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汝杰：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讲义----专题一 汉语的形成、发展和华人社会

霜叶红

作者：游汝杰  （复旦大学）
来源：http://ling.ccnu.edu.cn/yy/artic ... elect=&keyword=

专题一  汉语的形成、发展和华人社会

第一节 汉语的历史源头和地理扩散

一、 汉语的历史源头和地理扩散

1、上古汉语的形成

中国文明的历史，如果从古代文献来考察，可以上溯到距今约五千年的黄帝时代，中国
人从那时候开始自我认同，至今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自认是炎黄子孙。然而汉语的历史，充其量只能追溯到距今三千多年的殷虚甲骨文。商代的甲骨文是最古老的汉语文献，它所记录的应该是商民族的语言。
夏民族的语言

那么，在商代之前建立夏朝的夏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与商民族的语言是不是同一的？我们并不能确定。有人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陶器上有些符号可能是最早的汉字，这些遗址从甘肃到台湾都有所发掘，距今六七千年。如果这些符号是文字的话，那么似乎它们所代表的有可能是夏代的语言。其实这些符号决不是真正的文字的前身，因为这些符号的种类太少，而分布的地域又过于辽阔。

商民族的语言

商代甲骨文和后出的金文中的语音成分有相承关系，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从商代到周代的过渡，在语言上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换。说得确切一点，应该是商代和周代的官方语言或书面语言都是最原始的汉语（或称为“华夏语”）之一种。然而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周代的人民所使用的口头语言也是汉语，其实他们出身于戎族生活的地域，也许只有占人口少数的贵族才使用汉语。

周代的雅言

上述原始汉语在周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称为“雅言”。据《论语　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假借为“夏”。“夏”是西周王畿一带的古名，“雅言”即“夏言”，也就是王畿或周室所使用的语言。当时的朝、聘、令、盟等政治和外交场合都以“雅言”作为正式的交际媒介。流传至今的“雅言”的代表作品是《诗经》和《易传》、《论语》等其他先秦文献。雅言的确立对于汉语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先秦时代虽然只有“雅言”，而没有“汉语”这个名称，但是现代语言学家通常把见于先秦文献的语言称为上古汉语（archaic Chinese或old Chinese）。“雅言”是以周代的主体民族周民族的语言为基础的，它的形成的文化背景是当时国内语言或方言分歧异出，妨碍交际，不利全国统一。

上古汉语的地理分布

“诗经”是构拟上古汉语的最重要的材料。《诗经•　国风》按产生的地域分篇，包括周南、召南、卫、郑、齐、秦、唐、宋等十八个地域。“雅言”是相对于“方言”而言的。上述不同的地域应有方言差别。例如据《左传•文公十三年》的有关记载，秦、魏两地的方言差别很大，互相不能通话。《诗》三百篇本是民歌，最初应该是用各地方言传诵唱的，后由士大夫整理，改用雅言记录。所以在《诗经》内部我们并不能看出有方言差别。

我们将上古汉语的地理分布范围拟测为《诗经》十五国风产生的地域。与上古汉语在地理上相邻的非汉语，据《左传》、《史记》、《孟子》、《说苑》等文献的明确记载，有戎、南蛮、楚、齐东、越等。这些语言跟中原的汉语不同，在当时是很引人注目的。

2、南方各大方言的形成及其历史层次

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朗文出版社，1988）的分类法，现代汉语方言第一层次分为十大方言，即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和平话。对其中晋语和平话在方言系属上的地位，还是有争论的，反对者的意见认为，晋语是官话的次方言，而平话是粤语的次方言。先简略地谈谈汉语各大方言是如何形成的。

1）．吴语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周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让贤，南奔至今江苏无锡、苏州一带。这是见于史籍的第一批移民吴地的北方汉人，他们带来的是三千年前渭水流域的汉语。吴语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在《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南北朝时代的文献里，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吴语在地理上是从北向南扩发展的，最初形成于无锡苏州一带，然后扩散到浙北的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继而进入浙江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历史上北方汉人移居吴语区有三次大浪潮：第一次在三国时代，孙吴时代对江南的开发和经营吸引了大批北方移民；第二次在两晋之交，北方人不仅因战乱逃难，大量移入江南的宁镇地区，而且越过钱塘江，深入到浙东；第三次是在两宋之交，北方移民不仅造成后世的杭州方言岛，而且继续大批南下，在浙南的温州地区定居。历代北方移民带来的方言与吴语区原住居民的方言相融合，逐渐形成现代吴语。

2）．湘语

先秦诸子、汉扬雄《方言》、汉许慎《说文解字》和晋郭璞《方言注》屡次提到楚语，楚语的使用地域：荆楚、南楚、东楚、荆汝江湘、江湘九嶷等。这些地方相当于今湖南、湖北。楚语在晋代以前的汉语方言中是非常突出的。据《世说新语》豪爽篇和轻诋篇的有关记载，对于当时的北方人来说，楚语的可懂度很差，听起来像鸟鸣，不知所云。古湘语的最早源头应该是古楚语，但是因受历代尤其是中唐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话的冲击，现代长沙一带的湘语，反而跟官话接近起来，较古老的湘语特征应保留在南片湘语中。

