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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莫言作客新浪访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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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9 00:57: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新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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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上午好!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著名作家莫言老师,网友们熟悉莫言的老师的作品已经很久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创作《红高粱家族》,《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中篇小说《透明的红罗卜》、《爆炸》等等,很多网友读过莫言老师的作品。请莫言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莫言: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在网上聊天是第一次,跟我心目中想象的网络聊天大不一样。

  我是1955年生,出生在山东一个很荒凉的农村,家里人口很多。我曾经说过,在五六十年代,物质生活很贫困的情况下,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像小狗、小猫一样长大。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好碰上文化大革命,我不是一个安分的孩子,在学校跟人家造反,农村学校教室里没有玻璃,我们当时上房拆瓦,房顶上所谓的封建的雕刻全部拆光。文化大革命没结束,我就辍学回家劳动,我正式学历是小学五年级。然后在农村进行十几年的劳动,刚开始辍学的时候,也就12岁左右的孩子,连半劳力都算不上,只能是牵着牛、羊到荒地里放牧。当时我的很多同学继续在学校读书,当我牵牛、羊从窗前路过的时候,心里产生了一种农村孩子渴望上学的情感。

   到1976年,我参加人民解放军,对我个人生活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当兵、参军对农村青年来说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许多农村青年的梦寐以求的事情。当了兵就可以离开农村,起码在部队可以发军装,吃的很好,穿的很暖,如果在军队表现好,还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如果表现的更好,可以当军官,可以彻底和农村摆脱关系,即便转业以后,也要安排你的工作。当兵来讲对我个人生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然后在部队呆了几年,慢慢开始学习写作。开始也是偷偷摸摸地写,如果在部队写作的话,领导开明还好,领导不开明认为你不务正业,心里有很多的想法。

  1984年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在军艺学习了两年,88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后来走上专业创作的道路。截至到现在为止,我的创作时间已经延续了将近二十年,写的作品大概也有长篇九部、中篇24部、短篇大概七八十篇。我看网上有的文章已经把我看作是一棵老树,对我新近写出的作品他们认为是老树长新芽。我认为对48岁来作家来讲,还不算老朽,在十几岁的少年心目中,48岁的作家已经是老朽,今后我想这棵老树能不能继续发新芽,离不开网友的鼓励和支持,也许我还能够再写出有一点青春朝气的东西。

  我的情况基本这样,如果熟悉我的人,我刚才讲的都是废话,不熟悉的人我刚才讲的可以勾勒出我的基本面貌。

   主持人:你到聊天室之前,我们已经在网上收集到大量关于你的言论。比如有一位网友说,他认为你是一个大作家,多年来始终能够发挥出正常的水平,还有一些网友说你用“屎尿横飞”的语言勾勒出社会的变革的画面,还有一位网友,刚刚在聊天室里面,他觉得你有一点血色情节,你能不能针对网友们这些说法谈一谈你的看法。

   莫言:首先我不是一个大作家,我在二十年的创作历程里面,也有很多事情,有一些小说,我认为也是不及格的。但是我觉得作家有两种,有一种作家确实是轻易不出手,一辈子写很少作品,肯定是精雕细琢了,在手里打磨,他认为比较完美才拿出来,有一种作家属于激情性的作家,一旦创作欲望来了以后,就收不住自己,写完以后就发表,这样的作家创作量一般比较大。这里面有很好的东西,也有一些质量差一点的东西,我是属于后一种作家,我的作品量比较多,跟我同时代的作家里面,我的小说数量是比较多的。

   再一个涉及到我语言风格的问题,刚才网友讲我的文字是“屎尿横流”,他这个说法不能代表我的全部作品。在我早期的某些作品里面,确实出现过这种屎尿横流的场面,作为一个真实生活、一个敢于直面现实的作家,难免作品出现屎尿横流的场面,这是他生活本来面貌,只有这样写,才能真实反映我们这个世界,如果不这样写,你就要掩盖它,就要说假话,屎尿横流都是我对现实的一种态度,也是我对人生的一种态度,我不想说假话,我想把我所想到、我所看到的全部在小说里反映出来。

   网友:我从你小说里面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故乡,你曾说你的家乡是一个制造英雄和王八蛋的地方,你能不能谈谈家乡对你创作的影响?

   莫言:关于故乡是我谈的最多的问题,也是我谈的最浮浅的问题。我想作家与故乡的关系——古今中外的所有作家都无法回避开这个问题,一旦谈到他的创作,要读他的书,要对这个作家进行一个深层的了解,就无法离开他的故乡对他的影响。至于我的家乡,山东高密东北乡,确实有这么一个地方,确实有高密县,我的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和现实差距非常大。有很多我的读者看到我的小说以后,真的买了一张火车票,真的寻找那片高粱地,寻找那片我小说里所描写的地形、地貌,去了以后,真的是大失所望。实际我觉得我不是骗了他们,而是他们把小说当成了真实。我小说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是文学的概念,是建立在真实的高密东北乡基础之上,它已经大大扩展了,它实际是虚构的东西,这就像美国的作家伏克纳,他也有一个虚构的故乡,包括中国很多作家也有虚构的故乡。

   关于高密东北乡,出英雄好汉和王八蛋的地方,这是我《红高粱》里面的原话,也就是说对我这样的一个作家来讲,谈到故乡,已经不像我们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些老作家一样,满口都是歌颂之词,一谈到故乡就谈到热泪,就一片赞歌。我认为故乡对我来讲,它确实让我爱的非常深,也恨的非常深,是让人爱恨交加的地方。我对故乡的感情跟我对土地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土地养育了我们、承载了我们,是我们的立身之本,立命之本,同时土地也耗干了我们世世代代祖先们的血汗,我们从有了劳动能力开始,就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直到我们变成一个老的不能动的人为止,土地对我的回报有时候很慷慨,有时候相当吝啬,有时候给我们提供粮食让我们生存,有时候劳动一年我们颗粒无收。一旦谈到故乡,谈到土地,我这种感情非常复杂,正因为这样,我才能产生文学,如果我对土地没有半点抱怨,这个文学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如果我对故乡完全恨没有爱在里面,也是不真实的,爱的越深,恨的越切,反过来也一样。

   主持人:这就是你要对故乡表达的态度吗?

   莫言:是的,我一直站在爱恨交加的立场上,包括抽象的故乡和具体的故乡都是这样。

   网友:你创作的小说灵感来源是什么?

