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国电视忧思录

jfei

作者：鞠斐
吉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         
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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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二十多年前，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你如果问到一个刚刚下乡回来的年轻人，每天多给你三个小时的时间，你会怎样过？他会说，我要看书，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如果问一个老工人，每天给你五六个小时，你会怎样安排，他会回答你，找朋友聊聊天儿，或者钓钓鱼，锻炼一下身体；如果你问一个家庭主妇，她会告诉你，那可好了，我能把家里打扫得更干净，把饭菜做得更可口，让孩子们多享受点家庭的欢乐；如果你问一位农民，他会回答你，多干点活儿呗，噍，这刚包来的地，不干怎么行呢？现在好了，多干点，生活就会好一些；如果你问一位小朋友，他会告诉你，玩呗，出去找小朋友一起玩儿，抓迷藏，踢毽子，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让自己高兴。

而二十多年后，我们发现，人们并没有这样利用那些宝贵的时间，因为正是从那时起，电视这个魔匣出现了。现在，中国人平均每天要把三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消磨在电视机前。电视成为中国人日常除了睡觉、工作以外，最大的时间消费。中国人平均每天要看上大约近二百分钟的电视节目。我国2001年上半年全天收视时间是人均183分钟。 就是说每天平均要看上三个小时左右的电视。一般来说，高收入群体的收视时间要低于低收入群体。高文化层次的群体低于低文化层次的人群。就是说，社会地位高，收入高的人因为时间紧张，工作繁忙，较少地看电视，而且它们娱乐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不象没钱而有闲的人们那样单纯地依赖于电视这种廉价的娱乐方式。在地域上，南方经济发达城市和北京那样的城市由于工作节奏快，娱乐方式多样，看电视的时间相对少一点，而北方经济欠发达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平均收视时间多一点。比如西安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要比上海人和广州人多出半个小时。而从总体上看，城市观众观看电视的时间要比农村观众多一些。这是因为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作息时间与电视播出时间有差异。另外，工作人口看电视的时间相对要少一些，而非工作人口，如退休职工和学龄前的儿童要多一些。

二十多年前，当这个小小的方匣子进入了中国的寻常百姓家之后，许多人的生活从此开始改变了。在电视面前，电影开始衰落了，广播不再受宠，报纸、杂志的地位也受到着挑战。


市场化的困惑


近几年来，似乎电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在努力地使中国电视行业大踏步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电视产业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上至中央台，下到各地方台，都在高呼着市场化的口号，都在研究着广告的增长，研究着收视率的高低，研究着观众的口味（不是品味）。

但“一切向前看”是否能够等同于“一切向钱看”，在电视行业中却是一个值得沉思的问题。我不否认，电视行业有着产业化的特点，它要受到市场规律的调节，也不否认，每个电视台作为一个个体希望能够在竞争中壮大实力，谋求自身发展，给全台职工谋福利的善良愿望。作为每一个个体是不错的，但如果全部的电视台都在向着这一目标高歌猛进，对于电视观众来说会不会成为一种悲哀呢？电视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被高雅人士称之为通俗媒介，也许这种称呼中不乏评论者失落和嫉妒的口吻。但电视人自己如果也看不到电视这种媒介的通俗化缺欠的话，电视最终必将沦落成为街头小报一样的让人鄙视的肮脏的匣子。“在不具备其他文体活动条件的乡村，看电视也成为农家生活的一部分。每当夜幕降临，家家户户便象举行仪式一样打开电视，这种情景使人很容易联想起‘文革’期间的‘晚汇报’的仪式。从广告女郎、喜剧小品到恐怖枪战、武打言情、野史爆光……每个灵魂的每一天都是这样伴着幻觉图像和莫名的快感恬然入梦。” 媚俗是整个大众文化中最让人不耻的一面，而电视的市场化和商业化自然会在这一点上越走越远，这必将使高雅的东西不容于电视荧屏，那么，电视上将只剩下那些清宫里的野史闹剧和让人弱智的所谓“益智节目”。“商业因素的介入给电视剧发展带来诸多好处，如电视剧风格、类型、题材、表现方法的多样多元；但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作品人文精神的逐渐丧失，大众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偏离，电视剧作为艺术的品格滑落。”

只是一味地迎合大众的口味的时候，我们必须仔细想一想，中国的大众是什么样？在一个农民占百分之八十，高等教育资源仍然属于稀缺资源的国度里，我们的大众的胃口会是怎样？无数的乡村里还在津津乐道着脏口小调，那些掉到了麻将桌和舞池、酒缸里的城市总是分不清李嘉图和李嘉诚是不是兄弟。面对这样的大众，我们如果一味地迎合，结果会是怎样？

