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服饰流变

霜叶红

百年来中国服饰流变之一：从“头”到“脚”的革命
作者：袁仄、胡月    来源：光明日报 2011-04-18  


清代明信片中的“小脚女人”

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爆发了武装起义。

起义的第二天，身穿新军军服的革命军把原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黎元洪从他的藏匿处拖出来革命。据传，就在当天他剪掉了辫子，或是“被”剪掉了辫子。无论辫子是剪还是被剪，这场革命似乎最先要割除的就是那根愚忠的辫子。

翌年2月12日的紫禁城养心殿，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退位。那天外务大臣胡惟德等人接过诏书，没有照例下跪叩拜，而是用鞠躬方式向这个王朝告别。宣读完诏书，隆裕太后号啕大哭，她是真的十分伤心，哀叹这两百多年的大清帝国在她孤儿寡母的手中终结。或许她也听说了，那个被朝廷万般倚重的清廷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前一天晚上也剪掉了辫子。

民国初年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男人的剪辫和女人的放足。

确实，对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民国早年革命、共和、改元之举直接触及的，莫过于家家户户男人的剪辫和女人的放足。同样，夺得政权的革命者们也首先革除的是满制的辫发和千年汉俗的缠足，这场,实际也是革命者施行的民众教化。

辛亥易帜的重要标志就是剪辫。做了近三百年大清子民的中国男人再一次面对辫子存废的问题。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颁布剪辫通令，致电全国：“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剪辫是革命者与清王朝决裂的第一步，对剪辫令的颁布，国民或欣喜，或惶恐。欣喜也好，惶恐也罢，男人脑后的那条辫子毫无疑问地成了革命的对象。

剪辫被看做“革命”的象征，也是当年“文明”之举。不过在许多地方，剪辫仍需革命军拿着剪刀强制执行。有报载乡民遇大兵剪辫时的惊恐，“有执辫子狂奔回乡，军队从后追赶者，更有乡人被迫跃入河为旁人救起，未遭淹毙……”等报道。

不过，事实证明了革命党人的天真，封建的辫子绝非二十日内能剪尽。依恋辫子的仍大有人在，有人把辫子盘在头顶混迹于途。尤其前清宫室仍是辫子的集中地。1913年，民国内务部曾和清室内务府联系，希望劝说遗老遗少剪掉辫子，未果。1917年，“辫帅”张勋带着四千名辫子军开进北京复辟，一时北京城里假辫舞动，有民谣云：“不剪辫子没法混，剪了辫子怕张勋”。

为了彻底剪去辫子，民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布剪辫政令。1912年《临时政府公报》29号刊登《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1914年6月（民国三年），内务部再次发文《劝诫剪发规程六条》，规定官吏、士臣必须剪辫，因为当时参议院中仍有十余条顽固的辫子。

与男人剪辫同样问题的是女人的放足。

1912年3月，孙中山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令中说：“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1916年内务部又颁《内务部通咨各省劝禁妇女缠足文》：

查妇女缠足，环球所无，陋习相沿，久为诟病，夷考载籍，五季两宋之间，此风虽炽，不过乐户散坊，资为观美，而良贵胄，习尚仍殊，顾以禁令未严，遂至流为恶俗。习非胜是，举国靡然，微独于人道有伤，抑且开种弱之渐……

国人缠足的积习犹深，劝禁妇女放足绝非易事。“何止有哭有笑要死要活，缠了放放了缠，再缠再放再放再缠。那时候的人，真拿脚丫子比脑袋当事儿。”（冯骥才《三寸金莲》）

到1928年，南京民国政府再次发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令各地妇女缠足者务必解放之，并分别对十五岁以下，十五岁至三十岁和三十岁以上妇女做出不同的放足要求。民初，一方面“天足会”、“放足会”在各地活跃，呼吁放足；另一方面，女人们的脚也被缠缠放放，各式各样，故有关于脚的各式新名词流行，什么缠放足、复缠脚、天足、假天足、半缠半放脚等等。

和男人的发辫一样，要根除这千年陋习真是困难重重。1928年南京的民国政府同样又一次颁发《禁蓄发辫条例》，措辞更严厉，处罚也更加具体。

值得注意的是，从1912年至1928年，民国政府就这一“头”一“脚”的法令措辞逐步升级，从“劝诫”、“劝禁”到“禁止”、“禁令”便可见一斑。陋习如此难以割却，不能不令人惊愕。国人心理上的封建辫子和缠足意识远比想象的更为顽固。严复曾言道：“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好古而忽今。”以后的五四运动表明辛亥革命是一场远未完成的革命，新政权的建设者们要割除封建主义的“辫子”，远比赶走一个皇帝要困难得多。

