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属于大众的人文关怀

柴禾妞

作 者：郑征予
来源: http://www.tvnet.com.cn
日 期：2002年5月26日 21:44





（一）
　　在我国当代电视传媒所传播的节目族群中，有一类节目以其与众不同的吸引力，吸引着中国观众十余年来的密切关注。这类节目既不是像新闻、资讯类节目那样，因其自身内容的“易碎”品性而被观众迅速不断地“弃旧图新”；也不像娱乐类节目那样，因其很大程度的市场化操作导致对观众口味的一味迎合，而“只领风骚三五天”。相反，这类节目以其自身题材的平民化、大众化，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形式的追求“纪实性”、过程相对完整性，特别是以其自身内涵的极富人文关怀特征，而在观众中引起了良好反响，许多节目对观众心灵世界起到了无声的抚慰、滋养、丰富、升华作用。而这种建立在真实人物、故事之上的精神滋养作用，对于当今中国人几乎普遍存在的迷惘、浮躁的心理世界来说，恰恰又是十分重要的。这类节目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国电视纪录片”中的大部分节目。
　　“纪录片”发轫于西方。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纪录片的初始阶段关注的是人类学主题，例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经典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摩阿那》，３０年代的《阿兰岛人》等等①。中国电视纪录片真正称得上是成规模、有个性、有深度并引起世人关注和反响、值得把它当做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来加以探讨和研究的，其实是发端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望长城》为标志）、兴盛于整个９０年代并一直延绵至今、以“纪实”为其基本形式特征并实行栏目化播出的一大批片子。和西方早期纪录片不同，中国电视纪录片一开始就非常集中关注的，并不是什么人类学主题或别的什么主题，而是当代中国最普通人民大众的生存主题，是集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②，以至于十余年来在中国的电视纪录片人物长廊里行走的，绝大部分都是当代芸芸众生、普通百姓的身影。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社会文化原因的。对于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人来说，生存无疑是第一位的主题，是具有无与伦比的严肃性、严重性、乃至神圣性的第一主题。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又使生存于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经历着新的物质与精神双重的艰难跋涉；在物质世界光怪陆离成败得失急剧变迁的背后，是人们灵魂世界浮躁迷惘无所适从中对人生价值、人生目标的重新界定与苦苦追寻。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又使社会对“人”的权利的重视与关怀、对“人”的生活与生存、奋斗与发展权利的重视与关怀，提高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程度。于是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工作者们也就恰逢其时、顺理成章地运用电视这一工具，承担起了真实纪录社会大众“生存主题”、面向大众广泛传播人文关怀的社会历史使命。于是迄今为止的中国电视纪录片，也就为自身打上了以人文关怀为主要思想特征的印记。
　　人文关怀是什么？“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和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等等③。人文关怀历来是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精英文化的基本维度之一，是文化理性的基础之一。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文化生态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互换位置、精英文化退居边缘地位、大众文化占据中心地位以来，人们就经常为精神、文化领域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忧心，而呼吁，而作出种种建议、设想和决定。但是历史总是按自己的步伐行进，失之东隅就会收之桑榆。以大众文化面目出现的电视文化中的纪录片，却出人意料地自动承担起了传播人文关怀、弘扬人文精神的文化使命。这也说明并非“大众文化”就一定缺乏文化理性，缺少人文精神。相反，电视纪录片却正是凭着自身“大众传播”的优势，使“人文关怀”成了社会公众的思想资源、精神资源，而不仅仅只是少数文化精英们的思想专利、话语权专利，尽管讨论、宣扬得仿佛沸反盈天，实际上离开普通公众还远得很。这是否应当看做是社会文化的一种进步？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以人文关怀为主要思想特征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如果只能关在阅片室里让少数电视纪录片工作者去欣赏、研究、评论，而不能成为社会大众的思想资源，那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社会意义。下面就分别来谈谈中国电视纪录片中的生存关怀、生命关怀、道德关怀、人性关怀、宗教关怀等。
