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北方生態與民俗文化

湘里妹子

作者：陳業新 撰(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社會科學輯刊》2001/01
来源：青藤書屋

【內容提要】相對於人類社會而言，生態是影響人類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生存和發展的所有外部條件。生態對人類社會的諸多事象具有一定的影響。生態對秦漢時期的北方民俗的形成與存在就具有一定的影響乃至決定作用，不同的生態條件是長城以北、關中、關東等地不同風俗形成和流行的基礎之一；另一方面，透過秦漢時期北方各地千差萬別的習俗，我們又可洞窺生態的差異。從生態的視野透視某一時期或地區的民俗是我們研究社會歷史之客體時應予以引入的新的質素。

　　學者張亮采先生說：“風俗烏乎始，始於未有人類以前。蓋狉榛社會，蚩蚩動物，已自成為風俗。”[1]自從有情感的人類出現後，社會風俗日漸積累、沿襲而越加豐繁。對於風俗，先人有諸多的論及。班固謂：“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2]

　　古代的風、俗是一對相互區別的概念。風是人的常性之和，由於人所處區域的水土等生態因素的不同，也就產生了彼此相異之風；相對於風而言，俗則是可以改變的，其主觀性要大大超過風。然而，孔穎達卻疏之曰：“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班固的“定義”說明，人的行為與觀念的形成，決定於兩個因素，即水土的構成和當權者的引導。本文擬從生態學角度出發，對秦漢時期中國北方地區的民俗與生態間的關係進行一番探討，以考察生態在一個地區民俗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影響與作用。

　　一、長城以北地區生態與遊牧民俗文化

　　長城以北的地區，自遠古以降，素為少數遊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場所。秦漢之時，這片廣闊的土地為匈奴所據有。長城以北的廣袤大漠的形成，從自然環境的角度看，與其所處的地理位置有關。較高的緯度，決定了這裏的氣溫較低，全年平均氣溫僅在零下1℃至10℃，冬季尤為寒冷。孝文帝在後元二年（前162年）就曾致書匈奴曰：“匈奴處地北，寒，殺氣早降。”[3]同時，這一地區又深居大陸內部，能給東亞地區帶來降水、來自海洋的季風很少光顧這裏，“春風不度玉門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這一地區的寫照。因此，這裏常年降水稀少，且分佈嚴重不均。因此，這裏不適宜於發展農業，從而決定了該區自古以來就是非農業生產區。

　　當然，在一些河流、井、泉附近及受高山冰雪融化灌注的山麓地帶，也有大片或零星的綠洲，水草豐美，樹木滋生，宜於從事畜牧業生產，如陰山一帶的大片綠洲等。然而，當某些地區一旦發生旱災或遭受暴風雪的襲擊時，居住在這裏的少數民族就要遷徙，追逐水草而生，所以，史有載曰：“逐草隨畜”、“隨畜牧而轉移”。特殊的生態條件決定了匈奴人特定的生產、生活方式，從而影響到匈奴人衣食住行等民俗。

　　對於衣，《釋名》的解釋是：“衣，依也，人所依以蔽寒暑也。”生活在寒冷、乾燥的沙漠地帶的匈奴人，衣的這種作用更加明顯。關於匈奴的衣飾，文獻載之曰：“衣其皮革，被旃裘”；匈奴“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無冠帶之飾”；“匈奴之俗，……衣其（畜）皮”[4]。從上述記載中，我們對匈奴之衣至少可得出如下幾點認識：首先，這些皮革是他們“射獵為生”的副產品，即來源於狩獵；同時，他們所飼養的牲畜也是其皮革來源的一個渠道。其次，“旃裘”即“氈裘”，是用獸毛製成的衣服。司馬遷說“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5]，可見，匈奴人“被旃裘”仍得益於其所從事的畜牧和狩獵生產活動。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毛皮衣的穿用，與其寒冷的氣候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最後，這種皮革、旃裘衣的穿著，便於他們日常的生產活動。從事畜牧業和射獵業的匈奴人由於過著“逐草隨畜”和“射獵禽獸”的生活，長期穿梭於深山茂林，身著皮毛衣絲毫不影響他們“馳草棘中”。所以，當他們“得漢繒絮”時，便令人身著繒衣穿梭於荊棘中，結果是“衣袴皆裂敝”，以示漢人繒絮“不如旃裘之完善也”。當然，華美的絲織品不僅有禦寒的作用，而且還有比裘衣更美觀的特點，這是有些匈奴人嚮往漢人繒絮的原因之一。可繒絮在那樣的日常活動環境中極易“裂敝”，從而達不到在嚴寒條件下保暖的目的。因此，匈奴人仍熱衷於適合自己所處生態條件的皮裘衣。“無冠帶之飾”，同樣與有利於其在特定的生態條件下的生產、生活有關。