媒介的确不能脱离于现实，但也绝不能迷失于现实。作为航船的了望者，他们有义务有责任为这艘航船引导方向，而不是躲进船舱里和那些酒徒水手们一起打牌寻欢。当中国人成功地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国电视发展就将迎来它的知天命之年，如果它的肩头还承担不起社会的责任，承担不起引导大众文化的重担，那么，不知中国历史将如何能它评价。

大众化与化大众自从五四以来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九十年代以来，媒体随着市场化的潮流走下了神坛，迈向了世俗之路，但在这个大众化的旅途中丢失了什么，很少有人去考虑。如果说，大众化就是迎合大众的所有口味，将那些市井上的鸡鸣狗盗之徒也都奉为上帝，那么，天堂将不复是天堂，而将成为地狱。我并不主张那种唱着高调的化大众的方式，在实践中，那种化大众的方式最终经常成为一出堂·吉诃德式的悲剧。但如果没有化大众的理想与建设，我们的航船可能最终连港口都还没有驶出就将陷入无舵的漂流。

我并不是一概地否定电视产业化的市场属性。我所担心的是，一味地朝着这种市场属性发展，会不会出现上个世纪中一味地否认市场属性同样的悲剧。即便是在那些最市场化、商业化的国家里，电视也一直受到强有力的政府和社会公益性质的制约。美国三大电视网鼎盛的八十年代里，PBS（美国公共电视公司）也是一支电视界没有人敢于忽视的力量，它的《芝麻街》等儿童节目在一代美国人的心目中永远巍然屹立。英国的BBS，日本的NHK，他们面向本国观众的公共频道敢于无愧地宣称，它们没有拿过广告商的一分钱，除了政府，没有人能影响他们凭借自身良心所做出的节目——包括那些中国人奉之为上帝的观众们。
而在中国，我们能够看到的现实就是所有的电视机构都在你追我赶地奔赴着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道路。虽然这些电视机构本身都在垄断经营的尚方宝剑的维护之下。

前些日子，一些报刊上作为一种正面报道，讴歌了央视的讨好观众的举措：按照收视率实行节目的末位淘汰制。据报道，“央视将对所有节目实行末位淘汰制，即对每一类节目收视率排名，到了年底，排名最后一位的节目将会离开观众的视线。”

末位淘汰制在电视行业内部并不是新东西，在九十年代的北京电视台等地方台都实行过这种做法。对于电视行业来说，这种做法本身是对市场的一种承认，也就是意味着对于“广告主－观众－电视节目”这样一种控制结构的承认。它的核心是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在这种方式下，电视机构以电视节目为方式向广告主出卖着它所获得的观众，因此，它获得的观众越多，可以出卖的资源也越多。名义上这些电视机构打出“观众是上帝的口号”，但在实质上，它们真正的上帝并不是那些喜爱它们的观众，而是那些可以提供金钱的广告主。
也许有人会说，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作法无疑顺应了潮流，它将使中国的广播电视行业通过竞争得到自身实力全面的提高，从而在世界广播电视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用央视的同志来说，“目前电视业竞争日益激烈，虽然央视在国内电视领域的影响力排在前列，但是随着境外媒体的进入，央视日益感到了潜在的威胁。”

搞电视的人都知道，栏目的收视率与栏目的质量以及栏目对社会的贡献并不完全成正比。一些收视率不高的节目常常在社会起到社会良心的作用。一些代表了精英式的文化思考的节目很难作到雅俗共赏，却负担着对整个社会文明的指导作用。我们除了对观众的迎合之外，还需要对观众的引导和培养。单纯的末位淘汰制只能做到迎合，而不会起到更积极的作用。而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垄断性的公益性电视台无疑担负着社会良心的功能。那么，完全依靠市场的规则对所有栏目实行末位淘汰制是否会忽视其培养观众、教育观众的作用？
是否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所有的东西就必须一味的市场化，或者说只有市场化才是医治所有传统弊端的唯一良药？我们固然承认市场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看到，在市场之外还有许多的东西是我们人类社会的终极追求。社会正义、人文关怀、甚至于真、善、美并不总是与市场经济的金钱相伴生。电视机构，尤其是垄断性的电视机构除了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市场利益以外，它还担负着许多其它的有时是更为重要的责任。

