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三品位

梦的轻波

作者：毛志成  来源：光明日报

    什么是文人？至今还没有精确的定义。例如专门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不涉及文学创作的叫不叫文人？有一定文化水平但侧重于搞艺术表演的叫不叫文人？虽然以行政、经济、法律为专业，但有很大的诗词歌赋兴趣或才气的叫不叫文人？另外，大中小学的教师叫不叫文人？我看都很难判定，也不必刻意判定。对文人的价值，历来也有褒有贬。有的认为很了不起，足以利国济世，有的则认为百无一用。谁说得对？谁说得错？我看都不必较真，这因人因事而异。我所尊重的文人，大体分三类：君子式的文人、夫子式的文人、才子式的文人。至于混子式的文人、油子式的文人、痞子式的文人，即使如何谋名谋利有术，我也避而远之。

    君子式的文人，虽然重文但不止于重文，更意在益世益人，意在推动社会和人生的善化。夫子式的文人是指苦苦地做学问的人，虽然他们很多时候搞的是“死学问”（包括囿于书本、教条或章句），但那些学问若是真实无欺的，也应当尊重。更何况世上必须有“死学问”，如自然科学中的公式、定理和社会科学中的资料积累以及各种工具书、参考书的反复查阅，都是需要下死功夫的。这样的人只要不是十足的书呆子，就值得肯定。

    才子也有真才子和伪才子之分。伪才子只习惯于卖弄，或作秀、作态、做戏，并无真正的鲜活思想和表述本领。而真才子是很重视文采的（包括意采、情采、辞采），而且有助于使社会生动化。这样的才子也是国家之宝，理应保护。

    至于文人的品位，我认为从低到高可以分为三档：可爱的、可贵的、可敬的。假如一个文人什么都出色，都不凡，但是不可爱，包括其人不可爱，其文不可爱，别人对他或生厌，或远离，或鄙弃，都是可悲的。这使人觉得可爱大不易也！文人真正要使人觉得可爱，源于什么？虽然可能源于知识多、见识高、才气大，但更主要的是源于他对世界、对民族、对他人、对文化本身情真意切，而且在真、善、美三元素中能将善视为第一元素，即有善心，有善意，有善趣。可爱的文人可以是才高绩显的，也可以是各方面都平平常常的，但只要他实在可爱，就是有所作为的文人。

    在品位上比可爱再高一档的是可贵。什么是真正的可贵？从根本上说就是有实实在在的价值。价值大小姑且不论，只要有价值就可贵，这其中包括：心思有价值，行为有价值，作品有价值。无论想的、说的还是写的，都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改善。这样的文人，必须不停留在一般性的才艺表演、才艺推销上，尤其不能将表演退化为叫卖。

    达到可敬的程度，则是文人的更高品位。真正的可敬，不是指获取到很多人的盲目崇拜，更不是使人感到可畏、可怕，而是他的德、才、绩使很多同业之人由衷信服，由衷敬佩。

    大多数文人，也包括我，很难达到可敬的品位，对此也无须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奢望。但是我们应该尽量使别人感到自己尚有可爱之处，感到所写的东西毕竟还有一点价值。

    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当前既不可爱也不可贵的文人不乏，甚而颇多。这样的文人，若有自知之明还好，怕就怕非但无自知之明，而且硬要以“可敬”自居，甚而被别人虚夸几句就自我陶醉。

    明智的文人，最明智的标志之一就是有极强的平民意识，永远甘于是平民，有了这样的心理，就是平民中的“醒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文人的雅称之一就是“醒人”。但未醒的文人仍存在，其最突出的“不醒”之处，首先在于总想去当“民上之人”。这也是文化界闹剧频发的原因之一。（作者为学者、作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虎子

马斗全：说文人气骨
来源：中华读书报

    宋人笔记《曲洧旧闻》，记录这样一件事，给人印象颇深，亦颇耐今人寻味:

    谢良佐，字显道。韩师朴在相位，闻其贤欲招之而不敢。乃遣其子以大状先往见之，因具道所以愿见之意。

    贵在相位，听说谢良佐是位贤士，欲招之而不敢。从“不敢”二字可知，这位谢良佐即使不是风骨凛然，也有几分严正孤傲，至少是不能轻易“招之”的。大状，又称门状、门启，始兴于唐代，繁于名纸，也更庄重些。名纸一般只书姓名、里籍、官职之类，大状则是为诣公卿宰相特地书写的名纸，除说明自己的身份外，还需写清拜见之由。卿相于状后判一“引”字，方许见。到后来应用渐广，欲见非卿相者也用大状，以示敬重。所以苏东坡与杜孟坚书有“乏人写大状，必不深罪”语。明乎此，方可知韩相国欲见谢良佐预以大状报之，并且是让儿子“先往见之”，而非手下人送达，是何等礼敬与谨慎。只此一端，即可见谢某在相国眼中的地位。

