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兰荃：部分学术论著的文言化倾向忧思

梦的轻波

来源：http://www.qddx.gov.cn/library/detail.asp?id=1686
录入时间：2005-6-8   10:17:24      

［关键词］学术论著；文言化；复古风；通用语；现代白话

学术语言的文言化，指部分学术论著中的叙述语言滥用文言文——脱离现时一般口语的、在上世纪初已被五·四“白话文运动”整体上否定了的古代书面语——的现象。

在一般交际中，有时根据语境使用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文言词语，如“获悉”、“诞辰”等和常见的文言熟语，如成语等，或使用一些较为通俗的文言格式，如“人不人，鬼不鬼”等，都是正常的；在学术论著中，由于表达的需要，在叙述语言中偶尔使用一些文言成分，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目前的某些研究领域——尤其是古典文化研究领域——部分论著滥用无生命力的文言成分或采用文言写作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虽然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绝对数字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中有的作者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就更应该引起警觉了。

“文言化”的主要表现

滥用文言现象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通篇文言文。以某些专著的序言、跋文、碑文等最为严重。现举两个典型例子：一是2001年出版的一套“中国文化大观系列丛书”的《总序》，其中写道：“文化者，民族灵魂之光也。雄浑浩茫之文学艺术，博大宽容之哲思气质，生生不息之民族精神，兼收并蓄之文化表象，实乃中华民族灵性之结晶。中国文化品格，重各类学术文化精神之融和，而恒以完美人格之形成和民族文化之宏扬为旨归。……知言在于知人。盖人者，关乎文化精神之消长，民族气运之盛衰也。鉴于此，予以为，文化之根系于人。文化之创造，诚当日新其德，通其变以不倦；月新其视，刚健笃实以辉光。故而，冷峻把玩与审视国宝家珍，重塑华夏审美文化人格，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之要旨。” 这篇序言总计900余字，笔者只摘引了其中一小部分。通篇是文言古语，复古气氛几乎令人窒息。令人难以相信，这是20世纪末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篇文章居然出自80年前曾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策源地和主阵地，现在又处于中国现代学术前沿的北京大学！再看另一篇序言中的部分片段：“余也不敏，睹斯郁盛，常企采撷佳胜，方便赍呈读者。本集编次，盖因乎是。昔年秋杪始冬，亟赖胡君襄助，要诸学契，了彼夙敦。研核旧藏，抄摭往记，勘验精华，疏通辞句。别类增门，逐条比例。钩索事源，务期脉胳昭彰；商详疑点，愿令经文晓达。投笔下笔，常存纰谬之忧；读书注书，尽属因缘所系。淹迟日积，甫毕厥功。猥蒙上海古籍宽宏见录，惠予审稿付梓。新镌捧手，得失自知；友辈断金，慰欣何限。纵伊怀之难述，惟乐悦之在兹。浅才末照，识解未周，明哲倘览，挥哂可耳。” 这篇文章总共900余字，通篇采用的是晦涩难读的古代文言文，要不是有“上海古籍”四个字，真看不出是当代人的作品。这种写法在古典文化研究界的一定范围内已成为一种“时尚”。

另一类是文白夹杂，大量使用一些并非必要的文言词语和文言句式。如在词汇方面，不说“认为”而说“以为”，不说“说”、“指出”、“记载”等而说“云”、“言”、“曰”不说“源头”、“创始”而说“滥觞”、“发轫”，不说“接近”、“几乎相同”，而说“庶几近之”，不说“属于此类”，而说“殆此类矣”，不说“不再多说”而说“不再覼缕”，不说“过去的学者”而说“耆旧”，不说“抽空”而说“拨冗”，不说“杰出”，而说“翘楚”……这类写法大有泛滥成灾之势。除了文言词语的使用，还出现了一些在五四时代就已被淘汰的文言格式。如“抑……抑……乎”、“何其……奈尔”、“……孰若……”、“窃以为……”、“与其…毋宁……”、“……之谓”、“……之谓也”等等。这种情况还包括已出版发表的当代学者的信函中所滥用的文言文。

以上现象，在某些学者论著中几乎泛滥成灾。现代学术文章应该用现代汉语表达，这理应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某些学术论著的文言化却与此背道而驰。刻意滥用那些已失去了生命力的、在一般交际中已僵死的文言成分，从而形成了一股与语文现代化背道而驰的复古倒退逆流。

对刮“文言风”的种种理由的剖析

写文言的人当然有种种貌似正当的理由，可是，这些理由都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

一是“中国流行一种‘学说’，认为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是写给别人‘听’的。‘言文一致’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有的‘学者’肯定，英文不是‘言文一致’，由此证明中文的‘言文一致’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文言不但简洁、优美，而且节省文字，节省纸张。汉字文言书籍比任何口语化的拼音文字书籍都要薄得多。所以，提倡白话等于提倡浪费。这种‘学说’曾经流行于‘五四’运动之后的‘尊孔读经’中，今天又复活于‘改革开放’的新中国。”

