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是什么?——亚理斯多德的《修辞学》与修辞学

如舸斋

修辞学是什么?

——亚理斯多德的《修辞学》与修辞学

亚理斯多德的《修辞学》是现存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理论著作，但这决不表明文物价值是它的唯一价值。也许，它还是两千多年来最名副其实的修辞学理论著作。我这样说大有唐突群贤之嫌，要请治修辞学的专家们原谅，这样说可能使你们怒不可遏，也使我自己为修辞学的每况逾下而丧气不已。

一

说亚理斯多德的《修辞学》更为名副其实，就涉及到“修辞学是什么”这个根本的问题。确实，在阅读亚理斯多德的《修辞学》时，你可能会想：这就是修辞学吗?怎么跟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几乎是两码事呢?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修辞学呢?

亚理斯多德的回答是：“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the right method and means of succeeding in the object we set before us）。”(1355b)1 “修辞术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Rhetoric may be defined as the faculty of observing in any given case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1355b)换言之，修辞学是一种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注意到说服的有效方法的才能，适用于人类所关切的各个领域。对亚理斯多德而言，修辞学是对于说服的可能性的思考；它不是特殊学科，而是类似辩证法之类的普遍的原理。

把修辞学理解为一种“说服方式”，似乎与我们今天的教科书还相去不远。但“可能的说服方式”一语则大有深意在焉。这是与“论辩术”把修辞学当作“说服的技巧”根本对立的观点，其中蕴涵着对“方式”的“可能性”的检验，一种超乎技艺之上的批判(critic)理性。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亚理斯多德指出：“修辞式三段论的前提很少是有必然性的，因为我们所要判断和考虑的事情大多数都有另一种可能（There are few facts of the 'necessary' type that can form the basis of rhetorical syllogisms. Most of the things about which we make decisions, and into which therefore we inquire, present us with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1357a)，一方面提示我们逻辑分明的推理中最常见而不易见的陷阱；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在三段论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推论而不是前提，而其中小前提似乎更比大前提来得重要。叔本华说：“真实性是一个推论的结论，可能性则为推论提供前提。不过这里不仅需要大前提而且也需要小前提，大小两前提才产生充分的可能性。原来大前提只在抽象中提供理论的，一般的可能性，这本身还根本没有使什么有可能，而有可能也就是能成为真实的。要成为真实的，还需要小前提，因为小前提在它将个别事物纳入规律之中才给个别事物提供可能性。个别事物恰是由此而立即成为真实性。”“每次都是大前提给大炮装上火药，可是必须小前提来点火才能发射，也就是才有结论。”更重要的是，“每一普遍命题，也就是每一大前提，就真实性说，总只是在一个前提之下才规定事物，随而也就是假言的”；换言之，“一切定言判断就原来是，在其最后意义上，是假言的了。定言判断只是由于再来一个肯定的小前提，也就是在结论命题中，才成为无条件的。如果这小前提还是未定的，并且表示了这种未定，那么这就成为疑问判断。”可与亚氏之论参证。2

这对了解某些文学现象尤有助益。钱锺书先生尝论“荒诞须蕴情理”，谓“拟之三段论法，情节之离奇荒诞，比于大前提；然离奇荒诞之情节亦须贯串谐合，诞而成理，奇而有法。如既具此大前提，则小前提与结论必本之因之，循规矩以作推演。”如《离骚》：“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凤皇翼共承旆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既驾龙飞翔，则应空度流沙赤水，何必再麻烦蛟龙作津梁呢。《西游记》第二二回唐僧也到“流沙河”而不得过，八戒谓孙悟空既有“筋斗云”之术，“把师父背着，只消点点头，躬躬腰，跳过去罢了”，行者答谓“遣泰山轻如芥子，携凡夫难脱红尘”，“若将容易得，便作等闲看”；以明唐僧取经必“就地而行”，不可“空中而去”。行者之言正作者自圆之笔也。《离骚》自违失照，情节不符逻辑；而《西游记》则推理严密，无稽而未尝不经，乱道亦自有道。然而究竟“余”能否驾飞龙，悟空能否翻“筋斗云”，甚至猴子能否成大圣，此为大前提，自不必问，否则即是痴人说梦了。3 苏轼《观崔白骤雨图》云：“扶桑大茧如瓮盎，天女织绡云汉上。往来不遣凤衔梭，谁能鼓臂投三丈?”既在扶桑天国，此大前提不必深究，一切自可放大，只要比例得当；而王祈最自得的《竹诗》：“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苏轼评曰：“则是十条竹竿，一个叶儿也。”以剑喻叶，以枪喻干，很符合常理；但一算帐，便出问题了。4 这使我想起亚理斯多德在《诗学》第二十四章中的一席话：“主要的是荷马把说谎说得圆的艺术教给了其他诗人。秘诀在于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推理（The secret of it lies in a fallacy）。如果假定A存在或发生，B就会存在或发生；人们因此就想到：如果B存在，A也就会存在——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推理（a false inference），因此，如果A是不真实的，而假定A是真实的B就必真实的时候，只把B的真实写出就行了。因为我们既然知道B是真实的，就会错误地推想到A也是真实的。”5 当我们承认唐僧带领孙悟空等一干徒儿踏踏实实地西游取经时，我们也就推想到其前提也是真实的，有关唐僧师徒的一切也就似乎是真实的了。所以，从经典名著到商业打斗电影，大的情节框架自可“大胆假设”，不妨脱空而天马行空；而小的细节甚至一件小道具却一定要“小心求证”，事事求真或以假乱真。

