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汝杰：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讲义----专题一 汉语的形成、发展和华人社会 (

霜叶红

作者：游汝杰  （复旦大学）
来源：http://ling.ccnu.edu.cn/yy/artic ... elect=&keyword=

专题一  汉语的形成、发展和华人社会

第二节  语言演变和社会、文化的关系

语言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语言的宏观演变一般都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语言的微观演变有一部分也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有关。本节以汉语方言为例，讨论两者的关系。

1 方言的据点式传播和蔓延式扩散

人口迁移是方言形成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原居一地的人民，其中有一部分人迁移到别地，久而久之形成与原居地不同的新方言，这是很常见的，例如部分闽人离开福建，移居海南岛，形成新的闽语（闽语琼文片）。
汉语的几大南方方言的初始原因即是北方人民迁徙南方。秦汉之前，长江以南是百越所居居地，《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曰：“自会稽至交趾，千八百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粤”即“百越”。字异义同，《史记》写作“越”，《汉书》写作“粤”。

北方人民移居南方的方式大致是，先在交通要津建立大的居民点，然后在乡下合适的地点，建立较小的居民点，再向四野逐步蔓延扩散。北方汉语也随之向南方各地传播。起初只是在汉人居住的城邑里通行汉语，广大农村仍是当地土著民族语言的天下，后来才渐渐通过杂居等途径扩散。其情况正如《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唐代柳宗元贬官广西柳州，所著《柳州侗氓歌》载：“愁向公庭问重译”，可见当时柳州一带土著民族的语言还是相当流行的。这个渐进的过程从汉代开始连绵不断，至今在西南地区仍在继续。例如，就浙江而言，这个过程从秦代开始，一直到明末才结束。但就广西的大部分地区而言，这个过程远未结束。目前的一般情况是，在城市和县城里，使用官话或粤语，在城镇里使用平话（一种汉语方言），在广大乡村还是使用壮语。

从历史行政地理的角度来看，北方汉人移居南方的过程是分两大步，第一步是县的建置，即在汉人集中的居民点建立一个县（母县）；第二步是县的析置，母县人口增加到一定数量。就将部分人迁移到附近的地方，建立新的居民点，即子县。在一个县的内部，县城是最大的居民点，随着人口的增加，又在乡下建立较小的居民点，即镇，镇下则有村。北方的汉人和汉语就是随着县的建置和析置在南方落脚和扩散的。来源于同一母县的子县，其方言自然也较接近，甚至在现代仍属同一次方言区。因为一则方言来源相同，二则来自同一母县的子县，因人文和地理的关系，其人民往来较多，方言容易保持一致。例如西汉在浙江中部今台州一带建置回浦县，三国时代析置天台，东晋又从天台析置仙居，唐代再从回浦析置黄岩，明代再从黄岩析置温岭，三门则是1940年从台州（即古回浦）析置的。上述天台、仙居、黄岩、温岭、三门都是从同一个母县回浦析置的，至今这些地方的方言仍较接近，在吴语内部自成一个次方言区，即台州片。见图3
图 3 浙江台州地区行政地理历史沿革与方言地理关系表
l 天台（三国） l 三门（1940）



l仙居（东晋）
l回浦（西汉）

l黄岩（唐）


l温岭（明）

总而言之，北方汉语自秦汉以来，在南方随郡、县和镇的建置形成大小据点，然后向四野蔓延、扩散，此过程开始于秦汉，至今仍在继续。

2 历史行政地理与方言地理的关系

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及其管理制度，论历史之悠久、区划之严密、管理之有效，都是世所罕见。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社会，除非战乱或荒灾，一般人都视离井背乡为畏途，在升平时代活动范围大致限于本府之内。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历史行政区划与汉语方言区划，尤其是次方言区划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旧府、州（二级政区）为单位，方言内部有较大的一致性，各省都有这样的例子。如江苏省的徐州府、福建省、广东省内部的方言界线。就南方方言而言，方言区或次方言区的界线有一大部分甚至可以上溯到南宋时代二级政区的境界线。如从唐代开始，徽州（唐宋时称歙州）就下辖六县：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一直到清末没有变动。今安徽和江西境内的徽语也就是分布在这几个县市。今江西的婺源，其方言属徽语，其行政区划唐代以来即属歙州（后称徽州）。行政区划对方言区划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别的人文地理现象。从普遍方言地理学的观点来看，行政地理对方言地理多少会有些影响。但是没有别的国家的行政地理对方言地理会有如此深刻的作用。