我们知道，市场化与平等竞争往往是一对互相协调、互相促进的一对孪生兄弟。而自己口口声声追求市场化的央视却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垄断地位进行过认真的反思。党和国家通过赋予了央视对于全国性的播出平台的垄断，这是央视在几十年中获得巨大发展的首要条件。而这种垄断地位来自于党和国家对其宣传职能和公益性质的肯定，而不是对其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原则的弘扬。如果它一意孤行地抛弃公益性质，选择追求金钱和效益的路途，它被赋予了几十年的垄断终有一天将被这个社会收回，它的垄断将失去存在的理由。

国外的公益性电视机构都是以其超然于金钱之上的态度而获得公众的认可和青睐。为了保证其不受产商业集团的影响，日本的NHK中不插播商业广告，所有资金由议会直接划播。而NHK也制作播出大量商业台因为没有利润而退避三舍的记录片、专题片、公益片等等。英国的BBC也同样制作了大量在国内外影响巨大的公益性电视节目，虽然这些节目在财务上经常处于亏损状态。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NHK和BBC如果也如商业台一样整天忙着对效益和金钱的追求，它们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中国电视正经历着一个向产业化和市场化迈进的过程。但我们必须看到电视行业的特殊性质，而且我们必须把实行市场与产业化的前提搞清楚――这就是为了我们社会的终极发展和人类的共同进步，因为市场化也只不过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途径而已。如果我们把市场化和产业化看作了一个目标而不是一种手段，中国电视在将来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当中国的一些体制之内的人员将市场化和公益性都当作了争夺利益的挡箭牌的时候，这种市场化的运作就更加让人怀疑。今年的9月27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一条关于总局整顿广告播放秩序的新闻。当敬一丹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大谈为了观众的利益的时候，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央电视台为什么要对于这样一个行业管理条例发出如此响亮的掌声。拥护市场化、拥护与国际接轨的堂堂中央电视台堂而皇之地拎着总局的尚方宝剑向不转播其广告的地方台大声威胁与断喝，却绝口不提它并没有为那些传播提供一分钱的经费。难道这就是它所理解的市场经济？每当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它总是以新闻事业的政治属性为借口挡住一切微辞，但当有人置疑它的广告拍卖和招标的时候，它又提出来市场经济的需要作为它的理由。如果一个媒介将自身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时候，不能不让人对它的存在发出疑问。
市场化和产业化也许将成为日后中国绝大部分电视机构不能选择的一种选择，但央视是否也会如此，中国在电视改革的道路上是否也需要自己的一块能够体现社会追求和社会良心的公益性电视荧屏，我们不得不问。没有公益性的电视，只有商业性的电视，中国将是全世界电视史上最为超前的国度——如果世界电视史真的会按照这样的趋势写下去的话。连最电视体制最商业化的美国也保存着公共电视台（PBS），为人们创作着《芝麻街》这样的一块儿童心目中的净土。


知识分子话语的缺失


知识分子话语的本质是一种良心话语，因为它们能够站在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上对这个社会的每个发展趋势和发展倾向做出辩析和指正。因此，不管每个个体从哪一个角度上来看待这个社会的变化，只要敢于凭借良心发出自己的声音，都是一种对于人类终极式的关怀。它们不能是大众化的，只能是化大众的。然而在中国电视中，我们发现属于知识分子的话语正在消失和减退。

在八十年代，我们还能够在电视上《新闻启示录》、《人生》这样的作品中找到知识分子的思考和呐喊，我们还能够在一些时政性的电视片中听到他们前进的足迹。然而在九十年代，我们发现这样的作品少而又少，在《牵手》这样的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它们的思想，而是他们的生活。
但也许是由于中国电视的通俗化的恶名，也许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不屑于世俗表达的谦逊传统，我们真正能够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那种人文式的知识分子的话语少而又少。我们能能够看到的知识分子式的谈话最多不过是一种技术式的谈话和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观众们从那些面孔中很难能够发现一些真正的心灵触动和感召。最多不过能够看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而已。

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以出版科普读物为荣，一些世界的顶尖级的思想家们也从来不放过电视、广播所提供给他们的能够向大众传达自己声音的机会。因此我们发现，世界上的一些著名的脱口秀栏目都是有关读书和思想论争的节目，而中国许多电视台的《读书》一类的栏目却因为缺乏优秀的嘉宾而无法获得观众，从而面临着被砍掉的危险。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了？是否因为负载着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重负无法与电视这样的现代媒介接轨而丧失了自我表达的能力？是否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还陷在乾嘉学派的书斋里不能自拔？是否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已经成为与大众皆然对立的一群不食烟火的出家人？