（二）
　　纪录片的生存关怀，指的是纪录片从题材、内容到立意，整体上所表现出来的对大众真实生存状况的关注、生存尊严的肯定、维护以及生存精神的弘扬。这种关注不同于把表现大众生存状态作为手段，目的在于达到某种“宣传效应”或“意识形态效应”的关注。这种关注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以人的真实生存本身作为表现目的的关注。这种关注如果说追求什么效应的话，那就是通过这类纪录片的“大众传播”，让人文关怀更加广泛、深入地成为社会大众公有的思想资源，就是使社会整体人文精神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这类纪录大众生存状态的片子，在数量上可以说占据了人文类纪录片的大多数。
　　真实地纪录下大众自身所熟知的、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生存状态，没有编造没有做作没有猎奇，播出后却获得大众热切欢迎，这是什么原因？这正是这类片子所体现的对普通人生存权利、生存尊严的尊重、肯定与维护赢得了观众的心。说一个例子。山西省平陆县鸡子坡村是黄土高原上一个普通村庄，全村５户６９人，村小学只有８个学生，分四个年级，有一个老师。这里经常遭遇大旱，生存条件恶劣。片子里，大旱之中黄土高原稀疏而顽强的绿色，耕牛犁起焦燥的黄土，老人、小孩在龙王庙虔诚地求雨，女人呜呜地摇动纺车，秋天挂满枝头的苹果，全家男女下地劳动、刘秀娃一家搬离村子、赵子平搬到镇上打铁的身影，等等，这就是长篇纪录片《远去的村庄》中所纪录的、完全真实的鸡子坡村村民艰辛而又庄严的生存图。它比虚构的、同类题材的小说、电影等也许更加震撼人心。它非常真实地告诉人们：人的生存环境千差万别，但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存，无论环境多么优越或多么恶劣，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生存是庄严的；生存的尊严是不能抛弃的；维护尊严的生存才是有意义的生存；每个人都应当沿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去奋斗，去追求，以达到生存的更高境界。很难想像，假如没有电视这一大众传媒，假如没有纪录片这一电视节目品种，又假如中国当代电视纪录片不把大众生存主题作为自己纪录的第一主题，一个黄土高原上极小极普通极无关“大局”的村庄里的人和事，能如此具体、真实、形象地展现在几亿观众面前。而完全可以想见，观众看了这样的纪录片，从中领悟的将是社会对普通人生存的关怀和重视，从中汲取的将是生存的勇气和信心。
（三）
　　纪录片的生命关怀、道德关怀、人性关怀、宗教关怀，是本文用以讨论纪录片“生存关怀”的细分化，它们和“生存关怀”一起，共同组成纪录片人文关怀的完整取向。
　　生命自身在正常状态下（无论外界环境如何）的存在过程，我们称之为生存；纪录片对普通人生存的关注，我们称之为生存关怀。但是，许多生命自身可能是在非正常状态、甚至是在危机状态下苦苦地奋斗和支撑着的，例如是在严重的疾病甚至面临死亡威胁、或者是在身体残疾的状态下奋斗和支撑着的。这时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生命本身的尊严、高贵与无可替代性，就非常鲜明地凸现了出来。而这一点恰恰是在正常人的生存过程中容易被忽略掉的。正常人往往只注意生命以外的客观外界的东西，只有当生命本身出了问题，人们才会返回自身。纪录片对处于这种非正常状态下、危机状态下的普通生命的关注，我们称之为生命关怀。
　　生命关怀纪录片主要集中在两类题材上。一类是以《呼唤——上海ＣＡ俱乐部》、《壁画后面的故事》等为代表，纪录目前人类的不治之症——癌症患者在与死亡抗争时的惨烈求生过程。这类片子把生命直接地、近距离地面对死神时的悲惨、壮烈一面，把生命的悲剧性一面真实地、无所隐蔽地纪录给人看，给人以警示。这类片子对所有看过的人无疑都会产生强烈的震撼力。“死亡是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叔本华）。不知死，焉知生。知道死亡，理解死亡，正是为了从本质上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的高贵与尊严，更珍惜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类片子的生命关怀取向是非常鲜明的，生命关怀力度是非常深刻的。另一类是以《薛范的歌》、《攀登——一个残疾人的梦》、《生命的编织》、《大学梦》、《真心英雄》、《无声的追寻》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纪录残疾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生涯的纪录片。这类片子以其对普通残疾生命的关注、对残疾生命尊严的维护而具有鲜明的生命关怀特征。有这么一个例子。１９９４年８月，上海爱乐合唱团举行前苏联歌曲合唱音乐会，演唱的都是苏联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歌曲，而听众都是把青春热血留在了那个年代的中老年人。