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汝杰：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讲义----专题二 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

霜叶红

作者：游汝杰  （复旦大学）
来源：http://ling.ccnu.edu.cn/yy/artic ... elect=&keyword=

专题二   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

一 、方言划界的可能性

除了使用地区很狭小，使用人口很少的语言之外，一般的语言都有方言的差异，这是一般人的常识。从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方言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方言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公认的事实，但是对能不能根据各地方言的不同特点，把方言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在方言学史上有的方言学家认为方言之间并没有分界线。方言在地理上是渐变的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的中间并没有一处是截然断裂的。但是方言特点渐变的结果，使处于这个连续的链条两端的方言差别十分明显，而两端的中间是过渡地带，没有任何边界。这好像彩虹，从红色渐渐变为黄色，中间并没有分界线。法国语文学家Gaston Paris早在1888年就持这种观点，并且对此有过很生动的说明：“实际上方言并不存在……，语言的不同变
种存在于难以观察的渐变之中。一个只会本村方言的乡下人，很容易听懂邻村方言，如果他向同一个方向继续步行，到了另一个村子，要听懂那儿的活就要难一点了，这样越走越远，越听越难，最后他才到达一个方言很难听懂的地方。”Gaston Paris所谓“方言并不存在。”（There really are no dialects）其实是方言的分界线并不存在的意思。瑞士方言学家Gauchat和法国方言学家Gauchat Tuaillon等人也持类似的看法。

另有一种意见以为不同方言之间存在截然的界线，而方言地理学的任务是去发现这些客观存在的界线。这种想法，大约是受纯粹的自然地理学观念影响的结果，以为方言的界线和自然地理的界线一样，是截然可辨的。这两种说法都有合理的成分。

不同方言的界线问题与方言分区问题有关，方言分区与方言分类相关，而方言分类又与民系分类相关。“民系”是民族的下位概念，一个民族可以再分为若干个民系。例如客家人、闽人、粤人等是汉族的民系。民系的特点之一是独立的方言，在特殊情况下，同属一个民系的人可以使用不同的方言，而分属不同民系的人也可以共同使用某一种方言，两者的关系与民族和语言的关系一样，即两者并不一定完全重合。

如果两个相邻的民系，方言并没有混化，那么这两种不同方言的界线是截然可辨的。在这种情况下界线两边的居民，对“方言”种类的自我意识是很明确的，即很明白本民系使用的方言和相邻民系所用方言完全不同，两者的分界线甚至不需要语言学家的调查研究，本地居民都可以分辨得一清二楚，而且答案是唯一的。例如浙江西北部的吴语和官话的边界；苏北靖江县境内哪些村说苏北官话，哪些村说吴语都是明白无误的。狭义的方言岛与包围它
的方言的界线也是非常明确的，方言岛的外缘往往是没有争议的。在上述情况下，方言在地理上并不是渐变的，而是突变的，所以划定这样的方言的边界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

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方言在地理上则是渐变的，方言的划界或分区问题才显得非常复杂。本文要讨论的方言分区问题也主要是针对这两种情况而言的。一是两个民系的边界地区的方言已经混化，例如闽语和客家话在闽西地区已经混化；浙南苍南县内的蛮话是闽语和吴语混化的产物；二是在同一个民系内部使用的方言在地理上往往是渐变的连续体、内部下位方言的划界显得十分困难，并且往往有争议。例如官话内部次方言的划分问题。

二 、各家方言分区概况

中国传统语文学自汉扬雄以后历代对方言的差别和种类都有所观察，但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全国方言的分区研究和实践。

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将汉语方言分为十种，即:

自河朔自北塞包括直隶山东、山西及河南之漳德、卫辉、怀庆为一种（“纽切不具”）。
陕西自为一种（甘肃略与不同，并附于此）。
河南自开封以西、汝宁、南防等处，及湖北沿江而下，至于镇江为一种。
湖南自为一种。
福建、广东各为一种（浙江之温处台三州并属福建）。
开封而东，山东曹沂至江淮间为一种（“具四声”）。
江南、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及浙江湖州、嘉兴、杭州、宁波、绍兴为一种。
徽州、宁国为一种（浙江之衢州、金华、严州及江西之广信、饶州附此）。
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合为一种（音类湖北，湖南之沅州并属此）。
章氏分类法的最不合理之处是置客家方言为不顾。

