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读后*

湘里妹子

作者：吕 冀 平
来源：http://www.cass.net.cn/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出版了。远在十年前，从它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用《语法讲话》这个题目连续发表于《中国语文》的时候起，它就一直吸引着语法工作者的注意。各方面对它提出希望，指出缺点， 愿它早日修订出版。现在，作者们经过长时间的、审慎的修订之后，用个人署名，改题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出版了。作为一个读者，对此表示高兴和欢迎。
     我们对照《中国语文》上的《语法讲话》仔细阅读之后，受到很多教益，得到很大启发，同时也觉得还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这里打算提出主要的几点同大家商量。

一

作为一部描写语法，《讲话》有很多突出的优点。这些优点对从事语法研究或语法教学的人来说，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1）重视语法结构。我们以为，描写语法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现和分析一种语言里用什么样的语法手段来表现什么样的语法意义，并把它们概括为一种规律；而不是只拿一些句子来分析它们的成分，给这些成分立些名目就算完事。比较起来，《讲话》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突出。下边这些例子就是《讲话》用来说明结构和意义的关系的：
  政权的本质现在已有了基本的变化，从统治人民的政权变成了人民统治的政权。（3页。以下凡引自《讲话》的例句，都只注页码）
你什么都懂，你什么都知道。
你都懂什么，你都知道什么。（27页，新加）①
这些例子说明，所用的词完全相同，但结构一有变化，意思就恰好相反。
            冬天的衣服全都穿上了。
        全都穿上了冬天的衣服。（33页）
这说明，结构一有变化，意思就相去甚远。
        你刚才那段话多说了。
        你刚才那段话说多了。（67页）
        你错听了他的话。
        你听错了他的话。（68页）
这说明，结构一有变化，意思就有细微差别。
        其他如“‘茶拿来’的‘茶’是预备好的茶，是确定的。‘拿茶来’的‘茶’不一定是预备好的茶，是不确定的。”（36页）等等，都是通过结构来说明意义的。这种对于结构的重视贯穿《讲话》全书。细心的读者是会从中得到益处的。
        （2）分析细致入微。描写语法现象，概括语法规律，应当从语言事实出发，这是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事前定出框子来，在从“大路边儿上”找一些例子填进去，遇到难找的例子就干脆自己动手来造，那当然就谈不到细致的分析。《讲话》对于语言现象可以说是达到了辨析毫厘的地步。比如，它在分析主语、宾语同施事、受事的关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章、陈治文合著，商务印书馆，1961年。
①        为了能够多少地了解一下修订的情况，凡是原《语法讲话》没有的例句，一律注上“新加”字样。
系时，举下边这样的例句：
那次敌人占了斜柳村，就修岗楼。楼修起了，饭野小队长和郭三麻子，带着鬼子和伪军，驻在那儿。（袁静，30页）
这用来说明，即使受事的主语（“楼”）前边没有什么特指的修饰语，也还是确定的东西。而施事的宾语，情形却刚好相反：
          远远的来了一个人，走近了才认得是小福。（赵树理，36页）
“走近了才认得是小福”，这正说明“一个人”开始的时候是不确定的。受事主语和施事宾语在“有定”和“无定”上的细微差别，经此一说便明确起来了。
        《讲话》说，“用‘有点’、‘有些’作修饰语，平常总是表示不如意的事居多。”（82页）举例是：
          〔婆媳〕两个人，也有些合不来。（赵树理，82页）
          “你有理！你有理！我说的都是错的！”李成娘说了这两句话，气色有点不好。（同上）
仔细观察一下，语言事实的确如此，尽管它不为人所注意。