    韩相国欲见谢文士事，换在了如今，会是什么样子呢?如今文人已极少静默沉稳、孤傲狷介者，当然也就无所谓敢不敢“招之”了。今之居官位者，不要说韩师朴级别的高官，便是地区或单位领导要见谁，让秘书打个电话，莫不“招之即来”。即使电话里连个“请”字也没有，只说某长叫你来一下，被叫者也即刻屁颠屁颠地赶来了。更不知有多少人整日思谋如何接近领导、渴望领导召见，甚至有凭空捏造说自己被“招”的。网上有这样一则趣闻，出于名教授张鸣笔下，当属实。说的是北京某名校一胡姓教授，每次开会都要求先发言，发完言后，声称总理或某副总理约见自己，须先走一步。校庆时朱镕基去该校，校方安排教授与总理座谈。挨到胡某发言时，朱镕基问道:原来你就是胡xx啊，咱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吧，怎么外面一直传说你是我的高参呢?这位胡教授，脸上红一块白一块，不知该掩面逃走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发言。

    中国有气骨的文人，近世还是有的。南京大学话剧《蒋公的面子》，即据校园内流传的故事编撰。1943年蒋介石兼任该校校长，请中文系几位教授吃饭。去还是不去，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几人意见颇难统一。1962年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来广州时提出要见中山大学陈寅恪，陈先生称病闭门不见。无论校方如何动员，他就是不见。如此气骨，直追古人。文人的这种孤傲或曰臭架子，是性格使然，更是本质与精神的体现。而要有这种本质与精神，先须直正无私，所谓无欲则刚。如果一世文人品质都如那位胡教授，那我们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所以切盼中国能多一些有气骨的文人。如果有气骨的文人真能逐渐多起来，实乃中华民族未来希望之所在，诚可幸也。

虎子

“最是文人不自由”  
作者：方连来源：国学网

　　这句话出自陈寅恪先生三十年代写的诗。题为阅报戏作二绝，恐怕早为大家所熟悉，并得以深刻体会。陈先生以罕有的史识，发乎诗笔，道出千古真谛。自然引发出时代与历史有的共鸣。大家知道，陈先生所论大都公允当，而戏作之词，却又似为偏论，其中深意，只有备尝艰苦，阅尽春秋方可得知。

　　然而，要真正理解陈先生这句简单明白的诗句涵意，却并非易事。因为陈先生所指的文人，并非知文知学之人，自由也不是指衣食足、行动备的自由，均具有另一种标格，那么陈先生所指的文人又是什么？我们只有从他的诗中去素解。

　　我认为，久负盛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正是这一概念的具体阐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 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为文化所化，尤其为民族文化所化，亦可谓文人，文人应该是文化精神的寄托和延伸。王国维，正是陈先生心目中的文人，因为王国维不仅有着继绝学的天资，而且沉思于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世界的巨变与文化 的走势，最终以绝望之心，走上沉湖之路。

　　“为文化所化之人”为什么在文化值衰落之时，必感苦痛？这正是陈先生认定为文人的标准，亦即不苦痛之人必非真正的文人。有思想便有苦痛，有理想更有痛苦，有文化上之理想而不能实现，或不可实现，实为文化所化者之最大苦痛。一个剧变的时代，继绝学、存绝世乃是文人之责，以一人或数人之身，却肩负文化兴衰之命，其苦痛难以坚持，故不得不以一死惊天下，让天下有学之人，绍而述之，念而学之。此陈先生所道之王国维死因。几十年来，论王先生死因甚多，独以陈先生此论为学界所接受，这正是他挽词中所说相符“神州文化丧一身”。

　　陈先生自己虽未道为文人，而实际上同以文人自居，并身体力行，虽以 目膑腿之苦，而发为诗史，寄托比兴，期待解人。陈先生以绝学之姿，再一次充实了“文人”的真正涵义，他以他的学术和人格，塑造了二十世纪的真正的“文人之魂”。