马伦笃夫（P. Gvon Mollendorff），《现行中国之异族语及中国方言之分类》（原文载China Year Book，1896年。译文载《歌谣周刊》８９号。即１９２５年５月３号）将汉语方言分为四大类，即括号中数字为人口数，以百万为单位）：

一 粤语

1 广东（15）
2 客家（5）

二 闽语

3 漳州（厦门、福建话）（10）
4 潮州（汕头、福老）（5）
5 福州（5）

三 吴语

6 温州（1）
7 宁波（25）（分绍兴、台州）
8 苏州及上海（18）（分徽州）

四 官话

9 北部、中部、西部（300）

此文未附方言区划图。分类比章太炎合理得多，并且有使用人口的说明。但是将客家话列为粤语的支派，显然不妥。湘语归官话西部方言。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年）一书有一节讨论《中国语言的区域和发展》，将汉语方言分为两大类，各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如下：

（一） 官话

1 官话本身分为北部官话、南部官话、西部官话三种。三亿人。
2 客家话。超过七百万人。
3 杭州话。一百万人。
4 海南官话。
5 其他变种。

（二）沿海方言

1 吴语
（1） 苏州话：一千万人。
（2） 上海话：不超过一千万人。
（3） 宁波话：为浙江主要方言，约六百万人。
（4） 台州话：宁波话的变种，约五十万人。
（5） 金华话：通行于浙江金华县城，越三万人。
（6） 温州话：约一百万人。
（7） 其他。

2 闽语
（1） 建阳话：五十万人。
（2） 建宁话：五十万人。
（3） 邵武话：十万人。
（4） 福州话：八百万人。
（5） 汀州话：一百万人。
（6） 兴化话：二百万人。
（7） 厦门话：一千万人。
（8） 海南话：厦门话的分支。
（9） 其他。

3 粤语
（1） 汕头话：三百万人。
（2） 客家话：包括一部分古老的官话和一部分广东话。
（3） Samkong话：三十万人。
（4） 广州话：一百五十万人至二百万。
（5） 其他。

此书有一幅中国语言区域分划图，这是笔者所见最早的汉语方言区域图。将客话划归粤语是其缺陷。

赵元任《中华民国新地图•语言区域图》（１９３４），此图将汉语方言分为以下九类：
北方官话区、下江官话区、上江官话区、吴方言、皖方言、闽方言、汕头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另有“古方言”（在青海省一带）。今赣语区归下江官话区，今湘语区归上江官话区，今海南闽语区归汕头方言区。徽语首次独立。赵元任在后来所著Cantonese Premier(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New York,1969)一书中将汉语方言重新分为9类，如下：

第一区六组：
（1）广州方言、（2）客赣方言、（3）厦门—汕头方言、（4）福州方言、（5）吴方言、（6）湘方言。

第二区三组：
（7）北方官话——黄河流域、东北地区
（8）南方官话——汉口至南京之间
（9）西南官话——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一部分、湖北一部分
王力曾将汉语方言分为五大类：官话、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各类又分若干小类。（王力《中国语文讲话》，开明书店，1950年。）。

丁声树、李荣曾主张分现代汉语为“八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南方言、闽北方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1955年。）此说一出，即被一般的教材和专著广为采纳，至今仍是相当流行。

至此各家的共识是：官话、吴语、闽语、粤语应为独立的大方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客家话和赣方言是分或是合？湘语属官话或是独立？徽语是否独立？

《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澳合作，朗文，1988年）将汉语方言分为十大区：官话、晋语、徽语、吴语、闽语、粤语、客话、湘语、赣语、平话。其中晋语和平话是此前各家都未作为独立方言处理。

丁邦新《评中国语言地图集》（见《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第一期，1996年）。主张晋语不独立，属官话，而平话独立理由不足。在官话内部楚语不应归江淮官话，东北官话不应独立。

罗杰瑞《汉语概说》（Jerry Norman,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1988.）却将汉语方言分为三大区：a. 北部方言（官话） b. 中部方言（吴语、湘语、赣语） c. 南部方言（闽语、粤语、客话）。不提晋语、徽语和平话。罗杰瑞用十条标准，包括语音和词汇项目，划分方言，见表1（+表示有此项，~表示无此项，下同。）