3）．赣语、客家话

赣方言和客方言的核心地区在江西以及与之邻接的闽东和粤北。今江西一带在汉扬雄《方言》、汉许慎《说文解字》和晋郭璞《方言注》里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方言地名出现过，其地在《方言》中包含在“南楚”或“吴越扬”之中，在《说文解字》中包含在“吴楚”之中，在《方言注》中包含在“江南”之中。可见其地独立的方言特征并不显著。古江西在地理上被称为“吴头楚尾”，在赣语和客家话形成以前，古江西方言可能是一种兼有吴语和湘语特征的混合型方言。唐初大量北方移民进入赣北鄱阳湖平原。这些移民的方言和古江西方言接触形成最原始的赣语。中唐和晚唐陆续到来的北方移民，从赣北深入到赣中和赣南，赣语进一步得到发展。北方来的客家人起初定居在赣语区，于宋元之际西移至闽西和粤北。他们原来所使用的赣语与赣东南、闽西和粤北的土著方言相交融，于元明之际，形成客家方言。

4）．粤语

据《淮南子》，秦略扬越，出兵五十万，越平，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东汉初马援出征南越，其士卒多留越不归。又据《通鉴》载，东汉末士燮为交趾太守，兄弟雄踞两粤，中国人士多往归之。宋代因北方辽金的侵袭，大量汉人南下广东避难。这些新来的移民被称为客户。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载，客户占广东总人口的39%。看来正是宋代的移民带来的北方方言最后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宋代朱熹《朱子语类》一百三十八云：“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这说明宋代的粤语语音比较符合当时中原的标准音。清代音韵学家陈澧《广州音说》云：“广州方音合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余广州人也，请略言之。”他指出广州音有五条特征与切韵音相合，如四声皆分清浊、咸摄韵尾不与山摄混读等。所言甚是。看起来正是宋代的移民带来的北方方言最后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

5）．闽语

第一批汉人入闽时代应是西汉末，当时中原政权在闽地设置了第一个县，即冶县，地当今福州。两汉间第一批入闽的汉人可能是从吴地去的。吴地人民大规模入闽应在汉末、三国、晋初的百年之间。移民入闽有两条路线，一是从海路以冶县为中途港在沿海地带登陆；二是从陆路移入闽西北。为了安置移民和行政管理，政府在沿海地区新置罗江（今福鼎）、原丰（今福州）、温麻（今霞浦）、东安（今泉州）、同安五县；在闽西北新置汉兴（今浦城）、建安（今建瓯）、南平、建平（今建阳）、邵武、将乐六县。由于沿海地带和闽西北的移民来源不同，加上长期以来沿海地区和闽西北交通不便，至今这两个地区的闽语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到了唐宋时代闽语作为一种具有明星特征的独立的大方言才最后明确起来，为人所注意。“福佬”这个代表闽语居民的民系名称，最早也是见于唐代文献。宋太宗时，福建泉州南安人刘昌言曾任右谏议大夫，时人“缺其闽语难晓”而不服。

关于徽语形成的历史，由于缺少研究资料，无从深入讨论。从方言的特征来看，大致可以认为它的底层是吴语，或者说它是从吴语发展而来的。

狭义的汉语方言可以不包括官话，所以上文未予讨论。从上文的讨论可知，中国南方的吴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这六大方言，从方言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吴语、粤语、湘语、赣语是从北方方言直接分化出来的，闽语和客家话则是次生的，即是分别从吴语和赣语分化而来的。从方言形成的历史层次来看，吴语和湘语为最古老的一层，粤语其次，赣语最晚。图1是汉语方言分化历史层次图。



图1 汉语方言分化历史层次示意图
官

平 客

赣

徽 粵
吴


湘
闽
晋

古汉语

北方的汉语向南方扩散的过程不仅是汉语分化为方言的过程，而且也是汉语与当地土著语言融合的过程。这些土著语言后来发展成为现代侗台语、苗瑶语、南亚语和南岛语，它们在汉语南方方言里留下了底层成分。如果把汉语的分化和融合的过程结合起来看，图1是不完整的，我们不妨用图2来示意。
图2 汉语方言分化和融合示意图

官话 现代侗台语、苗瑶语等

客、赣

粤
湘

闽


吴

古汉语 古代南方土著语言

3、域外方言

汉语在海外的传播情况将在第4节讨论，这里先谈谈因间接接触形成的域外方言。

在语言地理上跟汉语邻接的越南语、日本语和朝鲜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吸收了大量汉语字音和字形，这些字音和一部分字形一直沿用至今。语言学上把这三种语言里所吸收的汉语成分称为汉语的“域外方言”(xeno-dialect)。

