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什么是纪录精神？

湘里妹子

一、一个案例分析

　　看了标有2000年7月1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成长·写真》版"和他们一起生活"，觉得可以作为案例来谈谈什么是纪录精神。该版以7幅篇幅不等的照片反映了一个叫吴培杰的人在成都与一群流浪儿在一起的情景，配发的文字是关于吴如何"体验生活"，如何与流浪儿相处的故事。

　　看起来这是一个关注流浪儿童的主题，非常符合该报一向关注弱势人群的主张。但是在这里，这种关注却是油浮在水面上，看上去五光十色，底下却完全两码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吴培杰的人，他的身份是一个公司白领，年收入3-5万元，出于"丰富人生经历"的目的开始与流浪儿打交道，为此吃了不少苦，如钱包被偷，睡在路边；也为他们做了很多好事，如请流浪儿吃肯德鸡，帮助他们回家。但正如标题"和他们一起生活"所显现的，流浪儿在这里只是一个"他者"的存在，而吴却指代着该报的目标读者，否则就没有必要交代他的年收入和他被同性恋骚扰的故事，已及他用300块钱上路，身无分文回家的经历，因为这些本与流浪儿无关，照理说并不应该出现在有限的最需要交代的文字说明里。所以我们这里看见的其实是一个都市人的"丛林历险记"，流浪儿不过是"丛林"的指代。文字说明中以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的吴为故事的叙述者，而流浪儿是被叙述者，唯一被直接应引用的，是一个要回家的流浪儿对其他流浪儿说的："你也早点回家，别在外面了"。--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回家呢？这些在社会中流浪的孩子们为什么要流浪？！只要关注流浪儿童，这就是核心问题，回避不了。而说明中对此原因唯一的交代是，一个叫何川的孩子与家人赌气。我不知道是否编者真的认为那些流浪儿都是由于赌气而在外流浪的，否则为什么回避这么重要的问题，是吴培杰没有做调查？他既然已经成功地和流浪儿混在一起，取得他们的信任，这种问题都不去了解，他干什么去了？！

　　不仅如此，作为叙述者的吴培杰还有一个慈善者的光环，他曾给流浪儿吃喝并带回旅馆；还带他们到肯德鸡去过儿童节，七分之二的照片是表现在肯德鸡店里的场景的，配发的文字说明分别为："胖娃端着买来的食品，眼光就没离开过盘子"，"何川吃着汉堡包说，他从来没想到能来这里面吃东西"；最后吴与他们惜别时，据说孩子们"执着地挥手叫喊"，多么感人的场面和完满的结局！不仅感人而且对于读者来说很安慰，它满足了我们的同情并且抚慰了我们的良心。然而这里的同情和慈善不仅是廉价的（8天时间300块钱），而且是压迫性的，因为它把流浪儿置于一个受施舍和被同情的被动位置上，来满足对他们生活的窥视，其实这已经不仅仅是窥视了。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叙述，是强者对弱者的叙述，并且正在这种叙述中完成了这种压迫。所以我们看到作为"他者"的流浪儿在这些文字里只能以第三人称存在，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但是促使我写这些文字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关心这些影像的来源问题。考察影像真实程度的一个方法是考察拍摄的视角是否可以被证实。作为一种以影像的方式进行的"写真"，我关心的是：谁拍了这些照片！因为这些照片是以与叙述者共时态的纪录方式拍摄的。肯定不是吴培杰，他自己在影像里，自己不能拍自己，这是常识；但他不是单枪匹马去"流浪"的吗？文字说明说得很生动也很明白。再看仔细些，常识没有错，吴培杰果然不能自己拍自己，我看到了几个不引人注目的字--图/何海洋。