表 1 罗杰瑞方言分区特征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他 的 不 母鸡 平分阴阳 见母颚化 站 走 儿尾 房子
官话 + + + + + + + + + +
湘语 + ~ + ~ ~ + + + ~ +
赣语 ~ ~ + ~ ~ + + + ~ ~
吴语 ~ ~ + + ~ + ~ + + +
客家 ~ ~ ~ ~ ~ ~ ~ ~ ~ ~
粤语 ~ ~ ~ ~ ~ ~ ~ ~ ~ ~
闽语 ~ ~ ~ ~ ~ ~ ~ ~ ~ ~

三、 方言分区的多种可能性

方言分区跟方言划界不甚相同。方言划界是划定两种地理上相邻的方言的分界线；方言分区是试图把方言在地理上的分布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方言分区是以方言划界为基础的。

方言地理是一种人文现象，而不是自然地理现象。方言区划并不像地貌区划那样是有地物标志作为依据的，只要我们去发现就是了。给一种语言分成几个方言，各方言的区域如何划定，都是人为的。

赵元任曾指出归纳音位的方法的有多种可能性。音位归纳的多能性原则也可以挪用到方言分区方法上。这就是说方言分区的标准和方法跟音位归纳法一样也有非唯一性，即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对方言进行分区。假定所依据的原始语料是完全相同的，由于采用的标准和方法不同，所得结果也可能有所不同。
我们如果将表一上的十个项目略作调整，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即汉语方言分为两大区：北方话（官湘语、赣语、北部吴语）和南方话（闽语、粤语、客话、南部吴语）。见表2。

表 2 笔者方言分区特征表之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他 的 不 母鸡 平分阴阳 见母颚化 站 走 儿尾 房子
官话 + + + + + + + + + +
湘语 + ~ + ~ ~ + + + ~ +
赣语 ~ ~ + ~ ~ + + + ~ ~
北吴 ~ ~ + + ~ + ~ + + +
南吴 ~ ~ ~ ~ ~ ~ ~ ~ ~ ~
客家 ~ ~ ~ ~ ~ ~ ~ ~ ~ ~
粤语 ~ ~ ~ ~ ~ ~ ~ ~ ~ ~
闽语 ~ ~ ~ ~ ~ ~ ~ ~ ~ ~

如果将这十个项目另行设计，结果汉语方言虽然也可以分为两大区，但是北方话只包括官话。见表3。

表 3 笔者方言分区特征表之二

1 2 3 4 5 6 7 8 9 10
找 的 稻子 米汤 说 阴阳平 竖 这 圳 孩子
官话 + + + + + + + + ~ +
湘语 ~ ~ ~ ~ ~ ~ ~ ~ + ~
赣语 ~ ~ ~ ~ ~ ~ ~ ~ + ~
吴语 ~ ~ ~ ~ ~ ~ ~ ~ + ~
客家 ~ ~ ~ ~ ~ ~ ~ ~ + ~
粤语 ~ ~ ~ ~ ~ ~ ~ ~ + ~
闽语 ~ ~ ~ ~ ~ ~ ~ ~ + ~

方言分区虽然允许采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但是在某一个地区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和方法却有优劣之辨。方言分区跟方言分类不同，它只是研究方言在地理分布上的区划。一般人都可以感觉到方言在地域上是有差异的，任何本地人不必经过调查研究也都可以就本地方言跟四邻方言的亲疏关系发表见解。换言之，一般人（包括语言学工作者）在未经研究之前，对本地区的方言分区就有模糊印象的，我们把这种印象称作“本地人的语感”。方法的优劣就是要看所得结果是否大致符合本地人的语感，即是否符合方言的地理差异的基本事实。不能想象一个好的方法会把本地人认为通话毫无困难的甲乙两地划分为两个区，而把通话困难很大的乙丙两地划归同一个区。例如不能想象把南京话和无锡话划归同一方言区，而同时把无锡话和苏州话划归两个不同的方言区；或者把泉州话和潮汕话归并在同一区内，而与厦门话分属两个区。