        “都”这个副词表示总括，这在一般语法书上大都有所说明。但它在句子里的位置，它同其他成分的关系，却又往往语焉不详。《讲话》对这些作了精细、简明的描写：“‘都’所总括的成分总是在‘都’字的前面”（183页）“‘他对大家都有意见’，‘都’字总括‘大家’，是说‘他对大家每个人都有意见’。但是如果说；‘我们对他都有意见’，‘都’字就总括主语‘我们’，因为‘他’只一个人，用不上总括性的‘都’字。这句话也可以说成‘我们都对他有意见’，意思不变。‘他对大家都有意见’就不能说成‘他都对大家有意见’，因为‘都’总括‘大家’，必须放在它的后面。”（185页）对最后一句话的分析很好。不仅指出不能这样说，而且解释了原因，印证了前面所提的规律——“‘都’所总括的成分总是在‘都’字的前面。”
        “有时候轻重读不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意思。比如说，‘客人都走了’，‘都’字重读，意思是‘所有的客人全走了’。要是‘都’字轻读，那就是‘客人已经走了’的意思。”（185—186页）这些地方，说汉语的人都是习焉未察的，描写语法有必要提出来给以说明。
        “为什么、干什么、做什么”在问句里边是问原因或问目的的，这不需要多说。但在什么情况下问原因，在什么情况下问目的，这却常常为人忽略。《讲话》没有放过这一点。它说，“放在［动词结构］前面多半是问原因的，放在后面多半是问目的的。”（159页）举例是：
          他要问你为什么愿意，你就说“因为他能劳动”。（赵树理159页）
          一个民兵问：“带到村公所？”兴旺说：“还到村公所干什么？”（同上）
          你做什么大惊小怪的，把武队长惊动起来啦。（杨朔，159页）
          明儿我也拾掇拾掇回娘家去，守着这个破家做什么？（同上）
例句可以说明，这种分析，既很细致，又很必要。其他如对“有”和“是”，对“怎样”和“怎么”，对“就”和“才”等等的比较分析，都极为深刻。对读者说来，不仅可以获得知识，而且可以培养和提高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和方法。《讲话》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如前所述，是由于面对大量语言事实，从语言事实出发的结果。
        （3）例句选择精当。我们都知道，分析说明问题的时候，例证是非常重要的。有时一大堆话往往不如一个短小的例子。《讲话》在选例方面苦心挑选，常常是例句一出，即收画龙点睛之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很重要——让我们稍微多用一点篇幅来看一看。
        为了证明双音的动词修饰语“的”字可带可不带，《讲话》举例如下：
                    
            而在自己并不故意显出长处。（鲁迅，50页）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同上）
“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的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同上）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同上）
同一个作者用同一个词，一处有“的”，一处没有“的”。这比两个作者用不同的词，说服力是要大得多的。
为了证明“是”字有时表示“的确、确实、实在”的意思，《讲话》举了这样的例子：
          我不饿，凌老师，我是不饿。（曹禺，85页，新加）
          “究竟文清走了没有？”“走了。”“你可不要骗我。”“是走了。”（同上，新加）
两个句子排在一起，“我不饿——我是不饿”，“走了——是走了”，对比之下，“是”字的作用就分外明显。
        《讲话》善于把需要说明的问题放在同一个例句里，让它们当句互见，彼此映衬，从而达到比较分析的目的。这是《讲话》在选例上的最突出的特点。比如，“拿数量词作宾语，‘有’字和‘是’字的意思也不一样，‘有’字有‘够’的意思，又有‘估量、大约’的意思，‘是’字直截了当，这两种意思全没有。”（87页）底下就用这样一个例句来证明：
〔区公所门口〕有两个青年男子，一个有二十多岁，一个有十五六岁。燕燕他们三个人都估量着那个十五六岁的就是给燕燕说的那一个，因为五婶说过“实岁数是十五。”（赵树理，87页）
有了这样的对比，就不需要多用笔墨了。
          风浪连续猛狂了一昼夜，他们两天两夜没有吃喝了。（矫福纯，71页）
          大水、高屯儿昨天一夜没睡觉，白天有闹腾一天。（袁静，71页）
