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方言形成于晋唐之前

霜叶红

来源：http://quanzhou.yiyou.com/html/14/264.html    2006-01-24 11:47:39

　　过去有人认为：“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入闽当推东晋”。唐林蕴在《林氏两湘支谱·闽序》卷一中说：“汉武帝以闽数反，命迁其民于江淮，久空其地。今诸姓入闽，自永嘉始也。”乾隆《福州府志》卷七五《外纪》引路振《九国志》说：“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这种说法无论从史实看，还是从语言自身发展看都是*格不入的。

　　《莆田九牧林氏族谱》说：“入闽始祖禄，永嘉时为晋安太守。”而《九国志》说，陈林诸姓，均以永嘉二年避乱入闽。永嘉二年的晋安，怎么会同时有两个太守？《莆田南胡郑氏谱牒》则说：“永嘉时，其始祖入闽，任福、泉刺史。”当时福建尚无福泉建置，何来福、泉剌史？又如民国《建瓯县志》卷十九《礼俗志》云：“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辟乱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剌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此说如果可信，永嘉入闽不只八姓，当还有危京和他的乡民们。又唐代林*《闽中记》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比较八姓入闽，岂不少了四姓？可见八姓入闽与其他记载多有抵触。所以唐代颜师古在注《注书》卷七五《睦弘传》时说：“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

　　历来族谱记载往往虚构事实以光宗显祖，夸耀门楣。如唐末王潮兄弟入闽，此后福建出现数不尽固始同乡。后人都以为闽人祖先皆来自固始。方大琮在《跋方诗境叙长官迁莆事始》中曾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王审知初建国，武夫悍卒，气焰带人。闽人战栗自危，谩称乡人，冀其怜悯，或犹冀其拔用。后世承袭其说，世（祀）邈绵，遂与其初而忘之尔，此闽人谱牒，所以多称固始也。泉州惠安的东下坑李姓，本是*民，为什么却自称是陇西李姓呢？这是因为唐时李世民乃陇西李，李是大姓，少数土著民族为避免汉人的歧视，就伪称自己是某一大姓的后裔，借以提高族群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族谱之类的记载，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应作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才不至于被引入歧途。

　　其实，早在西晋之前，汉人就已到达福建。《莆田县志》记载，莆田城郊就发现过西晋初墓葬，墓中砖土花三面凸起。旁篆“太康八年八月 日作”。太康为晋武帝年号，其八年为公元287年，比永嘉之乱早21年。林宗鸿等《南安丰州西晋太康五年墓》详细记载了1984年元月3日南安丰州旭日乡庙下村发现的一座西晋初冢墓。其墓砖均有模印“大康五年立”字祥，大康即太康。西晋初太康五年（284年）比永嘉之乱早24年。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福建寺庙的兴建也是在永嘉之前。《八闽通志》记载：侯官县十一都灵塔寺建于晋太康三年，今废；晋江县玄妙观，晋太康中为白云庙，唐改名老君祠，宋大中祥符中改名天庆，元元贞元年改今名。《南安县志》记载，延福寺，在南安县九日山下，晋太康时建，去山二里许；唐大历三年，移建今所；宋乾德中，改名延福。可见，永嘉之前早有中州人民入闽，他们带来了所信仰的道教和佛教。

　　总之，诸姓入闽并非始于永嘉之乱，而是在此之前。王充《论衡》云：“越在九夷，*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舄。”这就是说，在东汉时期，闽越人已经开始汉化。《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记载，东吴第一次出兵闽中之时，福建豪强詹强、何雄的武装力量大到足以抵抗孙家军。其时福建居民结构已是汉越交融，以汉为主。地方志书也对永嘉之乱以前汉人入闽有详细记载。例如，《惠安县志》：“锦田黄氏，泉之世家著姓。始祖隆公，为东汉公稽令。东汉末乱甚，于建安，弃职避世入闽。”又云：“黄兴，吴孙权将也，与妻曹氏入闽，居邑之凤山。”

　　倒是有人认为，永嘉丧乱之时，中州人民没有入闽。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中认为，永嘉丧乱之时，北方流民南下大抵集中在荆州、扬州、梁州和益州等地，并引谭其骧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的统计说，山东河北人迁江苏；河南人徙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人移汉中、川西。迁徙苏、皖、鄂、川各几十万，而到较远地方的湖南、江西才各有万人左右。据谭氏统计，从永嘉（307年）至太清（547年）二百四十年中，都没有避乱入闽的记载。况且永嘉丧乱之前的西晋太康三年，福建已有两郡十六县。即闽北的建安郡所辖建安、吴兴、东平、建阳、邵武、将乐、延平和绥城；沿海和闽西的晋安郡所辖侯官、原丰、温麻、晋安、同安、新罗、宛平和罗江。因此可以断定永嘉之乱北方流民对福建居民社会结构影响不大。

　　值得一提的还有，魏晋时期中原早已方言更迭，与泉州方言所代表的上古汉语有许多不同。其原因之一是人口的流动。

　　汉末三国，中原战事迭起，人口骤减。据《晋书·地理志（上）》记载，汉永寿三年（157年）全国人口有5648万人，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下降为1616万人。一百多年来人口少了近四分之三。《魏志·陈群传》云：“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及汉文帝时，不过一大郡。”由于中原地广人稀，西晋实行重赏招募投边地的士民回旭，从而引起西北郡县居民东迁南渐，导致潼关东西，黄河南北华胡杂处、戎狄各半。所以朱芳圃在《晋代方言考》中说：“即汉时一方之言，至晋时或变为通语……中原方言，几无一焉。此何故乎？盖中经大乱，人民迁徙，互相融化之结果也。故方言之剧变，当在汉末丧乱、三国纷争时代。”中原方言经历这场大调整，面貌已是全新。唐初刘知几在《史通·言语》中指出：“魏晋年近，言犹类今。”进一步说明了魏晋时期中原通语与唐朝的通用语是比较接近的。周振鹤、游汝杰和卢海鸣也分别撰文分析说，西晋永嘉丧乱之后，北方移民南渡进入建康地区，由于北来移民在人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北方官话就逐渐取代了吴语。美国汉学家罗杰瑞（Jerry Norman）在《闽语里的一些古方言词》中也说，晋朝郭璞时代9276-324年），中国主要方言的分岐是在北方和跨越长江叫做江东（长江以东）或吴的各地区之间。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确认永嘉时期北来移民的语言已不再是原来的周秦雅言了。魏晋之际中原一带正是北方话口语和周秦雅言交杂使用时期，《切韵》正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复杂的语音现象。成书于南朝的《世说新语》就再现出北方话的特片，如出现了疑问代词“那”，连词“但”，系词“是”，副词“都”，句法上出现“被”字句。董达武在《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方言共同语初探》中也谈到魏晋南北方话的变化，如以“太阳”代“日”，词尾“子”、“儿”的出现，“其”字用作主语宾词，“被”字句的出现等。泉州方言从形成开始直到今天，始终没有北方话这些封闭性词语和句法特征。由此可以推论，泉州方言的形成必定早于魏晋。说泉州方言形成于西晋永嘉丧乱之后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