现在讨论几种现行的和笔者所提议的方言分区方法。

1．特征判断法

特征判断法或可称为“同言线法”。方言地图上的同言线（isogloss，又译为“等语线”）的两边，方言特征不同，也可以用同言线在方言地图上圈定一个地域，圈内的方言特征相同，例如方言岛上的方言。好几条同言线密集或重合在一起就成为“同言线束”（bundle of isoglosses）。传统上即以同言线或同言线束作为划分方言的界线。其实“同言线”或“同言线束”所反映的只是方言的一个或若干个特征，而不是方言特征的总和，所以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作“特征判断法”。它类似于动物学上用有没有脊椎这个特征来判别是否脊椎动物。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便，在重要同言线单一化或同言线束密集的地区行之有效，例如可以根据“塞音有三级分法”这一条同言线把吴语和邻接的其他方言区划分开来。问题是有些地区的同言线十分离散，不仅不能密集成束，而且相距很远，主次又难以决定。这时候如果主观地选择其中一条同言线作为分区的界线，就难免失之偏颇。例如在吴语区内部，如果以“沙”字韵母（麻韵开口二等）读a这条同言线为准，那么杭州和金华同属一个次方言区：如果以“看”字韵母（寒韵开口一等）读E这一条同言线为准，那么两地又要分属两区。“特征判断法”可行性差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同言线’（isogloss）是仿照“等温线”（isotherm）制定的。表示两地气温的不同只可能用温度这一个指标：造成两地方言不同的因素却要复杂得多了。所以借用“等温线”这样的自然地理概念来研究方言分区问题本来就不很合适。

况且实际上方言地图上的语言事实往往表明，同言线两边的方言特征并不总是泾渭分的。同言线两边的方言特征的相互夫系大致有下述四种情况。兹以傅国通等《浙江吴语分区》（浙江省语言学会，1985年）中的三十幅方言地图所提供的材料为例，加以分析、说明。

第一，两边方言特征截然不同，井水不犯河水。假定这一边的特征是A，另一边则一律是B，此种情形极为少见，三十幅图仅见一例，即“生豆腐”这个词语，浙北叫“生豆腐”，浙南叫“豆腐生”。

第二，假定同言线一边的方言特征为A，同言线另一边的，言特征为A，或A和B两可。例如“月”（山摄合口三等月韵疑母浙西北读零声母，如湖州音：i8，其余地区读鼻音声母或零声母和鼻音声母两可。如云和音：y8。；新昌音:y8／y8。

第三，假定同言线一边的方言特征为B，另一边则是B、CD等。例如“房子”钱塘江以北，除三、四个县外均称为房子，在其他地区则称为屋、房屋、处、屋宕等。

第四，同言线某一边的特征也散落在另一边，假定这一边的主要特征是A，另一边的主要特征是B。这一边的若干地方也出现B，或反之。例如“周”（流摄开口三等尤韵章母）声母浙南读t\。浙北大致是读ts。但是浙南读t\的特点也散落在浙北的湖州、德清、昌化、肖山。
同言线两边的方言特征的互相关系，可以用图一来表示。


图中的一个方框代表某一个地区，中间的曲线都是同言线，可见即使只选用单一的同言线（而不是同言线束）作为方言之间的绝对分界线，也不容易。

在使用特征判断法时也可以用“特例字”作为判断的标准。特例字又称为“特字”，是指不符合历史音变的字。例如铅字（山摄合口三等平声仙韵以母）读音在粤、湘、闽、客等方言中符合音变规律，在吴语中不合规律。
广州 长沙 福州 厦门 梅县 苏州 温州
yn1 ye1 yon1 inl ianl khl kha1

2．古今比较判断法

这个方法是试图从方言历史来源的角度来区分方言。我国至今还没有编制过大型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目前将汉语大致分为十大方言区，实际上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判断的程序大致是：首先假定《切韵》是汉语方言的总源头，然后将各地的方音系统跟《切韵》比较，看保留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再将特点相同的地点归并成同一个大方言区。所谓汉语各大方言的特点即是跟《切韵》比较所得的结果。例如广东活保留了切韵音系的-m、-n、-和-p、-t、-k韵尾，吴语保留了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北方话失去了入声（大多数地点）等等。在同一个大方言区内部划分次方言区，也可以参用这个方法。例如吴语区内的温州次方言区，中古真韵读a，元音低化；豪韵和肴韵今音不同韵等，都是别的次方言区所没有的。

丁邦新《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载《清华学报》新十四卷一、二期合刊，出版于1982年）提出的方言分区的原则实际上是把此法贯彻最彻底的实践。

他认为“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别小方言。早期、晚期是相对的名词，不一定确指其时间。条件之轻重以相对之先后为序，最早期的条件最重要，最晚期的条件也就是平面性的语音差异了。”