   莫言:刚才我们谈到故乡可以算作是我一个最大的来源,因为我很多的人物、很多的故事都是从故乡生发出来的,这个故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一个作家不可能永远写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那些事会很快耗干,像我们移植一棵树,树上的一块老土的养分很快就会被耗干,如果要想继续成长,这些养分是远远不够的,一棵树要成长,必须要扎到新的土壤里。

  作家的亲身经历像移栽的树上的土一样,这是最宝贵的资源,但是很快耗干,你就要从新的土壤里面继续汲取营养。我现在看起来把所有的故事都放在高密东北乡,事实上很多故事是我在北京、天津经历到的,甚至我从国外电影上看到的,从外国作家书里读到的,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的,后来所有的故事都来自别人的故事,这样我才能持续不断地创作,我的资源才可以不被耗尽。

  如果说的具体的话,也是在重复我的老话,我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里面谈到《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饥饿和孤独跟我的故乡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在我少年时期,确实经历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大概两三天牵着一头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凉土地上孤独地生存。我曾经说过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当然仅仅靠这个也是不够的,只能是我创作的原动力,是我的出发点。

   网友:你的作品是中国的乡土文学,有非常浓重的中国味。但也有人说,你是把土的掉渣东西写到极致,在老外看来很有中国特色,你能不能谈一谈你怎么理解中国味、中国特色,这个是什么样的东西?

   莫言:这个话题以前好象不是太多,这是我从2001年出版了我的《檀香刑》后,这个话题慢慢变得多起来。我在《檀香刑》后记里面曾经说过,我要大踏步撤退,要写土的掉渣的小说,用土的掉渣的语言来写我认为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我的话当然有针对性。

  从八十年代开始,翻译过的外国西方作品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一代作家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如果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作家,说他的创作没受任何外国作家的影响,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诚实的。我个人的创作在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中期,这十年当中,是受到了西方作家的巨大影响,甚至说没有他们这种作品外来的刺激,也不可能激活我的故乡小说,看起来我在写小说,但是外界的刺激让我产生丰富联想是外国作家的作品。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经过了十几年的借鉴学习的过程,我认为我们现在不能再去亦步亦趋向人家学习,在语言上模仿翻译腔调、在故事上克隆人家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想法。首先有我们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西方作家的看法不能代表我们,然后我觉得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熟悉的语言,我们不能老是模仿那种翻译腔调调,那种翻译腔调很小资,很被白领青年喜爱,你看看现在报纸上的文章,我们的娱乐版,我们读书版,我们的副刊全是翻译腔调,加上一点白领,加一点小资的情调,我们的小说当然也可以用这种腔调写,如果大家都用这种腔调写,十分可怕,有那么一两个作家足够了,如果我用那种腔调写,完全是多余。

  所以我在《檀香刑》后记里面说,我想在语言上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写给外国作家看,也不可能是写出小说为了给外国人看,外国人能看这种小说吗,那要翻译过来才能。我的《檀香刑》是很难翻译的,我所有的小说都是非常难翻译的,《檀香刑》有一些外国作家看了以后,觉得没有办法翻译,我要想讨外国人好的话,我完全不应该这样写,恰好因为这样写,《檀香刑》要翻成外文几乎不可能,即便翻过去,也是译一个故事梗概,我真正宝贵的东西在翻译过程当中也会流失掉,像肥料经过水洗过以后,真正的肥料都流失了。

   主持人:你刚才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创作的影响,现在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淡了,你怎么看这方面的问题,什么叫做中国文化?在过去流传下来的东西,其实有两个非常不同的东西,一种是文人文化,另外一种是民间的文化,你的作品好象更多体现民间文化,你在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想法?

   莫言:谈文化的话,肯定是大文化,我们吃、穿、住,我们的戏剧都可以算中国的文化,对一个作家来讲,像你刚才讲的,基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属于书本的,我们那几部小说,我们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我在山东高密读的《水浒传》跟某一个作家在上海滩上的读《水浒传》是一样的,我们接受这一块文化渠道来源都差不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写出的作品也应该是差不多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作家形成各自不同的鲜明的风格,我们接受来自民间的文化不一样?山东高密的衣食住行、人们习惯用的比喻、人们骂人的话、人们调皮话,人们的民间的口头的传说,鬼神故事,这跟广西、广东、内蒙古大不一样,这块东西对一个作家的风格是至关重要的。

  我为什么会这样写?我为什么写这样的小说?民间这一块文化资源对我的影响是当然是决定性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写出富有个性的小说,或者我要写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我们只能向民间文化去寻找,民间文化有非常丰富,不仅仅就是口语,用口头来表达的东西。我举一个高密的例子,高密的民间文化,有叔叔大爷,我们的老祖母,我们的老祖父给我们讲的鬼神故事,这个故事甚至比聊斋志异讲的还精彩,或者聊斋志异里面很多的故事被蒲松龄收集去变成聊斋志异。

  我们现在高密民间的泥塑,就是老百姓春节前找一个泥巴捏巴捏巴,涂成颜色,老虎不像老虎,但是叫老虎,娃娃也不像娃娃,但是叫娃娃,这些在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泥巴。我去参观西安,看到石雕跟我们的泥塑那么相似,简单勾勒两下,就是一个老虎,他们就说是老虎,就是那么自信。高密的剪纸,就是老奶奶在春节之前用白纸糊窗户,剪一下贴上去,各式各样的图象栩栩如生,都是在似与不似之间,你说它像一个羊,确实有点像,说不像羊也不是羊,老百姓的想象力是非常大胆的,也是非常自信的。刚开始没有想把它变成一种艺术,就是用它来装饰我的窗户,我就是让它大红大绿来丰富我的墙壁,或者就是捏一个玩具给孩子玩。过了几十年以后,这里面给我的启发是非常之大,一个艺术家有自信,他要有这种想象力,这是来自民间的滋养。

   再一个,我们高密小戏,这个小戏流传非常之狭窄,大概也就是在一个县范围之内流传,外面的人听起来,肯定是鬼哭狼嚎,这么难听的戏,怎么有人听?一旦我听了猫腔的戏,我就想到我的少年、童年,我流失的人生岁月。现在民间的故乡的声音、故乡的艺术,老百姓的口头传说,这一块东西我想对我的创作产生的影响才是最大的,也是决定此作家跟另外一个作家不同风格最重要的资源。

   网友:乡土文学很古怪,因为它把农村的题材写给城市的人看,这里有一种内在的矛盾,矛盾还关乎农村题材这种文学的内在的气质和精神,你怎么看待这个矛盾?

   莫言:首先这是一个不太公平的提法,乡村文学写给城里人看,反过来,城市的题材也可以让很多乡下人看。乡下人看的电视机跟城里人看的是一样,打开电视机,很多节目都是城市题材,乡村的人也看的津津有味,城里了解乡村也未尝不可,乡土文学未必是多么奇怪,在电视剧里,城市里的电视剧灯红酒绿,跟写乡村的电视剧形成非常鲜明的视觉差别。

  小说里东西很难分开,我认为我的作品里面没有一本所谓的纯粹乡村题材的,我的小说里面有很多是描写到了城市,当然我写的城市能不能让真正在城市里土生土长城里人所认可,这是另外一回事,我的小说里有很多篇章写的城市生活。写城市也好,写乡村也好,写历史也好,写现代也好,这都是一些小说的表象,我觉得一个小说家真正关注的还是在写人,写人的生活、写人的灵魂、写人的情感冲突、写人的情感变迁,这是一个作家所应该关注的东西。

   至于为什么有一些乡村题材的戏、乡村题材的小说也可以感动城里人的心,或者说为什么有的城市题材的小说能够打动乡村的读者呢?就在于人们的情感是一样的,是共通的,无论你住城市豪华别墅里和住在乡村的牛棚里,这种情感有差别有区别,但涉及到最根本的爱和恨,人类最基本的七情六欲,大家是差不多的。

   网友:关于你的新作《四十一炮》,《四十一炮》的题目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出版方给你起的?你当时为什么要写《四十一炮》?写的时候还有没有当年创作《红高粱家族》的激情?