　　在飲食方面，文獻記載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6]；“（與中原）飲食不同，……射獵為生”[7]。從這些記載可知，匈奴主食是畜肉，包括野生鳥鼠狐兔及家養牲畜。為了獲得自己生存所需的食物，匈奴人自幼就騎羊引弓練射技。關於“湩酪”，《史記‧匈奴列傳》集解曰：“湩，乳汁也。”其索引引《穆天子傳》語：“牛馬之湩，臣菟人所具。”酪是用牛、馬、羊等乳煉製成的食品。《本草綱目‧獸部‧一》說：“酪，湩。”李時珍集解引《飲膳正要》關於其“造法：用乳半杓，鍋內炒過。入余乳，熬數十沸，常以杓左右攪之，乃傾而罐盛，待冷，掠取浮皮以為酥；入舊酪少許，紙封放之，即成矣”。這種以奶為原料的食物製品，只有在盛產牲畜的遊牧地區才能成為主食。而且，“淳酪養性”[8]的特性在保證牧民的體力方面，具有較大的作用，這是匈奴人英勇善戰的生理基礎的保證。

　　另外，在匈奴人的飲食習俗中，還有一個較為突出的特徵：“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9]這和中原漢族人尊老敬老的習俗格格不入。對這一飲食習俗形成的原因，漢初投降匈奴的燕人中行說的解釋是：“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鬥，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10]這是從戰爭的角度來解釋匈奴的飲食之俗，其中雖有合理因素，但不是終極原因。其最終的原因仍離不開生態條件。因為匈奴人“隨畜牧而轉移”的生產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水草，只有在生態條件（如氣候、水文等）較好的情況下，才具備畜牧之需的水草。當自然災害降臨時，某一地區牧草可能會枯死，不能滿足匈奴人生產的需要。這時，他們為了生存，就要逐水草而徙，甚至不惜進犯中原王朝邊疆之地，以奪取適於自己生存的生態環境。對良好的生態環境的爭奪，是秦漢中央政府與邊疆匈奴等少數民族發生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據《史記‧匈奴列傳》索引錄《西河舊事》云：祁連山“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但在霍去病攻佔祁連後，匈奴痛失其賴以生存的良好生態，匈奴人因此而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正是迫於惡劣的生態和對良好生態環境的追逐，使得匈奴人頻繁地陷於長途跋涉和遷徙之境地，加之與秦漢政府屢開邊衅，促使匈奴對青壯年勞力有較大的需求，而這又與匈奴人口數量尤其是青壯勞力嚴重不足的狀況構成了矛盾。為了解決或緩解矛盾，他們對青壯勞力格外珍視，以肥美的食物予之，從而使得整個匈奴能賴之以在較為惡劣的生態條件下生存下來。

　　至於匈奴民俗中的住行、婚喪等，也深深地留下了生態條件的印記。

　　匈奴的住所，西漢文帝時出使匈奴的大臣說：“匈奴父子同穹廬臥。”[11]顏師古注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穿隆，故曰穹廬。”當時，不論是一般牧民，還是最高部落首領單于，都住宿在這種穹廬中，如武帝時，“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12]。可見，這種穹廬是相當普遍的，就連被匈奴扣押的漢使蘇武居住的也是這類穹廬，“（於靬王）賜武馬畜服匿穹廬”[13]。此處的“服匿”，也是一種類似穹廬的居住場所。對此，《漢書‧蘇武傳》注曰：“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穹廬，旃帳也。’”

　　匈奴的婚姻習俗，文獻中不止一次地強調其有悖於漢俗：“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14]西漢人中行說對此解釋是：“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15]這種說法是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的。

　　從氣候等生態條件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16]。惡劣的氣候條件，稍有自然災害，就會出現人畜死亡的現象，所以匈奴早亡或夭殤者較多。同時，寒冷的氣候條件下，婦女的生育時間相對較長，並且在畜牧業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的社會中，婦女單憑自身的勞動很難生存。由於在這些生態條件影響下眾多原因的綜合作用，再加上中行說所言的社會因素，就出現了匈奴人的上述婚姻習俗。

　　至於北方遊牧民族的角抵百戲諸娛樂習俗，也都是北方特定的生態環境下的產物。

　　二、關中生態與民俗文化

　　關中之地，範圍大小不一。有時稱函谷關以西為關中，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漢書‧地理志》亦言：“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把函谷關以西的戰國末秦故地稱為關中。有時關中又指秦漢北方的廣大地區，包括隴西、陝北，如項羽三分關中封秦降將，其中翟王在陝北，雍王在隴西。但有時特指陝西關中盆地，如《史記‧貨殖列傳》言：“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這裏所說的關中，是廣義的關中，不僅含有關中盆地，而且還包括隴西乃至更遠的安定、北地等。