　　谁是何海洋？！他是记者吗？如果是，那么吴培杰的"流浪"就肯定不是文字说明里所说是个人行为，一个人流浪难道还要带上记者？或许正好相反，吴的"流浪"本来就是媒体的策划，吴不过是被媒体挑中的"卧底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吴不过是前台的演员，而操纵演员的是导演。怪不得在"图/何海洋"前还有"文/邓孝政"。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写真"，原来"真"是这样被"写"出来的。或许你会说，所有的"真"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被"写"出来的，对！我同意。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暴露出这是"你"的写作，你的动机和立场，你为何而写，为谁而写；就影像来说，你必须交代"你"的拍摄方法和视角，这样才能给读者提供评判的基础，要让读者知道：这里的"真"是被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而不是用"真"来扯大旗做虎皮。"真"并不只是结果，作为结果的"真"必须与产生结果的过程和方法结合起来才是有效的，否则，对于影像来说，"真"是无效的，因为我们无法评判它是否是从现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来。打比方说，我们要判断一朵花是真花还是假花，最有效的办法是顺着它的根茎摸过去看看它是否长在土里，有时我们甚至还需要挖开土考察考察它的根，--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造假水平高。所以这里的问题是，策划了这个行为的导演为什么要故意隐藏身份，把自己隐藏在吴培杰的身影后面，以这种伪造的身份混淆视听？这种叙述策略说明了什么？明明是卧底，明明是媒体做"秀"，却刻意掩饰，掩饰的是什么？

　　通过这种叙述，这种"写"真，我看到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如何被演变为一个猎奇的探险故事。什么叫媒体的商业化，这就是。《南方周末》其实是一份我所敬重的报纸，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容忍它以这样的方式如此处理这样的问题。因为这种叙述策略抹杀的其实是流浪儿童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残酷色彩和社会的责任。

　　回到我的题目，什么是纪录精神？纪录精神是对人的真诚、平等的尊重和倾听，是对生活真相的敏锐、勇敢的探索和质疑。其实这话已经被说得很多了，但是要体现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上，并不象说的那么容易。关注弱势人群，确实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但更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立场、方式和视角去关注，否则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就难免发生。肉铺以狗肉充羊肉不过是为了卖个好价钱，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自己不反省，也以为狗肉就是羊肉，就自欺欺人了。



二、纪录：启蒙还是欺骗

　　美国纪录片史学家巴尔诺（Erik Barnouw）在他那本著名的《纪录片：非虚构电影史》第二版(1)，增补了一章对当代纪录电影运动的回顾，在这一章的最后，也就是这本书的结束，他说到：

　　"避免去发明什么，纪录片工作者选定的是一种艰难的约束。一些艺术家从纪录片转向了故事片，因为他们觉得故事片让他们更接近真实，他们的真实。还有一些人，他们应该已经出现，转向纪录片是因为可以使他们的欺骗更可信。

　　真实感和权威性，是纪录片的特性，--正是这吸引了需要它们的人，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个动机正是启蒙或欺骗的力量来源。"

　　(In eschewing invented action, documentarists adopt a difficult limitation. Some artists turn from documentary to fiction because they feel it lets them come closer to the truth, their truth. Some, it would appear, turn to documentary because it can make deception more plausible.

　　Its plausibility, its authority, is the special quality of documentary-its attraction to those who use it, regardless of motive-the source of its power to enlighten or deceive. ----Documentary: a history of the non-fiction fil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之所以把原文列出来，是因为我知道国内开始有一种越来越流行的见解，就是认为国外纪录片已经发展到可以虚构和再现的阶段，我们太落伍了，中国的纪录片早该可以虚构和再现了，真实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是真实的，真实是中国八十年代讨论的问题，现在早过了这个阶段。在我所接触到的一个汉语译文里，就把这里的第一句话译为"纪录电影工作者在否认发明创造的同时，实际上也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似乎接下来就可以解放手脚干革命了。这种观点里表现出对中国纪录片发展特定历史语镜的无视，从而无法理解推动和形成中国新纪录运动发展轨迹的历史动力，--撇开这些先不谈，如此简单地理解和诠释纪录片中的虚构与再现，其实并不是所谓后现代纪录电影（postmodern documentary）的本意。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重要问题，否则我们就难以避免再看到《和他们一起生活》那样的"写真"。

