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龙： 论汉语方音异读

虎子

来源：http://218.17.222.243/was40/deta ... amp;channelid=22397

作者:李如龙
【原文出处】:语言教学与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1
【原刊页号】:96～110
【复印期号】:6 　
【分类号】:H1
【内容提要】:
【文摘】:
【英文文摘】:
【作者简介】:李如龙 361005 福建省厦门大学中文系

【正文】
　 　
一 、汉语方言字音异读的种类 汉语方言的字音异读是普遍存在的，常见的类别有如下几种。

1.1 文白异读 附图


以上三种读音都是同声韵的，只有声调的区别。意义上也有明显的引申关系，从空间距离远（长短）到时间距离久（长期），出现频度高（长乐）到动态的延伸（成长）、排序的居大（长子）、计量的多余（长淡薄），都是从“距离大”这个基本意义衍生出来的。 也有一些别义异读的不同读音和意义未必有关系。例如： 《广韵》：索，苏各切，绳索；所戟切，求。 曾，作滕切，人姓；昨棱切，尝。 欧，乌侯切，欧阳，姓；乌后切，吐。 副，敷救切，贰；芳逼切，析。 其中乌后切的“欧”后来写成了“呕”，是为古今字。“副”的两种音义也见于现代厦门话，前者读hu[21]是“正副”的“副”，而后者读pi[32]是“用刀薄切”的意思。 音义有联系的别义异读是一种词汇现象——由词义引申发展为新词的衍生。如果音义没有明显的联系，那便是文字的借用了。

1.2  其他异读 除了文白异读和别义异读之外，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异读。包括如下几种。 附图

(5)小称异读，许多方言存在的小称变音或小称变调往往同时存在本音本调，也便成了一种异读。例如（前一个是本音本调），广 附图


词内音变实际是一种连读音变，但它不是按规律类推的音类的变化，而是限定于个别语词里字音的特殊变化。它既是语音现象，也是词汇现象。

二、 汉语方音异读的性质

        2.1 两种不同性质的方音异读 汉字对于汉语来说是一身二任的。它是语音的记录，用来表示一个个音节；又是意义的单位，作为构词造句的一个个语素。由于汉字是既表音又不表音的形意文字，其字形体系与语言又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古今字形又经历过复杂的变迁，有些异读就与文字异写相关。 属于“古今字”、“通假字”、“训读字”的异读只是文字的借用，本文不加讨论。 就是否区别意义来说，方音异读可分为别义异读和非别义异读，这两种异读是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 上述的新旧异读、借用异读、正误异读都是不别义的，这是字音的变异，是语音发展过程中的现象。 别义异读是拿异读作为手段来区别不同的意义，分立不同的义位或派生相关的新词。这种异读从性质上说不是语音现象而是词汇现象。

        如上所述，文白异读有别义的，也有不别义的。不别义的文白异读是语音发展过程中由于共同语的影响而产生的，也是字音的变异，属于语音现象。别义的文白异读属于词汇现象，但是和“别义异读”相比还有区别；别义异读是以别义为自觉的目的，为出发点，以异读为手段；而文白别义，异读是变化的过程，别义是变化的客观结果。 词内音变造成的异读一方面是多音连读的联合音变的语音现象，另一方面它以特殊的语词为存在的条件，从这一角度说也是词汇的现象。 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方音异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研究语音现象和词汇现象有不同的方法。作为语音现象，古今音的流变或方音和共同语语音的共变，用的是音韵学的方法；联合音变，用的是语音学的方法。作为词汇现象，主要是考察词汇衍生的过程和途径，用的是训诂学和语义学的方法。

       2.2 方音异读是方音系统的整合方式 不论是哪一类方音异读，我们都不能将它看成是杂乱无章的堆砌，经过归纳，各类异读都贯穿着一定的规律。 文白异读是存在严整的对应的，许多方言的文白对应都被揭示出来了。有的异读异在声，有的异在韵，有的异在调；也有声韵调中两项有异或三项皆异的。同一个字在方言口语词里读白读音，在书面语词或向普通话借用的语词里读文读音，这就是方言字音两个系统的整合方式——在不同语词的分工就是一种整合。闽南话里有十分典型的材料可以说明这种分工，同样的字文白读音不同，构成意思完全不同的词或词组（下列例词标厦门音）： 附图