针对这个理由，周有光先生指出：“在文言时代，的确文章是‘看’的，不是‘听’的。文言读出来是听不懂的，只要求能看懂就够了。可是，时代变了。一百年前就进入‘传声技术’时代。日新月异的传声技术都要求文章读出来能听得懂。听不懂的文章不便于信息传输和语文转换。只能看得懂、不能听得懂的文章，不是好文章了。” 齐鹏在《河北学刊》2003年第5 期撰文指出：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人类由读写时代进入了视听的新感性时代，预示着人类将面临一场真正的革命，而革命的起点是人的感性革命。在21世纪这个互联网时代，如果还热衷于读写时代的文章形式，就只能写出与时代格格不入、与大众远隔万里的掉书袋文章。这样做，决不会是朝“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前进，恰恰是在不断地“与时代背离”而倒退。

二是认为，有的学术大师是以写文言或半文半白的学术论著而著名的，因此现在的学者也应效法他们。观察当今充斥于学界的各种文言序、跋、碑记、前言等等足以证明这一点。

确实有个别现当代学术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钱穆、钱钟书等人都曾写过水平一流的文言论著，其中有的人甚至终身都在写文言文。然而，他们的杰出甚至伟大，是由于他们超越前人的学术观点和与时俱进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意志”，绝不是由于采用了文言写作所致。这些学术大师著述的初衷，无不在于中华民族的自强，无不在于考虑“启发民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意义。但是，由于时代、地域等条件的局限，使他们的写作不能完全采用现代白话文。

以文言写作恰恰是这些大师的语言应用缺陷，而决不是其优点，因为那样做至少不利于文化的普及与学术的推广。在21世纪的今天，可以说，上述个别大师写文言文的条件已基本消除了。同时，也不能只见他们的文言作品而忽略他们的白话作品。因此，以少数“现代大师写文言”现象为理由而大写文言文，只是一个幼稚的借口。

三是认为，写文言是为了“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有学者以此为借口，竟然想全面否定作为中国语文现代化重要一步的五·四“白话文运动”：“将文言文定为封建文化并予以打倒，其结果是播下整个世纪轻视汉语文化传统的政治偏见的种子。”“不幸胡（适）、陈（独秀）在倡导其文字、文学、文化革新时却并不认识到这点，他们唾弃自己几千年汉语文化的精华的结果，使得在文化心理上我们产生了一种失衡感。” 这种以“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为借口全盘否定和无端攻击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白话文运动”的论调，给那些大写现代文言文的人士提供了貌似“有力”的思想武器。有趣的是，这段大反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文字，却基本是用现代白话文表述的。

他们的理由是，既然要继承传统，文章不写得“古雅”，就不足以显出“份量”和水平来，因此，在传统的“国学”领域，个别人写作滥用文言古语的风气一天天在增长：文言序、跋几乎泛滥，半文半白的文章越来越多。而那些文言文作者中，年龄大的人都是在五四新文化和语言文字现代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中青年则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在运用现代汉语时却大发“思古之幽情”而滥用文言，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人并不需要大写文言，例如著名的古代汉语学者俞敏先生，著名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著名汉语和中国文化研究家张中行先生等一大批令世人崇仰的学者，他们所写的学术论著和散文作品，都是明白如话的“现代白话文”。这一事实对那些大刮文言风的“好古先生”们，是一个最好的警策！

少数人认为大刮“文言风”就是“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这等于说，现在应该用甲骨文的“卜辞”写作才更为“正宗”；凡写碑文只用赋体甚至是古文尚书体，才能显出纪念意义；只有打破了白话文“言文一致”的约束，变得“言文不一致”，才能显出“国学水平”来！这种否定了语言的运用必须与时俱进的观念的论调，片面强调不分青红皂白的“继承传统”的观点，是不值一驳的。

对中华传统文化，继承的是形式上的累赘，还是内容上的科学性、人民性、进步性的精华，这是真继承与假继承的分水岭。语言形式的运用是与时俱进还是逆时而倒退，正是文化上进步与落后的分界线。

学术语言文言化的主要危害

第一，学术语言的文言化对青少年的写作和学习会造成复古倒退的误导。学者们，甚至包括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在广大青少年心目中都是特别值得崇敬的人物。他们的言行往往会成为青少年们模仿效法的榜样。在“民智大开”的我国广大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高等院校学者们的论著包括博士、硕士的论文已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在网络上，学术论著也特别容易见到。因此，当“文言风”在一些论著中蔓延的时候，一些是非辨别能力较低的学子们就可能会群起模仿，从而刮起与现代白话文分庭抗礼的倒退复古风。例如，被媒体大力炒作并引起教育界关注的2001年高考中出现的文言作文《赤兔之死》得高分事件，就非常典型。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反映了个别人掀起的文言复古思潮对青少年的直接影响。这与刮起的“青少年读经风”一样，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如果当今时代的千千万万的青少年都投身到“之乎者也亦焉哉，弄清楚了当秀才”的潮流中去，现代教育理念的建立只能是一个空想，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只能是一句空话！