两个例句里各有两个表示时段的时间词，而且各有肯定和否定相对的两个分句。用这样两相对比的句子来说明“在否定句里，表示时段的时间词一般都放在动词前头，表示某段时间里头没有什么事情或情形。”（71页）确是简明扼要。
别闹了，你把大衣给我吧，人家是来拿大衣，想找地方睡一睡，黑夜好值班。（杨朔，149页）                    
“我”和“人家”互见，证明“人家”就指“我”。
小朱又故意问道：“小姚啊，你是一定参加援朝大队了？咱落后，又不够格，可不敢跟人比。”（杨朔，149页）
“你”和“人”互见，证明“人”就指“你”。
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毛泽东，99页，新加）
这有力地证明了“为…所…”这个格式也可以说成“被…所…”。
〔祥子〕时时想到一个什么意思，或一点什么滋味，或一些什么感情，都很渺茫，而又亲切。（老舍，176页）
“一个…一点…一些…”并举，证明“一点、一些”也是量词。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讲话》用的一些例句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这里有例为证：
我看你两个挺合适，我给你们俩当个介绍人吧。（袁静，170页，新加）
“俩”等于“两个”，当句互见，实在难得。
太太气得——一半也是急得——直哆嗦。（老舍，65页，新加）
老王太太愁的呀，下晚合不上眼（周立波，65页，新加）
这是用来说明“得”字后头可以有停顿，而动词（或形容词）和“得”字之间不能有停顿。《讲话》解释说，“‘气得’、‘急得’后面有停顿。‘愁的’后头跟着语助词‘呀’，能停顿的地方才能用‘呀’。”（65页）
〔王五〕头上有块疤——据说小时候被驴给啃了一口。（老舍，103页，新加）
〔祥子〕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同上，新加）
《讲话》作者们说，“同一个作者，说同样的事情，一处说‘被驴给啃了一口’，另一处说‘被驴啃了一口’，可见‘给’字可有可无。”（103页）老舍先生在两篇小说里说了同样的事情，这不稀奇。难得的是《讲话》这样细心地把它们摆在一起来说明语法上的问题。
那一个夏天他病的时候多，你成天儿忙着，汤呀（nga）,药呀（ya）,冷呀（nga）,暖呀（na）,连觉也没有好好儿睡过。（朱自清，210页，新加）
这是讲语助词“啊”的音变的。在一个句子里，nga,wa（原误作ya,当改为wa）、na互见，也是很难找到的。
        《讲话》不仅对一些需要对比说明的例句苦心搜求，即使常见的，也决不马虎从事，总是选择最能说明问题的。比如，“一句话里头可以有好些个并列结构”（16页），这样的例句并不难找，但像下边这样的例句却又并不多见：
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毛泽东）“这，指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斗争”——原引者注，16页
全句有三个大的并列结构，分别由“一点、一个、一种”起头。三个并列结构的内部又各有小的并列结构：“大狗小狗”和“饱狗饿狗”是一组，“不大不小”是一组，“又痒又痛”是一组。而“大狗小狗”和“饱狗饿狗”本身又各可以再分成更小的并列结构。这样层次分明、衔接紧凑的句子除了能更好地说明问题之外，它本身还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
        这样精心挑选的例句在《讲话》里到处都是。篇幅所限，不能更多地引述了。我们所以强调《讲话》这个特点，是因为在这一点上《讲话》确实跟有些语法书不同。恰当的例句不是唾手可得的，做过语法工作的人都知道此中甘苦，有些语法书的作者自然也知道例句是要“选”的，但是所“举”例句常令人有“泛泛”之感，可见这件事情的确不容易。这也就显出《讲话》的难能可贵了。
        （4）叙述浅显明白。一部语法著作，它本身的语言不仅要合乎规范，而且要准确鲜明，使读者从中受到良好的影响。《讲话》不但句子准确、简洁，而且很讲究表达的方法。对每一种现象都是由浅入深，进行具体分析。比如第九章第三节《在、有、是三字用法的比较》，着墨不多，可是讲的清楚、透彻，而且层次井然，浅显易懂。
        此外，《讲话》往往不拘泥于章节标题的限制，遇到一些有联系的，需要解释的现象，就随手交代一下。比如第三章第四节讲的是《偏正结构》，但顺便说明了“幸而他来了——他幸而来了”由于“幸而”的位置不同而引起的意思上的差别。第十六章第三节讲的是“都、只”，但最后顺便交代了“只有”的用法。这些地方都很自然，读起来很方便。