譬如，民初最有名的两根辫子：军阀张勋，人称辫帅；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前者以留辫为标志，结集保守势力拥护复辟，是民初不识时务的保皇党。后者是学识渊博出入北大的文化怪杰，当他拖着那根灰白辫子走进教室遭到学生们的哂笑时，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却正色道：我固然脑后留有辫子，但你们的脑子里是否还留有辫子呢？（大意如此）此言既出，全场愕然。

辜鸿铭于1928年4月带着辫子离开人世。那年的9月，《申报》公布了一项在北京的调查结果，北京地区尚存男人辫子4689条。

霜叶红

百年来中国服饰流变之二：民国易服，“拿来”洋装

公元1912年，建立民国。依中国历史的传统，改元易服，乃天经地义。而在这一年民初制定的服制法令颇具意义，使洋服正式步入中国人的衣生活，这无疑在中国服饰历史书写了重要一笔。

耐人寻味的是，辛亥的民主革命不甚彻底，但其服饰的革命倒颇为坚决。

民初建国，仿效西方民主政体，在建立法制制度上体现出十分的果敢。尚处于激烈的政治角力和武装争斗中的民国初期，民国政府即毫不迟疑地颁发了一系列法令，其中除了极为重要的政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等，还包括一批有关服饰礼仪的法令。民国元年（1912年），迁到北京不久的民国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颁发了第一个正式的服饰法令，即《服制》（民国元年十月初三）。该法令对民国男女正式礼服的样式、颜色、用料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第一章男子礼服

第一条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常礼服二种。

第二条大礼服式如第一图。料用本国丝织品。色用黑。

第三条常礼服分二种。

一甲种式如第二图。料用本国丝织品，或棉织品，或麻线品。色用黑。

二乙种褂袍式如第三图。

……（在此不赘）

在这个服制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用西洋服饰作为礼服。尤其是大礼服的选择，基本上照搬了西洋服装，完全是英国绅士式，即欧洲燕尾服样式，头戴硬胎圆筒黑色礼帽，衣领系活动的折角硬领及黑色西裤。男子常礼服采用中西两式，即《服制》中所指的甲乙两种；其中甲种西式常礼服又分昼夜两式，昼式礼服“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前对襟，后下端开”。晚常礼服“长过胯，前对襟，后下端开叉”。两者都是西装式装束；乙种常礼服是中式长袍马褂再加西式礼帽。《服制》规定的女子礼服较简单：“长与膝齐”的中式绣衣加褶裥裙。

从此，那种中西麇集、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风格，成了民国初年的特有标志。

在民国初年的政要活动中，爱德华风格的英式燕尾服、圆筒帽成为政界的独特景观。1915年《礼拜六》第59期上的一篇文章描写道：“语时闻履声橐橐，冠高冠衣燕尾服者数十辈自远而至，盖是时参众两议院方成立，政争正剧，某政党假园中开谈话会也。”1918年《新申报》对徐世昌总统就职典礼的报道中，专门用粗一号的铅字强调新总统“着燕尾服佩带勋章”云云。

1912至1919年间，民国政府又颁布发了十余项服制，发人深省的是，民初服制的选样，基本上采用西洋服式为主。虽然，其中不乏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组合，但这种将西式服饰“拿来”的举措无疑是大胆并具革命意义的。

新政权文武官员换上新装，意味着满清帝国顶戴花翎的终结。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服饰纳入维护宗法社会制度的礼法规范之中，从周公开始，就把商代已经存在的服饰等级的差别加以制度化、系统化，使之健全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度。中国历代的《舆服志》、《礼仪志》，便是各朝各代服制的记载。服制是我国历朝立国的重要举措之一。

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其意义不仅仅是易服改元之举，而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的方式将西洋服饰直接地、自上而下地引入中国，并以此为社会政治变革的手段之一。可以说，民初的《服制》更是一份革命檄文。

易服，意味着革命，意味着对新时代所取的态度。当时的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等城市的政界、知识界率先剪辫易服，商贾亦为之推波助澜，机敏的商家则抓住了改元易服这一商机。民国元年北京《大自由报》刊登此类广告：

