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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兰荃
2005-8-6
提要 对汉语成语来源进行探讨有着语义学、语源学、语用学方面的理论意义，而对其来源类型的描述问题在现代汉语教学与语言学词典编纂中是认识成语来源的前提，因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本文通过考察汉语学界对成语来源类型的研究状况，初步分析了成语来源类型的现有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类型框架。
关键词 汉语成语 来源类型 评价 拟构框架
在成语来源的研究中，首先遇到的是如何科学地划定成语的来源类型的问题。本文拟在现代汉语课程中的成语教学和国内重点语言学词书范围内，对成语的来源类型作初步的研讨。
一 汉语成语来源类型划分举隅
1．1 两本成语研究专著的类型观
建国后的主要成语研究论著，几乎都尽可能详尽地对成语的来源问题进行探讨和描述说明来源类型。较为突出的有两部书：一是马国凡的《成语》（1973）。该书最早确立了成语的来源类型系统。它将成语的来源分为“新创造的”和“继承的”两大类。“继承的”又分为“从书面系统继承的”和“从口语系统继承的”两类，其中的前一类又分为“寓言故事”、“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名句摘引”等4类。同时，马著也关注到了外来语源的成语，称之为“成语的借用”。二是史式的《汉语成语研究》（1979）。该书认为：成语的主要来源是口头熟语，是来自民间；成语的次要来源是历代文人的创作，来自书面。马、史二先生的“来源类型说”在汉语学界几乎成为定说。①
1．2 教材与词典的类型划分总览
笔者翻检了几种国内使用范围较大的现代汉语教材、部分现代汉语词汇学论著和有关词书。它们对成语来源类型问题的认识大致可归纳为以下7种说法：
第一、认为汉语成语有4个来源：神话寓言,如“愚公移山”；历史故事，如“破釜沉舟”；诗文语句，如“勾心斗角”；口头俗语，如“众志成城”。这个说法经马国凡（1973）提出后，在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高校现代汉语教材中已基本定型。持这个观点的现代汉语教材有：张志公（1982）和邢福义（1993）的“电大本”、张静（1984）的“郑州本”、黄伯荣、廖序东（1991）的“兰州本”、林祥楣（1994）和张斌（2000）的“全国自考本”等。
第二、认为成语的来源多种多样，但可以分作从书面上得来的和从口头上传下来的两大类。这一说法最早由周祖谟提出。② 持这一说法的有杨欣安（1957）和胡裕树（1981）的“上海本”。
第三、认为成语来源于民间口语、文学作品、历史事件或历史故事、宗教经典。持这一观点的是《语言学百科词典》（1989）。
第四、认为成语的来源有两个：
（1）来自当代的创新，可分为3小类：(a)转化自当代诗文中的名言警句，如“意气风发”、“经风雨、见世面”等；(b)赋予古书以新义定型的，如“夕阳西下”、“树欲静而风不止”等；(c)按现有成语的格式创新而来的，如“忆苦思甜”、“根红苗正”等。
（2）来自古代成语的继承，可分为两小类：(a)出自历代典籍的，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古代的寓言、历史故事等的加工，用于比喻和引申而成的，如“守株待兔”、“纸上谈兵”；二为由古典著作里节取或节缩个别的语句，沿用定型而成的，如“开诚布公”。(b)来自古口语的。如“狼子野心”。
持以上观点的是武占坤、王勤（1983）。
第五、认为成语的来源类型有3个：
（1）典故性成语来源，可分为古代寓言故事、神话传说及真实的历史事实3小类。
（2）非典故性成语来源；可分两小类：(a)为人民群众创造的新成语（占少数）；(b)为古代文献记载并流传下来的（占大多数）。
（3）来自外来语的成语来源，可分为两小类：(a)受佛教文化影响产生的，“如梦幻泡影”取自《金刚经》，“昙花一现”来自《妙法莲花经》等；(b)明清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产生的，如“杀鸡取卵”来自《伊索寓言》，“天方夜谭”来自阿拉伯已间故事，“象牙之塔”来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伟。
持以上观点的是万艺玲等（1999）。
第六、认为成语的来源类型有6个：古代寓言、历史故事、截取古书的文句、采用古人成句、人民口头语。持这一观点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2002光盘版）③。
第七、认为成语的来源按历史发展情况大别为“老成语”和“新成语”两大类（新旧的区分以改革开放前后为界）。新成语有5个来源：
（1）中央文件或传播媒介，如“反腐倡廉”、“钱权交易”、“易地做官”、“中国特色”、“黄牌警告”等。
（2）文艺界或工商界，如“友情出演”、“一地鸡毛”、“大将风度”、“中外合资”等。
（3）民间口语，如“下岗待遇业”、“经济实惠”、“公车私用”等。
（4）黑社会，如“武林高手”、“龙头老大”、“金盆洗手”、“红粉知己”等。
（5）广告，如“荣誉出品”、“闪亮登场”“隆重推出”、“跨越时空”等。
持以上观点的是潘六弟（1997）。
郭伏良（2001）与潘氏的大类型类似：分为“传承成语”和“新成语”，其对新成语则分成了3个来源类型：
（1）出自人民群众的口语之作，如“当家作主”、“假冒伪劣”、“文山会海”等。
（2）出自领袖之口或笔下，“有的早非领袖创造，但是由于领袖的运用而广为流行的也可归入此类，如“一穷二白”、“又红又专”、“古为今用”等。
（3）出自各个时期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提炼、概括，如“外引内联”、“五讲四美”、“一国两制”等。
二 对已有“来源类型说”的评价
2．1 主要成绩——建立了初步的类型模式
成语“来源类型”的确定是进行现代汉语词汇教学、词典编纂、成语的规范化等必须要重视的课题。科学地认识它，是搞清成语来源，提高其语用效率的前提。以上所举的有较大影响的现代汉语教材“黄本”、“张本”、“胡本”、“电大张本”、“电大邢本”、“自考林本”、“自考张本”都毫无例外地对成语的来源及其类型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说明和研究。较权威的语言学词书的编纂中涉及汉语成语时，也都要对其来源类型做出一定的陈述。这类陈述一般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直接说明成语的来源类型，如《语言学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2002光盘版）；另一种是说明成语有的从字面可以理解，有的要知道来源才能懂得意思，如《辞海》（修订稿）语词分册和语言文字分册（1977）、《现代汉语词典》（2002增补本）对此问题的表述大同小异。现仅举《现代汉语词典》的表述为例：