　　巴尔诺说纪录片工作者的天命是在现实中的发现（findings）而不是发明。他们通过选择自己的发现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他们的主观性正是在此以这样的方式体现出来。即便是"客观"，也是选择的结果。纪录片确实并不绝对排斥虚构和再现，这是西方新兴的后现代新纪录电影的主张，但这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它是基于对现实中的真实的重新读解，是对作为共识的真实的怀疑与批判，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和建构真实，--他们所认定的真实，正因为此，它是必须被非常审慎地严肃对待和运用的。它体现的其实依然是一种批判现实的精神，它满足的是观众了解现实的渴望，而不是去制造超现实的神话来满足观众的白日梦，它的震撼力永远来自这个方向，--现实中的不为我们所知的更辛辣的真实，是挑战我们的常识：关于真实的常识。并不是象我们很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可以简单地用虚构来代替现实，以此逃避在现实中的艰难险阻；它在现实中需要跋涉的艰难险阻可能更大，因为它希望的是超越所谓客观真实的表象，追求更本真的真实，--而从来不是放弃真实。

　　

三、什么是更本真的真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录的历史就是关于真实观念的理解史。真实问题永远与纪录片联系在一起，互相缠绕，无法分离，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正如巴尔诺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真实也同样可以成为欺骗的来源；这在今天，特别是数码影像的时代，成为对纪录片存在意义的威胁。当谎言以真实的面目出现，真正的纪录片工作者该怎么办呢？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我们确实已经看到很多悲观论者对影像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和绝望，他们并不认为有所谓更本真的真实存在，真实是不存在的，婴儿不过是幻象，你怎么知道它就是一个宁馨儿而不是魔鬼的化身？你无法证明！对于悲观论者来说，大地是分裂的，现实是不可信的，纪录片是没有意义的，人类是无法救赎的。但真正的悲观论者不会是纪录片工作者，凡是投身于这个孜孜不倦的辛苦劳作中都是对人类救赎怀有信心的人。无可否认，真正的悲观论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深刻的。然而，把他们对真实的绝望引伸到用虚构和再现来解救纪录片，却是我们的逻辑错误：既然真实不可信，所以无妨使用虚构和再现；言下之意是：索性让不信任来主宰纪录片--这是怎样的荒唐理论，竟然沦落到为欺骗的合法性做辩护！

　　有一位中国的老纪录片工作者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切身体会，他说：我临死之前，如果还能说最后一句话，我要说的就是：纪录片是不能虚构的！我为这句话对他表示敬意，因为我明白他要捍卫的是什么，在这句话的背后是整个中国新纪录运动艰难而珍贵的发展历程；我以为这远比那些似是而非而非的后现代理论更有份量，因为那是他用实实在在的生命投下去的份量。