又如，亚理斯多德指出：“或然的事不是经常发生的，而是多半会发生的(a Probability is that which happens usually but not always)，所以，很明显，以这种事为前提的修辞式推论总是可以用提异议的方式来反驳的(always be refuted by raising some objection)。但是这种反驳往往是假冒的，不是真正的(The refutation is not always genuine: it may be spurious)，因为提异议的人并不企图指出对方的前提不是或然的(premiss is not probable)，而是企图指出对方的前提不是必然的(it is not inevitably true)。所以这种谬误的论证的使用对被告比对原告有利。原告总是用或然的事来证明案情属实；指出事情不是或然的与指出事情不是必然的，不是一回事(to refute a conclusion as improbab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to refute it as not inevitable)。……所以反驳者单是指出事情不是必然的(to be true)是不够的，还须指出事情不是或然的(not likely to be true)。”(1402b)这使我想起一则诗坛公案。苏轼题《惠崇春江晚景》第一首名句：“春江水暖鸭先知”，毛奇龄《西河合集·诗话》卷五诋之曰：“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以鸭，妄矣。”“春江水暖鸭先知”是一或然的事，可能的事，毛西河无法指责这是不可能的事，却以它不是必然的为由加以驳难，而且是以其他的或然性来证明它的非必然性，这是绝对假冒的反驳，真当是逻辑不通之至。其说经王士祯、袁枚等的引用，贻人笑柄，咎由自取，就无足怪了。经过毛氏的反广告，大家更加体会到苏轼“用或然的事来证明案情属实”的巧思妙想；加上该诗法帖流传，后人手摹心追，可谓妇孺皆知。而其所脱胎的张谓《春园家宴》“花间觅路鸟先知”，虽也经毛氏楬橥，却知者寥寥。

亚理斯多德又说：“例子与它所要证明的事的关系，不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不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也不是全体与全体的关系，而是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同类与同类的关系，但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是著名(The 'example' has already been described as one kind of induction; and the special nature of the subject-matter that distinguishes it from the other kinds has also been stated above. Its relation to the proposition it supports is not that of part to whole, nor whole to part, nor whole to whole, but of part to part, or like to like. When two statements are of the same order, but one is more familiar than the other, the former is an 'example')。”(1357b)这是对举证法的献疑，也可以借来对归纳法进行反思。比喻是不完全的比类推理，也可以说是一种举证，6 亚理斯多德的这段话对理解比喻的许多特点极有帮助。

古代佛经有“分喻”之目，见《翻译名义集》第五三篇。《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第四之二云：“面貌端正，如月盛满；白象鲜洁，犹如雪山。满月不可即同于面，雪山不可即是白象。”此即《狮子吼菩萨品》第一零之三所谓：“引喻不必尽取，或取少分，或取多分。”引喻只能取“分”，而不能充类至全，以偏概全；用亚氏的话语来表述，即比喻只能取喻体的部分特性来说明本体的部分特性，两者不是全体与全体的关系，也不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诗经·硕人》摹写美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如果认作全体与全体或全体与部分之关系，则此美人头面之上虫豸蠢动，即使刻画无盐，亦不会如此之甚。所以韦勒克说“如果非摹想出诗中每一隐喻的具体形象不可，那末我们对于诗将全然困惑不解。”7 钱锺书先生因此说诗“皆当领会其‘情感价值’，勿宜执着其‘观感价值’。”8