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一般都有出处。有些成语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如“小题大做”、“后来居上”等。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或典故才能懂得意思，如“朝三暮四”、“杯弓蛇影”等。
词典指出重要性，高校教材具体操作说明或论证，相得益彰，建立好初步的类型模式，促进了成语来源研究的发展，为现代汉语词汇教学做出了一定贡献。
2．2 主要不足
学术界在成语来源类型划定方面的主要不足之处有两个方面：
一是标准方面的失误。学术界对汉语成语的来源类型说法的不统一甚至大相径庭，虽有争鸣的意味，但也说明在认识上有较为混乱的一面。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有的学者在对成语来源类型划定时，在同一层次竟用了多重标准。像以上所述的中央电大等家的“四来源类型说”在同一叙述层次同时使用了文学体裁（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和语体（诗文语句为“书面语体”，口头俗语是“口语语体”）的双重标准；《语言学百科词典》的“来源说”在同一层次同时用了文体（民间口语与文学作品，即“口语”和“书面语”）、文学样式（历史故事）、文化类型（历史事件、宗教经典）等3个互为交叉或从属的标准；《词汇应用通则》的分类在同一层面也用了双重标准：按有无典故为标准分出“典故的”、“非典故的”，但又将二者与“来自外来语的”并列为三，同时使用了“修辞手法”和“民族语源”两个标准。这些都不合乎逻辑学上的“同一层次的划分只能用一个标准”的规则。相比之下，杨欣安（1957）和胡裕树（1981）在上位只按“文体”这一标准分类。虽过于简洁，但角度一致、标准统一。
二是类型范围过于狭窄。从语源上看成语涉及的社会生活、文化类别和民族语言形形色色，从多种角度看，范围大、类型多应是其主要特色之一，然而，目前的汉语教材和有关词书中，划定的类型范围过于小，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外来语这一汉语成语的直接源头之一普遍重视不够。而众所周知，源自外语的汉语成语很不少，例如：“不二法门”（印度《维摩诘经》）、“大千世界”（印度佛经）、“转世轮回”（印度佛经）、“昙花一现”（印度《妙法莲花经》）、“火中取栗”（法国拉封丹《猴子与猫》）、“上帝保佑”（西方基督教徒的口头禅）、“山姆大叔”（西方人对美国人的泛称）、“亚当夏娃”（《旧约》）、“上帝之手”（在13届世界杯足球赛上，阿根廷球员马拉多纳的没被裁判发觉的致胜手球）、“ 诺亚方舟”（《旧约》）、“潘多拉的匣子”（《旧约》）、“丘比特的箭”（罗马神话）、“皇帝的新装”（《安徒生童话》）、“达摩克利斯之剑”（西方传说）、“斯芬克斯之谜”（希腊神话）、“最后的晚餐”（《新约》）、“罗蜜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特洛伊木马”（希腊神语）、“丑小鸭”（《安徒生童生》）等等。
以上所举的固定短语，说汉语的人在运用时，往往手到擒来、表达自如。它们都具有结构的凝固性和意义的整体性，并且都带有汉语书面语的典雅特色。既不是格言、谚语，也不是通俗的惯用语。它们早已与现代汉语原有词汇浑然一体，作为汉语教科书和工具书应该承认，它们的确是汉语成语的一类。可是它们的语义内容又都来自外语，因此还必须对其来源予以说明。但是，在本文所举的诸家现代汉语教材都没有列出汉语成语的这一来源类型。就是影响很大的《语言学百科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也没提到此类型。据了解，有一些有影响的、有专门章节谈论成语来源的研究论著也没有关注到这个类型，这是非常遗憾的。
第二、对当代新成语这一类型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它们的数量也是惊人的，仅举一例就可见一斑：郭伏良（2001）举出刚刚建国时出现的新成语如“当家作主”、“改天换地”、“爱憎分明”等8条；举出1952——1965年出现的新成语如“鼓足干劲”、“攻守同盟”、“白手起家”等32条；举出“文革”期间（1966——1976）出现的新成语12条；举出1976年以后产生的新成语如“教书育人”“齐抓共管”、“一国两制”等共24条。总共多达76条。其中虽说有一些是生命力不大长的“应时、应制之作”，但除了“文革”期间产生的以外，大多流传至今。即使“文革”之作，在用于描述历史时，也还是有其使用价值的，例如“文攻武卫”、“反修防修”、“横扫一切”等。所以，现代汉语教材和语文词书，在谈到汉语成语来源时，不应忽略“当代社会生活”这一汉语成语的重要来源，应醒目地将其列为一种类型。
三 本文的类型框架
3．1 理论与实践的意义
分清汉语成语的来源类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分类问题，它有着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双重意义。汉语词语理据学正在兴起。“语言符号既存在任意性，也同时存在理据性。任意性指语言符号的音义之间没有自然联系，理据性指语言符号的音义之间有人文联系。……理据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动因，它支持着语言的有序性、机制性和可证性。”④ 理据是语言符号中固有的因素，只不过有的潜藏有的显露罢了。大多数汉语成语在文化上的理据是非常突出的，例如源自寓言故事、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成语无不依理而存在。但是，要搞清它们的理性意义以外的文化、历史等人文理据，就必须首先要搞清它们的来源，而要搞清来源就必须要厘清它们的来源类型。由此可见成语来源类型的确定是认清汉语成语源头、考察成语理据，进而确切地掌握语义的前提和基础。
3．2 本文拟构的类型框架
