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修辞学传统的历时比较与思考

haha--2

作者：胡成花　陈汝东 来源：http://www.eywedu.com/xiucixuexi/xcxx2008/xcxx20080514.html
　　
    提 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和古希腊修辞学传统以及19世纪以来中国、日本、美国等修辞学研究的简要历时考察，阐释了东西方修辞学传统差异的社会根源，论述了传播秩序的公平、公正之于社会发展的价值。
　　关键词　东西方　修辞传统　传播秩序　社会发展　公平与公正
　　
　　追求和平幸福生活是人类的理想之一。如何实现社会的发展，如何建立和维护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是实现人类幸福生活追求的必要途径。作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传播秩序在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修辞是提高传播质量和效率，促进思想和意志社会化、统一化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是建立公平、公正的传播秩序、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修辞秩序的不同反映了社会传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状况，反映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基本态势。这一点在人类修辞学研究的历史中有充分的反映。在本文中，我们试图从学术史的角度，透视人类传播秩序的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公平、公正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有所助益。
　　
　　1　东西方修辞学传统的回溯
　　
　　1．1　中国的修辞学传统
　　在中国，“修辞”一词可以追溯到《周易》上记载的孔子所说的：“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大意是“修饰文辞和言语，确立至诚的感情，是营修功业的根基。”(秦颖，1993:8)这里的“修辞”是两个词，与今天的“修辞”有一定差异。当时，“修辞”并没有现代的意义，很难说是一个研究客体。先秦时期，诸子著作中有许多相关的论述，都蕴涵了一定的修辞道理。这些修辞思想有关于口语的，也有关于书面语的。后世的修辞论多散见于相关的文论著作中，比如王充的《论衡》、刘向的《说苑·善说》、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序》、陈骙的《文则》、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等。这些著作多是关于文章修辞的。
　　我国的现代修辞学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末趋于成熟、完善。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著作有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龙伯纯的《文字发凡》、王易的《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诠》、唐钺的《修辞格》、陈介白的《修辞学》和《新着修辞学》、徐梗生的《修辞学教程》以及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等。50年代后，先后出现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张志公的《修辞概要》、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等著作。80年代后又涌现出许多修辞学著作，比如倪宝元的《修辞学》、王德春和陈晨的《现代修辞学》、郑远汉的《言语风格学》、黎运汉的《汉语风格学》、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张炼强的《修辞理据探索》以及陈汝东的《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认知修辞学》、《当代汉语修辞学》等。这些修辞学著作多不区分口语修辞和书面语修辞，但并不专门探讨演讲或演说修辞。
　　我国古代修辞论关涉的多是语词修饰，以及修辞格、文体、风格等。我国的现代修辞学初创时期，也主要研究修辞手段的结构和功能。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开始研究语体、语境以及其它言语规律。但是，中国修辞学没有形成西方修辞学研究中的演说和论辩传统。人们对修辞的定义多着眼于“修饰”、“调整”、“调适”、“美化”、“技巧”等，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修辞学研究的深入，人们也开始从言语行为、传播行为等方面界定修辞。
　　
　　1．2　日本的修辞学传统
　　日本修辞学开始于何时，认识不一。有人认为在1950年之前，日本不存在劝服意义上的修辞学。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日本修辞学开始于明治时代。这种意义上的修辞学是指积极的表达艺术。(Massimiliano Tomasi，2004:27)
　　19世纪70年代末期兴起的日本修辞学主要以文章做法、修辞格、论辩、美文等为研究对象。其修辞研究立意重在文章的内涵、结构、类型、文体、风格以及修辞手法、修辞技巧。日本修辞学在词面上有“修辞学”、“文章学”、“美辞学”、“雄辩学”以及用片假名“しトリツク”等不同形式。其中，“美辞学”是Rhetoric的意译，是“修辞学”的旧称。日本明治修辞学可概括为以下四种形式：一是研究文章或作文法的，如五十岚力的《文章讲话》、《新文章讲话》、加藤熊一郎的《应用修辞学：演说文章》等。二是研究美辞的，也就是修辞的。比如高田早苗的《美辞学》、坪内逍遥的《修辞学》、岛村抱月的《美辞学》、《新美辞学》等。美辞及华文(Belles-lettres)是18世纪英国修辞学的主要内容。明治时代，这种修辞学思想被引介到日本后，与当时的语文教育趋势形成默契，产生了不少新的日本美辞学著作。三是以“修辞”为名的，比如五十岚力的《修辞学大要》、《修辞学纲要》、《修辞学讲话》，大和田建树的《修辞学》、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以及佐々政一编的《修辞法》、服部元彦的《修辞学》、渡边吉治的《现代修辞法要》等等。四是研究论辩的。文章研究，是基于日本的国民语文教育传统和汉学传统，美辞和论辩研究，则主要是受西方修辞学的影响。但是因为缺乏社会基础，这项研究没有文章学兴盛。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尾崎行雄翻译的《公会演说法》等等。
