隐”于市上的隐士。我看他还好没有“通隐”到朝廷，后来做了些参军、县令之类的芝麻官也算不得“朝隐”。而且他也只是一时达到“通隐”境界，做刘裕参军时那句“望云惭高鸟，临池愧游鱼”，表明他在内心深处并不能将仕与隐的矛盾“通”起来。因此，他很快就从“结庐在人境 ”的市上跳了出来，开始了“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的真隐了。我注意到他这时的饮酒态度、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农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他只与素心淳朴的农人相来往，交谈也只道桑麻之事，也不提“有客常同止”、“醒醉还相笑”的那种超脱了。“三径就荒，松菊尤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既然已经“觉今是而昨非”，那么心情自然宁静多了。人常常是这样的：当他悟不透事理真相时，心情是最彷徨、迷茫的。往往陷入矛盾的痛苦之中。杨朱临歧路而哭，墨子见素丝而泣，都是因为“可以南去，可以北往，可以染黑，可以浸赤”，拿不定何去何从而悲哀的。阮籍穷途而泣，刘伶鹿车任游，则是根本无路可走，故那哀伤则又更深一层。陶渊明则想通了，既然“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学仙）”，那么我就在这平凡的山村里，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喝一口酒，看一眼庭松，玩一番书琴，不也很自然、很惬意吗？这比“以心为形役”不知强多少倍！这样的酒的确是很“平淡”的，并无什么“深味”。我们这位酒酣狂歌的五柳先生把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看得格外亲切，描绘得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後簷，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方宅”、“暧暧”两次远写，“榆柳”、“狗吠”两次近描；有红桃白李绿荫的“似枯而实绮”，也有夜静狗吠、晨喧鸡鸣的“似散而庄”。时间、空间、动静、浓淡都是那么和谐地“冲淡”在一起了。这正是此时陶渊明刚刚归来真实的心境写照，这才是他真正归隐后品尝到的人生酒味！
　　
　　陶渊明从29岁出仕到42岁归来，曾经历了三仕三隐的曲折道路。个中滋味也是一言难尽的。陶一再说自己的出仕是因为家贫，为求口腹之资；又说“质性自然”、“本爱山丘”，才是自己的本来面目。这话看来有真有假，不可全信。谋资是真的。他做彭泽令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隐逸做准备。《归去来兮辞》说得就很清楚了：“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据萧统《陶渊明传》说，陶渊明求为彭泽令，还说过“聊欲弦歌，以为三径（隐逸）之资可乎”的话。当了县官以后，又将官俸300亩公田要全部种高粱，“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中梗（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梗”。一个字：强！而正是出仕的积蓄，待他“归来”时，家境尚可；“有童仆欢迎”、“有酒盈罇”。故他能够“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出现在乡村的形象是“待月荷锄归”的悠然。
　　
　　但是在他归隐后的第三年（408年）六月，一场大火再加上田间虫害猖狂，使陶渊明的生活转入极为贫困的时期，杯中酒自然也时常断顿了。他的《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记载了这一变故。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更是形象地反映了他归耕晚期的贫境：“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生活困窘竟到此地步，“躬耕未曾替”、“浊酒且自陶”的辛劳，取代了“待月荷锄归”的悠然。长期的参与田间劳作，使贫病交加的陶渊明在感情上越来越接近普通劳动人民。同时他在思想上陷入幻想，终于写出千古流传的《桃花源诗并记》。
　　