丁邦新用六个早期历史住条件把汉语方言分为七类：官活、吴语、湘语、赣语、客话、闽语、粤语。六个条件是：①古今浊声母b、d、g的演变；②古塞音韵尾-p、-t、-k的演变（以上普遍条件）；③古知彻澄母字读t；④古次浊上声“马、买、理、领、晚”等字读阴平（以上独特条件）；⑤古舌根音声母k、kh、x在前高元音前的演变；⑥古调类平上去入的演变（以上补充条件）。

用第一个条件还有官话和粤语；赣语和客话分不开，加第②条可把七个方言分得很清楚。全浊声母在闽语和湘语里有类似演变，加第③个条件，分出闽语。又由于赣语和客话不易区别，加上第④条分出客话。第⑤条把全国方言分成两大类，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变t、th、；客话、闽语、粤语读k、kh、x。第③条有关声调，前五条有关声母和韵母。

丁邦新用晚期历史性条件分次方言。以官话为例，五个次方言是：北方、晋、下江、西南、楚，用四个条件划分：①古人声演变；②古泥来母的分混（以上普遍条件）：③鼻音韵尾弱化消失；④古鱼虞韵知章见系字韵母读。①分出五个次方言，再用②分出晋语和下江官话，再用③、④分出晋语（鼻尾消失或弱化）和楚语（有韵）。

由于方言是不断发展的，方言间又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根据语音结构中的有限项目跟切韵比较的结果，来划定方言区，往往跟方言分区的事实不能密合。例如，如果仅根据浊塞音这一条标准，湘西北花垣、吉首、保靖、永顺、古丈、沪溪、辰溪、沉陵等县方言应划归老湘语，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些地方的方言跟西南官话接近得多。
这个办法在处理边界方言的归属和方言内部的再分区时，往往遇到较大的困难。

这个方法所依据的原理实质上是跟特征判断法一样的，只不过没有画精确的同言线罢了。

3．综合判断法

这个方法放弃以同言线作为方言分区的基础，它设想首先列出成系统的语言、语法、词汇等方面的项目，然后就
这些项目比较各点间的异同，再根据异同项目的多寡及其出现频率的高下，来划分方言区。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反映方言特征的总和，缺点是计算过程太繁复。例如为了比较韵母的异同，先得列出《广韵》的206韵（暂不计声、等和出现频率），再就这些韵比较各地方言的异同，计算互相的接近率。设某地区参加比较的点有一百个，每点与其余点都比较一次，则一共要进行C1002 × 206＝1017000（次）比较。这种比较因为计算过程太繁复，必须借助计算语言学的方法，才能实施。

4．集群分析法

这个方法最早是笔者在1984年讨论吴语分区时提出的。（参见拙著《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载《方言》季刊1984年1期。）

首先，根据对某一地区方言大致分成若干类的模糊印象，决定该地区方言最终要分成若干群。然后在每一个群中选择一个标准点，再选择较多但是仍然是有限的项目，将任意一点拿来跟各标准点比较，最后根据每一个点与标准点的接近率来判断该点应归属哪一个群。

这个方法的主要困难是，一个区域内究竟分成几个群合适；如何选择各群的标准点。在这两个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地区，集群分析法是可行的。这样的地区大致有两大类。

一类是方言差异跟旧时代的行政区划“府”或“州”关系密切的地区，如苏南、浙江，可以以府治或州治的今地方言作为标准点进行比较。笔者在给上海和苏南方言分区时就是拿四个旧府或州的治所，即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常州（府）作为标准点，将其他各点的方音拿来跟这四个标准点作比较，看看它们各自比较接近哪一个标准点。比较的方法是：先取一个标准点，在拿其余所有二十三个地点，用三十条语音特征跟标准点逐一比较，，算出各点跟标准点相同的百分比。各点跟其它三个标准点的比较也如此进行。比较结果所得各点跟标准点的接近程度的百分比见表4。表左端松江、苏州、太仓、常州是四个标准点，表上端是上海、苏南的二十四个参加比较的地点，表中的数字表示百分比，如上海和松江的会合点是70，即表示在三十条语音特征中，两者相同的百分比是70%。从表4可以看出，无锡更接近苏州（67%），宜兴、江阴和沙洲更接近常州（分别为60%、60%、53%）。根据这一集群分析的结果，我们把上海和苏南地区方言的东西两大区的分界线定在常州、江阴、沙洲——无锡、常熟之间，即以图1上的第四条同言线“慌”为分界线。