　　日本修辞学从一开始就深受西方修辞学中论辩理论和美文学理论的影响。早在明治初年日本人就开始翻译介绍西方的修辞学著作，比如西周的《百学连环》、菊池大麓翻译的百科全书中的《修辞及华文》(Rhetoric and Belles-lettres，1879)。后者论述了各种风格手段、修辞格以及简单的演讲形式、游记、历史文章、说明文的写作、说服和诗歌、戏剧的艺术手法等。该书对日本修辞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高田早苗、大和田建树、坪内雄蒇、岛村抱月和五十岚力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该书以及其它西方修辞学著作的影响。此外，在尾崎行雄翻译的《公会演说法》、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中江兆民翻译的《维氏美学》等著作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日本雄辩学会”、雄辩出版社以及一些论辩修辞学著作，如马场辰猪的《雄辩法》、雄辩学会编的《雄辩学讲话》、竹内尉编的《模范即席演说及其分类的新研究》，安部矶雄《雄辩学讲座》等。此外，还出现了日英比较修辞学著作，比如增田藤之助的《英语修辞学讲义：英和比较》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近代修辞学史的研究也很大进展，涌现了不少重要的学术著作，比如速水博司的《近代日本修辞学史：西洋修辞学的导入和挫折》、原子朗的《日本修辞学史研究》、速水博司的《修辞学史——近代日本》等。但是，总体看，20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修辞学研究逐渐转向了文体学和外国修辞学，没有出现明治时代那样的繁荣景象。
　　
　　1．3　西方的修辞学传统
　　在西方，“修辞”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修辞学成为显学，涌现了许多修辞学家和修辞学教师，比如科拉克斯(Corax)、蒂西雅斯(Tisias)、伊索格拉底(Isocrates)、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的修辞学研究主要以演讲术和论辩术为主，以说服的方法为主。当时对修辞的界定也是以此为出发点，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修辞术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Michael G.& Michelle Ballif，2000:24)
　　到了古罗马时期，修辞学侧重于演讲风格的研究，比如西塞罗、昆体利安的著作。随着罗马民主时代的结束，修辞学也萎缩到了修辞形式研究。到了中世纪，修辞学受到宗教的打压，被认为是异教徒术。在奥古斯汀(St.Auguistine)的努力下，被古罗马修辞学家所忽略的古希腊的修辞学哲学基础有所恢复。当时，修辞学主要被用于传教和书信写作，但是修辞学成为了当时学校教育的三大重要学科之一。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重新发现和重视古希腊时期的修辞学著作。
　　17世纪到19世纪，被称为西方的现代修辞学时期。这一时期的修辞学被索尼亚·弗斯等概括为认识论、美文学和演说家三种倾向，人们试图从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和美学角度阐释修辞的属性，涌现出了像培根(Francis Bacon)、康帕拜尔(George Compell)、怀特利(Richard Whately)、布莱尔(Hugh Blair)等修辞学家，同时出现了美文学和演说术运动。修辞学从演说、写作扩大到了文艺批评。
　　20世纪初，西方修辞学开始复兴，并逐渐向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批评等学科延伸成为一门显学。麦克尔·莫然(Michael G.Moran)和米歇儿·巴里夫(Miehelle Ballif)在《20世纪修辞学和修辞学家——批判研究及来源》一书的导言中指出：“20世纪可以描述为一个修辞学的世纪。尽管在世纪初修辞学虽拥有丰富的遗产，却缺乏智慧的活力，但20世纪中叶后，修辞学不仅在其既有的英语与语言传播系科，而且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了一个核心概念，一个核心术语。……数世纪以来一直遭受贬损的修辞学，发现自己成为了被关注的焦点。……20世纪看起来已向修辞学敞开了欢迎的怀抱。”在20世纪，西方修辞学不但复兴、发扬了古希腊的修辞学传统，而且奋力向其他学科领域延伸，为相邻学科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成为一门备受瞩目的学科。
　　
　　2　对比中的东西方修辞学传统
　　
　　综观人类修辞学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共性和差异。在数千年的修辞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修辞学都研究人类如何使用语言进行交流，都研究修辞的手段和方法，都重视修辞的影响功能，都关注了人类的修辞规律。但是，各自所关注的方面、焦点和重点，以及研究的立意、视角和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却各不相同。
　　
　　2．1　研究对象不同
　　中国的古代修辞学主要研究语言运用的手段、方法，尤其是书面语写作的手段、方法、风格以及原则。虽然先秦时期的修辞论也涉及口语修辞，比如“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人而无辞，安所用之。……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汉]刘向《说苑·善说》)这些指的就包括了口语修辞。秦代之后的修辞论，则基本是关于书面语写作的。这与古罗马、中世纪到19世纪的西方修辞学有相似之处。
　　
　　2．2　修辞功能观不尽相同