　　《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對關中民俗均有較為具體的記載，涉及到關中民俗及其形成原因。從文中看出，關中民俗形成的原因，既有歷史沿襲和當權者的行為後果的因素，又有生態條件的因素。就生態條件對關中民俗形成的影響，稍加分析，可概括如下：

　　第一，關中“沃野千里”之“膏腴”地理環境，使生活在這裏的居民具有“好稼穡，務本業”的傳統風俗。秦漢時，這裏先有秦始皇穿鑿的鄭國渠，“引涇水溉田”；後有武帝在這裏開鑿的六輔、白渠，“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17]這些灌溉河渠的開挖，改善了關中農業水利生態條件，對農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是關中殷富的有力保證，富裕後的百姓才有“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的物質條件。史載關中人死後，“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18]。

　　第二，關中作為秦漢京畿之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是天下人嚮往之地，“四方輻湊並至而會”[19]，加上秦漢政府多次徙民“實關中”，使得這裏的“風俗不純”，且因“地小人眾”而“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20]。

　　第三，關中南有秦嶺，東有黃河之阻，西有荒漠之限，北有匈奴之擾。如此處境下的居民為了生存，自然形成了敢於冒險的品質。因此，關中地區在西漢時湧現出了一位探險家張騫。不過，這種敢於冒險的精神用之不當，則很容易成為盜賊。所以，班固說，關中“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

　　第四，關中的生態資源決定了該區居民的日常飲食起居。如天水、隴西等地，“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可是，後來由於這一帶的森林被毀，居民只能住進窯洞，很難去體驗“以板為室屋”的感受了。就飲食而言，涇渭流域因有“膏壤”之存在與水利的便利而“保殖五穀，桑麻條暢”[21]，“又有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22]，這裏的飲食先後以食粟、黍及食麥為主，“但食用大麻子，則為天下之冠”[23]；而安定等地，因處於和戎狄相差無幾的生態條件下，決定了他們“以射獵為先”，其飲食與匈奴等北方遊牧民族相近。

　　三、關東生態與民俗文化

　　秦漢時，稱崤山或華山以東的地區為山東。這一地區在位置上與關中相對應，所以又有關東之稱，但通常指黃河流域。這裏的關東，專指崤山以東的黃河流域。

　　黃河以其龐大之軀蜿蜓穿過山東，河水攜帶的泥沙常因河患而廣布於下游地區，從而形成了山東地區廣袤的平原和膏腴的土壤。另外，在當時的兗州一帶，也存在一些較低的山嶺，劉邦當年釋放囚徙後，就隱身於這一帶的芒碭山中。從氣候條件看，山東地區處於亞歐大陸東岸，緯度跨幅大（北緯35～49度），決定了該地氣溫南北差異有殊，年平均氣溫從4℃到12℃不等；降水也分佈不均，自北向南，年降水有400毫米到800毫米之別。因此，生活在不同生態條件下的居民就必然有為適應這一生態條件的生活方式和習俗。

　　與三輔相對的三河（河東、河南、河內）地區，二者雖距離較近，但風俗不同。前者“好稼穡，殖五穀，地重”，而後者“其俗纖儉習事”[24]。具體地說，河內“故俗剛強，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25]，而河東則“君子深思，小人儉陋”[26]。究其原因，除了歷史沿襲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生態條件。

　　從地理位置看，“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27]，“河東土地平饒，有鹽鐵之饒”[28]。三河之地，因黃河、洛水匯集於此，又被人們稱為河洛之地，處“天下之中”由此西行，過函谷則達關中乃至巴蜀，東可濟齊魯，北上通燕，南下連楚越，是南來北往的達官貴人、行商坐賈經常逗留匯集的必經之地。置身於其情其境的三河人自然被巨額的商業利潤和侈裕的商人生活所吸引，對“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29]有較深的體會。在他們眼裏，“末業，貧者之資也”[30]，加之這裏“土地小狹，民人眾”，於是，“通邑大都”的三河人便紛紛轉向經商。史載“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31]。經商的目的，就是獲得利潤，從而形成三河之地民風中好賈趨利之俗。“商人重利輕別離”，強烈的趨利目的，使關中經商者“數過邑不入門”、“薄恩禮”，甚至“侵奪”。