易服者注意：启者民国共和告成国民剪发易服以壮我国气象一新。本主人有鉴于此故由上海特聘高等裁剪名师专做西式各种改良便服并各国维新便帽无不完备。敝局非图渔利实因鼓吹易服起见，凡士商各界请一试之方知予言不谬。

民国政府之所以选择现代洋服作为新时代的象征绝非偶然。社会文明的进步，必然要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及衣饰行为。任何国家从农耕文明步入工业文明都同样经历过服装革新，传统繁琐的长袍长裙必然让位于现代简洁的短装短裙。显而易见，快速高效的机器生产无法与“长裾雅步”相融。

也许民初国会在制定洋服作为礼服时，对中国传统服饰的猛烈冲击和前所未有的改革意义始料未及。在具有两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度里，人们通常害怕变化，依赖习惯，更畏惧权威。而民初的服制，恰是运用革命、法律的权威来实现社会变革，强制地使国人接纳新的政体和现代文明。

当时，西式服饰正是历史的选择，因华夏服饰未能自觉步入工业时代，成形于农耕文明的服饰形态让位于先入工业文明的西方服装也是理所当然。何况革命党人正是以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为榜样，以西方民主政体为摹本。因此，民初服式的西化正是历史的必然，也从此改变了中国服饰传统的历史轨迹。[/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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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服饰流变之三：1949年——中国服装拐点

▲     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老舍、梁思成、梅兰芳（从左至右）四人在一起。从他们的衣着中可以看出，中山装已风靡当时社会各个领域。

制定服饰制度，是中国历代王朝开国后的大事，所谓改元易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服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未有明令服饰制度的时代。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是1949年10月1日。那天，毛泽东穿了一套橄榄绿色的中山装。据说那年春天，为筹备开国大典，有人问毛泽东典礼时穿什么？毛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平时最爱穿的中山装。恰巧，清理物资时发现了一块土黄色将校呢，质地很厚重。于是，一位手艺精湛的老裁缝用这块呢料为毛泽东缝制成这套礼服。

以后，这种被西方人称作“毛装”的中山装，为人民政权的着装标准和形式定下了基调，成为潜在的服制。

1949年，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中国服装的进程在这一年也出现了拐点。新中国没有颁布新的服制，但却成功地推行了新的服饰和审美标准——并未依靠政府法令，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民国的旗袍等时尚摩登到此便戛然而止了。

具有强烈工农意识的新政权领导者，将解放区的简朴服饰和审美意识带到了上世纪50年代，并影响了以后的几十年。从此，中国的服饰审美出现了极大的转折。新政府对旧中国实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在以后的一系列改造运动中，新中国国民的衣衫同样完成了改造。随着改造的深入，衣着华贵者渐为新社会所不齿。

建国初期，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和物资的匮乏，政府通过宣传强调了“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等并无具体内容的新中国生活标准，提倡节约，反对奢华，甚至不成文地鼓励“补丁时尚”。加之某些单纯的工农干部存在的“左”倾向，将朴素、破旧、简陋的服饰审美推向政治层面。旧衣服要补，甚至新衣也打上补丁，以示崇尚简朴与革命。因为衣着打扮讲究或简朴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和生存状态。由此，形成了这一时期具有特殊政治意味的服饰时尚。

上世纪50年代的时髦当然与革命相联，任何与解放区、解放军、工农大众相似的装束都是美的。列宁装、人民装、中山装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三种服装。当时实行了一套军政管理模式，分派到各地的军管会干部带去了新的思想，也带去了新的服装形式。他们是新政权的代表，所到之处受人尊敬，他们的着装也成为模仿对象。正如革命思想的统一，革命服装也统一了全国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的服装，这是一个万民一致、追随革命的大一统的时代。

城市为列宁装、人民装等“革命”服装的天下；农村除了干部穿着干部装之外，仍是无须改造的中式短袄的天下。无形的新政权服制被国民大众认真地贯彻着、执行着。

新中国兴起的称谓“同志”，随着人民政权的诞生开始普及，继而成为了新中国表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同志”称谓是不管对方的职业、年纪、性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家庭中成员的公共称呼，表达了一种对平等民主概念的简单理解。在以“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掌柜、老板、经理、董事长”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社会条件；随着“粮棉统购统销，工人监督生产”等旨在把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拉平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应运而生的响亮称呼便是“同志”。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路人之间都互称“同志”。志同而道合的同志们，在新社会里为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奋斗……而这样的理念同样表现在了这个时期的服装上面，同志时代的服装同样模糊了社会阶层、职业、地位，也不分年龄，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甚至模糊了性别差异。