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同属一府的县往往是从相同的母县析置的，方言的源流本来相同。例如浙江温州府的几个县，其最原始的母县都是西汉时的回浦（今临海）。由回浦析置永宁（东汉前期）和瑞安（三国），由永宁析置平阳（晋）和乐清（晋），由平阳和瑞安析置泰顺（明）。

第二，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府”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地域，在升平时代一般百姓常年生活在一府之内，不必涉足府外，即可安居乐业。除赴考、经商、游历之类不寻常的事外，稍大的事皆可在县城或府城解决。所以一府之内的方言容易自成体系，与外省有别。而府城是一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其方言自然是强势方言。在一般明清时代的县志里，常常会提到方言视府治为重。例如嘉靖《上海县志》说：“方言语音视华亭为重。”上海县属松江府，华亭为松江旧名。府城的强势方言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是维系全府方言一致性的重要因素。

历史行政区划对方言区划的形成和稳定，在一般语言里多少都会起些作用。不过中国的历史政区的形成和发展对方言地理分布所起的作用之大，实为世所罕见。在早期欧洲，宗教地理对方言地理的影响更为深刻。在法国，主教所在的城市，其方言会影响整个教区；德国的情况也一样；在瑞典，同一教区内的方言往往相同，方言界线很少不跟教区界线相重合的。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各种人文地理对方言地理能够产生深刻影响的，依次为历史行政地理、交通地理、戏曲地理、民俗地理、商业地理和宗教地理。宗教地理对方言地理的影响是最不重要的。

3 文白异读和科举制度

“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的普遍现象，不过因方言不同，有文白异读的字在常用字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同，如在闽语里几乎占一半，在吴语里只占不到十分之一。汉语的方言纷繁歧异，书面语却是统一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文化重心是在官话区，书面语也向来是以官话为标准的。隋唐以后实行考试取士制度，读书人普遍重视字音的标准和辨别，各地因此产生尽量向标准音靠拢的文读音。文读音本来应该只用于读书，但是后来文读音也渗透到方言口语中，同时文读音伴随着历代产生的以官话为基础的书面词汇大量进入方言口语。例如上海话里的“见组开口二等字”有文白异读，白读声母为g ,文读声母为j。“我交拨侬一本书”中的“交”为白读，“交通、交易、交涉、交叉、交换、立交桥”等中的“交”皆用文读音，不用白读音。从现代方言的立场来看，文白读不一定是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差别，而是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字音的并存现象。一般说来，文白异读不是社会方言的不同，而是字音的历史层次不同，只有极少数方言是例外，如浙江的寿昌话。当地人内部交际用白读音，与外地人交际则用文读音。
字音的文白异读反映字音的不同历史层次。就方言而言，白读代表较古老的层次。文读音是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之后产生的。有文白异读的字，往往白读用于较古的词汇，文读用于较新的词汇。例如在厦门方言里，“家”在旧词“家官（公婆）”里白读作[ke1]，在新词“家长”里文读作[ka1]；“行”在旧词“先行”（先走）里读[kia2]，在新词“行动”里文读作[hi2]。