　　而说陶渊明自称“性本爱丘山”的话是假的，是因为他的思想感情经历了入仕、归隐、幻想三部曲。青少年时代，他也曾壮志凌云，有着儒家的积极出仕精神。其诗也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种心态：“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诗其十六）”此为近40不惑之年的回顾，是饮酒后的醉中真言，一定不是说着玩的。“遂无成”即一事无成的无限感慨，哪里是“性本爱丘山”的恬淡？“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杂诗八首其五）”虽然没有了斗酒等乐事却也很欢畅。为什么？是因为胸有鸿鹄之志！只是岁月的流逝磨灭他的雄心壮志，只是看这“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时局太不不合宜了，只是看到那些你争我杀中的士都是些“冰炭满怀抱”的可怜虫。直到陶渊明归隐后，还以“箪瓢屡空，晏如也”的儒家守穷固贫精神来激励自己躬耕。中晚年之后，陶渊明的思想感情才趋向老庄、道教及佛教，但仍没有完全放弃儒家教导。在杂诗十二首、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读《山海经》十三首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饮酒时的思想矛盾：未言心未醉，不在接杯酒。（拟古其一）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拟古其七）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拟古其八）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杂诗八首其一）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八首其二）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杂诗八首其四）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咏贫其二）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其四）如此等等。当真是叹无俞伯牙作知音，恨无庄周一起放达；既求仁义，又要“得欢当作乐”，彻底长酣。读此心境，种种矛盾、形形悲苦、色色放达，都寄于一杯酒了。从这些矛盾中可以明了，陶渊明根本就不是“性本爱丘山”的。社会黑暗、人生失意逼得他不得不爱丘山。所以，陶渊明的思想感情经历是这样的：热衷功业而出仕、厌恶时事而归隐、躬耕艰难而幻想（理想）。这三部曲经过了对社会的一次否定和对隐耕生活的一次不满这两层递进之后，把陶渊明从现实中推向了野外，导向了“桃花源”，其人生也就这样地沉醉下去又清醒过来。这其中充满了大乐、大悲！
　　
　　说陶渊明接受过儒家、道家、道教思想的熏陶，众皆认可。惟独对他的佛教思想有无，学界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争议。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正在酒的问题上。（哈哈）考证陶渊明《形影神》诗大抵写于公元413年前后。当时庐山高僧慧远（412年）在庐山刻石作佛像，413年又写了篇《万佛影铭》，说在石头上刻佛影，最能为万佛传神，把他几年前“形尽神不灭”的理论具体化了。在刻石立铭的时候，他曾邀请了大批社会名流来参加，并请大名士、大文豪谢灵云撰写《万佛影颂》。那排场之大，呵呵。陶渊明正住在庐山附近，同周续之和刘遗民两位佛教徒时有往来，以致有好事者称他们为“浔阳三隐”。陶渊明和慧远一度也结为方外之交。（详见《中国文化通志》）但陶渊明最终没有成为佛教徒，原因和酒大有关系。《莲社高贤传》记载：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于是去了）。忽攒眉而去。众所周知，酒为佛教原始五戒之一，故陶渊明要请求允许他饮酒才肯与慧远交往。敛眉蹙额而去，不知为何；可能是思想上的不合，也可能是那儿根本就没有为他准备酒，他发觉上当了。《莲社高贤传》书出甚晚，其言也不太可靠。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陶渊明的确在酒的问题上和慧远发生过分歧，陶渊明《形影神》诗即有三次提到了酒！
　　
　　在《形赠影》里，形对影说：刚才我还在人世间，忽然逝去无归期了，你说我该有多悲哀？我没有不死的腾化术，按自然规律是必死无疑的。请你听我一句话，“得酒莫苟辞”，酒是足以消除忧愁的啊。