   莫言:《四十一炮》这个题目是我自己起的,春风文艺出版社还没有到干预我、帮我起题目的地步。关于《四十一炮》题目的含义,我已经在接受报纸采访的时候,不厌其烦说了很多遍,有一家报纸记者在讽刺、挖苦,说莫言在不厌其烦重复同样的话,不是我在不厌其烦重复同样的话,是你们这些记者在重复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只好这样回答。既然在网络上是第一次,我们还是说一遍。

  这个小说有41个章节,小说里的主人公曾经得到了一门迫击炮,最后一章里面对他的仇人发射了41枚炮弹,第三,在我故乡里炮有特殊的含义,说话喜欢编造的人叫“炮人”,这个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孩子,他们叫他“炮孩子”,所以我确定这个小说叫做《四十一炮》。

  我写作写了这么多年,像写《红高粱》时候的那种创作激情,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嚣张了,不会像当年二十多岁的时候,写一部小说像发狂一样,现在已经到50多岁,理智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还是有创作冲动、我有创作欲望、我有创作灵感,我才可以写,不能坐下来就写,做无冲动、无欲望、无灵感的“三无作家”是不可能的。写《四十一炮》我感到一种创作的激情在澎湃,我的小说写了这么多的农村生活,从上个世纪初的农村,一直写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村,谁的小说都没有表现过。

   第二个,这部小说里写了一个吃肉的孩子,写了一个欲色的大和尚,是对人的本性的关注,是我所有的小说一个基本的母体,我想考察一下人的这种基本欲望被夸张到病态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这里暗含着跟我第一个写作动机也是紧密相连的。

  我认为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目前,不论在我们农村也好,还是在我们城市也好,人的欲望横流,这是大家看到的社会现象,而且许多人也都在批评这个现象。打开我们的电视机,看看我们的广告,打开我们的报纸,看看我们的文章,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去浏览一下,关注一下社会的光明面和社会的阴暗面,我们会发现这种欲望横流已经到病态的地步,任何有一个正义感的人会对这个现象进行抨击。我关注眼前的农村和城市的现实,我必须要考察和研究人的病态化的、欲望的夸张,这个是我写这个小说的根本的动机。

  在小说艺术本身上,我想再继续探索,我觉得一个作家肯定要在创作过程当中追求变化,每一个作家如果他认为他可以用过去的语言、过去的风格来写新的故事那是没有出息的,能不能写好是另外一回事,应该有这种求变的心,是一个作家还有可能进步的根本起点。在《四十一炮》小说的写作过程当中,我也在追求试图用一种新的、起码跟上一部《檀香刑》不一样的语言来叙述一个故事,在结构上也应该跟我过去的长篇有所区别,在塑造的人物上、在所有作品里面、人物画廊里面,《四十一炮》的人物站在那里应该跟别的有区别,不应该是一样的面孔,这是我创作的基本的动力。

   主持人:刚才你谈到人物,《四十一炮》里面的人物,村长带领大家卖黑心肉,甚至掺化学药剂,看到人都是很恶心的方式和表现,你为什么塑造这样的形象?

   莫言:读者读小说不应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必说过去的小说,《四十一炮》有一个美好的女性形象就是野骡子,跟大和尚交往的很多女友,包括老兰的外形也是很魁梧的,包括罗小通的母亲也是很有风度的。

  关于恶心的问题,我发现现在只要是与我的小说有关的评论,恶心这两个字就经常出现。《四十一炮》里面,看到我写注水肉,往里面加防腐剂的肉,他就恶心,实际上我们天天都在吃这种肉,在北京可能好一点,北京工商局管理的比较严,经常到市上抽样调查,对这种肉食进行严格的市场监督,你到外地看一看,你到外地的集市上看一看,你很难买到一块让你放心的肉。

   网友:你写农村题材的作品的时候,你是希望代这些农民来表达一些思想,还是希望推动农村的变化?

   莫言:第一个我不想带着农民,我无法带着农民,一个作家不可能用一个作品提高农民的素养,当然,更不可能推动一个农村的改革。我觉得作家属于一种能够发现问题的一类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作家难以承担的东西。而且我想我的发现也未必完全准确,我只能代表我的一个视角,只能代表我的一个眼光、一个看法,派另外一个作家,派另外一个人到同样一个地方考察,他可能写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小说当然有教育、劝育的功能,我觉得作家写的时候可能不应该去考虑这个问题,作家就是应该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看到的故事,这个故事包含什么,这个故事给别的人看到以后产生什么的效果,这不应该是他考虑的东西。

   网友:我发现读你的小说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你怎么看待?

   莫言: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小说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我们这一代作家谁能说他没有受到过马尔克斯的影响?我的小说在86、87、88年这几年里面,甚至可以明显对马尔克斯小说的模仿,我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可怕。我在87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马尔克斯是灼热的火炉,我是一个冰块,我们一旦靠他们太近,就会被悄悄融化、蒸发,什么都剩不下,我们要想写出自己的小说,我们要想取得自己独立的价值,我们必须绕开这个火炉。我们不应该去模仿那种翻译腔调,我们不应该克隆他们的故事,我们应该看到他们这种处理题材的方法,看到他们观察生活的角度,学他们背后的东西,他们在书里已经表现过的东西,我们尽量避开。

   网友:你对现在文坛上的一些作家怎么看待?你最欣赏哪位作家?现在是一个既没有大师有没有经典的时代,你觉得现在有没有哪部小说够的上这个时代的经典?有没有哪位作家够的上当代的文学大师?

   莫言:我觉得没有。从78年到现在,我们文坛上出了这么多的作品,真正出来一部能够跟《战争与和平》、或者和《红楼梦》相提并论的作品肯定没有,既然连作品都没有,大师从何言起?没有经典作品,所以就没有大师。

   网友:你对现在一些流行的文学怎么看?比如你对金庸的小说怎么看?你对琼瑶的小说怎么看?

   莫言:文学是一个丰富的概念,我们过去老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文学领域就应该这样。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抒情小说,我觉得都是文学的重要的门类,他们有大量的读者,他就他独特的价值,很难说好不好,也不能说这个文学比他的文学高,既然有读者喜欢他,就有价值。而且我也很喜欢金庸的小说,他里面有很多技巧是值得我学习的,那些把金庸贬的很低的人,实际上他未必不喜欢金庸,现在尤其在网络上的话不能当真,很多作家说的话也不能当真。

   网友:你对网络对文学的影响有什么看法?