音乐会气氛庄严而热烈，肃穆而动情。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令全场观众热泪盈眶，难以自抑。留在那个年代的青春、理想仿佛倒流的河水，又重新涌动在他们眼前。人们感谢音乐会的组织者，感谢这些苏联歌曲的译配者——薛范。然而在这些动人歌曲的后面，却是这位高度残疾的人更加动人而凄婉的生命之歌。薛范，幼年时因患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却不能上，从此走上了漫长而艰辛的自学之路。他拄着双拐，拖着残疾下肢，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依靠图书馆和广播电台，学会了俄、英、法、日等多种语言和大学中文系全部课程，自修了外国音乐史和作曲理论、音乐作品分析等课程。从５０年代初起，他在五线谱上耕耘４０多年，译配外国歌曲１６００多首，编辑出版歌曲集３０多种，撰写了大量音乐理论、音乐美学文章，介绍了世界上许多优秀音乐家、音乐作品背景。他生命的一面绽放着如此绚丽的花朵，结出如此丰硕的成果；可是另一面他却一生无固定职业，只能依靠那年代十分微薄的几块稿费过着清贫的生活，日常起居一辈子依靠母亲料理。如今他自己年过６０，母亲已经８０多岁，依然如此，其艰辛可想而知。这就是纪录片《薛范之歌》告诉我们的生命故事。看着这样的片子，人们既为薛范那可歌可泣的生命历程、生命业绩而深深震撼，也为当代中国电视纪录片对普通残疾生命的关注、尊重和维护而深感欣慰。
（四）
　　纪录片的道德关怀，是指纪录片对当下中国大众道德水平、道德操行的关注，尤其是指纪录片对普通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美好道德操行的关注、肯定、传播和弘扬。这种关注、肯定、传播和弘扬，对于正在经历道德重整、努力致力于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当下中国社会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类片子从其所彰显的不同道德操守来说，又可区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彰显主人公崇高的职业道德操守，也即侧重于纪录主人公忠于自己的职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类片子的典型，例如纪录山东济宁市傅家街户籍民警程广泉事迹的《好人程广泉》（程广泉最后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纪录宁夏固原地区一基层税务干部工作上忠于职守，生活上安于清贫、两袖清风、纤尘不染的《王振举——一个共产党员的纪实》（王振举中年病逝）；纪录长期工作在贫困地区小学教育工作岗位上、个人和家庭都面临种种困境却依然乐此不疲、无怨无悔的《黄土高坡一校长》、《乡村教师徐明玉》、《高原最后的流动教师》等等。第二种是彰显主人公崇高的社会公德、家庭道德操守的，例如纪录路见溺水小孩立即舍身相救、自己受伤从此一生瘫痪在床的《好人方俊明》；纪录丈夫因触犯刑律被判重刑，妻子长期坚持用全部的爱去感化丈夫努力改造争取减刑、自己却耗尽心血离开人世的《十四年的呼唤》，以及《寻恩寻出的故事》等。第三种是彰显在中国社会改革大潮中自己已勤劳致富，同时又时时不忘回报社会这种新时期的新道德操守。《院长爸爸》是其中的典型。朱玉林，人称朱老四，吉林省白山市人，因抓住了机遇创办企业，拥有固定资产２千多万元，且家庭和美，子女齐全。然而富有的朱玉林却把自己的生活目标聚焦到了社会公益事业上。１９９３年，他自己花钱办起了白山市育林孤儿院，自任院长、党支部书记，收留、培养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们。而朱玉林自己在生活上却节俭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朱玉林爱护孤儿有时胜过了爱护自己的亲生子女。１９９６年的一个大雨天，他正在读高二的二女儿因见父亲亲自驾车护送两名孤儿上学，自己却不得不披着塑料布，骑着自行车上学，一气之下竟服毒自杀。这件事让朱玉林痛不欲生，负疚一生。孤儿们也从心底里爱着朱玉林，爱着这位“再生的父亲”。人类是道德动物，道德律令永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防火墙”和“指示灯”。康德曾经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两种东西便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④道德关怀纪录片通常之所以能够感人至深，震撼灵魂，令人悚然肃然，就是因为这类片子骨子里浸透着人类社会的道德律令，它的广泛传播能使更多的人感受到道德律令的深刻而威严，无所不在和无人能脱其范，遵其律者昌明，背其律者黯昧。这类片子的传播对于时下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来说，正是十分必要、功德无量的。
（五）