　　
　　在《影答形》中，影对形回答：我也很想登上昆仑、华山仙境去学做神仙，但此道又是那么遥远。与你相遇以来，你笑我亦笑，你哭我也哭，“未尝异悲悦”。你死我亦亡，念此五情发热！你不如行善事，留美名于后世。说酒能消忧，比起这行善遗爱，岂不是也太低劣不明智了吗？（“酒云能消忧，方此岂不劣”）！
　　
　　《神释》中，神对形、影解说道：我与你们虽然不是同一物，但又是“生而相依附”的。你们不是看到了吗？“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寿少夭的都不免一死，贤者愚者都一样。每天喝醉了酒，或可以忘却这种死的悲伤，难道酒是催人短命折寿的坏东西吗（“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影说立善事比喝酒好，谁又为你唱赞歌？过分思虑生死是会劳神伤生的，不如听凭自然的安排，不要喜也不要忧，要死便死想那么多干什么。
　　
　　这番问答的主题是如《形影神》诗序所说：是“极陈形影（身名）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的。即以玄学自然之道来反驳“形尽神不灭论”。不论陶渊明说的对不对，可以讲，他的确是早发范缜《神灭论》之先声。故陶渊明不是醉得一塌糊涂的，他的头脑很清醒，比那些为名为利不敢喝酒的名士、高僧还清醒！陶渊明是个真正的玄学高手，也是个全面的大思想家！如此喝酒，才不是醉生梦死！才有深味！
　　
　　诚然，陶渊明也不是没有接受一些佛学思想，前文说的“心远”、“心净”就是《维摩诘经》中的精华。在“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其三）”；“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其三）”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有庄周梦蝴蝶、蝴蝶亦梦庄周的宣意。同样也有维摩诘那“是身如泡、如沫、如焰、如电、如梦、如幻、如影、如响……十大名喻”的法味。维摩诘是不主张戒色戒酒的，慧远的什么“三报论”、“形尽神不灭论”是什么玩意儿，破绽百出，还要假惺惺地叫人戒酒！所以陶渊明与他合不来，倒是与这位天竺维摩诘有隔世神交了。
　　
　　陶渊明半生中爱酒、嗜酒。但酒精没有使他丧失纯洁的心灵，更没有丧失清醒。在他最穷喝不起酒的时候，他可以去向故老乞酒（如《乞食》所写），可以开玩笑地说要戒酒（《止酒》诗所咏）。老朋友颜廷之送2万钱，他收了，但都送到酒家，以便随时可以尽酣；然而檀道济在他贫病交加的时候，送来高粱、腊肉，他却扔了出去，陶渊明讨厌他说什么“今子幸生文明之世”（时在公元426年，晋亡宋立）的话，不肯吃这“嗟来之食”。陶渊明和阮籍一样，也是有一双看了叫人哭笑不得的“青白眼”的。
　　
　　入宋之后，陶渊明才改名为“潜”的。刘裕屡次下诏征他，陶渊明不但置之不理，还写《述酒》诗隐骂这位皇帝。诗文较长，不再引用了，且引一段前人注解：“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兰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张祎，使酖王。祎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踰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而以述酒名篇也。（《陶渊明全集》汤注）”原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 仪狄、杜康，古代善酿者，酒由仪狄造出，再由杜康润色。陶渊明就此传说为喻，说桓玄篡位于前，刘裕弑君于后，晋朝终于灭亡。桓玄鸩杀司马道子，刘裕鸩杀晋安帝，都是用的毒酒啊。所以陶渊明以述酒为题，以“仪狄造，杜康润色之”为题注；这火性如此之烈，把两个野心家一起骂了，嘿嘿，这听的人还不一定能回过味儿来呢。若是陶渊明能做到庾纯那样的高官，说不定也会在大宴上公开骂座。鲁迅先生说陶渊明并非浑身肃穆，而有金刚怒目，大概不专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一句诗吧？
　　
　　酒既有这么大的妙用，可以安身、可以解忧、可以悟理、可以骂人、可以隐逸，所以陶渊明至死也没有抛弃。在他自拟的挽歌中：“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其一）”；“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其二）”；人将死，其言真。陶渊明不负酒，酒也不负陶渊明。在“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的对立中，这位靖节先生的人格就这样突现出来了。如此想来，世人说“难得糊涂”，未必是一句完全消极的话啊。