成语来源类型是一个内容复杂的与社会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文化、民族语言、现实生活等等密切相关的逻辑化体系。因而，它是多元的，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多种类型的组合。根据这个原则，我们试提出一个类型框架：
成语来源类型由三个不同层面组成：
（1）民族语言类别层面。这一类别又大别为二：一是汉语来源，一是外语来源。
（2）时代标准类别层面。也可大别为二：古代来源、现代来源。
（3）语体类别层面。这一类别又可分为书面语来源和口头语来源两类。
在以上3个层面的基础上，再以文化标准为上位，将其下位并列的的各个种概念——历史事件、文学作品、宗教文化、网络文化等等类型——分别再归入到民族语言、时代和语体三个大类中去。
上述框架也许对语言学词典的编纂、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成语的教学与研究有所助益。
附 注
① 参见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355——35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该书在述及建国后的汉语成语研究专著成果时，只列出这两本书作了重点介绍。
② 见杨欣安《现代汉语》（西南师范学院函授讲义），120页，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该书引用了周祖谟《谈成语》一文的成语分类观点。
③ 该书的“成语”条由周祖谟撰写。
④ 王艾录、司富珍《汉语的语词理据》，4页，商务印书馆，2001。
参考文献
马国凡 1958 《成语简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 1978 《成语》（修订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晁继周 1998 《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刘 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 2002 《现代汉语》（增订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 静主编 1986 《新编现代汉语》（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胡裕树主编 1995 《现代汉语》（重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林祥楣主编 1995 《现代汉语》（全国自考本），语文出版社。
张 斌主编 2000 《现代汉语》（全国自考本），语文出版社。
张志公主编 1982 《现代汉语》（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
邢福义主编 1986 《现代汉语》（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戚雨村等 1989 《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海》编辑委员会 1977 《辞海》（语词分册、语言文字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2 《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商务印书馆。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2002 《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西北师范大学《汉语成语词典》编写组 2002 《汉语成语词典》（新世纪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王 勤、武占坤 1983 《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万艺玲、郑振峰、赵学清 1999 《词汇应用通则》，春风文艺出版社。
郭伏良 2001 《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河北大学出版社。
潘六弟 2000 《试说新成语》，《语文学习》编辑部编《语言大观》，10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ypes of Chinese idioms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kes a fairy detailed analysis of some popular viewpoints concerning 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ypes of Chinese idioms .It presents a new framework description of Chinese idioms. By discussing the types o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idioms, 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theoretical meanings in Semantics, in Origin of speech and in Pragmatics. The series tries to increase teaching in Chinese idioms so as to stimulate the further research.
孙兰荃，男，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东路805号，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教研室（邮编：7300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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