划 ～船——～分 横 ～直——蛮～ 和 ～好——～了（打牌） 更 ～改——～大

三 、汉语方音异读是方音差异的重要内容

        3.1 各方言在异读上有明显的差异 在文白异读方面，北京话的文读是固有的，白读是受外地音的影响的结果；在其他方言，情况恰好相反，白读音是本地固有的，文读音是普通话影响的结果。 在各地方言中，有的方言有文白异读的字很多，有的则很少。东南诸方言中闽、吴方言有文白读的字较多，客、赣、粤诸方言较少。吴方言文白读多与声母有关，如见系声母及微、日母；闽方言则声韵调均有大量文白读的对应。长江中下游的湘方言、江淮方言文白读多见于见系二等字（如“家、街、甲、敲”）；湘语长沙话文白异读还见于去声调（阴去为文，阳去为白）。客、赣、粤诸方言梗摄字常有文白异读，在粤语浊上字还常有送气不送气的文白读对应。在闽方言中，闽南话文白异读的字在常用字中约占一半，在闽东、闽北依序递减。 在别义异读方面，北京话的多音多义字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据许多学者统计，北京话多音多义字约占常用字的十分之一。其他方言没有统计资料，不便比较，不过可以列举出一批北京话有别义异读而在其他方言中很少有异读的字： 附图

附图


       其余的异读，在一些人口变动大的大城市，方言变化快，新旧异读就多。例如，上海话的新老派口音的差别就相当大，在相当多人的口语中常常就是新旧读并用的。在方言区的交界地带，或是被其他方言包围的方言岛，由于实行双语制，往往就有本地音和外来音的异读，尤其是弱势方言的一方。据说，在湘南土语区，说土话时夹用官话，说官话时夹用土话，有些读音连本地人也难以辨认是土话的音还是官话的音了。

        3.2 方音异读是汉语方言语音系统特有的重要内容 异读是使用汉字的汉语所特有的现象。如果使用拼音文字也就无所谓“异读字”；如果汉字不统一，各方言区都随时为方言词造字，就无所谓异读；如果方言间没有语音差异，当然也无所谓异读。 汉语方音异读属于“字音系统”。所谓字音系统指的是汉字读音在音节系统中的分布。只有一种读音的字是单位分布，存在异读的字是多位分布。字音在音节系统中的分布从共时方面说决定了各音节在方言中的使用频度，从历时方面说则体现了方言语音的演变规律，不论是古音类的一分为几或是今音类的合几为一，不论是一字演化为多音或异读音的精简脱落，都莫不体现其中。可见“字音系统”是表现方言语音特点的重要的方面。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想想，“字音系统”在汉字方言的语音系统中占着什么样的地位，整个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我认为，把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看成三个层面、五个子系统，应该是比较能反映汉语特色的语音学。这三个层面、五个子系统如下： 附图


四 研究方音异读的意义

        4.1 了解各方言区的语音特点 如上文所说，在异读现象中，不同的方言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弄清楚各方言的异读是了解方音特点的不可缺少的工作内容。 70年前，在厦门大学任教的罗常培调查厦门话时就以他的慧眼发现了以下的事实：“各系方言的读书音跟说话音往往都有些不同，但是很少像厦门音系相差那么远的。厦门的字音跟话音几乎各成一个系统，所以本地人发音时特别要声明‘孔子白’怎么读，‘解说’怎么读。这一点要算是厦门语（至少也可以说是福佬语系）的特质之一”（罗常培《厦门音系》第41页，1956年）。确实，闽方言有文白异读的字最多，要了解闽方言的语音特点、语音演变过程乃至研究闽方言的分区都非研究文白异读不可。 别义异读，一向较少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这里再罗列一些材料，说明从别义异读可以看到闽方言的共同特点，也可以看到它们彼此间的差别。 有些从《广韵》传下来的别义异读至今还是多种闽方言的共有特征，应该说，这也是闽方言的重要特征。例如： 附图