表4 上海和苏南各地与标准点接近率比较表







图1 上海、苏南吴语四种语音特征同言线

另一类是一个地区使用几种不同方言，各种方言的核心地带（focal area）明确，但是过渡地区（Transitional area）归属难定。可以以中心城市作为标准点。如湖南全省使用新湘语、老湘语、官话和赣语（瓦话暂且勿论）四种方言，可以选定四个中心城市：长沙、城步、常德、平江作为标准点进行比较。（见拙著《湖南省方言的区画及其历史背景》，载《方言》1985年4期。）

5．可懂度（Intelligibility）测定法

这个方法放弃从语言结构本身出发给方言分区，而试图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给方言分区。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只要设计得好，最能反映本地人的语感，本地人的语感实际上是来自对可懂度的模糊印象的。

在汉语各方言区，影响可懂度的主要因素是词汇，而不是语音或语法。譬如阳平、上声和去声的调值，四川话跟北京话大相径庭，但是只要词汇相同，尽管调型不同，相互间还是听得懂的。又如圆形中凹的铁制炊事用具，北方话叫“锅”，吴语叫“镬”，闽语叫“鼎”。就这个词说来，这三种方言间的可懂度就等于零。由于词汇必须借助语音得以表现，所以词汇的可懂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语音可懂度的因素。可以选择一二千个基本词汇，按词义分成类别，由操甲种方言的人按类别读给乙种方言的人听，看他能听懂其中多少词汇，然后计算可懂度的百分比。计算词汇的可懂度在理论上应考虑每一个词在自然语言中出现的频率，不过实际上统计方言词汇的出现频率目前做不到，所以只能暂不考虑这个因素。

笔者曾设计一种测验可懂度的方法。先选取一两千个基本词汇，按意义分成若干类别。然后由以甲种方言为母语的发音人分类读给使用乙种方言的人听。读每类词汇前，应由测试者说明词类词汇的内容，如“天气”类、“服饰”类等。因为语言在实际使用时总是有一个语言环境，听话人也会有预设，所以预先告诉听话人每类词汇的内容或范围，更接近语言实际使用时的情景。不过应注意不能给听话人更多的别的暗示，例如按顺序排列数词或人称代词。根据听话人能听懂其中多少词汇，再加以词频和语素重要性分级加权统计，即可得出可懂度的百分比。
我们曾用上述方法测验广州话对上海人的可懂度。实践结果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详见游汝杰、杨蓓《上海话、广州话、普通话接近率的计量研究》,刊《汉语计量和计算研究》（邹嘉彦等编，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1998年。）

词汇材料采用《上海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所录常用词汇，共182个。

这些词汇共分十七组，前十六组按语义分，第十七组是高频词，即频率在0.5以上的词。因为每组词汇数很少，如果某组高频词略多，组频率就会增大过多，所以把高频词集中起来另列一类。
被调查人是以上海话为母语，并且会说普通话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共四十人。

先请一位以广州话为母语的发音人黄新宁将182个词分类各读三遍，同时用录音机记录。然后播放录音带，请被调查人用汉字记录听懂的词。词汇是分类播放的，每播放一类前都说明此类词的内容，例如“房舍”、“植物”等。播放录音及记录的时间共45分钟。

计算结果，粤语词汇与普通话和上海话的接近率，按口语可懂度统计为 67.21％。
上述方法虽然已经考虑到听话人的预设因素，但是毕竟没有实际的语言环境，又有同音词问题。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可以设计一套类似“托福”(TOEFL)中的“听力综合测验”(Listening Comprehension)那样的测验题。
方言间口语可懂度测试的受试人在理论上应该只会说母语，没有任何别的方言、标准语或书面语知识，但是事实

上很难找到理想的受试人。其结果是可懂度测试往往不能逆转，
例如广东话对上海人的可懂度如果是40％，那么上海话对广州人的可懂度有可能达到60％，因为广州人多少有些普通话或书面语知识，而上海话比较接近普通话或书面语。