取喻之际，所拟特性之部分因时因人因题因事而异，故比喻有两柄多边；又本体之事理心理错综交纠，可作多角度的挖掘，故有八面交攻之博喻；甚或有艺高胆大之辈，狡狯而出奇见巧，引喻取分之时，假而认真，偏足概全，更下转语，更生新意，则雪山比象，不妨生长尾牙，满月同面，尽可妆成眉目，遂有“曲喻”辞格。

比喻要贴而不粘，不即不离，非一非异，非异是因为两者之间自具一种“同类”的“关系”，非一是因为两者不是全体的吻合，如刘向《说苑·善说》所谓不可以弹喻弹，而且在喻体和本体之间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张力或辩证关系，即钱锺书先生指出的：“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此即昆体良所谓“相比的事物间距离愈大，比喻的效果愈新奇创辟。”9 而昆体良的思想恐怕是出自亚理斯多德下面这段话：“隐喻应当从有关系的事物中取来，可是关系又不能太显著；正如在哲学里一样，一个人要有敏锐的眼光才能从相差很远的事物中看出它们的相似之点(Metaphors must be drawn, as has been said already, from thing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original thing, and yet not obviously so related - just as in philosophy also an acute mind will perceive resemblances even in things far apart)。”(1412a)10

以上种种无不是对“说服方式”的可能性即合理性的反思检验，可以视作修辞学或逻辑学的“游戏规则”。11

二

更值得重视的是亚理斯多德在《诗学》里说的：“有关‘思想’的一切理论见于《修辞学》；这个题目更应属于修辞学研究范围（concerning Thought, we may assume what is said in the Rhetoric, to which inquiry the subject more strictly belongs）。”(1456a)它更明白地概括了《修辞学》的旨趣，从而也就与今天的教科书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在这里，亚氏既继承了柏拉图的修辞学旨在真理而不是劝说的意见，也吸取了修辞学者的对修辞学来说成功就是一切的主张中的技术成分——尽管亚氏表面上同时摒弃了上述两种见解。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曾把修辞学界定为建立在心理学和辩证法基础上的哲学科学，犹如医学研究身体，而修辞学则是关乎灵魂（medicine has to define the nature of the body and rhetoric of the soul ），而不仅仅是技艺（art and skill）；修辞学家应该是智慧的爱好者，或曰哲学家（lovers of wisdom or philosophers）12。亚理斯多德继承了乃师的立场，始终把人的心理和感情作为自己修辞学的出发点，他在定义由演说提供的或然式证明（persuasion furnished by the spoken word）时，把它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演说者的性格（the personal character of the speaker）造成的，第二种是由使听者处于某种心情（putting the audience into a certain frame of mind）而造成的，第三种是由演说本身有所证明或似乎有所证明（the proof, or apparent proof, provided by the words of the speech itself）而造成的。”(1356a)他详细论证了其中的心理因素，尤其是第二点：“当听众的情感被演说打动的时候，演说者可以利用听众的心理来产生说服的效力（persuasion may come through the hearers, when the speech stirs their emotions），因为我们在忧愁或愉快、友爱或憎恨的时候所下的判断是不相同的（Our judgements when we are pleased and friendly are not the same as when we are pained and hostile）。”(同上)他考虑到修辞学的主题大都是那些通常有争议的事情，这些事情引入了选择的可能性，人的决断会对其结果造成影响。

这一定义对修辞学从作者、受众、文本三方面作整体考虑，这种宏通的眼光在整个修辞学史和文艺理论史上都弥足珍贵，实际上要到读者反应理论或阐释理论出来以后，人们才恢复如此广阔的视野。

