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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义然（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
来源：作者帖稿
音韵学上的“三十六字母”是一个与反切注音紧密相连的概念。反切注音是用两个汉字为一个汉字注明读音的方法，其基本原则是：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即用反切上字的声母与反切下字的韵母相拼合来注明一个汉字的读音。自魏晋以来，人们开始编纂韵书，就使用反切注音。南朝顾野王在543年成书的《玉篇》中，也把它作为基本注音方法，标志着这种注音方法的成熟。此后，这种方法一直被各类字书所推崇，成为汉字注音方法的主体。开始，人们并没有考虑汉语语音中共有多少个声母，直到唐末僧人守温根据梵语的音理编制等韵图，才涉及到声母个数多少的问题。因为等韵图要把所有的汉字音节按照行同韵、列同声的格式（纵排版式）归纳在一个图表上，图表的首行标题栏应包括所有的声母，所以守温和尚就选定了三十个反切上字，代表当时汉语语音系统的三十个声母。此后，宋代音韵学家又依此为蓝本，增加了“非、敷、奉、微、床、娘”六母，就形成了传统的“三十六字母”。按照《康熙字典》等韵图的标目排列起来就是：见、溪、郡、疑；端、透、定、泥；知、彻、澄、娘；帮、滂、并、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状、审、禅；影、晓、喻、匣；来；日①。本文所要评述的就是这“三十六字母”。
一、“三十六字母”缺陷的三个方面
现代汉语拼音只有二十一个声母，为什么中古时期的声母竟有三十六个之多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笔者采取用汉语拼音字母标注三十六个反切上字中古音的方法②，作古今对照，发现当初拟定三十六个声母以及此后对其进行的分组，都是有缺陷的。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1、“三十六字母”存在内部重叠现象。按照现代读音，用汉语拼音进行标注，可以很直观地发现，“三十六字母”存在两个方面的内部重叠。一是存在组间重叠，二是存在组内重叠。如“照”组声母“照（zhào）、穿（chuān）、状（zhuàng）、审（shěn）、禅（chán）③”包含“zh、ch”两个声母，“知”组声母“知（zhī）、彻（chè）、澄（chéng）、娘（niáng）”也包含“zh、ch”两个声母；“见”组声母中的“疑（yí）”字和“影”组声母中的“影（yǐng）、喻（yǔ）”两字都属于同类零声母字。这两类属于不同分组间的重叠。再如“帮”组声母中的“帮（bāng）”和“并（bìng）”同属于“b”声母； “端”组声母中的“端（duān）”和“定（dìng）”同属于“d”声母；“见”组声母中的“见（jiàn）”和“郡（jùn）”同属于“j”声母。这三类属于同组声母内部的重叠。……如此等等，这种重叠还可举出很多。
人们选定“三十六字母”的本意是一个反切上字代表一个声母，任何重叠都是不能允许的。这里出现了这么多重叠现象，既有违初衷，又为其后人们的学习应用带来了很多麻烦。这是“三十六字母”自身存在的一个先天缺陷，也是一个最大的缺陷。
2、“三十六字母”的分组依据有错误。《康熙字典》的使用说明中有一首歌诀叫《分九音法》，全文如下：
见溪郡疑是牙音， 端透定泥舌头音，
知彻澄娘舌上音， 帮滂并明重唇音，
非敷奉微轻唇音， 精清从心邪齿头，
照穿状审禅正齿， 影晓喻匣是喉音，
来日半舌半齿音， 后习学者自明分。
很显然，这首歌诀是反切上字分组的依据，而它的基础则是五音说。稍加分析就可发现，歌诀的第一句就是错误的。查“见”字的注音，《唐韵》④、《广韵》⑤均注解为“古甸切”；查《康熙字典》等韵图，“古”字与“见”字也排在同一个纵列。这就证明自唐、宋以来，直至《康熙字典》成书，“见”和“古”就一直是相同声母。“古”字的声母只能是“g”，“见”字的声母也肯定是“g”，而“g”声母的发音无论如何也与下牙⑥扯不上关系。这就证明了歌诀第一句的错误。
因为歌诀的基础是五音说，所以由此继续跟踪，笔者又发现五音说也是有先天缺陷的。最早见于《玉篇》的五音说，把汉字音节的发音分为唇、舌、齿、牙、喉五个部位，这里注意了“牙”与“齿”的区别，却忽视了“腭”的重要作用。其实，下牙在汉字音节发音中的作用是十分微小的（遇齐齿呼时有一点辅助作用），远不如腭的作用更不可或缺。“g、k”两个声母离开了上腭就无法发音。所以，笔者认为，五音说中既已有了“齿”字，不必再有一般理解为和它同义的“牙”字，所以，这里的“牙”字应是“腭”字之误，而这一字之误就是在五音说中找不到“g、k”两个声母位置的根本原因，也是“见”组声母被错定为牙音的根本原因。