方言分区和音位归纳一样都只能是共时的，而不是历时的。但是大家在讨论汉语方言分区时都不可避兔地跟切韵牵扯起来（本文也不能幸兔），这是因为汉语方言调查历来都是以切韵音系作为出发点的。因此在选择比较两地异同的项目时，大家都习惯于考虑它们在中古的音韵地位。好在供比较的项目本身都还是共时的。这六种方法中只有最后一种是完全不顾历史来源的。

方言分区虽然是共时的工作，但是如果分区所得的结果能够符合历时的情况，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目前对汉语方言第一层次的区域划分，是跟历史来源相符合的。但是从可懂度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把新老湘语归并在同一个方言区内。新湘语跟老湘语通话很困难，而跟西南官话通话较容易。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方言分区工作都有必要参考本地人对当地方言分类的意见，任何本地的成年人对于本地方言与四邻方言的差异往往都很敏感，他们常常向方言调查者指出邻近地区别种方言某些字音、词汇和句式的特点。并且意见相当一致。他们对于当地方言分类的见解往往与语言学调查结果一致。例如赣南客话区居民和赣语区居民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别人说的是什么话，他们的见解和方言学调查的实际结果完全一致。在设计方言分区调查项目 的时候很有必要参考他们的意见。

方言分区工作的结果要求在方言区划地图上表现出来。方言区划图上允许存在三种较为特殊的区划，一是方言岛，二是方言过渡区，三是语言飞地。

中外语言学著作常常述及各种方言岛，但是对方言岛的涵义往往语焉未详。本书是在下述意义上使用“方言岛”（speech is1and）这个术语的。

在方言地理学上，被另一种方言或语言包围的方言称为方言岛。关于方言岛的涵义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1.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方言之间的方言不算方言岛。例如湖南省境内湘语和官话之间的乡话。也就是说，包围方言岛的方言必须是单一的，例如，福建南平官话方言岛的四围是单一的闽语。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方言岛的部分边界与国界重合，界外说的是外国话，这样的方言岛可以作为准方言岛来研究。例如黑龙江的虎林方言岛，部分边界与中俄边界重合，国境以外说俄语。

2．海岛上的方言不算方言岛。例如北部湾的涠洲岛是说闽语的，但是隔海相望的北海市说粤语；广西钦州沿海一带使用粤语，但是龙门岛说官话；江苏省长江上的扬中县使用江淮官话；浙江沿海若干海岛使用闽语，最北的一个是舟山的花鸟山。这些海岛上的方言不算方言岛。

3．狭义的方言岛，岛上的方言与包围它的方言必须是分属系属不同的两大方言，如闽语包围中的官话；吴语包围中的闽语等。换句话说，岛内外的方言必须差别较大。广义的方言岛，岛内外的方言，在方言系属上同属一大类，但是分属两小类，例如四川西昌的河南话方言岛，岛内的河南话和岛外的四川话均属官话方言，但是下位分类不同，河南话属中原官话，四川话属西南官话。或者岛上的方言带有不同于岛外方言的明显而重要的特征，如大多数城市方言岛，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方言明显不同。

4．方言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岛的外缘明确，同时岛内居民所使用的方言有单一性。例如吴语区的杭州半官话方言岛的地域只限于城区，城内外方言迥异。方言岛的边界很容易确定。但是一般的方言边界往往难以划定，语言

学家常常有不同的意见，例如湘语和赣语的分界。
两种或多种方言区的交界地带的方言兼有两种或多种方言的特征，这样的地区可以划为这两种或多种方言的过渡区。例如江苏的丹阳县县城是江淮官话和吴语的过渡区。在丹阳话里古浊声母文读音，平声读送气清音，仄声读不送气清音，类似江淮官话：白读音不论平仄都读较弱的不送气浊声母。如“糖”文读为［th-］，白读为[d-]；“荡”文读为[th-]，白读为[d-]。这个过渡区面积很小。这种面积不大的过渡地带在方言边界两侧很常见。在大比例尺的地图上往往略去不计。也有面积颇大的过渡区，例如福建西北部的邵武、光泽、泰宁、建宁、将乐、顺昌六县市，南与客家话区接壤，东与闽语区接壤。这一地区的方言既有客家话的一些特点，又有一些与闽语相同的特点。可以把这个地区划为闽语和客家话的过渡区。