文读音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唐宋时代的科举制度。文读音在历史上长盛不衰、在现代愈益发展的更深刻的文化背景，则是各地方言中的文读音更加接近北方话，而北方话向来是民族共同语或标准语的基础方言。
汉武帝时代开始建立“五经博士制”，由注重政治、历史、教育、文化的学者担任博士官。这些博士官不但有参政、议政的职责，而且还要教授弟子。此辈弟子称为太学生，都是各地十八岁以上的优秀青年，由各地郡县政府选送京城深造，即所谓“乡举里选制”。太学生最初的名额只有五十名，后来逐渐增加，到东汉末多至三万多名。各地来的学生自然都有自己的方言，这三万多人的教学和交际都是使用什么语言？史籍没有记载，当时全国方言分歧严重，其中秦晋方言是强势方言，但是可以猜想教学语言一定是秦晋方言。太学生毕业之后，除少数成绩列甲等者留京城充任皇帝的侍卫郎官外，其余基本回原籍充任地方政府的属吏。方言中文读音的始作俑者应该就是这些从京城回乡做官的知识分子。以上所说是官学，即“国立大学”，同时已有私学产生。因文风日盛，向学者日众，地方名儒四方从学者往往多则逾千，少则数百。私学的兴盛无疑有利文读成分的产生和发展。
三国魏晋时代因地方政治解体，选举无法实行，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即由来自各地的京官将原籍的地方人士，分为九等，造为簿册，作为政府选用人才的依据。

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和三国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有一个共同的流弊，就是官员个人的权力过大，难免私心，而失去公平。

唐代创设新的科举制度，这是一种公开竞选的才智考试制度，它比上述两种制度都要更公平合理，也给一般百姓以更多的机会。科举制度起初只考策论或训诂，即国家政策的理论问题或古代经籍的训释。这两种考试内容往往雷同，答卷常常流于空泛，难以考出才智的高低，所以后来改为偏重诗赋一项。（钱穆 1993）
诗赋讲究平仄，有种种韵律限制，因此读书人普遍重视字音。诗赋的音韵标准自然是帝都所在的北方话的语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文读音因而在各地方言里越来越发达。各地文读音的形成、稳定和发展大多得益官方和民间的教育事业，即由教师传承，然后进入民间。汉唐两代国家的公立学校极盛，宋元明清则盛行私立的书院制度，还有大量遍布城镇和乡间的私塾，而教师中有一大部分是科举考试的落选者。


4 方言扩散和语言融合

北方汉人自秦汉以来陆续南下，他们带来的北方汉语，渐渐演变成各种汉语方言，与此同时，与南方固有的百越土著语言接触，互相吸收对方的成分，发生双向的语言融合现象。一方面少数民族语言大量吸收汉语词汇，另一方面汉语也吸收少数民族语言词汇。

在西南各种少数民族语言里都可以找到大量汉语来源的借词，在侗语里占词汇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在壮语里用于日常谈话的词汇有10％来自汉语，如果谈话内容涉及政治时事，借词通常超过半数。例如“筷子”（箸）在壮侗语族里读音如下：
壮 ta6 布依 t6 傣语 th5 侗 o6
么佬 ts6 水语 tso6 毛难 tso6
“筷子”在古汉语里称为“箸”，是澄母御韵字，上古应读t-声母（舌上读舌头）。所以壮语、布依语、傣语里的“筷子”借自上古汉语。其他语言则借自中古汉语。

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汉语词汇借入少数民族语言，从这些借词的语音面貌往往可以判断借入的时代。就壮语来而言，除了少数上古时代的借词（如　肥 pi2　锣 la2）外，大部分是中古或近代借词。中古借词在各地方言的读音和对应规律比较整齐，保留促声韵和闭口韵及其韵尾-p -t -k -m，保留八个声调。一般认为中古借词是从粤语借去的。近代借词则是从当地的西南官话借入的。近代借词的语音与本族语固有词的语音变化规律不相吻合，没有-p -t -k -m韵尾，只有四个声调。
　　
伴随借词的是语音成分和结构的渗透，例如黔东苗语的韵母一共有27个，其中有9个是专门用来拼汉语来源的借词的，即uei ie u u iu uen u。从这些韵母的语音面貌可以判断它们借自西南官话。

伴随词汇的借用，也有可能借入相应的句法结构。例如在壮语里数词“一”是本族语，“二”以上即借自汉语。“一”与量词及名词结合，用的是本族语固有的词序：量词+名词+数词，如to va deu （一朵花）； “二”以上与量词及名词结合，用的是汉语词序：数词+量词+名词：so:  to va（两朵花）。

[ 本帖最后由 霜叶红 于 2006-8-7 10:4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