如果知识分子不敢或不屑在大众面前展示自己的思想，那么，不能不让人思考，知识与思想的意义是什么？它到底是造福于人类的引导旗帜还是藏在深山里自娱自乐的阳春小调？陈思和将五四以来的一种精神归结为设广场意识，如果知识分子们连时代所给予他们的电视话筒都谦虚或鄙薄地推开，那么站在广场的中心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就更将成为永远的旧梦。须知，一个收视率在5%的普通城市台节目也意味着几万人的观众，比起那些连三千册都卖不掉的图书具有更大的社会发言权和影响力。

然而中国电视人是不是也是知识分子呢？没问题，绝大多数的中国电视从业者都具有不错的学历和学识，但他们是否能够传达知识分子的话语和声音呢？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无论是电影、广播还是电视，这些新型的电子媒介一开始就意图缩短与大众之间的距离。相对于书写的媒介系统，广播文化或者电视文化更多地保存了通俗的风格。” 当一群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实用的“技术型人才”之后，知识分子的一些优良传统也在他所接受的技术教育中被挤压出局了。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有知识，而是因为他们能够思考。他们不管不上帝的发笑，他们不理会传统的束缚，他们不在意世人的嘲讽，独立地思考着社会，思考着自己和他人，思考着幸福和光明，思考着黑暗和阴霾。但很不幸，在中国电视领域，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电视人们学会了技术，学会了处理各类问题的各种技巧，但在学会这些的同时，却忘记了上帝赋予人类，尤其是赋予知识分子们的思考的能力，成为了高级的手艺人。他们将技艺卖给了市场这个极具诱惑力的撒旦。在十九世纪，米靡斯特使尽各种手段仍然无法俘获浮士德博士的灵魂，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电视人似乎天生就已经成为米靡斯特的信徒，以获得了它的青睐而沾沾自喜。中国电视人因缺乏思考的能力而无知，因这种无知而无畏。因而，我们得以在电视屏幕上经常性地看到那些嗲声嗲气的主持人，看到那些跑了调的歌星的新作，看到那些故作高深状的似是而非的时事评论，看到了那些无病呻吟式的骟情。电视人不但不以此为羞愧，反而以观众喜欢为挡箭牌拼命地维护着自己的无知。技术人员以为那是编辑记者和编导者们的事情，编导们以为那是策划人员和领导们的事情，编辑记者以为那是地是传统在作怪，而领导者们认为那是因为观众品味的问题。但观众们管不了那么多，当然地认为那是电视的问题。

没有自己的思考，当然不会有对于自身的批判，没有对于自身的批判，就不会有事物的发展。敬业精神在电视业内只被理解为一种老黄牛的精神，或者被理解为一种拼命三郎、猛张飞式的精神。要知道，如果没有思考的能力，没有对自身批判的精神，不抬头看路的老黄牛和只知斗狠斗勇的猛张飞不但不会使中国电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促动力量力量，反而可能成为制约性因素。这种表面上的敬业根本不是时代所需要的敬业精神，而是一种对于电视事业最大的不负责任。电视人，今天你思考了没有？希望这句话能够成为中国电视人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时常想起的一句话。


真实性的打磨


电视作为新闻媒介，除掉虚拟性的节目之外，它不应该再有虚拟。尤其是在新闻类的节目中。但我们常常却可以在中国的电视新闻中看到虚拟性的思维和处理方式。对于典型人物的报道，仍然没有在本质上脱离文革式的摆拍状态。我们仍然会看到人物报道中那些被摆在实验室中、摆在工厂车间、摆在田间地头工作的假模假式的主人公；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地方领导视察工作时等待摄像机的眼神；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各个被表扬的单位职工为了拍电视而强作的欢颜和特意穿上的美丽的衣裳。于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如同放到照相馆里一样拍出的画面，美则美矣，但却并不让观众们喜欢，因为再美丽的虚假，也赶不上丑陋的真实。
不能否认，受到了在九十年代初开始的电视人文纪录片的冲击之后，传统的“改革大潮中的****”式的专题片已经在中国电视上彻底地没落了，但它们真的在电视人的意识中彻底消失了吗？中国电视人对那种专题片和新闻报道的方式做过彻底的反思吗？没有对于传统报道方式的根本性反思不可能从理论上知道那时我们错在哪里，也就不可能在未来的实践中做出明智的选择，从而避免错误的复发。电视人在真实的探讨上仍然处于幼稚状态下，仍然没有对于新闻真正做出自己的思考，这是根本性的悲剧。于是，我们可以在历史纪录片中插入电影故事片的镜头，我们可以将拍摄素材随意地为我所用，在真实的报道节目中从自己的好恶出发随意地用音乐和特技镜头来骟情和取巧，而完全不去考虑真实而复杂的世界。
许多工作电视工作者都将“好看”视为电视节目的核心价值评判标准。我们拍摄画面的首要标准是构图和流畅而不是它所能够传达的信息准确；我们选取谈话嘉宾的首要原则是能不能出彩儿，而不是他的话语中的意义。如果我们将电视只视为艺术和技术，将“好看”视为电视节目最重要的命脉的话，那么，我们将失去电视的本来面目。因为我们失去了真实，也就使电视沦为娱乐的工具而忘记了它的新闻属性。