介于官话和吴语之间的徽语区也有过渡性方言的性质，其声调分而声母没有浊塞音，又近官话。方言过渡区是方言在地理上的渐变性和不同方言相互接触和交融造成的。

方言飞地是指离开本方言区大本营，而被别种方言区分隔的方言片或方言点。方言飞地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两种以上别的方言所包围的飞地，例如闽语的大本营在福建和广东的潮汕，闽语有一块飞地在广东省的沿海，它被粤语和客家话所包围，雷州半岛的闽语飞地也为这两种方言所包围。在广西的闽语呈散点分布状，常被多种方言分割包围。另一类是只被一种方言所包围的，即形成方言孤岛。如官话在福州南平的飞地“土军话”方言飞地大多是迁离大本营的移民造成的，如闽语在海南岛的飞地是闽东一带闽人大约在明代渡海人岛后形成的，至今飞地上的方言还与闽东一带的闽语较接近。也有少数飞地是大本营的边缘地带被别的方言侵蚀后，残留下来的，例如浙南蒲门的温州话。

四 、制约方言区划的非语言因素

语言现象本身在地理分布上的异同，是方言区划的根本依据。造成汉语方言地理分布格局的原因，除了语言因素本身（方言内部演变、方言借用、方言交融）之外，还有下述三种主要的非语言因素：人口迁徙、行政区划、交通往来。

1、人口迁徙

人口迁徙是造成方言地理格局变化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汉语方言地理格局在历贴的几次重大变化都是因人口迁徙直接造成的，例如江苏的宁镇地区本来属于吴语区，晋永嘉丧乱后，因北方移民大量迁居这一地区，遂沦为北方话区。

2、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和方言区划决不是一码事，但是历史上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二级行政区划——府或州对方言区划的形成往往起到显著的作用。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府（州）是一群县的有机组合体，府治不但是一府的政治中心，而且一般也是该府的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古代交通不发达，一般人又有视离井背乡为畏途，除非有天灾人祸，离开本府的机会很少，社会活动大致多在本府范围内进行。所以一府之内的方言自然形成一种向府治方言靠拢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许多府的属县往往是由本府中一、二个最古老的母县析置的，由老县分出新县。新县往往是由老县的居民移居开发的，例如浙江温州府六县析自东汉永宁县，台州府六县除宁海外皆析自西汉回浦县。在这种情况下，同府属县方言相接近是很自然的。

在历史上二级政区长期稳定的地区，现代方言的区划事实上与旧府的辖境关系甚为密切。最典型的例子是：浙江吴语各小片和明清十一府辖境可以十分完整地相对应。即太溯片——嘉兴府、湖州府、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婺州片一一金华府：丽衢片——处州府；瓯江片一温州府；台州片——台州府。福建的方言区划，与北宋政区也大致对应。如闽语的闽北片，包括建瓯、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和浦城，相当于旧建宁府辖境。这一地区东吴时是建安郡，唐代是建州，南宋以后是建宁府，长期同属一个二级政区。

3、交通往来

交通往来是造成不同地点方言相互接近的重要条件。交通方便的地方，人们往来也方便，方言自然接近，例如广东境内京广铁路沿线居民点方言越来越接近广州活，韶关市区已通行广州话。又如吴语太猢片包括今苏南、上海和浙北，是平原水网地带，自古交通往来方便，所以方言大面积一致。不像交通阻隔严重的浙南，方言复杂难通。如果不加深究，往往误以为山川形势会影响方言区划。其实山川形势的作用是以交通往来为前提的。有舟揖之利的河流并不会造成方言的阻隔，例如福建的几个方言片几乎各自都相当于一条河流的流域，如闽中片相当于沙溪流域。大运河也决不是方言的分界线。河流只有在不利航行时，有可能成为方言的分界线，例如云南的澜沧江多急流险滩，所以江西的云县话与江东的景东话和巍山话分属两个土话系统（见徐承俊《云南云话调查报告提纲》，载《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三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高大的山脉常常阻绝交通，所以常常成为方言分界线，如浙江临安县西北部的天目山是长江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山岭多在海拔千米以上，阻挡南北、东西居民的交往，也是吴语太湖片和宣州片及徽语、官话的分界线。又如福建多独流入海的河流，往往一二条河流的流域自成一方言片，各流域之间皆有高大的分水岭分隔，不便人们往来。如双溪和松溪以石峰山为分水岭。双溪流域方言属闽东片，松溪流域属莆仙片，又如福鼎、连城、尤溪、清流等县地处山区，周围五十里以内常有数种不能通话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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