3、“三十六字母”的分组欠科学。这里说分组欠科学，当然包括分组依据有先天缺陷，但更重要的还是指人们在应用五音说对“三十六字母”进行分组的具体操作中，又出现了一些偏差。首先应当指出，五音说仅仅指明口腔发音的五个部位，而具体声母的发音要靠口腔上下两个对应部位互相靠近，控制阻遏气流的状态与程度来实现，单凭口腔的某一单个部位是读不出任何声母的。所以字母的分类和命名，应以口腔部位的对偶搭配为依据。而宋代的音韵学家却忽视了这一点，仅用单一部位的形式对“三十六字母”进行分组，虽然在五音说的基础上增加了半舌音和半齿音两类，但分组中存在的称谓不确切、指代不明、归属不合理等现象仍非常突出。如“端”组声母的发音要靠舌尖与硬腭相互作用，而这组声母却被称为舌头音，看不出舌尖应与哪个部位相互作用；精组声母的发音要靠舌与齿相互作用，而这组声母却被称为齿头音，根本看不出舌在发音中的作用；“日”声母“r”与“照”组声母“zh、ch、sh”，只是发音时阻遏气流的状态有差异，发音对偶部位完全相同，但却被分在不同的组中，如此等等，分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二、缺陷的性质及原因分析
“三十六字母”存在的缺陷是多方面的，其形成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这里着重分析出现重叠的原因。笔者认为，“三十六字母”未能反映当时主流语音的实际情况，它所存在的内部重叠是一种人为错误，而并非象历代学者认为的，是因为“古韵失传”、中古以后声母发生了合并，后人弄不清当时的声母状况，所以不理解这种重叠。具体地说，造成这种重叠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字母的原创者守温受当时方言语音的影响，误把方言语音当成了正音；二是守温及其以后参与修改补充的学者，都存在一个声韵界限不清，介音处置不当的问题，因而，把同一声母吸收了不同的介音成分当成了不同的声母。用现代音位说去考察，就是把本来属于同一音位的音位变体当成了不同的音位。这些观点是以以下的探讨为依据的：
1、证明“知”组声母中的“知、彻、澄”与“照”组声母本应属同一组，单列一组是一个错误。笔者根据《康熙字典》所引用的《唐韵》的注音，搜集了若干“照”母字和“知”母字的反切注音，并对其进行筛选整理，按照被反切字与它的反切上字必然同声母、反切上字相同的字必然同声母、具有双声类形声字声旁关系的字必然同声母这样三条规律，进行递推连接，形成了如下从“照”母到“知”母的完整链条：
照（之少切）-沼（之少切）-召（直少切）-仲（直众切）-忠（陟弓切）-知（陟离切）。
在这一链条中的任意相邻两字，或者一个是被反切字，另一个是它的反切上字；或者两个字的反切上字相同；或者两个字具有双声类形声字的声旁关系。所以，这一链条对同声母这一关系具有双向对称传递性。由于链条上各字的反切注音都源于《唐韵》，所以，它可充分说明，在编纂“唐韵”时，编者是把“照”字和“知”字作为同声母来对待的。这就证明了守温选定“知”组声母，并让它独立于“照”组之外，不符合当时主流语音的实际情况，确实是一个错误。
2、证明守温的错误来自方言的影响。笔者对当代各方言区的语音特点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发现，闽方言和湘方言中的双峰音系，有两个相同之处，一是古舌上音“知”、“彻”、“澄”的声母“zh、ch”都读为舌头音“d、t”，学者们把这一特点称为“舌上归舌头”；二是都存在“f”、“h”混读且都读“h”的现象。这种方言现象恰好与守温错把“知、彻、澄”等字的声母“zh、ch”当成了“d、t”并入舌头音，且在初拟三十个字母时漏掉了“f”声母的情况相吻合。据此，笔者认为这种方言特征是一种古韵残留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唐末守温首创三十个字母的时候，这种方言现象就已经存在。守温正是受这种方言特征的影响，才把本应属于“照”组声母的“知、彻、澄”当成“d、t”声母的代表字而纳入舌头音，把本应独立存在的“f”声母当成了“h”声母而被遗漏了。
守温所在的寺庙是否属于以上两个方言区呢？笔者在古代禅诗中看到唐末南台僧人守安的一首诗，由年代和法号的相近，联想到守温也应当是南台僧人。南台在衡山，正好属于湘方言中双峰音系的覆盖范围。这可作为以上论述的佐证。
3、证明出现组内重叠的原因是声韵界限不清。用上述方法笔者还连成另外两条链条：
