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着传统的反抗——新时期妇女文学创作中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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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小江   
来源：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欧美文学，介绍作家和作品之前，要紧的是介绍该国的历史和文化，该作家的生平经历和创作背景。如果要向国外的读者推荐当代中国女作家的作品，同样要紧的是，介绍当代中国妇女寻求解放的历程——这是当代中国妇女文学创作的一个共同的背景。
     首先需要澄清，当代中国女作家的创作背景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不是“五四”反封建运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时代不同了”，女人和男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似乎是与中国传统完全脱节。这个时代的性别角色被重新定位：在法权上规定“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在意识形态上倡导“男女都一样”、在社会实践中“妇女能顶半边天”。当代中国妇女文学从这种土壤中萌生，与“五四”时期的妇女创作迥异：在倡导“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中，它却特别鲜明地扯起了“女人”的旗帜。
     “女人”，是一个挑战，是向已获得的社会平等权利挑战，象是要回归传统；但同时它更是对传统的挑战：是向延袭千年天网恢恢的旧传统挑战；更是向40年来“男女都一样”的新传统挑战。正是这个挑战，在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上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妇女女性主体意识终于觉醒。
     女性主体的觉醒，于中国妇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将近百年，终于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80年代社会改革中完成。我们的女作家用自己的行为、心灵和笔触，及时地参与、表现和记录了这个从觉醒到反抗的过程。
     回顾新时期中国妇女文学创作历程，大致可以看到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妇女文学创作主题集中在女人的觉醒。这一批作品，以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为开篇，持续到1986年城市全面改革，突出表现了解放30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女人不同于男人的生活体验，从而揭示出女人不得不觉醒的心理历程。这批作品中的佳作，几乎篇篇都有“社会轰动效应”。它们是先驱，吹响了当代中国妇女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号角。
     第二阶段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作品集中表现了“觉醒了的女人”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它以对“女人”身份的确认和自信为前提，在“女性人格”的层面上提出了一系列“女人的权利”的要求，较一般社会层面上的妇女问题是更深入了。
     这里有一个巧合，90年代初，有两部英文版的“当代中国妇女小说选”问世。一本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英美文学研究专家朱虹教授之手，由哈佛大学东亚系叶凯蒂博士作“序”，所选作品大多写于80年代前期，突出了一个“觉醒”；而《我要属粮》这一部集子，由美国女编辑金婉婷（Diana B.Kingsbury）在当代众多的妇女作品中精选编译， 作品几乎全部选自80年代中后期，主题集中于在“觉醒”的基础上全面伸张“女人的权利”。
     在社会法权平等的条件下，当代中国妇女究竟要求什么权利呢？
     经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女权运动的要求不同，它几乎不涉及任何社会权利；与历代（包括现代）中国妇女的权利要求不同，它似乎在有意回避“男女平等”问题。它于无声中极为迅速地超越了第一阶段，在“觉醒”的同时就开始了对“觉醒”的批判：因为她们所要求的权利，恰恰是前一代女人在走向觉醒的过程中主动放弃了的。它因此也反抗她们自己。
