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还有研究价值吗

资料员

——读王宁《文学与精神分析学》
王一川


　　王宁教授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精神分析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的译著、研究和阐发曾经在80年代至90年代国内文学批评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鼓荡起精神分析学在我国的热浪。说许多人是从王宁的翻译和介绍才知道弗洛伊德与现代文学的深刻联系的，这应当是一种恰当的陈述。王宁在精神分析学的翻译、介绍和阐发上曾经是那样不遗余力，以致人们一度在报纸、杂志和书籍等不同媒体上都能领略到王宁对弗洛伊德的强烈呼唤热情。如果说中国在80年代有过“弗洛伊德热”的话，那么，王宁应是这热浪的弄潮儿之一。王宁的新著《文学与精神分析学》正是他对精神分析学的热情的沉淀物。

　　这本学术文选汇集了王宁有关精神分析学的系列研究成果。第一编为弗洛伊德主义的文学探讨，涉及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精神分析学批评的兴起及发展、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响、流变、接受、变形等问题。第二编为精神分析学与文学解读，作者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中国文学文本如《金瓶梅》、《雷雨》、新感觉派、朱光潜、张贤亮等。第三编为精神分析学与西方文学解读，涉及菲茨杰拉德的名篇《夜色温柔》、德勒兹和佳亚特里的《反俄狄浦斯》以及布鲁姆的修正主义批评理论等。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特色鲜明的著作。第一，全书视野开阔，内容丰富，有助于读者系统地了解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状况。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诞生于整整一百年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以“哥白尼式革命”的姿态横扫全球各大陆。如今的青年学人对这段“往事”并不一定了解。此书可以成为他们通向精神分析学的一条合适的入门途径。第二，此书以丰富的材料和细致的分析，对精神分析学这一“西方显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影响作了全面的研究。确实，中国现代作家，无论是鲁迅还是郁达夫、不仅有新感觉派还有寻根文学，都从不同途径领略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思想。那么，他们是如何参考、过滤、批判精神分析学的？他们又如何从中国语境、中国体验出发对精神分析学作了自身富于特色的变形化处理？对这些问题，读者通过阅读此书应当能有新的发现。第三，作者运用精神分析学观点分析中国文学文本，展示了这一西学在中国的变体及其应用前景。作者对《金瓶梅》、《雷雨》、张贤亮等的精神分析解读，都体现了对于精神分析原理的透彻了解和对中国文学史的熟悉。作者有关新感觉派小说的阅读，则新颖而别致，应当能够引起读者的更大的关注热情。例如，在作者的分析中，施蛰存的小说《将军底头》就充分地体现了精神分析原理的运用：唐朝猛将花惊定征讨吐蕃而邂逅一个美丽少女，激发起二重人格之间的复杂冲突。“伊底和自我的二重人格交替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时而伊底的邪恶意念占上风，时而这种力比多原欲又被自我和超我的道德观念压抑下去，将军的心理同时扣上了四个沉重的包袱：道德信义（自我和超我），原始的冲动（伊底），内疚情结和返乡意念；故事发展到结尾时，作者描写花将军被吐蕃将领砍下首级后仍然驱马（性快感的象征）奔回到心爱的姑娘身边时，则同时洋溢着浪漫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气氛，将军终于在死后赤裸裸地展现出了生平未能暴露的那一重人格，实现了他那无意识的欲望满足。”（158页）新感觉派是以往较少受到关注和重视的“海派小说”流派。通过王宁的精神分析式解读，相信人们会激发起更大的探究热情。

　　可以说，这些研究体现了王宁对精神分析学精神的充分了解、通盘观察和系统把握，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许有人会认为，进入21世纪，精神分析学已成“明日黄花”了。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认识是浅泛的。精神分析学作为20世纪文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必然会以独特的方式继续存在于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文化进程中。当今文学艺术界，无论文学还是影视、无论是高雅文化沉思还是大众文化娱乐，都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涉及精神分析的某些原理。如此，回头重新思索精神分析学遗产，就是必要的了。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