定（徒径切）–同（徒红切）–侗（他红切）–透（他候切）
郡（渠运切）–渠（疆鱼切）–疆（居良切）–疥（居败切）–介（古败切）–见（古甸切）
从第一链条可以看出，“定”字的中古读音为“tìng”，和“透(tòu)”字是同声母。这就证明“端”组声母中的“透”和“定”属于同声母“t”的重叠；从第二链条可以看出，在编纂《唐韵》时，“见”字和“郡”字是作为同声母“g”来使用的，所以，“见”组声母中的“见”和“郡”属于同声母“g”的重叠；至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帮”组声母中的“帮（bāng）”和“并（bìng）”属于同声母“b”的重叠。为了弄清造成这类重叠的原因，笔者仔细观察“tòu”和“tìng”、“bāng”和“bìng”两组拼音，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后差别，就是前者都不包含介音“i”，后者都包含介音“i”。由此，笔者认为已经具备了运用差异法判明事物间因果关系的条件。两组拼音共同的前后差异说明，这类重叠是由于字母的首创者对介音“i”的处置不当引起的。
反切注音和创制字母，都是以声和韵的划分为基础的。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专门的符号系统作依托，声和韵的界限难以划清，所以守温在始创三十个字母时，就把一部分介音“i”划入声母部分（介音从声），这样就把“t”吸收了介音“i”当成了与“t”不同的声母，这里把它表示为“ti”；把“b”吸收了介音“i”当成了与“b”不同的声母，这里把它表示为“bi”。
类似的，“照”组声母中的“照（zhao）”和“壮（zhuang）”、 “禅（chan）”和“穿（chuan）”，这两组拼音也存在一个共同的前后差异，就是前者都不包含介音“u”，后者都包含介音“u”。这说明，守温在创制“照”组声母时，把一部分介音“u”划归前面的声母，这样就把“zh”吸收了介音“u”当成了与“zh”不同的声母，这里把它表示为“zhu”；把“ch”吸收了介音“u”当成了与“ch”不同的声母，这里把它表示为“chu”。
为了行文方便，这里把未吸收韵母成分的声母称为原生声母，把吸收了韵首字母“i”和“u”的声母分别称为“i”类派生声母和“u”类派生声母。在“三十六字母”中这种派生声母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如精组声母中的“精（zīng）”、“清（cīng）”、“心（sīn）”、“邪（síe）”，都是“i”类派生声母，“端”组声母中的“端（duān）”则是“u”类派生声母，等等。
全面观察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的声母可以发现，中古读音中的“b、p、m”只能有“i”类派生声母，“zh、ch、sh、r”只能有“u”类派生声母，“d、t、n、l”、“g、k、h”和“z、c、s”既可有“i”类派生声母，也可有“u”类派生声母，而“f”声母则没有派生声母。显而易见，传统的“三十六字母”虽然采用了派生声母，但却没有把所有的派生声母都吸纳其中，甚至只顾采用派生声母，把原生声母也遗漏了。如“见”组声母中的“见”和“郡”就只能算“g”声母的两个不同类别的派生声母，这里的原生声母“g”被遗漏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充分反映了守温及其以后的学者们在声韵界限上的模糊。
三、缺陷的延伸与不良影响
历史地看，守温和尚创制三十个字母，是一个不小的贡献。从涵概能力看，三十个字母除未包含现代汉语拼音中的f声母外，没有其他遗漏。从其中存在的重叠看，也基本上是一次重叠(原生声母与所属派生声母的重叠)，较少二次重叠（原生声母之间或同类派生声母之间的重叠）。而此后的一些音韵学家，为了让这个方案更加完美，付出了不少努力，但由于没有抓住其所存在缺陷的实质，又出现了一些画蛇添足和越描越黑的现象，使这些缺陷继续向前延伸。
宋代的音韵学家在三十个字母的基础上增添了“非、敷、风、微、床、娘”六母，虽然补足了“f”声母,但“非、敷、风”三字，都是原生声母“f”的代表字，实属二次重叠，令其后的许多学者莫名其妙。而“床、娘”两母也只不过增加了两个派生声母罢了，对改善原方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清代以来的一些音韵学家，寻求《切韵》⑦时代声母的个数，并根据《广韵》对《切韵》的继承性，从《广韵》所使用的反切上字归纳，得出《切韵》时代的声母为四十类、五十一类、三十六类等，比较一致的意见竟然仍是三十六类。此后人们对“三十六字母”继续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三十六字母”，把“非、敷、风、微”四母并入“帮、滂、并、明”，在“照”组声母中又增添了“庄、初、崇、山”⑧等等，有的还把“神、审、疏”同时纳入“三十六字母”⑨。很显然，调整来调整去，谁也没敢跳出“三十六”这个圈子。而新增的“初、崇”两字、“神、审、疏”三字，分别是原生声母“ch”和“sh”的二次重叠,所以，这种调整不无续貂之嫌，仍然是缺陷的延伸。