   莫言:网络是一个新生事物,谁对新生事物批评的话,他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网络毫无疑问就是给诸多有才华的年轻作者提供施展他们才华的园地、阵地或者工具。通过这样的写作,确实是有很多年轻的写手冒了出来,然后重新回归到传统的出版方式出书,这是好事。网络上的写作毫无疑问形成自己的鲜明风格,那种想象力,那种语言的跳跃感,那种语言的朝气蓬勃的力量,这都是用纸、笔写作的时候很难达到的,这样的写作势必会影响我们的文学。

   网友:你最近有没有看过网络的作品?

   莫言:我看过,我曾经看过郭敬明写的《幻城》,我觉得写的蛮好的,我写不出来。我当然不能说他写的比我好,但是根本不一样,他写的东西,我写不了,我写的他可能也写不了。

   网友:现在反映农村题材的影视剧很少,你有没有想过在这方面做一些事情?

   莫言:实际说也不少了,第一,我们沿海的包括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在向城市过渡,像城镇过渡,现在纯粹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方式、那种穿着棉袄老农民基本上见不到,我们乡村生活正在城市化。任何一个写戏的人,不能纯粹写那种原始的农村状态,往往都写农民企业家,农民企业家有的时候进了城比城里人还要大牌,还要洋派,手表带着劳力士,更趁钱,这种暴发户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样的戏有很多,当然像过去《黄土地》那样戏比较少。

   网友:你喜欢张艺谋的电影吗,他对你小说表达的准确吗?

   莫言:对一个作家也好,对一个导演也好,看问题都应该历史地看待。《红高粱》放到现在来看,肯定会看出一些问题,八十年代末的时候,《红高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一个崭新的电影语言,表现过去所有电影里没敢表现的人的精神、那种个性的张扬、那种极端表现方法。

   网友:你《四十一炮》有满嘴放炮的含义,看起来并没有像当年看到《红高粱》那种震撼,你的作品读多了,有雷同的感觉,你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

   莫言:《四十一炮》跟《红高粱》题材不一样,《红高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真刀真枪地干,《四十一炮》反映了九十年代,乃至眼前的农村生活。嘴巴的放炮跟真正的放炮完全不一样,从这个意义来讲,不那么过瘾,不那么刺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我的小说读多了有雷同的感觉,这也是我千方百计地想避免没有避免了的了,任何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希望尽量克服这些问题,这些提法也很对,这是困扰所有作家共同的问题。

   网友:现在写作是不是很容易发财,你对文学青年有什么看法?

   莫言:当然靠写作发财的人是有的,韩寒不是发财了,郭敬明也发财了,对于二十出头的人,一下子几十万块钱到了腰包里,车也买了,房子也买了,过上资产阶级生活了,可以说发财了。但是要看到更多的人是没有发财的,更多的人写了几十年,也没有发表了几篇,即便出版的几部小说,卖几千册,也发不了财,但是希望一写作就会发财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就在前不久,余秋雨写给青年写作爱好者一句话说:“我一直不希望太多的青年人今后从事文学职业,希望不同的人保持文学阅读和文学写作的兴趣。”你怎么看这句话?

   莫言:这好象是领导人对年轻人的教诲,我想说一下自己的个人经历,我记得1980年的时候,我在保定军校里面教书的时候,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王蒙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劝文学青年,大家不要在文学的狭窄的小路上挤来挤去,尽早判断自己不是这块料子,你去当工人也好、当工程师,可以在别的领域发挥自己的特长。我当时看了以后,很受刺激,一个人的文学才能是自己无法判定的,你为什么知道我不行呢?你们都成名了,都成作家了,为什么打击我们呢?一个人怎么样辨别是不是明智的选择,只能是通过实验,通过试探,我写上几年,不行了,我自动会转向,我再不转向,就会饿死,只好干别的。这个劝是没有意义的,只能自己试一下,行当然更好。

   网友:你《檀香刑》分成三个部分,凤头、猪肚、豹尾,名字起的很有意思,是从什么地方受到借鉴或者启发?

   莫言:本来这是短篇小说的方式。凤头讲一个小说的起头部分要秀丽,猪肚说猪是大肚子,小说的腹部,主要的中间部分很丰富,像猪肚子一样,豹尾,就是小说的结尾要刚劲有力,老虎杀人主要的就是用尾巴,豹尾跟老虎的尾巴差不多,结尾要刚劲有力。变成一种结构的方法,在短篇小说里所谓的凤头、猪肚、豹尾实际上是写作的状态,小说呈现出这种状态,起头像凤头一样秀丽,中间部分像猪肚一样丰富,结尾部分像豹尾一样刚劲有力。我借过来以后,变成一种结构方法,前面这部分相对比较简洁,中间这部分很丰富,所有的要表现的东西几乎可以填充到这里来,结尾部分变得比较有力量,比较简洁。

   网友:你怎么看赵本山的小品表现的农村生活,你们有过交流吗?

   莫言:没有,我不认识赵本山,我没有跟他面对面说过话,电视上经常看他的作品,现在说出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赵本山的语言风格诞生东北大地上,他语言中的幽默性也是因为在老百姓语言当中本身包含了这个东西,赵本山把它提炼出来了。

  赵本山的小品所表现的生活是不是真正的农村生活呢,应该两方面来看,第一,赵本山早期的作品里,那些瞎子什么的完全是从生活里来,后来在中央电视台表现的小品,肯定是经过加工的。这个没有办法,小品这个东西和相声一样,是一种讽刺的艺术,他是一种结揭露人生黑暗很奇怪的艺术,如果把小品当成歌颂的艺术,小品和相声就会显得很荒诞。有的小品也可以解释人生哲理,像卖拐,就比以前的小品高明多了。

   网友:《檀香刑》已经被誉为一部伟大的小说了,你是不是这样认为呢?在它之后的《四十一炮》又会怎么样呢?

   莫言:首先《檀香刑》被誉为伟大的小说,这是一种说法,也有人说《檀香刑》是一堆臭狗屎,这是截然相对的两种看法,正说明《檀香刑》是有意思的小说,有人说它一钱不值,这部小说才好看,才好玩。什么东西是伟大的,所有人都说伟大的小说,这个不可能,什么人都骂的一钱不值的小说,也是不太可能的。《四十一炮》的读者反映,估计会跟《檀香刑》差不多,现在我就看到有的文章认为它是我小说里面的极品中的极品,有的人认为这部小说要用刀子架在脖子上逼着才能读下去,甚至刀子架在脖子上逼着都读不下去的两种说法。

   网友:你在《四十一炮》中,描绘农民在肉里注水,你为什么不更多描写农民的疾苦?