周有光先生说：“现代人要说现代话，写现代文，开创现代文化。文言的用处只是了解古书，不适合用于现代生活。认为文言比白话优美，那是心理错觉。目前有一股复古风，这是缺乏时代意识和自信心的表现。青年们不可误入歧途。” 周老的话，语重心长，当为青年一代的行动指南。

第二，文言化不利于汉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处理。在计算机、互联网成为学者生活必需工具的今天，有些学术论著却只能看不能听，或只能看不能懂，实在很不正常。学术著作中的文言成分越多，越会造成计算机汉字处理的障碍；文言化学术论著越多，造成的信息处理的困难就越大。这是连许多古典文化研究专家也不可否认的事实。只要到街上的电脑打印部去问问，就会知道文言文所造成的汉字信息处理的困难有多大，更不要说对文言化的文章进行计算机语音输入、扫描、分辨等方面的高难度技术处理了。而这对于现代白话文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可见，大刮文言风的人在信息时代正在做着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的事。

第三，学术论著的文言化会对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造成语言文字上的巨大障碍。“学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学术必须走向世界”的观点理应成为全中国学者的共识。但现实的一个国际化的难题是：文言文很难在国际汉学界普及。正如中国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只学现代外国语一样，绝大多数外国学者学的只是现代汉语。本土中国人学习汉语文言文尚且很难，真正能通晓文言文的外国学者又能有几人！在这种情况下，文言化的汉语学术论著可以尽快走向世界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当文言化论著由于难以理解而造成翻译等方面的重重困难，加大了翻译等成本时，某些学科的中外交流就只能是越来越单向化。此种状况如不及时纠正，在汉学方面，就会使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界的隔阂越来越深，越来越处于孤立的境地。

第四，文言化不利于学术事业的普及和推广。在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学术应该是向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学术事业的纳税者们敞开的。一般出版物的口语化，是现代先进各国的语文通例（周有光语）。中国学术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它的普及和推广是我国在新世纪的启蒙大行动。学术只是极少数精神贵族的专利而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知的愚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例如，目前象《中华读书报》这样的学术报纸的踊跃发售，《读书》、《书屋》、《博览群书》、《随笔》等学术杂志的大量进入民间就是这方面的明证。人民群众对国家学术事业的关心呼唤着学术语言的通俗化。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说：“文体口语化是把学习困难、只有少数人学好的文言，改为学习容易、能够有多数人学好的白话，把文字交给全国的人民大众，结束几千年来极少数人垄断文字的局面。”

学术事业是否能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支持，是否能被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所了解和掌握，是国家文化现代化是否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学术文章的文言化却在人为地破坏这一标志。

第五，文言化不利于普通话——国家通用语的推广。《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都明确规定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国家《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等法律都规定了有关“推普”的具体条文。以上法律文件自然也涵盖了学术领域。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第十一条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在我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往往融为一体，教学、生产、科研密不可分，所以学术论著的叙述语言只能是法定的、全国通用的普通话。陈章太先生指出，“现代白话文”是普通话的语言应用标准。提倡写作用文言，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

再来考察一番学术界公认的由政府职能部门确定的普通话标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分析这三个语言要素标准就会发现，它们在总体上是排斥文言文的。语音体系古今有别；普通话的词汇基础是当代北方话的通行词汇，虽然吸收了一些富有生命力的文言成分，但也排斥了已失去生命力的僵死的文言词语；普通话“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白话文”就是排除文言文；“现代白话文”就是排除五·四以前的早期白话文。

新时代的学者，理应成为贯彻《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关法律的模范。但有的学者却成了推广国家通用语的“阻力军”。可以说，大刮“文言风”，正是国家通用语言意识和“通用语”推广的法律法规意识淡薄的突出表现之一。

结论

总之，少数学术论著语言的文言化，代表了复古倾向，反映了一部分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价值观。不断刮起的文言风，在现代汉语的应用领域，是一股与中国语文现代化背道而驰的逆流，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学人应旗帜鲜明地与它决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之一的“白话文运动”过去已近一个世纪。在党和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指引下的语言文字现代化、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已取得了伟大成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具有了法定地位的今天，反对和阻止这一倾向，有着维护现代文化，健康地发展当代中国学术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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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北华大学学报》（社科）2005年第2期  200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