　　
　　陶潜的诗缺酒不可，陶潜的诗无酒亦不可。诗酒相济，才各臻其美。忽想到元代马致远“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道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数语，差可探近渊明的胸怀！

怡情悦性

中国名酒谱

五粮液  中国名酒。产于四川宜宾。已有千余年历史。因以高梁、糯米、大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为原料，故称五粮液。用纯小麦制曲，取岷江江心水，置陈年老窖发酵制成。属大曲波香型。其特点是“酒质柔和，甘美醇香，落喉净爽，各味谐调，有陶而不醉，嗝噎留香的快感”。
双沟大曲  中国优质酒。产于江苏泗洪县双沟镇。始建于清雍正至乾隆年间，有250多年的历史。据说是当时山西一位姓贺的人在双沟创办“全德酒坊”，将山西汾酒的酿造工艺与当地传统酿造工艺结合起来酿造出这种“香浓味美”的酒，具有芳香扑鼻、甜美醇正等特点。
古井贡酒 中国名酒。产于安徽亳县减店集。因酿酒用水取自古井，酒自明代到清代均为贡品，故得名。其制法：以当地产高梁为原料，以小麦、大麦、豌豆制曲，经泥土老窖发酵而成。属大曲浓香型，其香醇如幽兰，回味经久不息。
刘伶醉  中国优质酒。产于河北徐水。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嗜酒如命，最后死于徐水，故以其名命名。其制作工艺为：用红高梁，配大米、糯米、小米为原料，用太行山下甘泉井水，用大麦、小麦、豌豆制曲，用人工泥窖发酵而成。其香味浓郁，醇正可口。
西凤酒  中国名酒。产于陕西凤翔柳林镇。是我国和世界最古老的酒种之一。凤翔是传说中凤凰的产地。唐朝以后，又是西府台的所在地，人称西府凤翔。酒由此得名。其制作方法是：以当地产的高梁作原料，以大麦、豌豆制曲，用新窖短期发酵而成。其制出的酒有香、甜、酸、苦、辣五味。但舞味调和适中，酸而不涩，甜而不腻，苦而不粘，辣而不刺喉，香而不刺鼻的特点。属大曲清香型。
全兴大曲 中国名酒。产于四川成都酒厂。其前身是创建于己于人1824年的“全兴老号”酒坊。迄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其制作方法是：以高梁为原料，用小麦制的高温大曲为糖化发酵剂，在老窖中发酵后加工酿成。属大曲浓香型，具有鳐香浓郁、甘冽净爽、醇正柔和、诸味协调、后味浓厚的特点。
山西汾酒  中国名酒。产于山西汾阳杏花村。始于南北朝时期。其制法：以晋中平原产的优质高梁为原料，以大麦和豌豆制曲，用杏花村古井水制成。关于古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古时有一道人，在杏花村喝醉酒后，将酒水全部吐到井中，从此用这口井水酿出的酒就特别香甜。汾酒属大曲清香型，酒色透明，香味纯正绵长。
沉缸酒 中国名酒。产于福建龙岩。传说清嘉庆年间一叫五老官的酿师到龙岩城郊，用当地山泉和糯米开小酒坊，生产黄酒。在酿造过程中，酒醅要三次沉浮，最后沉入缸底，故有此名。其制法：以糯米为原料，以红曲和白曲为糖化发酵剂精制而成。其色红褐，其质醇厚，芳香浓郁，营养丰富，有“斤酒当九鸡”的说法。
杜康酒  中国名酒。产于河南汝阳县杜康村和杜康村附近的伊川酒厂。杜康酒有悠久的历史，曹操《短歌行》就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杜康是传说中发明酿酒的人，其造酒之地即在今河南汝阳县杜康村。但古杜康酒早已失传，今杜康酒是根据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酿造的。
杏花村竹叶青  中国名酒。即竹叶青。产于山西汾阳杏花村。与汾酒同出一地。其历史之悠久，3世纪时即见文献记载，唐宋时流布更广。清代成为人们普遍喜爱的酒类。古时采用竹叶泡制而成，故有竹叶酒、竹酒之名。1928年改用当归、檀香、公丁香、广木香、竹叶等十几味药材和冰糖，用汾酒浸泡调制而成。其色金黄、微绿、透明。入口绵甜微苦，有药材香气，柔和爽口。有养血、疏气、化痰等功效。
即墨老酒 中国名酒。黄酒类。产于山东即墨县。始创于宋熙宁七年，明清时有较大发展。以黍米为原料精致而成，其色黑中带紫，晶莹透亮，浓厚挂杯。其香甜可口，饮后微苦而有余香。它不仅可作饮料，还有交稿的药用价值。