   莫言:农民的疾苦我也写到了,我写罗小通的饥饿感,我认为这个小说里面是通过罗小通的嘴巴来讲述故事,罗小通的观点不能跟我的观点划等号,我应该跟书中的人物有一个距离感,他们的观点是他们的观点,我不愿意用我的观点来批判他们的观点。农民往肉里注水,在这个小说里看起来注水很有道理,我们不注别人也注,大家都注,我不注,我就无法生存,有人买了我的注水肉,我们吃的药很可能买了一包假药,我们买的化肥很可能是假化肥,我们抽的烟很可能是假烟,在这种虚假的社会里,这是令人担忧的一种现象。

   网友:你今后是否准备把握宏大的城市题材,还是你准备一生都守在高密来展开自己的写作?

   莫言:我的朋友说我一旦离开高粱地,说我无法生存,这是文学性的描绘,当然我今后的作品会出现城市生活的描写,但是我也不会写一部纯粹的城市生活的小说,我肯定还是要坚守我文学故乡所有的信念,然后把我的根逐渐向四处来扎,碰到城市我会写城市,碰到乡村我会写乡村。

   主持人:今天的聊天时间差不多了,谢谢莫言老师,谢谢各位网友。
 楼主| 发表于 2005-1-19 00:59:35 | 显示全部楼层

作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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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原名管谟业,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八十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派”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见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但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其实正是演义着一段现代革命的历史。故事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也被描绘成一个把历史、传统、城乡纵横交错的辽阔炫丽空间。

  在经历《红高粱》的写作高峰后,莫言继续寻求突破,创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数部极具份量的长篇小说如《酒国》及《丰乳肥臀》等,不少的小说集如《红耳朵》及《传奇莫言》亦先后在台湾推出。由于童年大部份时间也在农村度过,莫言自谓一直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所影响,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就正正是他创作的灵感泉源。小时在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的,也成为莫言许多荒诞小说的材料。《十三步》>中出现了神秘的南美洲魔幻写实,描写一个人的“变身”,以华丽的语言带出一浪接一浪的神秘。《酒国》则以充满浪漫色彩的描写,绘划出一个盛产名酒地方的故事。《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是对自己的一大超越。

  无论故事的情境气氛是华丽炫目、荒诞无稽还是鬼灵精怪,莫言的丰富想像空间与澎湃辗转的辞锋总是能叫人惊叹不已──诚如张大春在为《红耳朵》作序时所言:“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莫言小档案

  1955年2月 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
  1976年 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1981年 开始创作生涯。迄今有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五卷。
  1986年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91年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1997年 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1997年 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文学视界”撰写、编辑整理】
发表于 2005-1-19 16:20:52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05-1-21 00:17:2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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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21 00:23:05 | 显示全部楼层

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事--莫言论之一

作者:陈思和
来源:新浪文化
http://www.sina.com.cn
2002/02/06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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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论文是我在两年前着手研究的题目。当时呈现在我面前的莫言新发表的作品主要有三部中篇:《拇指铐》、《牛》和《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分别发表于1998年的《 钟山》《东海》《收获》三份杂志,因为莫言发表小说时从来不标记创作日期,很难判断其创作时间的先后。但在《拇指铐》的附录《胡扯蛋》里莫言把他的创作比作母鸡下蛋,声称这篇作品是他"歇了两年后憋出的第一个蛋"。这里所谓的"两年"当是指《丰乳肥臀》引发的风波后莫言转业和停笔的时间,于是《拇指铐》似可以看作是他近年创作的第一部作品,一个界限。在以后两年里,莫言的小说创作进入了又一个高潮,仍然是以他的磅礴的语言气势制造了泥沙俱下的高产量,几乎让读者喘不过气来,直到今年长篇小说《檀香刑》问世,评论界对莫言创作的关注热情达到了当年《丰乳肥臀》的沸点,我想借此机会暂作一了断,把《檀香刑》的发表作为本文所考察的"近年"的下限。莫言自己对《檀香刑》的创作风格也寄托了变法求新、继往开来的意思,他明确地说《檀香刑》是他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即比较自觉地弃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而走上土生土长的民间创作道路。

  我想说的是我并不赞成莫言所用的"撤退"的概念,这不符合莫言的实际创作情况。在199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的后记中,莫言这样解释他近年来的创作:"从去年开始,我写作时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我写得很努力,就像一个刚刚出师的工匠,铁匠或是木匠,动作夸张,炫耀技巧,活儿其实干得一般但架子端得很足。新近的创作中我比较轻松,似乎只使了八分劲,所以新近的作品看起来会不会像轻描淡写呢?"这似乎是一个创作心理的变化,莫言的创作风格一向强调原始生命力的浑然冲动和来自民间大地的自然主义美学,这一点没有什么变化,所变的仅是作家创作心理:紧张/轻松的分野。与此相关连的是努力(出全力) /八分劲;夸张技巧/轻描淡写的分野,创作态度的变化又带来了艺术境界上的分野,用一个不很妥贴的比喻来形容,那就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到"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境界转换。如果以莫言创作中的民间因素来立论,莫言在80年代的创作就是一个标志。从《透明的红萝卜》到《红高粱》,莫言小说的奇异艺术世界有力解构了传统的审美精神与审美方式,他的小说一向具有革命性与破坏性的双重魅力,但是80年代中国的理论领域笼罩着浓厚的西方情结,不能不套用西方理论术语来概括莫言小说的艺术世界,这种削足适履的后果之一就是把莫言纳入"魔幻现实主义"的行列中,却无视莫言艺术最根本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特征,正是他得天独厚地把自己的艺术语言深深扎植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吸收的是民间文化的生命元气,才得以天马行空般地充沛着淋漓的大精神大气象。这对莫言本人似乎也造成了影响,误以为"魔幻现实主义"既是来自于拉美文学,它必定是西方的艺术方法。其实中国文学史上从来就没有纯粹的"西方",且不说"魔幻现实主义"出现在中国作家面前时它是以中文译本的形态,莫言接受的是汉语的"魔幻",已经属于中国语言及汉字形态的文学因素,而且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奖的事实,正是启发了中国作家可以用本土的文化艺术之根来表达现代性的观念,当时寻根文学的掀起正源于此。由于理论界的不成熟,才把中国作家对世界性因素的回应看作是纯粹的舶来品。但对莫言的创作心理而言,其境界的分野还是存在的。当他企图效仿拉美作家创作"魔幻"时他不自觉地开掘了民间的创作源泉,"魔幻"技巧对他来说还是一种外在的,学习而得之的因素,于是他才会感到紧张、吃力和夸张;而90年代开始,当一大批优秀作家的创作里呈现出明显的民间化倾向时,莫言开始对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含有的民间性作了自觉探索。《天堂蒜薹之歌》里,作家围绕了一个官逼民反的案件反复用三种话语来描述:公文报告的庙堂话语、辩护者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农民自己陈述的民间话语,虽然尚不成熟,但这种叙述语言的变化与小说叙述的多元结构却是莫言所独创。《丰乳肥臀》更是一部以大地母亲为主题的民间之歌。这以后,莫言在创作上对原本就属于他自己的民间文化形态有了自觉的感性的认识,异己的艺术新质融化为本己的生命形态,这对莫言来说就像是一次回归母体,他感觉到轻松、省力和随意,一切师法自然。