1）．越南语（古汉越语、汉越语、越化汉语）

越南语里的汉语成分可分为三个层次。最早的一层是古汉越语，指汉至唐初传入越南的零星的汉字汉音，例如“箸、舞”越南语读作dua4、mua5。这些字音带有上古汉语的特点。第二层次是汉越语，指唐代之后大量输入越南语的成系统的汉字和汉音。例如“六、难、见”在越南语里分别读作luc6、nan1、kien5。这些字音带有中古汉语的特点。汉越语大多见于越南语的文言。唐代的科举制度促使今越南地区的知识分子诵读汉文的经典、书籍，从而造成系统的汉越语。其历史背景跟汉语方言文读音一样。第三层次是越化汉语，产生的时代晚于汉越语，它是汉语和越南语融合的结果，在今天的越南语里很难辨别哪些是地道的越南语，哪些是越化汉语。

2）．朝鲜语（高丽音）

自汉武帝在朝鲜建立郡县制度以后，汉文化和汉字大量输入朝鲜。到7世纪的新罗时代，产生了一种汉语和朝鲜语混合的书面语，称为“吏读”。字形采用汉语，实词多直接用汉字写出，虚词只用汉字记音，语法则仍用朝鲜语系统。在朝鲜语里与汉语有关的字音称为“高丽音”，从中可以看出古汉语的遗迹，如“三、方、湿” 在朝鲜语里分别读作sam、pa、sp。“吏读”一直使用到20世纪初期日本并吞朝鲜的时候。

3）．日本语(吴音、汉音、唐音)

据文献明确记载，中国和日本正式交往始于汉光武帝。此后两千年日本全盘输入中华文化，包括汉语的大量词汇和汉字。日语里的汉语词汇分为三个系统：吴音、汉音和唐音。吴音是模仿中国唐代以前的南方语音的，汉音是模仿中国唐代中原一带语音的，唐音是模仿宋明清时代的语音的，如“京”字的三种读法：在“东京”里读作kyo(吴音)；在“京畿”里读kei(汉音)；在“南京”里读作kein(唐音)。
域外方言研究不仅是汉藏语言学，特别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也是研究古代中国和这三个邻国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例如，这三个邻国不仅从汉语输入大批汉字、汉字的读音、声调系统（限于越南语）和词汇，而且知识分子学习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也蔚然成风。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文化是通过汉字、外来词、汉语及其文献直接传播到这三个邻国的。这三个国家的政府也颇重视汉字和汉文化的学习，例如朝鲜李朝的科举，设置了吏文科，所谓吏文是指古代朝鲜官方奏章文牍中所使用的汉字。官方还设了讲录院专门教授吏文和汉语。在这种文化背景下，16世纪的朝鲜诞生了著名的汉学家崔世珍（？—1542）。他不仅精通吏文，而且通晓汉语口语。他编写的《老乞大》和《朴通事》，是供古代朝鲜人学习汉语文的两本入门书，流传很广，影响很大。这两本书也是研究16世纪初期汉语北京音的价值极高的重要资料。朝鲜另有一种拼音文字，称为谚文。谚文是一种音节文字，创制于15世纪。不过20世纪初期之前，汉字一直是朝鲜的正式文字，国家文献都是用汉字出版的。
古代日本的贵族也谙熟汉文，日本现存的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用掺杂日文风格的汉字写作，并用汉字做音符来标记诗歌、专有名词和古语。古代日本贵族用汉字写作的原文，保存至今的有：法隆寺金堂释迦像铭和法华经义疏等。8世纪前后他们模仿汉字的偏旁和笔画，创造、推行了“万叶假名”。古代日本能写汉诗的知识分子也大有人在，如大友皇子和大津皇子能做六朝风格的汉诗。汉字在4-5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成为古代日本的官方文字。后来日本另行创制由平假名和片假名组成的音节文字，平假名假借汉字草书造成，片假名假借汉字楷书偏旁造成。汉字在日本一直沿用到当代，不过字数受到限制，日本文部省1981年公布的“常用汉字表”上的汉字只有1945个。

在古代越南情况也类似，例如《全唐文》卷四四六载有唐代德宗年间日南人姜公辅所著名的篇《白云照春海赋》。汉字对于推动这三个邻国的古代文明发展史曾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13世纪以前越南没有自己的文字，书面语言采用汉字。汉字被成为儒字（chy4nho1）。13世纪创造了记录越南语的文字——字喃（chy4nom1）字喃是借用汉字的笔画和部首，重现组合成的新方块字。来自欧洲的传教士Rhodes神父创造了用罗马字拼音的越南文（Quoc ngu）。19世纪末期法国人侵占越南后，拼音的越南逐渐盛行，至今已取代字喃和方块字。

[ 本帖最后由 霜叶红 于 2006-8-7 10:4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