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五十岁想从头再来

湘里妹子

作者：裴钰 王童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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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贾平凹在写完他的长篇小说《病相报告》后，便将兴趣转到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上，连续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猎人》、《饺子馆》、《阿尔萨斯》等三个短篇，用他的话来说，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基于以上原因，《北京文学》将他推选为"2002年作家风云人物"。
　　创作观念有转变不再怨天多尤人
　　裴钰：今年，您先后发表了小说《阿吉》、《猎人》等几个短篇，作品关注人性的缺陷，多层面地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您先前的作品风格迥异，请问贾先生，这些作品只是您的一种文学尝试，还是标志着您的创作观念已经发生了新的转变？
　　贾平凹：几十年来，我是在不断地尝试和折腾中调整着我对文学的认识，极力想能亲近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写到现在，说实话，题材对我已不重要，那种写人生命运的东西也使我兴趣减弱，以什么样的精神和姿态进入生活和创作呢？
　　我是五十岁的人了，世事也该经历多多，不再怨天，而多尤人；尤人的什么呀，许许多多的烦恼和迷惘并不关人的道德而来源于人性本来的缺陷啊。如何在一个极简单的故事里，表现出我们除了物质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外，灵魂里还需要着什么？对此我又能说清吗，我说不清。我不奢企我的作品是呐喊，盼的是读者读完之后，如劳作了一天仰躺在床，伸一个懒腰，长长地吁一声叹息，使骨骨缝缝中的疲倦能散发出来。
　　裴钰：您提到的要在中国民族背景下分析人的本身，让我想起了鲁迅的《阿Ｑ正传》，阿Ｑ这个人物的分析有很多角度，是否也可以从人性这个方向呢？
　　贾平凹：我写《阿吉》肯定受鲁迅的影响，所以人名也用了"阿"字。人性中的劣根如笼中的狮子，贫困常常使笼格腐烂。常言说人富了就温柔，人穷了便使强用狠。
　　二十年前我写商州的故事，有人指责我是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让农民看，我现在仍在搓垢甲，这垢甲已不仅是农民，有城市人，也有知识分子，当然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居住于城里，目睹着市政府经年用力最大的工作是解决交通拥挤而扩张道路，就感叹这都是为富人着想啊，因为富人有小汽车。但想一想，所有的富人都是由穷而富的，一部分先富起来方能带动全部人的富裕。
　　关心农民，不一定就以农民的眼光看待一切，但在努力使全社会富裕的过程中，许多问题没引起警惕和解决。现在，我们说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这是全社会的问题，其中要富裕，要教育，也要做人性缺陷的修补工作吧。
　　新近的创作想更极端更强烈
　　裴钰：《阿吉》中的青年农民阿吉的形象，在当代文学中与众不同，让我觉得阿吉和阿Ｑ有了可比性。您通过阿吉试图展示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贾平凹：《病人》是这一组短篇小说中的一篇，尤其与《猎人》、《阿尔萨斯》在写作思路上的接近。我尽量使它的小说成分纯粹，故事是很简单又很实在，立意上却强调主观色彩，原始的意识，又让这个故事事关痛痒，这批小说的背景是我们当今人可能面临的生活困境，但我不愿意在小说中附加社会东西太多，而又主题单一。以往的写作多是故事的完整性，多是线性的，现在我喜欢将描写的对象推向极端，出现如绘画中的色块一样的东西，这样写或许使批判和关怀能强烈些，容易有惊恐和紧张。紧张感成分越大，作品能力越大。
　　裴钰：小说《病人》使人耳目一新，给人以强烈的现代感，您能否谈谈关于《病人》的创作吗？
　　贾平凹：小说之所以要有现代性，原因是旧的小说难以再传达现代的心境，人们读作品已不大注意你写了什么，注意的是你的小说能否让他们心灵颤动和由此觉悟了什么。
　　现在的小说读者不相信说教和眼泪，往往在满足了现实和人伦的故事之后，它要追问存在的意义，要寻找超验的体会。但是，不管你写怎样的现代小说，你必须是中国人写的中国小说，他们阅读的习惯，对语感的认知是建立在东方哲学的基础和生长环境的基础上的。如何在作品的境界上是现代的，又不失中国的做派，我几乎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为此而试验，曾通过哲学上的比较，中西医的比较，话剧和戏剧的比较，油画和水墨画的比较，寻一种表现的形式，尤其从一些画家的变更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我是屡写屡败，屡败屡写，为此受过诸多误解和咒骂，可以说我心情急迫而还沉着，就这么走过来的。其实我做得不理想，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古典的底子浅薄，接受西方的新思想并未达到深层，我惟一的好处是从不封闭自己而埋头努力。
　　如何读我的小说我不前卫也不传统
　　裴钰：很多读者阅读您的《猎人》、《病人》等作品，首先感到的是比较舒服，接受起来相对容易一些，您是如何协调自己的现代小说作品同中国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之间的关系？
　　贾平凹：现代小说往往在主题上多义和模糊，若按传统小说的读法是无法进入，进入了也难以得到：它写了什么？阅读现代小说，可以单从故事来看，觉得好看就得了，不必寻其教育意义，如同恋爱，不是有人就只讲究对象模样漂亮吗？如果还能再读进去，抓它的整体感觉便是。
　　我的作品，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小说，自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误读的事也经常发生，这其中有非文学的原因，但也有这样一种状态，即：文坛上有一些很前卫的作家，这些作家和作品大家也已肯定，人们读他们的作品时先有了一个"这是前卫作品"的心理准备，就按"另类"的看法去读。而对于我，阅读时就按传统作品的眼光去读。结果按传统的要求套不上，按前卫的要求也套不上，误读可能就产生了。这种状态我想得这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作品的现代化曾想重起笔名写作