  因此在我看来,莫言近年来小说创作风格的变化,是对民间文化形态从不纯熟到纯熟、不自觉到自觉的开掘、探索和提升,而不存在一个从"西方"的魔幻到本土的民间的选择转换,也不存在一个"撤退"的选择。但莫言对自己创作有他特殊的理解与表述,在《檀香刑》的后记里他这样解释自己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就像猫腔不可能进入辉煌的殿堂与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同台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不大可能被钟爱西方文艺、特别阳春白雪的读者欣赏。就像猫腔只能在广场上为劳苦大众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也许这部小说更合适在广场上由一个嗓子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在他的周围围绕着听众,这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民间说唱的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的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到位。"我们基本上可以明确莫言的所谓"撤退"是什么意思了,它究竟"到"还没"到"位,我们另当别论,但由此可以看到:一、莫言对民间形态的艺术风格的追求是自觉的,理性的,上面那段话里出现了"庙堂""广场""民间"等关键词汇,而且"民间俗艺"与"庙堂雅言"相对立,与广场上的民众狂欢却相得益彰,自成一体,这样的自我定位是符合莫言创作特色的;二、莫言把小说艺术追溯到古代的民间说唱传统,并与现代小说的西方形态相对立,即以猫腔与歌剧芭蕾相对立,由此建立起一套自成一家的现代小说叙述体系。这与莫言的艺术追求也是相吻合的,他的作品里从来就不曾有过西洋歌剧与芭蕾的因素,他的一切魔幻的变异的荒诞的因素,都与民间的文化形态紧密关联,而正是这些民间因素吸引了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大量读者。这两个问题,前者是民间立场,后者是民间叙述,正是本文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近年来关于如何看待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文化形态的争论层出不穷,最主要的分歧在于对民间文化形态的价值评判,却忽略了民间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形态,除了价值取向外还有民间的审美价值,而真正使文学产生其不朽价值的构成因素,是其审美形态,因此讨论文学中的民间就不能不讨论它的审美性。而这一领域正是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最大空白。在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性"的主旋律中,五四新文学传统之所以成为其标志,正是因为赖由文学革命才使中国人从审美的意义上理解了"现代性"或曰"世界接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一向认为在民族接受的层次中,审美接受是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接受。而在这样一种以西方文化精神为主要审美趣味的传统里,本土的民间的文化形态完全被否定或者被遮蔽起来,它只能在变形状态下,如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利用和歪曲下才得以曲折的表现;或者在完全不被注意的状况下隐形地在文学创作里散发艺术生命。只有到了90年代,它才在文学艺术中成为一种显著的创作现象,刚刚开始形成这个新鲜世界的血肉模糊的生命轮廓。因此我们研究文学创作中的民间,寻找这种艺术形态的审美规律,无法从传统的遗产(即那些变形的或潜隐的)中去寻找,更不能在所谓大众化运动的历史陈迹中去找,只能在当代作家的创造性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中去寻找,与当代作家们一起去探索新世界的美学意义和特征。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异质融汇。在这一前提下,我把莫言的小说作为一个自觉的民间艺术形态的探索者和创造者的文本来解读。

  在分析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时,我愿意先引用王光东在《民间与启蒙》一文中把"民间"分为"现实的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具有审美意义的民间文化空间"和"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三个层次,而前两者之间相联系的中介环节则是"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有了这种民间的价值立场,才能使知识分子从民间的现实社会中发现民间的美学意义"。王光东特别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并不是与"民间自在文化"的完全契合,而是在民间状态中获得独立、自由、不受外在规范制约的个性精神,它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品格。这些阐述应该说把近年来关于民间的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我赞成这样的划分与理解,尤其是在理论界对民间的价值评价纠缠不清的时候。但我想补充和修正的是,把这三个"民间"都引进文学的范畴中,它们应该是呈现在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通过民间的美学形态完整地表达出来。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并不是虚拟的,不是说现实的民间社会藏污纳垢毫无价值,知识分子降临此岸,才将彼岸的光环照亮了它,赋予了它的审美价值。如果是这样的话,民间就没有实在的意义,它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所指,被用来寄寓知识分子的理想;而知识分子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只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创造了一个审美的新空间。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普通民众的实际日常生活就一无价值,需要知识分子来点铁成金,从而知识分子的所谓民间价值立场也无从谈起。光东在论述这三个层次的民间时,无意中套用了文学创作的外在规律即"现实生活--作家中介--艺术审美"的模式,而我在《民间的浮沉》一文中所论述的民间,仅仅是指"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并且就其本身的方式得以生存、发展,并孕育了某种文学史前景的现实性文化空间",它没有离开文学和文学史的范畴。有许多批评我的民间理论的论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总是把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下的民间叙述或者现实生活中民间实际存在的阴暗面,来取代我所指陈的文学形态的民间。我所归纳的民间的三个特征,也都是指文学中所体现的民间文化形态。现实的自在的民间只是我们讨论的民间文化形态的背景与基础,比如我们说秧歌剧的民间形态与现实的农民生活情绪存在着密切关连,但民间原始状态的秧歌剧里所反映的民间情绪与现实的民间生活毕竟不是一回事,与政治权力作用下的"民间形态"更不是一回事,不能混淆不同范畴的民间。又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受俄罗斯民粹运动影响提倡"到民间去",这固然是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取向,但与本文所讨论的知识分子民间价值立场也没有直接的关联,两者也不必要联系在一起。王光东把现实社会中的民间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中的民间审美空间相区别就解决了这一含混之处,但是在我们所讨论的民间审美空间内,同时也深刻包含了现实民间场景的生活内容。因此我在关于民间的三个特征的归纳中,第一条所说"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当是指文学形态下的民间,而非指现实社会中的民间。所谓"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也是指文学和文学史的范畴领域,它包括来自民间文学样式,文艺参与对象,以及文学创作中的内容(题材、语言等),我始终把关于民间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文学和文学史的范畴里进行,所以要说明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也只能通过作家的具体创作及其风格来证明。所谓现实中的民间文化空间与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只有当它们成为一种文学性的想象以后,才是我们讨论的对象。