正是基于这一定义，亚理斯多德要求演说者“要能作逻辑推论（to reason logically），要能分析人的性格和美德（to understand human character and goodness in their various forms），还要能分析人的情感（to understand the emotions）以及产生情感的原因和方式（to know their causes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y are excited）。”(1356a)。这样就能理解修辞学为什么既是论辩术的分枝，也是伦理学的分枝，从而与政治学相似(同上)。亚理斯多德在本书中，特别是在第二卷中13，记载了一系列重要的情感，并分别考察感受者的心理状态，旁观者的心理感受以及感受到这些情感的原因。他讨论了人有关各种情感、道德品质、生命各时期和命运状况的性格类型。因此正如美国学者戈德斯韦特(John T. Goldthwait)博士所强调的，《修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本实用心理学手册”。亚理斯多德关于情感的讨论不仅对修辞学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伦理学和哲学心理学来说也是重要的。福滕博(William W. Fortenbaugh)认为它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性”：(1)对情感反应的本质提供了认识；(2)因此，这正表明感情的感染力是合乎情理的；(3)从肉体驱动力中区分感情，于是为伦理心理学奠定了基础。歌德、培根、卡西尔等反复昌言情感中自具辩证法，亚理斯多德心目中作为辩证法的分枝的修辞学如此重视情感，实不足怪。这样的例子在本书中比比皆是。

比如，关于回忆，亚理斯多德区分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不同态度，认为“希望瞻瞩将来，记忆留恋过去（hope is of the future, memory of the past）”，老年人属于后者，而年轻人属于前者(1389a—1390a)，这已是广为人知的警句，不必多赘。

又如：“对过去的快乐的回忆或对未来的快乐的期望，都能使人感到某种愉快（enjoying either the memory of a past pleasure or the expectation of a future one）”所以“情人不仅在爱人出现的时候感到愉快，而且在爱人不在的时候，也由于回忆而发生爱情（besides enjoying some one's presence, we remember him when he is gone, and feel pain as well as pleasure, because he is there no longer）。”(1370b)这使我从一个侧面更理解了张华《情诗》：“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沈约《夕行闻夜鹊》：“既不经别离，安知慕侣心。”因为当情侣离别时，他们的想念之情中，是兼具“对过去的快乐的回忆或对未来的快乐的期望”的。甚至回忆“一些当初发生时是不愉快的事”也可能是愉快的，亚理斯多德引了欧里庇得斯和荷马的诗：“得救以后回忆苦难，是一件愉快的事（Sweet 'tis when rescued to remember pain）。”“一个人吃了许多苦，做了许多事，事后回忆起来，即使悲哀也是愉快的（Even his griefs are a joy long after to one that remembers/ All that he wrought and endured）。”并解释说：“摆脱了苦难，也是愉快的事（The reason of this is that it is pleasant even to be merely free from evil）。”(1370b)亦殊可思量。

又如：“称赞与规劝有共同之处；换一个说法，规劝就变成了称赞（To praise a man is in one respect akin to urging a course of action. The suggestions which would be made in the latter case become encomiums when differently expressed），……所以，你想称赞人，就想一想怎样规劝人；你想规劝人，就想一想怎样称赞人(whenever you want to praise any one, think what you would urge people to do; and when you want to urge the doing of anything, think what you would praise a man for having done)。”(1367b—1368b)规劝与称赞的相近是不难理解的，我们要小孩跌倒了别哭，就称赞他勇敢，这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掌握的心理规律。这就是培根所谓的“以称誉为教训（laudando praecipere）”，“对某些人说他们是如何如何的时候，实际就是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如何也（by telling men what they are, they represent to them, what they should be）”14 但文人绕起弯来，有时也容易让人犯糊涂。《与宋玉山元思书》是刘孝标(峻)的重要文章之一，罗国威先生《刘孝标集校注》以为“此书谓元思‘方凿圆枘，鉏鋙难从’，在梁武之世，若‘荆南雅曲，高音鲜和’，为世俗所不容。书末，以两仲、二疏、渔父、要离方之，则宛然一隐逸耳。”15 则似为陈述或赞扬宋氏之退隐。此恐法眼被人所障了。其实此书乃孝标规劝宋氏退隐之词。起首描述“驱马金张之馆，飞盖许史之庐。习匡鼎之说诗，骋杨云之雕篆。宾徒波涌，舆轮靡息。当是时也，乐可言哉!”“驱马”四句之主语均为宋氏，则宋氏此时未隐可知。但宋氏在这种情况下却不乐，而是“愀焉轸叹”，其原因大约是遭人所谗，故称“方凿圆枘”云云，而比之于“贾生怀琬琰而挫翮，冯子握璵璠而铩羽”，贾谊、冯衍固均为人所谗者。接下来，孝标盛赞宋氏“天诞英逸，独擅民秀。心贞筠箭，德润珪璋。信人之水镜，一性之鎔范。”此自为宋氏被抑的原因之一，所谓：“荆南雅曲，高音鲜和；河西名骥，灭没谁赏。”但也可见宋氏具备退隐的基本素质，否则也就不劳孝标规劝了。接着分析宋氏“进有三难，退有三乐”，并且设身处地为之考虑，“未能鸿翔鸾起，腾霞跻汉”的原因是“囿空桑麻，田无负郭”。但其弟颇为富足，“今贤弟……”数语即述此，故“吾子复何忧哉!唯当纂两仲之微迹，袭二疏之风流。生与渔父同嬉，死葬要离墓侧。金石可碎，声华无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勖与。”谓吾子“忧”，可知宋氏原对隐逸尚有后顾之忧；谓“当”谓“勖”，则宋氏原未如此，故劝勉之也。同收在《艺文类聚》卷三十七“隐逸”部的陶弘景《答虞仲书》对“迹躔朱阁，而心期岱岭”的虞氏也称誉有加，但结云：“何为栖栖，空劳鼓缶。迨及暇日，有事还童，不亦皎洁当年，而无忸前修也。”似乎也不无以赞扬为劝勉之意，或可参详；惜乎虞氏行藏不明，难以遽断。总之，亚理斯多德对心理情感分析的贡献，对于人心诗心文心，均大有助益。而现行的修辞学也许恰恰缺少了这份对人心的关怀，从而也就缺少了对诗心文心的体贴入微和赏会于心。