     通过《我要属狼》这部集子中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种要求：
     　　　　爱与被爱的权利
     爱是女人的宗教，象是一个早已被说滥了的话题。爱情、爱男人，就是爱丈夫——这曾中国女人的爱的宗教。今天，女作家重新拣起这个话题，在“一神论”的爱的教义中揉进了“泛神论”的情趣。如同过五六斩六将：第一关，它冲破了婚姻樊篱。韩春旭的《背对命运的独白》写的就是这个主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隐晦的“第三者”插足的故事：未婚先孕，面对一个不得不放弃的生命做自我生命的剖析。是女人，却仍然要说：
     “我多想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诗一样美，懂得爱，会爱，爱得温柔，爱得热烈，爱得俏皮；做爱人，做妻子，做母亲。人间女人所具有的全部感情，我都想亲自去体会。”
     华丽的语言如同华丽的情感，不仅无视传统的家庭规范，而且无视传统的道德规范。但她仍然屈服了，她不得不堕胎。她的胜利，只在她真实地、以全部身心爱过了，因此她有权利说：
     “张洁的《爱，是不以忘记的》，中国人的这种爱，又有什么不该忘记呢！爱得这么萎缩，这么可怜，这么丑陋。”
     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和王安忆的《弟兄们》则是从另一个角度，以同性之间（主要是女性之间）的爱慕依恋之情对传统的爱情关系提出挑战。作品中没有丝毫的道德检讨。她们只是“做了”，并且忠实地记下了“做”的体验。作品中几乎没有故事。她们只是在申诉，申诉一种被看作“不合理的”权利的“合理性”，并且极力使这些无论在新社会还是在旧社会通通要遭到谴责的行为本身成为美的。谁能抗拒美呢？你不能，你就承认这种权利吧——她们想说。
     　　　　“性”的权利
     与爱的主题相反，“性”的权利要求在中国妇女创作中是一个崭新的内容。性与婚姻的结合是性行为绝对必要的前提，以及女人在性行为上的被动性，似乎也是儒教传统。但女人一向嫌恶“性”，并且执着地将性与爱紧密相连的传统，也许不尽是儒学教化的结果，恐怕倒是与女人憎恶自己在婚姻中不得不成为“性服务”的工具有关。
     80年代改革中，社会上没有出现轰轰烈烈的有关“性”的讨论，也没有西方60年代那样风起云涌的“性解放”运动。反对色情、滥情的“扫黄”运动一直是深入人心的。但是，新一辈妇女的性爱观念却于无声中发生了大的变化。80年代中期以后，性的主题在妇女创作中已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女作家借女主人公之口，将与肉身相关的“性”同与灵魂相关的“爱”相提并论，或区别对待，可以随意地被人阐释为现实生活中的“性压抑”或幻想中的“性解放”。向娅的《女十人谈》用了纪实文学的手法，也许就是企图避开批评家的随意阐释，试图用真实的故事去揭示一个真实的变化：一场深层的性革命其实已经开始，在部分女人那里，或许已经完成。它之所以这样悄然无声，而且无需“粉身碎骨”，是因为对相当一部分知识——职业妇女来说，社会平等条件已经具备，女性主体意识已经觉醒，一旦冲破了来自自身的、传统的性观念的束缚，“性”的权利要求就会相应产生，如水到渠成。
     在当代中国妇女性爱观念的变化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为什么“性”能从“从一而终”的婚姻中挣脱出来？“她”试图回答：“你的世界那么大，一个男人怎么容纳得下？！”在对男人失望的情况下，“她”敢说：“性和爱是两码事。如果你终生找不到一个可以爱、值得爱的男人，你就永远放弃性的享受不成？”无论是非，这种声音在当今中国知识女界不乏响应者。这种“性”的权利要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妇女解放问题，而是“解放了的妇女”的问题。
     　　　　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曾经，妇女的生活方式是千年不变的：出嫁，做妻子、母亲，是女人唯一正当的归宿。解放以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变了，家庭角色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她不过是变成了有职业的妻子——母亲。未经改造的传统象一条无形的绳索，牵引着她，不由得她不沿着一条老路走到底。那路标上写着：你别无选择。
     觉醒了的女人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义无反顾地提出了“选择”的权利要求。《你不可改变我》中的“我”，是一个有职业、有男友也有女友的独身者，过得舒展而惬意。《背对命运的独白》中的“我”甘愿选择“有爱”却“没有婚姻”的生活，“我只要现在，我就满足了。”——这些权利要求，在过去，在十年前的社会上，人们的道德观念中，甚至女人自己，都会被看作大逆不道，如今却这样堂而皇之公诸于众：