  民间的审美形态并不是一个脱离了现实民间生活或者完全是与之背道而驰的纯理想境界,否则,民间就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无论是悲怆激越或者乐观幽默的审美风格,都是现实的民间精神本质的某种体现,只是在日常生活的沉重压抑下人们感受不到这种激动人心的力量,反而在审美活动中才表现出来,这就是艺术的真实性所在。我们一边听着中原田野上锁呐声响彻云霄,一边看到眼前被劳作与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农民,很难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但在精神世界里,锁呐正是在生命在高度压抑下迸发出来的血泪之声,如果没有中原地区农民世世代代承受的非人的压迫,也很难想锁呐这种高亢激愤之声背后的精神力量。许多传统的民间审美形态都与民间面对现实苦难及其长期抗争有关,只是它不是知识分子所理解所描绘的那种形态。在文学创作中所谓的"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常常是相对而言的,国家/私人、城市/农村、社会/个人、男性/女性、成人/儿童、强势民族/弱势民族、甚至在人/畜等对立范畴中,民间总是自觉体现在后者,它常常是在前者堂而皇之的遮蔽和压抑之下求得生存,这也是为什么在莫言的艺术世界里表现得最多的叙述就是有关普通农民、城市贫民、被遗弃的女性和懵里懵懂的孩子、甚至是被毁灭的动物的故事。这些弱小生命构成了莫言艺术世界的特殊的叙述单位,其所面对的苦难往往是通过其叙事主体的理解被叙述出来。莫言的民间叙事的可贵性就在于他从来不曾站在上述二元对立范畴中的前者立场上嘲笑、鄙视和企图遮蔽后者,这就是我认为的莫言创作中的民间立场。

  《野骡子》是一部典型的民间叙事,故事里并没有正面写勾引"我"父亲罗通的坏女人野骡子,着力叙事的却是另一个被遗弃后精神受到极度伤害的女人--"我"母亲杨玉珍的形象,讲述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在如何绝望的境遇中奋发苦斗终于发家的故事,这也是一个乏味的道德故事:贤妇艰苦持家养子,浪子弃家终于回头。但莫言的民间叙事让它再生出极大的趣味性,他消解了故事原含的道德性,承担叙事角色的是一个不具备任何道德感,只停留在生命感官层次上的小孩,他是被父亲遗弃的罗小通,因为忍受不了母亲极度贫苦的生活和艰苦的劳动,对着赡养他的母亲怨天尤人,整个故事都在控诉式的语气中进行,由于对母亲艰苦发家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强烈反感,转而怀念那个不负责任的父亲的浪子生活。这种叙事效果展示出农村道德故事的背景:即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两种生活观念及其方式的激烈冲突。母亲所代表的是一种传统农民勤俭发家的生活观念与商品经济发展后不道德追逐利润的资本观念的结合(后者表现为全村靠卖黑肉致富及母亲卖破烂中弄虚作假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当前主流的中国特色的追逐现代化的生活形态;而父亲所代表的是一种感性的浪漫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浪子哲学(也是传统中的败家子生活观念)和对财富对技术的过时的道德主义观念(如估牛买卖中的公正行为),正是今天的生活潮流中被日益淘汰的生活形态,但我们从孩子的不无偏激的叙述中,也不能不承认,浪子罗通的生活道路虽然失败,但是他的浪漫私奔、纵欲感官、技术至上和敬业精神,恰恰是体现了农村知识者反正统生活观念的立场,也同样具有被社会习惯所遮蔽和压抑的自由自在的民间精神因素。所以在这个作品中,作家的民间价值立场是复调式的,既从母亲杨玉珍的立场上褒扬了一个忍受精神伤害而艰苦创业的民间女子的故事;又从更深刻的民间立场诠释了一个反传统的浪子故事。由于叙事者本人态度的暧昧和模糊不清,使故事包含了丰富的生活信息量和审美的朦胧复杂性,正统的道德观被恰到好处地消解,中国民间显示了其多层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像《野骡子》那样的民间叙事模型,我想称作为复调型的民间叙事,它至少有两条以上的叙事线索在同时起作用,都来自于民间的想象空间,但其间可以起到互相补充又互相解构的艺术效果。在这篇作品里,不顾一切追求致富的贫苦农民--被遗弃的女人--被贫困折磨的孩子--反叛生活传统的浪子,构成了一组相辅相成的叙述主体单位,虽然他们之间也有互相伤害甚至互相仇恨,却共同承担了民间叙事的功能。

  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并不能超然存在于民间叙事以外,它是在民间叙述中逐渐展现出来,如果同样这个故事是用一般的歌颂劳动光荣、或者歌颂妇女自强的叙述方式来表现,也可以成为一个庙堂意识形态的道德教化故事,那就不具备民间立场。有许多论者在讨论文学的民间性时,总是夸大了延安时代特殊环境下的政治形态对民间的诠释遗产,把它们作为讨论民间问题的基础,那么无论褒贬均是含混了民间在当下理论领域的建设性意义。莫言作品中民间叙事的最大特点总是在这里,他的小说叙事里不含有知识分子装腔作态的斯文风格,总是把叙述的元点置放在民间最本质的物质层面--生命形态上启动发韧。还是以《野骡子》为例,既然在小说文本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野骡子本人的内容,唯一的真实信息就是最后知道她与罗通私奔在外生下一个女儿后死了,那为什么,小说要以"野骡子"为题名?我觉得这里包含了莫言对民间理解的独到之处。在小说里有一段被遗弃的母子对话:

  母:你还没有回答我,既然我比她漂亮,为什么你爹还要去找她?

  子:野骡子大姑家天天煮肉,我爹闻到肉味儿就去了。

  这姑且看作是一个想吃肉而不得的小孩的想象,但"野骡子"是开酒店的女人,风流与性感肯定在劳苦一生而没有女人味的杨玉珍之上,所以才会引起村长老兰与罗通的情斗,同时孩子还给她外加了一条优势,就是"天天吃肉",对一个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民间社会而言,食与色也就成了人性中最根本也是最迫切的体现,因此"野骡子"与罗通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莫言另一篇小说《怀抱鲜花的女人》中那个理想女人与男主人公的关系,成为一种挥之不弃的心理情结。野骡子与情人的私奔是罗通一家命运改变、置死地而后生的全部契机,一切都由此引发而来,而野骡子所象征的,又恰恰是民间对人性本质的最根本的解读,是罗通所信奉的浪子哲学的全部动机。因此,最后流浪在外的野骡子之死而罗通回归、杨玉珍发家成功,都成为当前民间社会所面对的现实境遇的象征性寓言。但意味深长的是,作家在现实面前总还怀有民间的理想主义,野骡子终于留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小狐狸精",暗示了人性的理想主义不会地被物质追求所压抑而完全消失。