　　人性跟道德相比，道德是一个人表现出来的相对比较外在、比较浅表性的东西，它更多的还是属于行为规范的层面。而人性则是一个人骨子里的、本性方面的东西。人性当然也要通过一个人遭遇的外在事件、关系才能表露出来，但能够使一个人表露出本性特征的这种外在事件、关系，通常已不是日常的、一般性的事件、关系，而往往是比较特殊的、重大的、足以考验一个人骨子里本性的事件、关系。例如，面临战争、灾难、疾病、死亡等这类令人类本能地恐惧、拒绝的突发性灾变事件的考验；或者是面临爱情、亲情、友情等重大关系的考验。人在遭遇一般性事件、处理一般性关系时，只能表露出处于比较浅表层面的“道德”。而“道德”可以从正面反映一个人的本性，也可以从反面、侧面反映一个人的本性，因为“道德”常常是可以伪装的。只有遭遇不一般的、非常严峻的重大事件、关系考验时，才能暴露出一个人隐藏最深的、本性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就是诚实、善良、正直、仁爱等等美好人性，还是虚伪、奸诈、凶残、邪恶等等人性中罪恶之花。所谓电视纪录片的人性关怀，就是指通过纪录某些重大事件、特殊事件（更准确地说，是以某些重大事件、特殊事件为背景），深入地、重点地关注事件过程中人物的人性状况（而不是一般地纪录事件过程），尤其是肯定、维护、传播、弘扬诚实、善良、正直、仁爱等美好人生，否定、批判、唾弃那些违背人性甚至天良丧尽的邪恶方面。这类片子包括以战争事件为背景的《忠贞》、《人、鬼、人——一个原日本宪兵的生涯》、《半个世纪的乡恋》、《中国军医和英国战俘》等，以及以爱情、亲情事件为背景的《龙父》、《嫁给中国》、《我回来了，龙山》、《牵挂》等。
　　《人、鬼、人——一个原日本宪兵的生涯》，纪录了原侵华日军宪兵、杀人恶魔土屋芳雄经历战犯管理所人性改造后的心理体验和由“鬼”变人的心路历程。这部纪录片是典型的以战争事件为背景，抛开纷繁复杂的事件过程，直插人性主题的片子。１９９５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争烟云早已消失一尽，但人们对战争灾难的记忆和反思却永远鲜活地存在于心灵深处。正是这种对战争灾难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反思，对人类和平无以复加的向往和追求。促使世界各地许多纪录片工作者拿起摄像机，制作了一大批“二战”题材纪录片。其中中国纪录片举其大者就有《南京大屠杀秘密档案》、《起诉在东京》、《最后的证言者》、《半个世纪的乡恋》、《两个孤儿的故事》、《人、鬼、人》等一大批。但这类片子中的大多数思想立意还是处于历史反思、历史总结的层面上，属于历史关怀层次。历史关怀仍属于生存关怀范畴（包括纪录人与自然关系的也是）。人性关怀深入到人的本性深度，是对人本质的关怀，是对人类前途的深刻关怀。有道是战争、生死、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表现题材。之所以永恒，就因为在战争、生死、爱情题材的原野上，到处都长满了人性的艳丽花朵，时时都可以采制出表现人类本性特征的美丽主题。现在电视纪录片的立意深度也到达了人性层面，这是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一大幸事。
（六）
　　宗教是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皈依。人类宗教实践是人类追求灵魂归宿的、生命本质意义上的实践。人这种高度理性的动物，却需要高度“非理性”的超自然力崇拜来作为自己的灵魂皈依，是因为人同时又是一种富有情感的动物，始终需要终极关怀。这就是即便像美国这样科学高度昌明、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却依然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国民声称自己信仰宗教的原因⑤。在当代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人文价值取向中，如果说人性关怀是对人的世俗世界的最高关怀，那么宗教关怀应该就是对人的灵魂世界的最高关怀。只是这类内容的片子一是数量很少，目前能见到的仅限于《佛国女儿》、《峨眉女尼》、《昌都喇嘛》等少数几部片子。二是“信仰”、“灵魂皈依”、“终极关怀”等等，这都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玄妙幽冥的东西，实在不那么好表现。这又使得仅有的少数几部表现宗教题材的片子，看起来也更像是在表现教徒的现世生存的一面。其实宗教关怀依然是纪录片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在中国１３亿人口中，各种宗教信徒就有１亿多人⑥。更何况所谓宗教关怀，其真正含义远不止于对宗教教徒的关怀。
　　以上就中国当代电视纪录片的人文关怀取向问题作了一些综述和分析，所依据的自然是那些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作品。至于纪录片中同时存在大量的、平庸的人文价值取向的片子，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但它们并不妨碍本文对我国当代电视纪录片作出如上分析和判断。
　　注：
　　①引自任远、邱茹萍编译《现代西方纪录片思潮点滴》，见中央电视台《电视研究》２０００年９期Ｐ７２。
　　②引自《生活空间》栏目定位词。
　　③引自俞金吾《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见《新华文摘》２００１年５期Ｐ３５。
　　④转引自《新闻战线》１９９０年８期Ｐ２１。
　　⑤引自董国强《当代美国宗教现象》，见《读书》杂志２０００年８期Ｐ１１３。
　　⑥引自中新社北京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８日消息。

　　（作者单位：金华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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