还有，我们觉得修订工作很值得提一提。作者们在这上面花费了相当大的力量，只要对照一下原《语法讲话》，就不难看出这一点来的。我们前边举出的“新加”的例句仅仅是修订工作的一小部分。对于整个修订工作，我们感到还有两点可说。第一，更注意了这部著作的思想性，更注意了例句的内容。《讲话》在《序》里面提到了这一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作者对待各方面的意见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可以接受的，就改；还不能接受的，就保留原来的看法。除了《序》里所指明的术语、注音等方面的重要修订之外，我们还看到一些不小的改动。比如“准宾语”和“连锁式”的提出就是。还有些细小的改动也很重要。比如，原《语法讲话》谈到宾语和动词的关系时有过这样的话：“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是说不完的。”①大家对这句话的意见比较多。也许这句话并没有说错，但是一部讲解语法规律的书这样说，就可能引起误解。《讲话》现在删去了这句话，而保留了“有各种不同的动词，因此动词跟宾语也有各种不同的关系。其实就是同一个动词也常常带各种关系不同的宾语。”（37页）这样一来，就好得多了。类似的改动还有，这里不再列举。这说明作者确是认真考虑了各种意见的。
至于有些意见，我们不能要求作者一定接受。比如，笔者认为既然把“地位词、定位词、向心结构”分别改为“处所词、方位词、偏正结构”是“因为近几年来这几个名称较为通行”（《序》，1页），那么“定语、状语”这几年也比较通行，似乎也应该把“名词的修饰语、动词（形容词）的修饰语”改一下。但是作者可能考虑到其他原因而不改动这几个名称，不能要求作者的想法跟我们完全一样。
总的说来，《讲话》的优点很多，说它是一部有用的书，它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二
当然，《讲话》并非完美无缺，它也有一些缺点。正因为它是一部好书。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免“求全责备”。如果允许从这个角度来衡量，那么《讲话》有两个缺点可以用得上“严重”这个字眼。第一，《讲话》没能够提出一个科学的、适合于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尽管作者们在《序》里谦虚地表示“担不起来这个总结的担子”，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读完之后，前后联系起来一看，就会感到在体系上不够严密。它好像遇到一种现象解释一种现象， 而不能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概括起来，建立一个严密的体系来统摄一切。应当说明，这样做也是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是精神的表现。比起表面像煞有介事地定体系而实际漏洞百出的做法来，是好的。可话又说回来，要分析语法结构，总得有一定的观点，一定的根据，想躲也躲不开。其实，《讲话》对语法结构的分析是有根据的，那就是层次分析法。它说，“这种结构方式规定了分析句子的步骤：对并列结构采取‘多分法’，其他结构一律用‘二分法’。”（17页）但是这个观点到后来并没能够很好地贯彻，明显的例子就是“兼语式”。比如，“县里召集各村村长去开会。”（120页）这句话，不是并列结构，应该用二分法。第一次切分没有问题，把“县里”和后边切开。但第二次切分就困难了：在“召集”后边切开，不行，因为“各村村长去开会”不是“召集”的宾语；在“村长”后边切开，也不行，因为“召集各村村长”不是“去开会”的主语。顾名思义，既然是“兼语”，要二分当然做不到。猜想《讲话》提出“兼语式”这个名称的时候，恐怕不是根据层次分析法，而转为成分分析法了。把几种不同的方法融合（不是揉合）在一起，也未尝不可，但这需要统筹兼顾，从全局考虑，中途易辙必造成矛盾。
也许正由于避免这一方面的说明，所以有不少结构读者不知道作者打算怎么分析。比如“助动词＋动词（形容词）”是什么结构？“是你引诱的我！”结构上应该怎么分析？“崖有两丈多高哩！”这里的“两丈多高”是不是“有”的宾语？等等，《讲话》都未作交代。
第二，什么是词，什么是词类，这一系列的语法基本概念，《讲话》或者干脆不加解释，或者解释得吞吞吐吐，没有能够放开来说些明确而肯定的话。比如，《讲话》说，“语法书里把这种既有一定意义又能够单独运用的单位叫做‘词’。”（4页）看来这是有意地避免给词下定义。不过这种说法会给认真的读者带来困难。他按照这种说法将会把“杏树”和“大
                           