　　东西方修辞学的修辞功能观不尽相同。东西方修辞学都重视修辞对修辞对象的影响功能，但是，各自的视角和阐释却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古代的修辞思想中强调道德修养。人生追求、人际关系协调和社会管理等四种功能。那时，人们把言语技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修辞能力，看作是个人安身立命、参与社会政治管理的基本能力。这从当时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得出来。比如孔子所说的“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周易·系辞》)就说明了修辞之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管理的价值。叔孙豹所说的“‘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则阐述了修辞之于人生的意义。
　　与东方修辞学对修辞功能阐释的宏观视角不同，西方修辞学对修辞功能的阐释着眼于微观层面尤其是说服、劝服、影响与互动。比如古希腊早期的诡辩派的修辞观：“修辞术是说服的艺术。(罗念生，1991)”亚里士多德则“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他认为“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现代西方修辞学继承了古希腊的修辞观传统，并发展了这一传统，比如美国当代修辞学家则认为，修辞是“有效地运用语言的艺术”，“是劝服的艺术”(杰克·富勒，1999:111)。同时，修辞也是人类运用符号相互传播的独特能力，是“一种用以协调社会行为的传播活动”，并且“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础”(Sonia K.Foss，Karen A.Foss&Robert Trapp，1985:11－14)。这种修辞功能观的立意多在于公共事务决策，比如公共政策制订、公共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意志统一。其关涉的实际上是如何实现社会思想和行为的统一。
　　
　　2．3　研究范围不同
　　此外，东西方修辞学尤其是古典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也存在差异。中国古代修辞学虽涉及口语修辞，但这种口语修辞不同于古希腊对公众演讲、论辩的研究，多是个体修辞，尤其是君主、帝王，并非公众，诉求点主要是维护君主、帝王统治，尽管也涉及公共政策和公众的利益。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苏秦、张仪依靠自己的辩才，主要在诸侯国国君之间纵横捭阖，即使辩论发生在朝堂上，也不同于西方的公共演说修辞。此外，中国先秦时期的口语修辞，主要关涉国家的政治、外交等，很少涉及司法领域，没有像古希腊的修辞那样关涉诉讼、典礼演说。日本的近代修辞学也主要以书面语为主，尽管有数量不多的演讲和论辩著作。与东方修辞学不同的是，西方修辞学从开始就以演讲、论辩为主要研究对象，虽然在古罗马、中世纪以及18、19世纪萎缩到了书面语修辞，但到20世纪新修辞学兴起后，恢复和发扬了古典修辞学中的演讲、论辩传统。
　　综上所述，西方修辞学和中国修辞学、日本修辞学，是有本质性差异的，虽然两者微观上都以劝说、说服，以影响受众的思想、心理、态度为主要指向。但这只是修辞社会功能的表面特征。中国古代的修辞和修辞学、近代日本的修辞和修辞学，其劝说、说服是以政治权势个体为受众的。无论是臣子，还是民众，都以君王为受众对象。劝说者所力图掌握的都是君主的心理，与普通民众关系不大。而古希腊的修辞、修辞学，美国的新修辞、修辞学，则以公众、公共政策决策者为劝说、说服受众。这种差异只能从修辞秩序、传播秩序和社会制度中获得解释。
　　
　　3　东西方修辞学传统观照下的传播秩序与社会发展
　　
　　通过上述的简要回顾和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东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实际上反映了各自的社会制度差异、传播秩序差异和社会发展模式与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这对当今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公正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1　东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反映了社会制度、传播秩序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
　　东西方的修辞学发展形态的不同，反映的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不同。古希腊修辞学的诞生，来自社会制度的变化。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建立了一个相对民主的制度，人们获得了在公共政策制订、利益分配、司法诉讼等方面的言论自由权利。人们通过公共演说影响、改变决策群体的观念，达成共识，促成公共政策的产生，推动社会发展。于是，一门以演说、论辩技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修辞学诞生了。这说明演说修辞学的建立是以民主制度为前提的，尽管这种民主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西方修辞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兴起的。这种演说修辞学在民主制度建立后的西方又被复兴、发扬、光大。