应当说，“三十六字母”的出现，对反切注音的推广乃至整个汉语语音的传播，都是有规范意义的。但是，由于其自身缺陷的存在和不断延伸，其积极意义却逐步为其消极影响所取代。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为反切注音的学习推广增添了障碍。本来，反切这种来自民间用于打诨逗趣的注音方法，好记易学，便于推广。在“三十六字母”出现之前，人们使用反切上字，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习惯，在同声母字中任意选择，十分方便。而“三十六字母”出现之后，人们不得不顾及它的规范、约束作用，尽量使反切上字的应用符合它的要求。于是，舛错迭出的“三十六字母”倒成了人们推广应用反切注音的“拐棍”。正如《康熙字典》序言中所说：“七音之说肇自西域，以三十六字为母，纵为四声，横为七音，而后，天下之声，总于是焉。”于是“三十六字母”的缺陷对人们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了。这些缺陷，许多学者都解释不清，初学反切者就更难理解。人们越是解释不了其中的矛盾，越感到学问的深奥，越不敢去怀疑其中的毛病。而延续年代越长，人们就越是把那些理解不了的东西归因于“古韵失传”，就更不去怀疑它的原始错误了。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反切注音被染上了越来越浓重的神秘色彩，到了明、清时期，已经成了人们望而却步的学问。正如语音大师李汝珍在《镜花缘》一书中借紫衣女之口说出的：“每每仕大夫论及反切，便瞪目无语，莫不视为绝学。”反切注音好记易学的特性已经荡然无存了。
其次是直接造成了汉语语音的混乱。由声、韵界限不清引起的“三十六字母”的缺陷，使人们在学习应用反切时对介音“i”和“u”的处置失去了较若划一的标准，很容易出现介音的丢失或增添，形成地方性语音错误。实际上，守温在“三十六字母”中出现的同类派生声母的重叠，就存在这方面的原因。如笔者连成以下同声母链条：
匣（胡甲切）-胡（户孤切）-户（侯古切）-猴（呼沟切）-晓（呼皛切）
这一链条足以证明“晓”和“匣”是同声母。现在看，这两个字都含介音，同属“i”类派生声母。两个字同时被纳入“三十六字母”，其中必有一个被视为不含介音“i”。
在现代方言中，这种现象也不少见。如在有些方言中把“江（giāng）”读作“刚 (gāng)”，把“家 (giā)”读作“嘎 (gā)”；烟台口音把“段 (duàn)”读作“但 (dàn)”，把“团 (tuán)”读作“谈 (tán)”等等，显然是把介音“i”和“u”丢失了。在有的方言土语中，“耕（gēng）”、“京（gīng）”同音，都读“京”，有的地方“刚”字书面语读“gāng”，口语读“giāng”，这里，“gēng”变为“gīng”，“gāng”变为“giāng”，显然是增添了介音“i”；在有些地方，“合（hé）”、“活(huó)”同音，都读“活”，“哥（gē）”、“锅（guō）”同音，都读“锅”，这里，hé变为huó，gē变为guō，显然是增添了介音“u”。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三十六字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对介音的添减上，方言语音的差别也一定程度地表现在介音的添减上。二者的同一，不是表面的偶然的巧合，而是内在的必然的契合。它表明，各地方言语音的巨大差别，与长期受“三十六字母”缺陷的影响密切相关。
四、先天缺陷的终结
为撰成此文，笔者重读《镜花缘》，发现在清末探讨中古音声母个数的学者中，有一位没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学者，这就是李汝珍。他在《镜花缘》一书中，精心描绘主人公黑齿国谈“切”被辱（第十六至十九回）、白民国闻“切”丧胆（第二十二回）、岐舌国苦苦索求（第二十八至三十一回）的经历，制造了一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悬念，向人们展示了一份字母表，这实际上是借文艺作品展示他的音韵学研究成果。从字母表中可以看出，李汝珍所厘定的字母不分组，共三十三个（双字纵排算一个），排列起来就是：