服饰的标识符号功能在新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同志”作用比任何历史时期还要大，尽管对个人来说，这意味着日常衣服像制服那样，抑制了个人愿望和需求。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同样是一种不得不追赶的“革命时尚”。

解放初年，列宁装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摩登”。当然，“摩登”这个词在当时也不时兴用了。

最初，列宁装为男女皆服的款式，后来渐渐仅为女性专用了。那些走出家庭、参加革命工作的女干部身穿列宁装，朴实无华，具有一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风采，这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是非常具有时代美感的。这种大翻领、双排扣、束腰带的灰色布衣被视作最革命也是最时髦的衣装。女性剪短发、直发梳辫、不施脂粉，脚蹬布鞋及上胶的跑鞋。并以这种千篇一律的方式，以示自己是进步革命的，至少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时女性化装扮是不被提倡的，一块花布、一个发夹、一根红头绳已是十足柔性的装扮了。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一出反映上海初解放的故事，剧中那位阔小姐林媛媛，主动剪短发，穿列宁装、工装裤，便是表达洗心革面投身革命的行为。这里的服装不仅是舞台上的剧装，更是真实生活里的一种符号。解放后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齐齐地、迅速地改穿上了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在当时和以后的照片中，他们无一例外地穿着中山装，不论内心的接受程度如何，他们那份改造自我的单纯热情还是难能可贵的。

在那样的一种时代氛围中，滋生出新中国人们的一种集体潜意识，以为穿着中国传统衣饰便显得陈旧、落伍，甚至带有些许的封建气息；穿着西装、旗袍则更有那种被推翻阶级的意味；于是，新中国的列宁装、人民装、中山装就具有了新时代的符号意义。

服饰是社会综合信息的载体。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服饰承载了过多的政治内容，以后的“反右”、“反右倾”加剧了服装上的“左倾”思潮，政治干预已经浸润到日常生活之中，蓝、灰、黑色取代了过往的缤纷色彩，列宁装、干部装惟吾独尊，这种现象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

不过，上世纪50年代翻身作主的劳苦大众以高昂的劳动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尽管服饰单调、简朴，人们却发自内心地唱道：“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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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服饰流变之四：“西装热”与改革开放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人的衣着愈发时尚。资料图片

改革开放之初，电影电视里的服装成了人们最重要的服饰参照依据。

美国科幻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中，主人翁麦克戴太阳镜的形象令国人羡慕不已，被戏称为“蛤蟆镜”，成为抢手的时髦物。一部讲述华侨少女与中国青年恋爱的国产影片《庐山恋》，除了爱情故事，观众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女主角的漂亮时装。小伙子们在看完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之后，除了哼唱几句“啊，朋友再见！”的插曲外，还穿上了影片中游击队员式的夹克外套，冠名为“瓦尔特衫”。伴随着电视连续剧的热播，都市街头开始流行“大岛茂风衣”（日本电视剧《血疑》中男主角穿的风衣）和“发仔服”（周润发在《上海滩》中的装扮）。

中国改革开放的明显服饰标志当属“西装热”。1983年6月2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郝建秀致信轻工业部部长杨波，提出要“提倡穿西装、两用衫、裙子、旗袍”。

后来，中央领导人带头穿新式的双排扣西装，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关注。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西装热”，1984年西装市场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上世纪80年代的西装普及，表面上是对盛行多年的“老三装”的叛离，其深层的原因是基于对改革的渴求。这一波“西装热”的广度远远超过了民国时期的西服热，从高层领导人、电视台播音员到平民百姓都选择穿西装。到80年代中后期连农村都普及了西装，农民工穿着西装砌墙刮浆，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道风景线……

1983年12月1日，国家商业部发出通告，自即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全面敞开供应，宣告了自1954年以来在全国实行的限制供应和“布票”制度的终结。

这消息最初带来的不是欣喜，相反是疑惑和混乱。原上海市第一商业局业务处长陈春舫回忆起改革开放初年那种饥饿型消费的情形：“谁知消费者见了报纸，马上拿了大把布票到棉布店购买被单布，一眨眼，棉布店、百货公司门前，里三层、外三层，排着长龙，每人都把几年积存下来的布票，全拿出来买被单布，一天销量超过平时半年销售量。第二天排队的人更多……第一百货商店、第十百货商店当天无法打烊。”

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性质和任务，提出了小康生活水平的建设目标。改革开放的春风渐渐唤醒国人的物质生活愿望，中国人的服装领域迎来了天翻地覆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