①《中国语文》1953年1月号，20页
杏树”看成是同样的单位——词，因为它们都既有意义又能单独运用。而且由于没有明确的定义，《讲话》在后面把“今天、早晨”算作词，又把“饭前、饭后”算作词组；把“中国、这里”算作词，又把“外国、屋里”算作词组（69页），就会使读者难于理解。
        关于词类，《讲话》除了说“一类词有一类词的共同性质”（4页）之外，没再说明什么。读者只能从举例中自己去体会。但又时常遇到模棱两可的说法。比如，《讲话》说，“有时候形容词加上‘了’、‘起来’一类的字眼，如‘花红了’、‘雨大起来了’，简直和动词没有区别。…形容词这样用的时候，就可以认为是动词。”（7页）这样一来，很大一部分形容词势必同时兼为动词，这且不去管它。困难在于读者怎样掌握这句话。“可以认为是动词”，到底是不是动词？《讲话》认为“报告、发明”等是兼属名、动两类的，援例这“可以认为是动词”的形容词也应该兼属形、动两类。可是讲“形容词谓语句”的时候，又说“天更黑了”的“黑”是形容词谓语（23页），看起来又有矛盾，这些地方读者确实不好掌握。
        所以如此，我们以为，首先和第一个问题有关。《讲话》在体系问题上站得不稳，因而说起话来也就往往摇摆不定。其次，《讲话》主观上不愿意对一些问题给以比较严格的、定义式的说明。它在《序》里明确地说：“这个《讲话》编写时候的主观愿望是尽量从事实出发，不从定义出发，下定义的时候很少，只想通过举例来说明问题，拿具体的例子引导读者独立思考。”（3页）这个原则值得商榷。“不从定义出发”是正确的，但“只想通过举例来说明问题”却不见得合适。下定义是区别此一事物和彼一事物的科学方法。定义从更高的角度概括某一事物的本质特征，对初学者说来，有时候倒是非常重要的。上边引证的《讲话》对词的说法所造成的困难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从定义出发是一回事，下定义是另一回事。当然，下一个严格的定义很不容易，对汉语语法来说就更加困难。但是由此而躲避下必需的定义，则不免因噎废食，结果倒可能是适得其反的。
        除了上述缺点之外，《讲话》也还有些较重要的遗漏。比方对“着、了、过”等的用法仅在《构词法》一章略略一提，此外通篇没作说明。以《讲话》的辨析入微，这些词尾的用法是大有可说的。对一些次动词、代词、副词甚至语助词都有非常细致的说明，何以对这类词尾忽略若此。还有，“双宾语”也讲得太少，只说了一句话，举了三个例子。其实两个宾语的位置、意义都还有需要交代的地方。复合句里各分句之间的关系也给人一种语焉未祥的印象。这些关系的阐明对写作很有帮助，似乎应该多讲一些。总之，这些遗漏和忽略，同《讲话》整篇深入细微的风格比起来，显得不够调和。
        《讲话》对一些语言现象的解释也有前后失去照应,因而造成矛盾或错误之处。因为比较零碎，这里只提出几点，供作者们参考。
        1）“有时候受事的主语可以有很复杂的谓语。”（32页）举例是：
          他的新快板一念出来，东头的年轻人不用一天就传遍了，可是想传到西头就不容易。
（赵树理，32页）
这是说加点的部分都是“他的快板”的谓语，是简单句。但是后来解释什么是复合句的时候又说“要是并列的谓语都在主语的后头，中间有停顿，也算复合句。”（133页）这里有矛盾，这个句子只能算是复合句。
        2）第八章开头说：“表示时间的名词，…表示时间的词组，…都可以叫做‘时间词’。表示地方的名词，…表示地方的词组，…都可以叫做处所词。”（69页）看来这不是由于疏忽，像是有意放开词和词组的界限。这不大好。词和词组是按照同一标准、属于同一系统的分类。一个词最好不让它同时又是一个词组。
        3）有些地方没有错误，但是嫌太笼统。比如，“甲类主谓谓语中的主语和全句的主语有关系。”（25页）这“有关系”指的是什么，底下再也找不到解释了。这样的地方还有一些，这里不再列举。
《讲话》是一部集体写作的水平较高的著作，但是修订历时甚久，对于汉语语法体系等问题仍然像是有意躲闪。我们揣度，作者们不会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满意的解决。倘是这样，那么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需要更多人的共同努力。而这首先要求我们面对语言实际，踏踏实实作一番工作。《讲话》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愿我们大家埋下头去，争取汉语语法体系早日建立起来。
原载《中国语文》196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