昌、茫、秧、梯秧、羌、商、枪、良、囊、杭、批秧、方、低秧、姜、妙秧、桑、郎、康、仓、昂、娘、滂、香、当、将、汤、瓤、兵秧、帮、冈、臧、张、厢。（原文双行并列格式不显示）
三十三个字母都用ang韵字，其中，双字纵排的是两个反切字，如“批秧”它所代表的读音是“piāng”（批秧切），因属音声不和，没有这个读音的汉字，而这个读音的声母（派生声母）又不能没有，故用反切表示。
把这三十三个声母的中古读法，用前面区别原生声母和派生声母的办法表示出来就是：
ch、m、y、ti、ki、sh、ci、li、n、h、pi、f、di、gi、mi、s、l、k、c、w、ni、p、hi、d、zi、t、r、bi、b、g、z、zh、si。其中“y”代表“疑”母，“w”代表“微”母（按《唐韵》注音，昂，五冈切，故此处“昂”字代表“微”母）。
为了便于观察分析，再把这三十三个符号按照原生声母与派生声母的从属关系归类，并按现代汉语拼音字母的顺序排列起来就是：
b、bi；p、pi；m、mi；f；d、di；t、ti；n、ni；l、li；g、gi；k、ki；h、hi；zh；ch；sh；r；z、zi；c、ci；s、si；y；w。
经过这样的处理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字母表，有传统的“三十六字母”不可比拟的优点。它以清晰的声、韵界限，无一遗漏地补足了缺失的原生声母和“i”类派生声母，无一保留地剔除了所有“u”类派生声母，实现了对介音处置上的整齐划一，虽然字母个数少了三个，但其涵概能力却秋毫无损。三十三个字母都用同韵字，正好符合“行同韵、列同声”的特点，用来编制等韵图时，能更好地起到标题栏的作用。
这个字母表，与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声母有比较严格的对应关系，所存在的区别只有两个 ，一是没有“j、q、x”三个声母。二是除“f、zh、ch、sh、r”五个声母外，其余声母都分别吸收介音“i”形成相应的派生声母。反言之，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声母，只不过是把李汝珍字母表中的“zi、ci、si”和“gi、ki、hi”这两组派生声母合并、简化为“j、q、x”，而把其他派生声母剔除罢了。
李汝珍在字母表中使用“i”类派生声母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它具有区别尖音与非尖音的独特作用，可以解决只靠反切注音基本原则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中古时期没有“j、q、x”三个声母，现代的“j、q、x”一部分是由中古时期属“精”组声母的“z、c、s”遇到介音“i”时读为尖音演化而来的，这样，就使中古时期的“z、c、s”三个声母在与单韵母“i”构成音节“zi、ci、si”时，出现两种不同的读法，一种读尖音（类似于现代的“j、q、x”），一种不读尖音（与现代的一般读法相同）。如《唐韵》注音中有：子，即里切；即，子力切。这里“即”字应读尖音，子“字”不读尖音，但因没有“j、q、x”，二者的《唐韵》注音用现代汉语拼音表示出来都是“zi”，显然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能凭借反切注音基本原则把它们区别开来。而有了“i”类派生声母，在应用反切注音时，只要做到属于尖音的字一律用含介音“i”的字作反切上字，不属于尖音的字一律用不含介音“i”的字作反切上字，问题就解决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六字母”的缺陷并不在于它使用了派生声母，而在于它没有把所有派生声母都囊括其中。
在这个字母表中，传统的三十六个反切上字只保留了“帮、滂、娘”三字，并故意把反切上字的排列顺序搞得杂乱无章。透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用心良苦。这证明，作为一位音韵学家，他彻底摆脱了先天不足的五音说、七音说乃至分九音法的束缚，断然跳出了以“三十六字为母”的窠臼，重新分析了汉字音节的声韵情况，提出了全新的见解。这个高质量的字母表，是发现并纠正“三十六字母”缺陷的必然产物，更是李汝珍对这些缺陷提出的无言的批评。它有力地证明了人们对中古声母的研究已经从混沌进入清醒，也为1918年注音字母（今称注音符号）和1958年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虽然没有引起世人足够的关注，但却标志着“三十六字母”缺陷的终结。
