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过度消费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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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叶祝弟 来源：http://www.eduww.com/thinker/portal.php?mod=view&aid=32010

一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包括凤凰网、新浪网在内的各大门户网站，也迅速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一喜讯，并配以专题报道，其内容之齐备、角度之多元，令人叹为观止。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意义堪比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北京奥运会说到底是一场体育的盛会，而上海世博会，某种程度上是世界工业文明的展览，这两项盛事虽是崛起后的中国的集中亮相，但是并没有真正触及中国文明的最深的内核，中国更渴望在文化而不是体力或者器物的层面被世界所认同。因此，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人们自然对诺贝尔文学奖多了一份更深的感情和期待。因为谁也无法否认，作为一个民族精神魂灵的文学和文艺对于一个急于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已经跻身世界前列的中国来说，它太需要一张世界文化殿堂的入场券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来得正是时候！

　　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似乎只有放到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百年旅程中加以审视，才能窥见其意义。一个世纪以来，对于习惯了以西方为师、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或者一路狂奔或者茫然四顾的中国人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关系，似乎就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理不清扯不断的关系的某种隐喻。似乎只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文化才能获得西方文化的认同，才能在西方的文化殿堂里登堂入室。中国作家所形成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因期盼而失望，因失望而怨恨，几乎成为一种文化的世纪隐疾，年年发作。以至于大大小小的作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无法持有正常的心态，要么极力吹捧，要么不屑一顾，要么故作讥诮之语，莫言获奖，无疑缓解了这种世纪心病。相比于奥运会和世博会的举全国之力，莫言的获奖，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力量，其所代表的文化象征意义，似乎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然而，文学说到底是一项个人的事业，对莫言获奖的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对他的作品的解读才能加以体味。不可否认，莫言的成就，与他的包括《红高粱》《檀香刑》在内的一批重要作品中立足于地方文化的精神原乡中，所展现出的奇崛而瑰丽的想象力、肆意而丰饶的语言有关。他的为他赢得巨大文学声誉的作品，恰恰都是与现实和主流保持着一定距离的作品。不仅如此，莫言的独特价值之处在于，他的文学世界所有意秉持的一种退步的、民间的、反启蒙的文学审美立场，恰恰是与百年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的、启蒙的、进步的文化方向向左的。这种倾向隐藏在莫言的创作轨迹中，从对早期的向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学习，到构建自己的精神原乡，莫言表现了一种东方式的智慧，一个本土作家的文化自觉———基于对本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清醒认识之上的文化自觉。深蕴于作家创作底气之上的是始终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谦卑、内省的姿态，这种姿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自信。正如评论家葛红兵先生所说：“莫言的获奖，与其说是现代中国文化的胜利，不如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失败，他正是一个站在现代启蒙文化、现代白话文创作的废墟上的一位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的获奖，对我们的启示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我们是否能在传统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之外，为21世纪人类文明开掘出另外一种新路来？

　　然而，要清晰认识莫言作品的价值，我们还必须将之与诺奖竞争对手村上春树做一点比较。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在呼声最高的两位作家莫言和村上春树之间展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关于中日这两个作家水平之间的评判，又夹杂着非常复杂的民族感情。虽然文学可以超越国家和种族，但是文学评奖受到文学之外的政治、国族等因素的干扰，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也许没有注意到，向来以小资作家示人的村上春树，自前年推出三卷本的　《1Q84》，借向奥威尔的《1984》致敬，以隐喻的方式、感伤之风格对人类受到极权统治的威胁给予深切的关注，其呈现出的现实关怀让人为之震撼。而相比之下，我们并没有在莫言的新作《蛙》中读到这样的震撼，虽然莫言看上去很讨巧地选择了一个很让西方人感兴趣，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的主题，但是他的立意中所谓的演义式的救赎，并没有石破天惊式的创见，而对于自己最拿手的东方式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却又因为毫无节制，而流于飘忽。今年在中日两国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村上春树在日本最大的、最主流的报纸《朝日新闻》中著文《狂热于领土好比醉于劣酒》，对日本政客的行径提出了批评，表达了对狭隘的民族情感可能会带来中日文化交流之路的阻隔的担忧，这大概是东亚领土之争以来，在政府和民间之外，最为独立和清醒的声音。而相比之下，包括中国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表现，特别是对国内高涨的民族情绪中的一些过激的行径的失语，其高下立现。
　　
二