　　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公民就不会被赋予充分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就没有发表演说的可能，公共意志的表达、统一就不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公共政策的制订、利益的分配、诉讼的进行，也就不会通过公共修辞实现。社会事务的决策，就只能通过集权或武力来解决。修辞者想影响公共事务决策，就必需以君主为修辞对象。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乃至后世的修辞大致如此。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缺乏民主基础，民众不享有参与社会事务决策的言论自由权利。社会事务的决策主要通过集权或武力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诸侯国之间的争权夺利。因此，社会个体主要通过游说诸侯国君主，通过修辞影响或改变国君的政治观念，来改变公共政策，实现干预社会变革的目的，推动社会发展。这是由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无论是中国的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集权社会。整个社会的传播秩序是建立在集权统治基础上的。社会事务、公共政策都是通过集权解决的。民众没有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言论自由权利，因此，公共演说也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当时产生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著名修辞家，而没有产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修辞学家。也就是说，中国的修辞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集权制度为基础的。它注定不会研究公共演说。日本修辞学的发展状况，也表明了这一点。
　　东西方的修辞学发展的不同形态，反映的也是社会传播秩序、传播制度的不同。无论古希腊的公共演讲、演说，还是中国古代的游说君主，都是一种修辞秩序，也是一种传播秩序，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传播秩序。在此意义上说，东西方的修辞学发展的不同形态，反映的是公共事务决策的不同形态，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不同模式。东西方修辞学都通过修辞干预社会发展，干预公共政策决策、公共利益分配，干预社会发展，但是它们的实现方式不同。不同形态的修辞秩序，或者说传播秩序，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功能也不尽相同。两相比较，民主制度下的公众演讲修辞秩序或者说传播秩序，更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它能赋予公众更加充分的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能更加充分地表达公共意志。
　　
　　3．2　东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反映了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不同
　　修辞学是“用语言做出选择的哲学”(劳伦斯·葛林，2007)，修辞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是通过语言做出社会选择的社会行为和传播样式。它不仅是信息、语言手段和话语的选择，而且是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对社会公平、公正不同实现形态的选择。修辞，无疑是一种社会公共政策的形成秩序，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人类对修辞秩序的建构和选择，就是对社会传播秩序的建构和选择，是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是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东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研究传统、研究范式差异以及现代修辞学研究上的差异，不但反映了东西方不同传播秩序、社会秩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种制度传统下公众修辞权利赋予的不同模式，反映了两种社会文化传统下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
　　古希腊的公共演讲修辞，以公共民主为基础，建立了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程序，建立了相对公平、公正的传播秩序。这反映的是古希腊人对其政治走向、司法判决等的选择，是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当代美国的公共修辞反映的是美国社会对其发展模式、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他们通过公共修辞秩序，影响选民的政治意向，决定总统人选；通过公共修辞，决定国家政策、司法判决、利益分配等的制度，也就决定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模式。中国古代的个体修辞，反映了中国古代对社会发展问题解决方法的选择，反映了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模式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就是放弃公共演讲的方式，放弃公平、公正的民主修辞秩序。因此，其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多是建立在个人意志基础上的集权式传播，多以统治集团的利益为目标。日本明治时代以前没有公众演说的修辞学研究传统，也是因为其国家政治生活多是依靠集权或武力而不是通过公共话语来解决的。当然，这与儒学传统中重行轻言思想的影响也不无关系(Msssimiliano Tomasi，200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修辞秩序是社会传播秩序的一种形式，是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途径。人类社会的公平、公正发展是以充分的言论自由权利和信息接收权利为基础的，是以建立公平、公正的传播秩序为前提的。自由、公平、公正的修辞权利和修辞秩序是保证社会公共事务决策、实施、管理公平、公正的必要前提。只有建立公平、公正的修辞传播秩序，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公平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