     “我”（《女十人谈》中一位医学硕士）找到党委书记，说：“我打算生个孩子。”
     他似乎很高兴，笑眯眯地说：“这么说，你要结婚啦？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啊？”
     我早积了一肚子闷气，这时突然愤怒了，“您为什么认为一定要结婚才能生孩子？”他怔住了，挟着菜的筷子举在半空中，菜汤滴了一身。他大概怎么也不相信我这样一个业务骨干、基层干部会未婚先孕。结巴了半天，他才反问：“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道德吗？”
     我更激动了：“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现在回答您，这是我的权利；我是女人，生育是我的天性。身为女人而不许生育是不人道的！”
     　　　　自我发展的权利
     “自我发展”与“妇女解放”是两个在性质上不尽相同的命题。“妇女解放”是群体性的，针对男性中心社会和妇女“第二性”的历史；而“自我发展”在当代中国妇女却恰恰是“解放了的”结果，是在事业和家庭双重性的重负下挤压出来的呐喊。这部集子中有两部作品，正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妇女的“自我发展”问题。
     马中行的《我要属狼》，是千百万当代中国已婚职业妇女的生活写照。早它之前，谌容的《人到中年》也揭示了同样的主题，于隐忍的哀愁中流露出“委屈求全”的无奈。“狼”则不然。她原是“羊”：是婆婆的羊、丈夫的羊，儿子的羊，顺从惯了，奉献惯了，“被家务压迫、窒息、折磨而变得愚钝、变得卑贱”；和不识字、没有职业的婆婆一样“被绞杀，在历史的长河中，殊途同归，相会在‘家庭奴隶’的轨道上”。但她毕竟不同于婆婆。她是大学讲师，她必须在讲台上站得起来，“这不仅关系到我的工作，而且关系到我的心灵。”在事业与家庭两难的困境中，“我曾千万次的问自己，如果我Single，我会不会耐不住寂寞。当我陷入生活重负的无底深渊时，我自责：为什么我年轻时就没有足够的坚强，没有足够的聪明，选择这条路。”“如果我能从头再活一辈子，我不愿意属羊，我要属狼。”
     “属狼”，是女人为了“自我发展”不得不做出的反抗。夏之娴反抗了，结果怎样呢？白峰溪的《风雨故人来》在扉页上引了女主人公夏之娴的话：“女人，不是月亮，不借别人的光炫耀自己。”但她的发光，她在事业上的发展是以牺牲了爱情和丈夫为代价的。功成名就时，她说：“一个女人，在社会上得到了发挥能力的事业，可却失去了她应该有的生活乐趣，她自己难道就不痛苦吗？难道这样做就证明她坚强吗？当然不是！”她告诫企图效仿她的女儿：“我走过的路，实在不想让你再重复。”
     在要属狼的“我”和夏之娴这两个女主人公不同方向上的自我否定中，可见当代中国妇女“自我发展”的要求，已经不是针对任何单一方面的权利，而是全面发展、更加完美的人生。
     其实，这部集子中所有的作品，都反映出当代中国妇女要求全面发展的愿望。一种强烈的“求全意识”贯穿她们的行为，成为她们的信念。但她们几乎无一不在“求全”的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因此她们反抗。
     但是，反抗什么呢？向什么人去要求权利呢？
     不是向社会、向政权，也不是向男人、向家庭，而是向传统！
     尽管旧的社会制度早已改变，尽管“男外女内”的生活模式早已结束，尽管男女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尽管妇女不仅在社会上的“顶半边天”而且家里家外撑着“一个天”——但是，传统的力量仍然无所不在，象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里里外外都被笼罩住了；整个“新社会”就在这张网里面，男男女女都被罩住了。这个传统象血液一样流淌在社会乃至每个人的肌肤之中，使得女人和男人都成为它的载体或帮凶，它的受益者或受害人。你如何逃得出去？你自己就是传统！你能拔着自己的头发逃离地球吗？