　　真正的文人之不出世，真正的文人难以入世，他观古今之变，知中外之情，只有托诸著作，在浑然天地间寻找对话与知音，在现实与未来中寻找认同。然而，这种遗世而独立之姿，又何从落地生根？“真信人间不自由”（戊寅蒙自七夕）这种不自由的呼喊，正是上文作为文人的不自由，两处合观，即可得出世界上最不自由的是现世的文人。这种呐喊，恐怕是二十世纪文人最坚强、最有力的呐喊，也是最明白、最深厚的表白。这便是陈先生作为文人的最直接表述。他的这一表述是具有如此的概括力和历史感。似乎是在为千古文人而呐喊，为中外文人而呼号。然而，文人真的能自由吗？期待自由的文人能不痛苦吗？

　　那么文人之义谛何在？试以王国维、陈寅恪解之，我认为，文人之义有三层：

　　第一层，为有学有识之人，亦可谓之学人。他们本以求真为目的，讲学为手段。他们所学多关乎文史，唯文史一途，素号博大精神，学人必先通文史，必先识义理。且有卓  之识，洞明之见，条贯古今，成一家之言者。亦可谓学人之始在知，知之对象或范围在史。识史之目的在辨真。

　　然此可谓学人，不可为文人，文人之第二层次有真性情，人既以求学为生，又以讲学著述为务，然要证成文人，不可无真性情、真信仰，这种信赖既发乎天意，又关乎后修。如果没有学识，二有真性情，自不可谓之文人，明学识而 无真性情，亦不可谓之学人，更不可谓之文人。归依文化，信仰真理，矢志不回，不谋私利，不取小名，可谓有性情。

　　文人之出世，必谓有学识之士，秉世之情为文化所化，肩负神州之真谛，抉择华夏之途数。然而思有以为之，并图以应有之方式，教而化之，斯可谓之真文人。

　　辨文人之术有亦有三：其一不顺从，不依违，不以不世之才学去依违世事，顺从安排，“独立之精神”是其立志之根本。于真正之文人，世本不可从，亦无可从。虽有学之士从之，则必非文人。其二，以小见大，立论高远。如前所言，文人本擅言学，学识超群，非游说无根之辈，然发言立行，借学以明之，或史学、或佛学、或哲学，无不成其立论之外框，谈学之所资。如陈先生，谈学至广至宽，为文至朴至实，而吟诗至婉至美，是固知学以明事，文以道言。然此，或目真文人为史学家、学问家，实买椟而还珠，得象而忘言也。

　　识其为文人者，其切要在于以文化为一生之大计。而时时切切倡之导之，此所谓化之于人身，所以发乎外必以文化倡之，其取其舍，历一时之艰苦而不改，遭一生困苦而不弃。与逢时呐喊，口出即忘之徒不可道理计。

　　以此观之，则文人之难为，亦知文人之不出世，更知“文人”之非浪称。不然，何来最不自由乎？文人之不自由，固其然也。常人之称文人，固当有所讳乎？称学人则可，称文人亦匪易，而得其实者，则非自封可知。

　　文人不出世，所以前世之已逝者，必成后世文人之“魂”，读其书，见其为人，知其言，冀图有以用之。王国维、陈寅恪之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成文人之楷模，学术之精魂也。后之继起者，非止学迈前贤，其知世之深，言学之精，论道之远，无不高远，此陈先生以文人而道文人，固谓王先生之逝，乃神州文化丧一身，王先生之亡，乃苦痛之愈甚。

　　而比观陈先生之苦痛，较之王国维亦更有甚：虽  目病躯，而草拟《柳如是别传》达百余万言。借女学以言古学，而 之一生撰述亦可贯以女学为中心，世固言陈先生拘于女学，何其偏也。

　　陈先生曾有一首诗《题赠冼玉清教授修史图》，其上半阕是这样的：

       流辈争推续史功，文章羞与俗雷同。
       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

　　曹溪一宗，世为所知，岭外广大，禅化神州，固有已也。 女学之称，此独见于陈先生者，“著书唯剩颂红装”

　　陈先生之“文人观”，是不是古代儒家所倡之“圣人”有一同之处。这其实不用索解。从他深叹“不自由”既可获得的解？

　　为什么陈先生会深叹“最是文人不自由”？再叹“真信人间不自由”？而陈先生期待的“文人自由”又是什么？

　　众人皆知，陈先生一生，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国维纪念碑铭）为圭皋，而“读书不肯为人忙     ”并自奉为“平生所学宁堪赠 ，独此区区是秘方”（《1929年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赠言》）