          而另一些别义异读则是各种闽方言之间多所不同的。例如，福州话的一些异读在闽南话里就不存在异读： 附图


        其他各类异读也分别成为许多方言的重要语音特征。例如研究上海话、南昌话，非注意新老派异读不可；研究吴语和粤语，一定要考察小称异读；而训读——同义异读则大量发生于海南闽语。借用异读往往见于双语区或双方言区。据已经了解的情况来看，不同的方言在异读上往往有不同“热点”，即使有相同的异读项目，也未必有相同的具体规律（如吴语和粤语的小称变音就有不同的规律）。可见，研究异读确是了解不同方言语音特征的重要课题。

        4.2 考察方言语音及词汇的历史层次 除了古来就有的多音字和假借字，方音异读并不是“与字俱来”的，而是先后生成的。因此，异读现象也就反映了方言语音和词汇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透过方音异读去分析方言的历史层次。 附图

附图

至于新旧异读，借用异读、小称异读、词内变读也很容易区别某种读音先有，另一种读音是后起的，不必再举例了。

        4.3 研究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 字音的异读既然是汉语特有的现象，深入地分析有关方音异读的种种现象便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 绝大多数汉字都是一个个的语素，汉字是汉语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最小的成词造句的结构单位。对任何语言来说，语音总是有限的（音素及其所组合的音节都是有限量的）语义的需求则是无限的。当字义引申、扩大、缩小、派生之后，原有单一的字音和多项的意义便发生了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不外是两种，一是增加异读，因音别义；一是扩大词形，由单音词发展成双音合成词。
        从汉语的历史上看，前一种办法是先有的，后一种办法是后起的。两汉之后双音合成词大量出现，在两汉之前更多地则是走的因音别义的路，包括四声别义、同源词的衍生（用声韵的“旁转”、“对转”的方式派生近义词）、叠音词或双声叠韵（半叠音）等等。

       从主流汉语来说，这两种方式的更替可能正划出了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界线。这一点当然还有待于系统的材料来加以论证。 而在各个方言，音义结构的规律及演变却未必是同类型的，即使同类，也未必是同步的。正因为如此，而今的方言，有的异读多，有的异读少，有的文白异读多、别义异读少，有的更喜欢采用别义异读。对不同方言在异读上的不同表现，我们应该如实地把它看成是方言结构类型、演变类型上的差异。 如果说别义异读是一种自我调整的“连续式”音变的话，文白异读则是另一种相互渗透而造成的“叠置式”（纵向地说）或“混合式”（横向地说）音变。别义异读和文白异读都是语言的音义发生矛盾之后又相反相成地产生的整合的方式。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种种异读的本质，也才能探寻出汉语特有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 采取不同的结构类型和演变类型，采取不同的整合方式，这是决定方言语音演变的内部原因。

       除了内部原因之外，方音的演变还有一定的外部原因——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例如，不同历史层次的白读音多，往往是因为方言区有复杂的移民史，在方言形成的历史上叠置着不同历史时代的文化层。文读音有完整的系统且与古音对应比较整齐，往往与读书识字的人多并重视“正音”传统有关；训读音多则意味着讲究反切、平仄的正规化的识字教育不可能太发达。喜欢为方言特有读音或方言词另造新的俗字的方言地区，文白读的观念必定不强；讲究本音本字的方言地区则读书音、说话音在人们心目中界线清楚。此外，边界方言、方言岛或比起所接触的周边方言来说处于弱势的方言，向外方言借用的读音多；文化不发达的地区误读音多；人口来源复杂的大城市新旧异读多，在普通话十分普及的小地方，方言大量接受普通话读音，也会造成大量的新旧异读。凡此种种影响语音演变的社会文化原因，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研究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