即使在论述纯技巧的部分，亚理斯多德也透露出一种辩证法的态度。如他论对立式环形句：“如果一对子句（pair of opposites）之一里面的对立的词与该对子句的另一个里面的对立的词并列起来，或者同一个字管住两个对立的词，这种子句就是对立式的（antithetical）……这种风格讨人喜欢，因为对立的意思是最容易懂的，特别是在并列的时候，还因为对立句很象三段论，这是由于把对立的意思摆在一起，等于否定（the significance of contrasted ideas is easily felt,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thus put side by side, and also because it has the effect of a logical argument; it is by putting two opposing conclusions side by side that you prove one of them false）。”(1410a)无独有偶，《文心雕龙·丽辞》极称“反对为优”，以其“理殊趣合”，陈寅恪先生尝以对联为清华大学取士，《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畅论：“凡上等之对子，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若正及反前后二阶段之词类声调，不但能相当对，而且所表现之意义，复能互相贯通，因得综合组织，别产生一新意义。此新意义，虽不似前之正及反二阶段之意义，显著于字句之上，但确可以想像而得之，所谓言外之意是也。此类对子，既能备具第三阶段之合，即对子中最上等者。”“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16 钱锺书先生也曾指出：“至于骈语，则朱熹所谓‘常说得事情出’，殊有会心。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二柄，正反仇合；倘求义赅词达，对仗攸宜。”故谓骈体可废而骈偶当存，并旁举培根、莱辛、伏尔泰、约翰生等为证。17 与亚理斯多德遥相呼应，可谓莫逆千古。此即修辞学当根植于辩证法的确证。

三

当我们强调亚理斯多德的《修辞学》中的“思想”旨趣和心理学因素时，我们是断言他偏离了修辞学的正当范围呢?还是领悟到修辞学基础的思辩性和人本性呢?

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开宗明义，是“修辞立其诚”，即是一种以人心为本的立场，而不仅仅是一种以美文为目标的技艺；而作为技艺的修辞，其目标或极致则是“文心”“诗心”，故《文心雕龙·原道》谓“道之文也”，《情采》篇举“立文之道，其理有三”，形文声文而外，又标“情文”，“五性是也”。心性之为义，即与亚氏之“思想”旨趣和心理学因素旁通。小而言之，亚理斯多德对情感的重视和分析，至少使我对修辞学改变了冷冰冰的印象，而代之以对各色人等内心世界的充分重视，把日常的语言用作思考问题的主要方式，而不是用“真理”或“命题”来框纳给定事实。按照麦克伯尼的想法，论证方式或日常的语言显然并非是冷漠的事实性或逻辑性的语言，而具有确实存在于任何时代流行信念中的强烈的感情因素。因此或然式三段论并非是演说者的论证中与情感的感染力相反的东西，它既体现了理智上的因素，也体现了情感上的感染力。18