     所以我们不会奇怪，几乎所有这些作品于传统都是叛逆，却又不尽是女权主义的。它的矛头只在反传统，反抗已经成为我们自己、却限制着我们发展的传统。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可见铁凝的《遭遇礼拜八》。离婚了，“朱小芬很超脱”，“她才三十四岁，每每想到她的岁数和她的离婚她就高兴。”但离婚这种事在“传统”看来是悲剧，人们于是想当然地对她表示同情。铁凝用俏皮、倜侃的文字数落了所有的善意给朱小芬造成的困境：她逃离了婚姻——出了一张网，却终于无处可逃——又落入了“离婚悲剧”之网。可她又有向谁去挥舞反抗的大旗呢？所有那些给她造成不快的人都是好心要帮助她的人，是她的同事、领导、亲朋好友。《我要属狼》也同样，逼得“我”狼性发作的人，正是其最亲近的人：丈夫、儿子和婆婆。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传统的同时，当代妇女的权利要求恰恰很多地露出了“传统”的马脚。比如，对爱情的执着，对男人的依恋，对做母亲及生育权利的要求。在她们反传统的呼声中，我们会看到，有两个传统是她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底的：一是爱的权利，这是历史带给女人的古老的传统；另一是男女平等的工作权利，这是社会主义中国为女人造就的新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正是当代妇女要求其它权利的基础和前提。从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以上涉及到的权利要求背后，是因为有了“社会参与”的权利基础和自食其力的经济基础。一旦面临丧失其它权利的危险，她们总要回到“工作”中寻找补偿。她们宁可一无所有，甚至没有爱、没有家庭，也要坚守“社会权利”这块最后的阵地，而不是象传统的女人那样把家庭当作避难所。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理解这些作品的思想感情和精神追求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观察和了解当代中国妇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那么，男人在这些妇女的作品中占有什么地位呢？
     这些作品几乎全部背离了Romance的叙事故事传统； 即使讲的是情爱，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女人在这些作品中成为绝对主体，男人通通扮演了“陪衬”角色。《弟兄们》中，男人与女人的位置倒置过来，干脆成为“家里的”。但我们最终还是看到，所有这些女人，并不抗拒两性之爱。在她们的生活中和心灵深处，可能有不少对当代男人的失望和不尽满意的地方，但她们不排斥男人，也不抵毁男性；甚至，她们正是在两性之爱的基础上重新树立着自己的女性形象。
     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的《弟兄们》可以看作一部象征性的作品。小说中的人物、思想感情、人际关系、命运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知识——职业妇女的生活经历中很有代表性。所谓“弟兄们”，是三个女人。这是一个寓意，隐示着当代中国知识妇女完全可能象男人一样在社会上学习、工作，而且可能比男人干得更出色。女人地位的僭越，不仅在学校中、社会上，甚至也表现在家庭关系和私生活领域。“老二”可以不由丈夫分说地决定她“要”或“不要”一个孩子；“老大”几乎可以无视她丈夫的存在把自己的家装扮成一个女孩子的“娃娃家”；“老三”背叛了她的“弟兄们”，跟着她“家里的”走了；并不是因为她别无选择，而是她自己放弃了大城市和好职业的诱惑，甘愿选择爱情——她也掌握着自己生命的舵盘。
     自称为“弟兄”，却偏偏要数落男人的不是。“她们说三道四的，对男人失望得要命，想到她们竟生在这样一个衰微的时代，真是莫大的不幸。”但是，她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男人。无论“弟兄”情谊如何深似海洋，终究未能抵挡得住两性之爱的诱惑。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男人的主体地位，但男人的主体作用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在学校，她们“比”，是与男同学比；她们以“兄弟”相称相待，也学得“象”是男人；但一旦男人真的出现在生活中，她们便被各自的爱情离间，迅速还原了自己的本性——女人。这时候，“她们想着，男人究竟是什么？她们说，男人是女人最天然的终生伴侣”——不偏不倚，又回到了传统，回到了终成眷属的传统的爱情主题。
     有趣的是，这部集子中所有的作品，包括《女十人谈》中的自白，都充分表现出女主人公在两性关系上对男人的宽容和妥协。这种巧合，其实与当代中国妇女的现实生活态度是相吻合的。我们与其指责她们过于传统，倒不如尊重她们对传统的执着——这也是一种反抗。在“传统”日益被“现代化”取代，在物质文明对传统的人情、亲情、爱情的猛烈冲击中，甚至，在女权主义颠覆了传统的两性关系、为自由付出幸福的代价中，中国妇女对传统的执着和反抗，更难能可贵，更需要勇气、智慧和胸怀。毕竟，这世界这人类是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共同创造的。如今，没有男人的解放，谈什么妇女解放全人类解放？而失去了女人的宽容和爱心，男人又如何解放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