　　面对如此情形，如何坚持纪录片的精神和理想？放弃真实吗？那等于放弃纪录片，放弃纪录片所赖以生存的大地；纪录片，就象传说中那位古希腊的英雄，力量永远来自大地，只能来自大地，这是它的宿命，而正是这样的宿命才造就了英雄。所以，不是逃避真实，而是重新检讨真实，以此来重新确立和清理安身立命的所在。纪实不能有效地保证"真实"的纯洁性，虚构和再现也同样不能，任何风格任何技术都不能向我们允诺这一点。在这个前提下，对"真实"进行的调查成为通向真实之路；这既是对我们惯用的建立在纪实基础上的所谓客观真实的质疑，也是对任何风格的真实感的质疑，更重要的对这种欺骗的可能性的警惕和抗争。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美国后现代新纪录电影的代表作品《蓝色警戒线》（The Thin Blue Line），它调查的是一个警察被杀事件。作者通过这个纪录片坚持认为警方抓住的只是一个无辜的替罪羊，真正的凶手是他的原告。作者放弃了传统纪录片处理这类题材所采取的客观与中立的风格，他亲自出面与各类见证人和当事者做调查和访谈，发现他们的说法彼此前后都有矛盾，他把访谈的场面与对这些内容的再现剪辑在一起，再现用的是非常电影化的手法：慢镜头、特写、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强烈的音乐，但都是非常谨慎地限定在他们所叙述的范围，虚构其实只体现在表现手法上，比如枪声响起的时候，一杯冰淇淋以优美的弧线从人物的手中慢镜头地抛出，在音乐中溅落在地，被谋杀的人慢慢地倒在地上，湿润在地上的血，人物的表情特写，--非常的戏剧化。这个被谋杀的场面反复地被不同地再现出来。更重要的内容体现在作者与原告所进行的自由交谈，他使他的访谈对象处于一种类似心理分析式的自由交谈状态，甚至回溯到他的童年经历，观众最终发现他是一个严重的精神变态者，而且作者甚至成功地使这个原告几乎等于自己承认了谋杀的罪行。你可以把整个片子都看成一个"虚构"，相对于官方认定的结论，所有这些都是作者的推测；但是对与作者来说，他所做的工作却是在与一个庞大的制造"虚构"的机构做斗争，这种"虚构"不仅能将一个无辜的人置于死地，而且能灭绝整个种族。他追求的其实依然是真实。

　　   

四、什么是更本真的真实？

　　它体现为：所有宣称为客观真实的东西都是可疑的，真实不是谁可以宣判的，也不是谁可以保证的，真实是由人建立起来的，就象生活和世界的意义是由人建立起来的一样。所以考察真实，应该把对媒介自身和创作者自身的反省作为考量的重要元素，因为它其实一直是包含在真实的建构中的。真实本身是什么并不可知，可知和可为的只是它是怎么样被建立起来的。它前所未有的强调创作者自身和他们所运用的媒介在建构真实时的作用，强调创作者的视野和视角对真实的影响。它比以往更深刻地体现纪录片工作者对现实的洞察力，穿越表象，搜索证据，暴露"真实"！一种开放的多纬度的真实。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排斥用虚构和再现的方法。这里的虚构是对纪实的反讽，却不是否定，因为没有对象的反讽是空洞的，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这里的虚构其实是纪实的延伸；不是兴高采烈的革命虚无主义，而是相反，是相反相成，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唇齿相依，--大地的吟唱正是这样从唇齿间穿越而出。

　　它告诉观众：我是如此来考量并得出我的结论，你是否愿意接受，请自己决定；它把信任交给观众。它对真实的态度是开放和民主的，真实是不应该被垄断的，每个人都有权得出自己的结论，它邀请观众的视角和视野的加入，而它的意义的实现正在于这多重视角和视野的相互碰撞、渗透与融合，因为不同角度的折射才能造就霞光的绚烂，让你驻足瞩目。

　　形而上的真实也许是深不可测的黑洞，无法被现实的光穿透。或许，为了理解的方便，我们可以和应该用另一个问题来表述：我的真实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是基于什么立场上的对真实的调查？说到底，真实是一种叙述方式，它必定要把藏在它背后的叙述者暴露出来，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隐藏着或躲避着，因为它一定是存在着的。那么，与此存在的就是叙述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真实其实是一种价值判断，它是基于价值立场上的叙述，它本身就是对价值立场的建构。我曾经说，在中国，纪录精神是一种底层精神；有人很不以为然，非得底层才有纪录精神？！其实我所指的底层是指它的价值立场，在主流价值之外的立场，由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新记录运动所奠定的立场。正是价值立场决定动机。亮出你的动机，--真实与动机和利益相关，启蒙还是欺骗，让我们从动机开始调查。


（2000年7月13日夜，上海；12月23日夜增补，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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