泸州老窖 中国名酒。产于四川泸州。相传明末泸州有一姓舒的人，在河南洛阳做官，带回洛阳万年酒母、曲药和泥样，并请洛阳酿师到泸州指导，在清顺治年间开设泸州第一个酿酒作坊——舒聚源，并用附近龙泉水酿酒，始创泸州老窖。其制作方法：以当地产糯高梁为原料，以纯小麦制曲，经陈年老窖发酵而成。属大曲浓香型。醇香浓郁，饮后尤香。
郎酒 中国优质酒。产于四川古蔺县郎酒厂。郎酒创于1933年，因取用“郎泉”水酿造，故名。其制法是：以高梁为原料，用小麦制成的高温曲为糖化发酵剂。制作过程中两次投料，经反复发酵，蒸馏七次取酒。每次取酒后，用瓦缸封存，送入当地天然岩洞中存三年，再将各种酒勾兑调味。属酱香型，具有酱香浓郁，回甜味长等特点。
茅台酒  中国名酒。因产于贵州仁怀县茅台镇而得名。茅台酒历史悠久，北宋时茅台镇已能生产。清康熙43年（1704年）制出的酒是今天茅台酒的直接源头。是世界三大名酒之一。其制作方法是：以小麦制曲，以当地高梁为原料，采用当地赤水河的水，经八次蒸糟、七次下窖、七次取酒，然后再贮存三年才装瓶。属大曲酱香型，酒质透明、就气芳香、酒体醇厚。
绍兴老酒 中国名酒。产于浙江绍兴。是我国酒类中古老的品种，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制法是：以无锡、丹阳、溧阳等地所产的精白糯米为原料，以本地当年产的小麦制曲，用鉴湖水，经蒸煮发酵而成，放入陶制酒坛，泥封窖藏，是一种不经蒸馏的发酵酒。绍兴酒不仅营养丰富，又是烹调的必要佐料，还是服用中药的“药引”。
洋河大曲 中国名酒。产于江苏泗阳洋河镇。此酒已具有300多年的历史。据传为明万历年间由山西一姓白的贩酒商所创。清乾隆帝第二次下江南，在宿迁行宫写有“洋河大曲，酒味佳醇，真佳酒也”的题词。其制法为：以优质高梁为原料，以高温大曲为糖化发酵剂，取洋河镇美人泉水，经老窖发酵而成。属大曲浓香型，其入口绵、落口甜，醇香浓郁，回香悠久。
剑南春  中国名酒。产于四川绵竹。绵竹唐代属剑南道。唐代即有“剑南之烧春”，剑南春由此得名，并于1958年正式命名。今剑南春酒前身为绵竹大曲，闻名于清康熙年间。以高梁、大米、玉米、小麦、糯米等五种粮食为原料，加以优质麦曲，采用“红糟盖顶、低温发酵、回沙回酒”工艺制成。属大曲浓香型。芳香浓郁、醇和回甜，余香悠久。
董酒 中国名酒。产于贵州遵义市北郊董公寺。始于上世纪20年代，建国前夕倒闭。直到1957年才恢复董酒的生产。制法为：以当地所产的糯高梁为原料，用大小两种酒曲制造。其特点是既有大曲酒的芳香，又有小曲酒的醇和、回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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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遗漏吧
湖南的酒鬼酒呢
怎会榜上无名

怡情悦性

在我国古代，酒被视为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更是庄严之事，非祀天地、祭宗庙、奉佳宾而不用。形成远古酒事活动的俗尚和风格。随酿酒业的普遍兴起，酒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用物，酒事活动也随之广泛，并经人们思想文化意识的观照，使之程式化，形成较为系统的酒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内容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其形式生动活泼、姿态万千……
      重大节日的饮酒习俗
　　中国人一年中的几个重大节日，都有相应的饮酒活动，如端午节饮“菖蒲酒”，重阳节饮“菊花酒”，除夕夜的“年酒”。在一些地方，如江西民间，春季插完禾苗后，要欢聚饮酒，庆贺丰收时更要饮酒，酒席散尽之时，往往是“家家扶得醉人归”。节日的全新解释是：必须选举一些日子让人们欢聚畅饮，于是便有了节日，而且节日很多，几乎月月都有。代代相传的举国共饮的节日有：
　　1、春节
　　俗称过年。汉武帝时规定正月初一为元旦；辛亥革命后，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春节期间要饮用屠苏酒、椒花酒（椒柏酒）；寓意吉祥、康宁、长寿。
　　“屠苏”原是草庵之名。相传古时有一人住在屠苏庵中，每年除夕夜里，他给邻里一包药，让人们将药放在水中浸泡，到元旦时，再用这井水对酒，合家欢饮，使全家人一年中都不会染上瘟疫。后人便将这草庵之名作为酒名。饮屠苏酒始于东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这样的记载：“屠苏酒，陈延之《小品方》云，‘此华佗方也’。