  复调型的民间叙事结构是莫言小说的最基本的叙事形态,从《透明的红萝卜》起,莫言的小说叙事主人公总是选择一个懵里懵懂的农村小孩。他拙于人事而敏感于自然和本性,对世界充满了感性的认知,由于对人事的一知半解,所以他总是歪曲地理解成人世界的复杂纠葛,错误地并充满了谐趣地解释各种事物。这种未成熟的叙述形态与小说所根据现实生活内容而表达的真实意向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也同样构成了复调的叙述。这种叙述形态在近年莫言小说里愈见成熟。如《牛》《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等比较优秀的作品都使用了这样的民间叙述。尤其是《牛》所表现的复杂内涵,贫苦的农民缺少食物,打算利用阉割一头公牛的事故换来屠宰牛肉的许可,但在当时屠宰牛是作为破坏生产工具受到惩罚,所以村长麻子在极端隐蔽的情况下导演了这场杀牛悲剧,所有出场的人都无意识地充当了演员的功能,可是结果是功亏一篑,好容易到手的死牛肉被公社干部所霸占,但后来又以集体中毒的闹剧来消解故事的悲剧意味。小说里的复杂场景一幕幕演出下去,均是在一个简单无知又自作聪明的小孩来叙述下展开的,工于心计的村长--贫困而饥饿的村民--懵里懵懂的小孩--苦难深重的牛,构成一组复调的民间叙述主体单位。因为小孩无知不可能尽职地承担叙述者的角色,所以,所有的角色实际上都以各自的语言方式(包括牛的悲惨的无声行为)来表现自己的故事,他们具有某种主体性。也许小说描写的是文革时代的故事,与《野骡子》相比《牛》的叙述更具有知识分子的道义立场,比较多地反映出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民间的侵犯,但总体上说,它依然是一个完整的民间复调型叙事,并不渗杂知识分子的叙事立场。

  莫言小说的民间叙述里还有另外一种形态,即以非民间叙事立场与民间叙事立场对照进行的对照型的民间叙事。这种叙述形态里,叙述者并非是清一色的民间角色,而是由知识分子或其他角色与民间人物交错进行。虽然其间的冲突与消解意义同样存在,但因为加入了非民间的叙事立场,民间叙述单位不仅有主体性,还有被表现性。这样一种叙事形态在莫言以前的创作中也有过尝试(如《天堂蒜薹之歌》),最近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可以说是集大成的体现。这部作家企图以声音为主导叙述体的小说中,尝试性引入俗文学的说唱艺术作为叙述语言,尤其在"凤头""豹尾"部分,作家以刽子手赵甲代表了庙堂叙事,县官钱丁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叙事以及孙丙、孙眉娘和赵小甲所代表的民间叙事,共同地承担起叙述一件义和团时代山东农民反洋人势力的传统故事。这种多声部的含混的叙事体正是来自作家民间立场的复杂状态。与前面描绘的现实题材不一样的是,这个故事本身包含了当下中国在全球化大趋势下有关"现代性"的思考。德国人在山东地区修铁路通火车事件无疑与中国开始纳入现代化进程有关,与它相伴随的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强权政治;而民众在反对被纳入现代化进程的斗争中,以愚昧落后的形态掩盖了其民族道义上的正义感。在弱肉强食的现代化竞争机制里是不存在"道义"这个因素的,但是在被殖民国家里它却可能成为人民反对强权的旗帜。这样的故事,过去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民间话语系统里都被单一地表现过,可以演化为各种诠释,而莫言的诠释却充分展示了多元的可能性。《檀香刑》中民间叙事与知识者叙事形成了互为言说的结构:当我们从钱丁的叙述中描述了义和拳演出闹剧的同时,我们从眉娘与孙丙的叙述里也同样看到了知识者的可怜与矛盾。在这样一种殖民主义-→本土统治者-→本土民众的强食弱肉机制中,清醒的知识者所扮演的极为尴尬的角色被凸现出来。

  《檀香刑》一开始就写了知县钱丁与戏子孙丙因为美髯而打赌,写出了知识者与权力的结合,不仅在社会层面上统治了民间,在智力显现的精神层面上也占了绝对优势,老爷小施谋略就骗住了民众取得胜利,而由此造成了孙丙被强迫拔去美髯,放弃猫腔生涯,以至造成一系列悲剧发生。虽然带有偶然性,但一部以情节为主体的文艺作品里,情节的最初契机往往是最说明问题的(小说最后以钱丁向垂死的孙丙辩白拔胡子为结局,即是一证明)。小说的最精彩的描写之一,是孙眉娘与钱丁之间发生的惊心动魄,足以感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虽然性与暴力一向是莫言的最爱,但在孙钱的爱情叙述里却难得可贵地不带一点情色成分:

  高密知县,胡须很长,日夜思念,孙家眉娘,他们两个,一对鸳鸯

  被编入民谣的爱情已经完全超越了阶级与文化的障碍,成为被民间所认可所赞美的风流轶事,知识者钱丁在这场爱情演出中也同样扮演了民间角色,就像西方童话里的王子与贫女的叙事传统。钱丁的元配妻子是曾国藩的后裔,似乎暗示了一种庙堂的价值取向,但终于不敌民间眉娘,但是当这种选择一旦超离了爱情的私人性因素,转向功名等社会因素时,知识者的处境就狼狈起来。莫言正是在这些意义上一层层地剥离了知识者与民间的关系。在"猪肚"部的夹缝一节,我读到眉娘对钱丁的一段倾诉时不能不为之动容,这段叙述里,民众--女人--情爱构成了一组叙述单位,充满了民间的主动性与主体化,与以往文学作品里类似知识者辜负民间痴心女的知识分子叙事(如张贤亮的小说),呈现了完全不同的叙述效果。

  小说"豹尾"部孙丙说戏一节,孙丙慷慨赴杀场,真假孙丙一起高唱猫腔的情节,很容易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被杀头时想唱"手执钢鞭将你打"的窘状。在这样的比较中,鲁迅的启蒙主义的叙事立场非常清楚,阿Q的愚昧及麻木不仁的行为里不值得我们肯定任何东西,在知识者的叙事里,民间叙述单位阿Q是被言说者,他的愚昧可笑是被动地展览在读者的面前;而莫言的民间叙述里,孙丙的愚昧可笑也好,慷慨赴死也好,都是主动的,包含了更加复杂的内涵。如果要比较这两种叙事形态的话,莫言所运用的多元型的民间叙事,本身并不排斥知识者的启蒙叙事,但它本身是复杂多元的,就以《檀香刑》为例,它是一种多声部的叙事,通过互为言说的方式,达到了叙事视角的多样性和叙事内涵的丰富性。如果从中我们要区分两者的立场,那只能说,鲁迅所坚持的是单一的知识分子的启蒙叙事立场,而莫言的独创性正是彻头彻尾地站到了民间的立场,尽管他依然用知识者的视角与叙事揭示出民间的藏污纳垢的可笑性。

  对照型的民间叙事不但打破了民间自身的单一性,同时也包容了其他各种立场的叙事,显现出民间的丰富性。这正是民间自身的复杂形态造成的。我在以前的研究中曾经表述过这样的想法,其实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的民间社会,由于民间从来就是以弱势的姿态被遮蔽于权力意识形态之下,它的本相的显现总是夹杂在各种强势文化的言说之中。因此,我们在艺术上表现民间时就不能不顺带地表现其他强势文化形态的叙事,使其复杂性以本来的复杂面目表达出来。它的富有特色的叙事与众不同的效果是,民间在多元叙事中不仅仅是主体的言说者,它同样也是其他叙述单位的言说者,它与其他叙述单位在互相审视和互相言说中共同地完成了作品的叙事。
发表于 2005-1-21 09:08:28 | 显示全部楼层

莫言的作品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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