　　裴钰：在很多人印象之中，您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精深造诣的艺术家，而当我阅读《病人》等作品的时候，也发现您对现代文明和艺术同样也具有异常深邃的洞察和把握，您能谈谈自己对现代艺术的接受是怎样一个过程吗？
　　贾平凹：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困扰着我，越是尝试和折腾越觉得缺乏的东西太多，比如，作为中国作家，中国多个时期的文学我仅浏览过一次而已，四书五经并没读完。我没有在外国长期呆过，不懂外文，看的文学书不多，杭州的历史更少。有一年去杭州参观马一浮故居，听介绍说马一浮觉得要读书了，就上山三年不出来，我没有这个勇气啊?再者，将西方的东西如何化过来实在是难，常常生硬，是两张皮，寻不到契合点，寻不到语感。
　　裴钰：《猎人》、《病人》、《库麦荣》等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和民族特色，现在，现代意识已经逐渐被国人接受和认可，但是，似乎具有我们民族独特风格的现代写作还不太多，因此，您的创作也就有了开拓与摸索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自己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贾平凹：如果说时间长的话，可以说我是新时期文学至今的贯穿性人士之一，实在惭愧，我仅仅是一个老兵，每每见到一些新的年轻作家，自己就要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因为他们现在的文学环境好，一开始吸收就都是好营养，而我当年的起点低，一上路腿力不强才导致了几十年的趔趔趄趄。如果说我还在写着，往前走着，一是写作实在是我的宿命，二是我还想年轻，并不看重我的过去。说实话，我常常讨厌我，我一度真想重起个笔名写作。
　　生活中的我外人看我不是我
　　裴钰：从新文学开始至今的几十年，有许多人曾经辉煌，到现在却慢慢地淡出了创作的前沿，而您的创作一直为海内外广泛关注，到了２００２年，您又在进行着民族化的现代小说的摸索和试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您几十年来的创作保持了经久不衰？
　　贾平凹：我是极普通的人在世俗中生活着，别人的优点我或许有，别人的毛病我可能也有。写作常使一些人神经兮兮，但我正常。我不大露面，除了性格内向外，有很强的自卑性，文学才能上的自卑，人物形象上的丑陋。许多人见了我以为不是我，因为我不像个作家，甚至不像个都市人。
　　裴钰：您是作家，也是名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朋友，很想知道您的生活和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在新的一年，您有什么打算吗？
　　贾平凹：从四十岁后一年一年过得真快，五十岁又没有了。在新的一年里，我还是读书和写作吧。我从来有计划，凡订了计划从没实现过。我说过，我的写作如农民种地，收获了再耕种，耕种了等待收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日子就这么过去了。当然，我祈祷神灵，让我能活得身体和心灵更健康些，作品完成得更如意些。??
　　2002：贾平凹进步还是落后了
　　迄今为止，贾平凹已经在《北京文学》连续发了三个短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今年他就写了这点东西，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将这些小说集中在一家刊物上推出。
　　曾几何时，有评论就称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已到了边缘化。还有一种说法是贾平凹在写完最后一部长篇后将要罢笔。人们对贾平凹画的关注远胜于文学作品本身。他今年的这几个短篇，纵观起来，虽说不失为贾平凹式的幽默与狡黠，但是风格样式又是截然不同的。
　　《猎人》的荒诞而寓言化--一个总想博取美色，并幻想吃上炒熊掌，爆熊掌的家伙，在追击狗熊的过程中，却总被似乎有了人的性灵的狗熊给"干"了一下。
　　评论家谢有顺认为这个短篇是一个经典的短篇。特别是当泼熊事件发生后，贾平凹的这篇小说似乎就更有了另一个层面上的预见性。我们虽然有文化，上了大学，但就是不懂怎么和自然和兽类和谐相处。人对自然对另一种生命的占有欲，反过来又会受到自然和兽的惩罚。
　　《饺子馆》可说是再现实不过的小说了，贾平凹言他是根据西安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写成的，这个短篇剖析了人在社会上怎么找准自己位置的问题。把贾德旺和胡子文的角色用金钱润滑剂互换了一下，人的目标也就产生了错位，贾德旺开饺子馆开成了政协委员，让人啼笑皆非。贾德旺光宗耀祖返乡，自比伪参议刘三胜，更是恶性膨胀到了极点。对比之下，酸腐的胡子文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既想躲开腥味又忍不住沾上腥，最后两人双双命归在钱袋下，让人哑然失笑后又在胸中陡然升起一股黑色幽默般的酸楚。
　　《阿尔萨斯》把我们的阅读视线拉进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面阿尔萨斯与纳尼班达老爷应该说是在同一种文化里生出的两个分支，阿尔萨斯的野蛮和愚顽颇似《水浒》中的牛二，但他有时又表现出非常谦卑的样子，这让满腹经纶，学高八斗的纳尼班达老爷经常感到不知所措。一个残忍的"弱者"，往往会用无赖的手段得逞自己的卑鄙的目的。一度曾饱受舆论的所谓"公正批评"的贾平凹不知是不是借这篇东西喻示了自己真实的心理体验。把这种心理放在远古的异域中展示出来，也许是他想说明千年而来的人性的弱点至今也难以改变。
　　如果你想在这些作品中找到贾平凹早期作品里的那种韵味是找不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稀释了。贾平凹的这一系列探索究竟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时间本身会检验的。
　　但不管怎么说，贾平凹借这些作品的推出，重又回到了文学的焦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