总之，笔者认为，用传统的“三十六字母”标定中古声母的方案，是一个完而不美的方案。之所以说它完，是因为它所包含的原生声母和派生声母加在一起，能够涵概中古时期的所有声母，没有遗漏。之所以说它不美，是因为它存在声韵界限不清、内部重叠、分组不科学等缺陷，而这些缺陷的存在与延伸对人们学习和应用反切注音造成了一些困难，对汉语语音的传播产生了一些误导，对人们的音韵学研究引起了一些混乱。
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传统的“三十六字母”，只要补足缺失的原生声母，剔除所有的派生声母，就能得到一个与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基本一致的结果。透过这一现象，笔者看到，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方案，其中的声母和韵母，概括了整个中华语音体系中的全部情况，归纳了构成汉字音节的基本要素，是能够贯今古而通四方的。古今语音的不同以及各地方言的千差万别，表现在声母上，除大量的音位变体之外，最严重的也不过是不同声母之间桃李相代罢了，而就整个语音体系而言，客观存在的声母，总体上是相对稳定的。由此可以推论，关于声母的古韵研究，重点应是探讨某些字古代使用的声母与现代使用的声母有什么不同，而不是整个语音系统中的声母有什么古今差异。
注释：
①“三十六字母”中的“郡、状”两字，在《辞海》等有关资料中为“群、床”，因《唐韵》有“群”、“郡”同声，“床”、“状”同声，替换后不影响其代表性。这里为了与后面的《分九音法》相一致，故保持《康熙字典》中原貌。
②用现代汉语拼音标注中古音，因中古没有“j、q、x”三个声母，故必须使用尖音，会出现“zing（精）”、“cing（清）”、“sing（星）”、“ging（京）”、“king（轻）”、“hing（兴）”等现在不允许的拼法。
③ “禅”是多音字，其中“chán”音来自梵语。因考虑僧人守温正是根据梵语音理创制字母，故此处“禅”字取“chán”音。
④《唐韵》：韵书，唐孙愐撰。为陆法言《切韵》增字加注而作。原书不传。
⑤《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韵书，宋陈彭年等奉诏重修。原为增广《切韵》而作。
⑥下牙：据明朝梅应祚所著《字汇》一书注，下为牙，上为齿。
⑦《切韵》：隋陆法言著，音韵学界认为，《切韵》系统的声母与传统的“三十六字母”不完全相同，但究竟怎样不同，辄多推论。
⑧据《方言与汉字》第43页，《切韵》的声母表。
⑨据《反切释要》一书，第86页，《中古•现代声母对照表》。
⑩据有关资料，现代汉语拼音中的“j、q、x”，有两个来源，一是来源于中古的“z、c、s”，二是来源于中古的“g、k、h”，后文有所及。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1979）：《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
2、李汝珍（清），《镜花缘》，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
3、黄柏荣 廖序东（1983）：《现代汉语》，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
4、殷焕先（1979）：《反切释要》，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
5、岳俊发等（1984）：《方言与汉字》，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沈阳。
6、张玉书等（清），《康熙字典》，上海书店，1987。
作者联系单位：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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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19 15: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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