　　元旦饮之，辟疫疠一切不正之气。”饮用方法也颇讲究，由“幼及长”。“椒花酒”是用椒花浸泡制成的酒，它的饮用方法与屠苏酒一样。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俗有岁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贡樽。正月饮酒，先小者，以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宋代王安石在《元旦》一诗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北周庚信在诗中写道：“正朝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柏吐随铭主，椒花逐颂来”。
　　2、灯节
　　又称元宵节、上元节。这个节日始于唐代，因为时间在农历正月十五，是三官大帝的生日，所以过去人们都向天宫祈福，必用五牲、果品、酒供祭。祭礼后，撤供，家人团聚畅饮一番，以祝贺新春佳节结束。晚上观灯、看烟火、食元宵（汤元）。
　　3、中和节
　　又称春社日，时在农历二月一日，祭祀土神，祈求丰收，有饮中和酒、宜春酒的习俗，说是可以医治耳疾，因而人们又称之为“治聋酒”。宋代李在诗中写道：“社翁今日没心情，为乏治聋酒一瓶。恼乱玉堂将欲通，依稀巡到等三厅”。据《广记》记载：“村舍作中和酒，祭勾芒种，以祈年谷”。据清代陈梦雷纂的《古今图书集成·酒部》记载：“中和节，民间里闾酿酒，谓宜春酒”。
　　4、清明节
　　时间约在阳历4月5日前后。人们一般将寒食节与清明节合为一个节日，有扫墓、踏青的习俗。始于春秋时期的晋国。这个节日饮酒不受限制。据唐代段成式著的《酉阳杂俎》记载：在唐朝时，于清明节宫中设宴饮酒之后，宪宗李纯又赐给宰相李绛酴酒。清明节饮酒有两种原因：一是寒食节期间，不能生火吃热食，只能吃凉食，饮酒可以增加热量；二是借酒来平缓或暂时麻醉人们哀悼亲人的心情。古人对清明饮酒赋诗较多，唐代白居易在诗中写道：“何处难忘酒，朱门美少年，春分花发后，寒食月明前”。杜牧在《清明》一诗中写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5、端午节
　　又称端阳节、重午节、端五节、重五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节。时在农历五月五日，大约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人们为了辟邪、除恶、解毒，有饮菖蒲酒、雄黄酒的习俗。同时还有为了壮阳增寿而饮蟾蜍酒和镇静安眠而饮夜合欢花酒的习俗。最为普遍及流传最广的是饮菖蒲酒。据文献记载：唐代光启年间（885—888年），即有饮“菖蒲酒”事例。唐代殷尧藩在诗中写道：“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后逐渐在民间广泛流传。历代文献都有所记载，如唐代《外台秘要》、《千金方》、宋代《太平圣惠方》，元代《元稗类钞》，明代《本草纲目》、《普济方》及清代《清稗类钞》等古籍书中，均载有此酒的配方及服法。菖蒲酒是我国传统的时令饮料，而且历代帝王也将它列为御膳时令香醪。明代刘若愚在《明宫史》中记载：“初五日午时，饮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清代顾铁卿在《清嘉录》中也有记载：“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以饮，谓之雄黄酒”。由于雄黄有毒，现在人们不再用雄黄兑制酒饮用了。对饮蟾蜍酒、夜合欢花酒，在《女红余志》、清代南沙三余氏撰的《南明野史》中有所记载。
　　6、中秋节
　　又称仲秋节、团圆节，时在农历八月十五日。在这个节日里，无论家人团聚，还是挚友相会，人们都离不开赏月饮酒。文献诗词中对中秋节饮酒的反映比较多，《说林》记载：“八月黍成，可为酎酒”。五代王仁裕著的《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在宫中举行中秋夜文酒宴，并熄灭灯烛，月下进行“月饮”。韩愈在诗中写道：“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到了清代，中秋节以饮桂花酒为习俗。据清代潘荣陛著的《帝京岁时记胜》记载，八月中秋，“时品”饮“桂花东酒”。
　　我国用桂花酿制露酒已有悠久历史，二千三百年前的战国时期，已酿有“桂酒”，在《楚辞》中有“奠桂酒兮椒浆”的记载。
　　汉代郭宪的《别国洞冥记》也有“桂醪”及“黄桂之酒”的记载。