　　这种“不肯为人忙”，说来轻巧，实践却太难、太难。这不仅是他能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办法。也是他吸取古今中外于一体的有效途径。值得注意的是，陈先生向则毕业的史学系学生特赠“读书不肯为人忙”的秘方，正表达了他对后世文人成长的期待。然而，在陈门诸弟子中，能得其文人之思，不肯为人忙得又有几人？能不为人所忙的又有怎人能为？

　　最近，我们读到了陈先生的弟子之一周一良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这位可以说直接出自陈门，而且又得自陈学许多的学者，从其一生的 行踪看，几乎都是为人忙了。以周先生之资，他有足够的能力知道并了解陈先生的学问与精神，但却未能履行陈先生的赠言。这是为什么？我想不用我来作答。

　　周先生是我素以钦佩的学者，他的著作可以说是精神与条理十分难得的 作品，说实在的，十多年来，北大教授中，周先生是我心仪最久的一位。但我也知道，周先生一生则颇费周折，他的几次顺从，给他带来的不仅是个人学问上的损失，更主要的是生命与精神的损耗 。然而，一切的顺从所带给他的还有一直到今天才有机会辨白叙明的委屈，但当人们明白了这一些，而宝贵的年华又向谁追讨？

　　更仔细一想，周先生固然两次“服从”都没有体现出“独立之精神”，然而，在那个时代，又有谁能真正独立？这也是周先生之所以只能成为学人而无法归为陈先生所期待的“文人”。然好在历史就象潮涨潮落一样，喧闹并不是永远的场景， 周先生总算有缘于八十年代归队治学了。但这一切，与陈先生所期待的，周先生所臻达的相差又何止道理计？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周先生等学人没能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视为这些学人的自渎，这正是陈先生所感叹的“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注脚。

　　这里，更反射出一个对“文人”的认同。作为学人，尤其象陈先生这样的一代学人，他们把“文人”这顶帽子看得很高、很重，而恰恰相反，在一些没有文化品位的人的眼里，则把文人这个圈子划得很大很宽。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文人是不可驾御的一类，而被驾御了的人则不可能真正成为“文人”。因此，象周先生这一代学人，就被“时代”“历史”所驾御了，甚至于没有愿与不愿的选择，也没有行与不行的讨论。一切服从了不仅是没有独立，而且没有价值，相反只是作为工具与喇叭的奴隶，并最终承受着历史的煎熬！

　　其实，周先生又何尝不想成为能“以独立之精神”、去发挥“自由之思想 ”的文人学者？但这种自由的获得又是何其艰，没有极大的勇气，深厚的积累，又何从去面对来自一个时代、一种制度、一个社会的压力？更何况当历史的表象并未呈现出其本身，而作为学人的自我也未能真正参透社会的主机，那么，这种独立的可能与需要又是那么的难以实现！

　　所以王国维先生最终失败了，他不得不“文化神州丧一身”，他无法直面他所承受的巨大苦痛，他要尘封他的精神，唤醒那些浑浑噩噩的学人，激发那些满怀壮志的少年。周先生他们失败了，他们还没有进入这种历史的门口，就再也没有机缘去“化成天下”，因为他们的“自由之思想”几乎从来就没有得以激发出现。因此，独立之精神也就无从产生。

　　但陈先生是成功的，尽管他再抗争，他再苦叹，这与鲁迅的孤独又何尝不出一辙？他终生贱履着学术与文化的“圣条”，并得以化而成之，以他博大的学术，塑造了一座庄严的学术圣殿——一座永远充满了启发与创新、贯穿着文化史核心的学术殿堂和文化灵魂。

　　当然，陈先生对“文人”自由的呐喊，并不止是对现实的批判，更是对文明社会与现代学术的一种期待。他奉思想之自由为真谛，以文化之探讨为宗教，对今天、对未来同样是富于启发，而且是必须坚持的。但冷观之下，我们今天的文人又在哪里，而我们又给了他自由吗？中国现代学术的历程还很短，但传统学术的命脉依然是传承的，然而更确切的讲，我们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没有文人在进行我们的文化探讨，我们就无从回答历史与现实的要求，而文人的思索如果受到现实的羁绊，那他会重新回归到历史的车轮之中。

　　对中华文明的迷蒙，对世界文明的抉择，我们已思考了近百年，但我们的探索依然不是让人释怀。文化的承传也日渐式微。而这，显非我们明天所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