　　從地勢、地貌看，“河東土地平饒，有鹽鐵之饒”。在物質如此豐裕環境下的居民，自然是生活富足，由此滋生了他們及時行樂的風俗。在他們看來，人生如“日月行往”一樣，有“將老而死”之時，“死當歸於墳墓，不能復為樂也”，“死亡之後當為它人所樂”，這些都是“君子深思”內容，“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32]。另一方面，因三河地平，土壤肥沃，位居天下之中，吸引天下百姓前往，使這裏成為人眾地少的“狹鄉”。在這種情況下，那些無經商之才的“小人”為維持生計，只有靠節儉度日，形成了該地“纖儉習事”的風俗，是謂《漢書》中的“小人儉陋”之俗。

　　山東的其他地區，因所處的生態環境不一，其民俗也斑斕紛呈。略北的雁門、代郡、燕地等，因降水稀少，氣候寒冷，且近北狄，使得人們“不事農商”、“好射獵”、“其民鄙樸，少禮文”。在婚娶方面，有與狄族相近之俗，“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33]。稍南的中山國，“地薄人眾”，使這裏的居民養成了一種“仰機利而食”[34]之風，“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遊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35]。

　　泰山雄峙於秦漢時的青、兗二州大地，把這一地區劃為兩大自然生態區，“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36]。齊地“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37]，是個“宜桑麻”地區，“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38]。在婚俗方面，歷史上“以齊地負海滷，少五穀而人民寡”，於是，西周姜尚便“勸以女工之業”，使這裏的絲綢品一度名揚天下。有的婦女為發展絲織生產而延遲了自己的婚事，甚至有“姑姊妹不嫁”之事，“嫁者不利其家”，“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這種婚俗在歷史上延續時間較長，到東漢的班固著《漢書》時，此風尚存[39]。泰山之南的魯地，也是瀕臨大海。但由於“地狹民眾”，過度的開發，使這裏“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由於自然資源有限，民間形成了“儉嗇愛財”之俗，具體表現為“趨商賈，好貲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40]。“魯人俗儉嗇”的典型人物，當以商賈曹邴氏，史載他“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41]。
　　
四、餘論

　　一個地區某個時期民俗的形成與風行，與該地區特定時期內的生態條件有著割棄不斷的關係，一方面，生態對民俗的形成與存在具有一定的影響乃至決定作用，不同的生態條件是不同民俗的形成和流行的基礎之一；另一方面，民俗又反映或體現了生態狀況，透過千差萬別的習俗，我們可以洞窺到生態的差異。秦漢時期統治者雖然採取了一些“變民風、化民俗”的措施，但由於區域生態條件的不同，這一時期的民俗具有明顯的地域性。不利的氣候條件，決定了北方遊牧民族的生息處於一個“先天性不足”的生態環境中，出於滿足生存之需的遊牧經濟條件下的遊動、奔襲，他們無暇顧及政權建設，疏於文化創造，政治、經濟、文化等長期滯後於中原之地，其衣食住行婚喪倫理諸民俗事象與中國北方其他地區的民俗亦大相徑庭；關中地區固有的優越的生態條件，吸引了秦、西漢統治者定都於斯，良好的基礎，政府的刻意經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關中吸引了眾多的遷徙者，其中不少為富商巨賈，居民的繁雜，自有其民俗的百態。“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42]因此“秦漢已來，……山西出將。”[43]正因為如此，西漢宮室保衛部隊成員多由山西子弟組成：“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斯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44]與關中民俗相比，關東地區民俗亦頗為斑斕。更為重要的是，關東地區特別是齊、魯之地在西周成王時，姜尚封於齊，在太公治齊時，針對“齊地負海滷，少五穀而人民寡”，從“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入手。結果在達到“富國”的同時，也形成了“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之風。後經孔子“修六經”，使“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所以，在齊魯所有的習俗中，“其好學猶愈於它俗”。這是史書中所稱“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45]的根本原因。這些身至卿相的齊魯士人以其思想影響兩漢統治者的政策，以致兩漢時政治、經濟、文化諸社會因子都留有他們的思想印記。
-----------------------

【參考文獻】

　　[1]張亮采．中國風俗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2][25][26][28][33][39][40][44][45]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M]．
　　[3][4][6][9][10][12][14][15][16]史記：卷一百一十：匈奴列傳[M]．
　　[5][19][20][24][27][29][30][31][34][35][36][38][41]史記：卷一百二十九：匈奴列傳[M]．
　　[7][11]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M]．
　　[8]世說新語‧言語[M]．
　　[13]漢書：卷五十四：蘇武傳[M]．
　　[17]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M]．
　　[18]潛夫論‧浮侈[M]．
　　[21]後漢書：卷八十：杜篤傳[M]．
　　[22]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M]．
　　[23]林劍鳴等．秦漢社會文明[M]．蘭州：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201．
　　[32]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及顏師古注[M]．
　　[37]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集解引齊世家[M]．
　　[42][43]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