　　唐代酿桂酒较为流行，有些文人也善酿此酒，宋代叶梦得在《避暑录话》有“刘禹锡传信方有桂浆法，善造者暑月极美、凡酒用药，未有不夺其味、沉桂之烈，楚人所谓桂酒椒浆者，要知其为美酒”的记载。
　　金代，北京在酿制“百花露名酒”中就酿制有桂花酒。
　　清代酿有“桂花东酒”，为京师传统节令酒，也是宫廷御酒。对此在文献中有“于八月桂花飘香时节，精选待放之花朵，酿成酒，入坛密封三年，始成佳酿，酒香甜醇厚，有开胃，怡神之功……”的记载。直至今日也还有在中秋节饮桂花陈酒的习俗。
　　7、重阳节
　　又称重九节、茱萸节，时在农历九月初九日，有登高饮酒的习俗。始于汉朝。宋代高承著的《事物纪原》记载：“菊酒，《西京杂记》曰：‘戚夫人待儿贾佩兰，后出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登高，《续齐谐记》曰：‘汉桓景随费长房游学’。谓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厄，急令家人作绢囊，盛茱萸，悬臂登高山，饮菊花酒，祸乃可消’。景率家人登，夕还，鸡犬皆死。房曰，‘此可以代人’。”自此以后，历代人们逢重九就要登高、赏菊、饮酒，延续至今不衰。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一书中，对常饮菊花酒可“治头风，明耳目，去痿，消百病”，“令人好颜色不老”，“令头不白”，“轻身耐老延年”等。因而古人在食其根、茎、叶、花的同时，还用来酿制菊花酒。除饮菊花酒外，有的还饮用茱萸酒、茱菊酒、黄花酒、薏苡酒、桑落酒、桂酒等酒品。
　　历史上酿制菊花酒的方法不尽相同。晋代是“采菊花茎叶，杂秫米酿酒，至次年九月始熟，用之”，明代是用“甘菊花煎汁，同曲、米酿酒。或加地黄、当归、枸杞诸药亦佳”。清代则是用白酒浸渍药材，而后采用蒸馏提取的方法酿制。因此，从清代开始，所酿制的菊花酒，就称之为“菊花白酒”。
　　8、除夕
　　俗称大年三十夜。时在一年最后一天的晚上。人们有别岁、守岁的习俗。即除夕夜通宵不寝，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始于南北朝时期。梁代徐君倩在《共内人夜坐守岁》一诗中写道：“欢多情未及，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除夕守岁都是要饮酒的，唐代白居易在《客中守岁》一诗中写道：“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孟浩然写有这样的诗句：“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宴”。宋代苏轼在《岁晚三首序》中写道：“岁晚相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夕夜达旦不眠为‘守岁’”。
　　除夕饮用的酒品有“屠苏酒”、“椒柏酒”。这原是正月初一的饮用酒品，后来改为在除夕饮用。宋代苏轼在《除日》一诗中写道：“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来年七十岁”。明代袁凯在《客中除夕》一诗中写道：“一杯柏叶酒，未敌泪千行”。唐代杜甫在《杜位宅守岁》一诗中写道：“守岁阿成家，椒盘已颂花”。
　　除夕午夜，全家聚餐又名为团圆酒，向长辈敬辞岁酒，这一习俗延续到今。


独特的饮酒方式

　　饮咂酒：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独特的饮酒方式，在西南，西北许多地方流传，在喜庆日子或招待宾客时，抬出一酒坛，人们围坐在酒坛周围，每人手握一根竹管或芦管，斜插入酒坛，从其中吸吮酒汁，人数可达五、六人甚至七八个人。饮酒时的气氛热烈。这种独特的饮酒方式，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

　　“转转酒”：这是彝族人特有的饮酒习俗，所谓“转转酒”，就是饮酒时不分场合地点，也无宾客之分，大家皆席地而坐，围成一个一个的圆圈，一杯酒从一个人手中依次传到另一人手中，各饮一口。这个习俗，据说来自一个动人的传说：在一座大山中，住着汉人、藏人和彝人三个结拜兄弟兄弟，有一年，三弟彝人请两位兄长吃饭，吃剩的米饭在第二天变成了香味浓郁的米酒，三个兄弟你推我让，都想将酒留给其他弟兄喝，于是从早转到晚，酒也没有喝完，后来神灵告知只要辛勤劳动，酒喝完后，还会有新的酒涌出来，于是三人就转着喝开了，一直喝得酩酊大醉。

[ 本贴由 怡情悦性 于 2004-12-11  18:50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