　　莫言获诺奖，既是一件文化事件，又是一件文学事件，但它首先是一个文学事件。区别在于，作为一件文化事件，人们关心的是文学之外的作家的身份、荣誉、经历等文化因素，它们要纳入大众文化的生产序列中，与大众娱乐、市场策划、利益最大化等消费文化运作方式紧密相连。而作为文学事件，人们关心的是莫言作品本身，是莫言小说中那些明显具有个人烙印的文学气质——恣意狂洋的语言、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技巧和肆意燃烧的生命的热力，以及在复杂的文学意象之后所要表达的对于人性的深彻的洞察，特别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本土与全球的纠葛中对于人文中国的深度挖掘。

　　但是，从网络传递的信息看，莫言获奖越来越成为一件文化事件。据报道，在百度贴吧“莫言吧”里，莫言获奖消息帖点击量超过2300万次。在获奖之前，人们对莫言的关注度仅仅是韩寒的十分之一，获奖后，莫言的搜索量瞬间反超韩寒10倍。与此同时，莫言获奖后，作品洛阳纸贵，即使出版社开足马力，也是一书难求，而且一夜之间，莫言的手稿也暴涨百万元。而莫言的故乡也似乎嗅到了这种商机，正大肆准备整理莫言的旧居，试图作为红高粱文化品牌的一个景点挖掘出来。不仅如此，语文出版社也不失时机抛出绣球，确定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莫言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似乎更像是一场迟到的文化追授，意味着莫言作品正式进入了某些机构承认的经典体系，并正式被“写进了民族阅读的伟大传统”中。而莫言和张艺谋、姜文20多年前在《红高粱》拍摄现场光着上身的一张旧照片，也被翻了出来，被娱乐媒体大肆炒作了一回。

　　莫言和韩寒，一个是纯文学作家，一个是偶像作家，分属两类作家，平时井水不犯河水，其在网络上的关注度的变化，更像是大众的一种应激反应，并不能说明什么。然而，从最初的人们不知“莫言是谁”，到一朝成名天下知，大众对莫言的前倨后恭的态度，却真实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文化现实和文化现状。人们对莫言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的中国人的真实的文学审美趣味，特别是对于具有精神探索性的文学艺术的真实态度，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纯文学萎靡现实的原因。在这场狂欢化中的大众礼赞中人们各取所需，似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足。至于莫言作品中的更深层次的精神的内涵的挖掘，恐怕并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去关心。

　　大众如此，再看看文化精英的反应。曾几何时，随着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的公布揭晓，中国文学家和批评家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指责和批评便一浪高过一浪，其所表现出的集体性的焦虑而狂躁，也算是一道风景。而今莫言获奖，评论家们却集体转向，众口一词唱起诺贝尔文学奖的赞歌。其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和口味并没有变化，只是中国作家和评论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难道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在作祟么？

　　不仅如此，莫言的获奖，无论是曾经的批评者还是赞成者，都不吝用最美的词语加以礼赞。莫言获奖的消息甫一公布，就有人撰文，这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其实，从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的授奖词中就可以看出，诺贝尔奖选择莫言，更多是基于西方世界所认为的莫言的所建构的东方乌托邦神话的好奇，而不是基于对中国当下文化和社会现实的由衷的接纳和认同。这一点，我们应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又有人跳出来说，多年之前就曾预言莫言会获奖，甚至有人放言中国文学的第二春来了。此意淫的心态真是了得，要知道两年前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引发的争论还言犹在耳。从自卑到自大，中间隔了薄薄的一层纸，中国人的心态转变得也太快了！

　　莫言的获奖，如同在中国孱弱的文化躯体上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本已被边缘化的纯文学获得一丝回光返照的机会，同时也给了某些“唱盛派”以遮羞的借口，让我们从此也陶陶然自我陶醉了起来。可以预见，在这场由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引发的文化事件中，莫言越来越成为一个抽空的文化符号，成为一个供奉在庙堂之上或者出入于娱乐频道里的道具。

　　然而，在一个喧嚣的年代，一切浮华的附和终将如水流般逝去。莫言的获奖，很难改变今天文学创作整体良莠不齐、思想穿透力不足、精神品格不高的现实，也不能改变当下严肃文学的被边缘化的趋势，文学终将是落寞的事业。

　　莫言的获奖，并不能缓解我们的文化焦虑，相反，对于莫言获奖意义的过度阐释，只会遮蔽我们的浅薄、粗俗的文化现实。文学是民族心灵的真实写照，莫言笔下的那个藏污纳垢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其实正是中国当下文化现实的隐喻。对于这样一个文化现实——封建的余毒，诚信的缺失，道德的焦虑——我们没有理由自我陶醉，相反，对于因这样的文化现实而获得的世界性的声誉的悖论，我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固然要为之振奋，但我们不能从此躺在温柔乡里自我迷醉。我们应借此为契机，促进我们这个民族的人们真正认清自己文化的沉疴，在文化自省中真正实现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