反观亚理斯多德以后的修辞学史，托多罗夫曾经历数修辞学的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它逐渐失去了直接的实用目的，对慎思明辩的基本部目越来越失去兴趣(has been increasingly disinterested in the deliberative and judiciary genres)，显示出把文学当作对象，追求“美丽”的倾向。它还越来越削减它的领域，不但逐渐演变为风格的艺术，而且如晚近(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修辞学家经常——尽管并非总是——所做的那样，仅仅胪列辞格而已(present only a simple enumeration of figures)。而此后的修辞学家则更醉心于贴标签式的分门别类而不是分析和揭示本元的语言学范畴(were more devoted to labeling than to analyzing and discovering the underlying linguistic categories)，托多罗夫恰当地认为这种倾向是伟大的修辞学家“消失”的原因之一。19 所以，这是一个不断剔除思辩性、人本性的过程，即逐渐脱离修辞学基础、本元因素和精髓的过程。现行的修辞学是技术的技巧的修辞学，而不像《修辞学》是关于思想的理论，关于“说服”的可能性的思考。说来也难怪，跟哲学、文艺理论等人文学科的情形一样，这是一个从普遍理性到特殊学科的转变，说到底是一个从思想家们的理性探索到学院里专业分工的职业需求的转变。

或许“必也正名”地争辩什么是名副其实的修辞学，是一件颇为危险的事。名实相副的前提可能是一个先验设定的“名”和一个历久不变的“实”，而修辞学和任何学科一样，是一个历史生成的动态范畴。我只能表示我心目中的修辞学是什么，而不能决定什么是修辞学。我希望自己记住这样的忠告：“要是你能对纯粹的名称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leaving the discussion of the name)，那么到你晚年时，你的智慧会更加丰富。”20

1 Aristotle. Rhetoric, translated by W. Rhys Roberts, in ENGLISH CLASSICS 3000 （CD-ROM），Peking University Press.中译引文采用罗念生先生根据希腊文翻译的亚理斯多德《修辞学》，三联书店1991年版。以下版本同，不另出注。

2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本第635—63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 参看《管锥编》第二册第592—595页；第五册第177—179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4 参看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王直方诗话》。

5 Aristotle. Poetics, translated by S. H. Butcher, in ENGLISH CLASSICS 3000 （CD-RO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采用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上册第76页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又，罗念生先生译文见亚理斯多德《诗学》第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6 参看瑞恰兹《想象》：“比喻最能够在诗歌中把不相干的、彼此本来不联系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由于这种排比与组合，这些东西在读者头脑内就建立起关系，因而影响他的态度和意向。如果仔细考察，比喻的效果很少产生于其中所包含的逻辑关系。比喻是一种半明半偷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更多的不同因素可以组织到经验的结构中去。”见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第29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7 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中译本第16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8 参看《管锥编》第一册第106页。

9 参看钱锺书《七缀集》第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又参看《管锥编》第74—75页、748页。

10 译文采用亚理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本第55—56页。

11 以上四节参看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第36—41页、153—156页、271页，第三册930页；《谈艺录》第22页、344—34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12 Plato. Phaedrus,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in ENGLISH CLASSICS 3000 （CD-RO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3 罗念生先生在本书译序第9页里就称本书第二卷第十二到十七章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性格描写”。

14 Francis Bacon. "Of Praise", The Essays or Counsels, Civil and Moral, in ENGLISH CLASSICS 3000 （CD-RO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培根《论称誉》《培根论说文集》第186页，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5 罗国威《刘孝标集校注》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26—2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7 详参《管锥编》第四册第1474—1475页。

18 上引戈德斯韦特、福滕博、麦克伯尼诸说，参考F. N. 麦吉尔主编《世界255篇哲学名著述评》之论《修辞学》部分，中译本《世界哲学宝库》第206—21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19 Oswald Ducrot and Tzvetan Todorov.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of Languag,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此处由笔者试译。

20 Plato. Stateman,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in ENGLISH CLASSICS 3000 （CD-RO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译文采用柏拉图《政治家》，黄克剑中译本第35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