中国的电视播音员和主持人是中国电视上最靓丽的一道风景。但很少有人真正去思考电视播音员的本质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美国那样商业化的电视国家都没有采用年轻漂亮的播音员和主持人去吸引观众？这背后存在着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好看”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俊男美女在屏幕上出现当然要比那些大叔大妈赏心悦目得多。欧美电视业人士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在远较我们更为激烈的电视眼球竞争中却没有走“美女主持”的路子。因为电视上出现这么多的话筒架子产并不是一个艺术水平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如同重要会议上，没有领导会因为自己年龄偏大，形象不佳就派自己的女秘书来代替出席，进而宣读稿件。因为他知道，那是对于与会者最大的不尊重。与会者不是来看美女的，而是来聆听会议内容的。一位专家也绝不会因为自己的普通话不够标准就让学生们来替他宣读讲义，因为他本身也是与报告的内容不能分割的一个整体。
从本质上来说，电视新闻就是电视记者向他的观众们讲述自己了解到的真实故事。那么，他不需要一个二传手来讲述他的亲身见闻，他自己来讲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事情是对观众们和自己最大的尊重。如果一个记者觉得由于他自己的说话水平不高而必须要将所见所感写成文字，再来由另外一个口齿伶俐的人来念上一遍的话，那只能说明他根本没有做一名合格记者的资格——衡量一个人能否做记者的并不是他的记者证或者新闻学学历以及记者资格考试之类的硬件，而是他自己能否胜任自己的工作。

但如果说观众们忘记了自己应有的被尊重的权利，对于电视人来讲，如果也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保持麻木则是一种悲哀。国外的主持人之所以年龄那样大，是因为他们都是记者中最出色的一群人，他们是在几十年的采访生涯中磨炼出来的佼佼者。在国外的著名主持人的行列里，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辉煌经历。
美国电视新闻主持人中的最杰出代表爱德华·默罗作为二战中最出色的广播记者以《这里……是伦敦》的现场广播赢得了三千万坐在收音机前的美国家庭。成为电视主持人后，以《现在请看》节目揭穿了麦卡锡的丑恶嘴脸。

克朗凯特在二战中出任合众社记者，乘盟军飞机进行报道，65架飞机中有13架被德军击落，他死里逃生，抢发新闻。

丹·拉瑟在休斯敦任记者时，曾在飓风袭击得州海岸时，站在气象大楼上做现场报道，三天三夜没有离开麦克风。
……
他们都是记者中最出色的一群人，他们最有资格担当起记者的领头羊。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坐在主持人的台前代表着身后的所有一线记者，他们才有资格作为记者的代表将一线记者采访回来的事实加以整理，加以评论。
电视屏幕上所播出的新闻并不只是记者自身的劳动，记者可以以谦逊的美德将报导的殊荣拱手让人，那些新闻是代表着事实与客观公正，经过二传手的事实在传播中会距离真实更远，也就损害了事实的客观属性，人们在获得信息的时候永远在追求着原创的东西。正是这样的原则使外国的电视界形成了记者型主持人的选拔惯例。这个原则原则并不是个人抛头露面的光荣，而是新闻属性的需要。这种体制代表着对观众，对新闻事实的尊重。在德国，新闻没有播音员，而只有一种念稿人，多数是由记者们轮渡上阵值班。而且当观众们开始熟悉并特殊喜爱起其中的某一位的时候，编辑部就会让他离开这个岗位，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观众的这种偏好会影响观众们对于新闻事件的接受和理解。其实没有观众怪他们的形象不佳，没有观众挑剔他们的口音不够标准，也没有观众嫌他们的好出风头，反而更加喜欢他们。因为在观众的眼里，可以通过看到他们最可信赖的人来看到事实真相。

看到电视上的美女主持，总是让我想起邓拓在《燕山夜话》中提到的一则小寓言，一个商人从一位农民那里发现了一枚珍贵的古代金币，打算买下，而农民却怕金币上那些年代久远的灰尘会损害它的价值，因此将金币打磨得金光闪闪，也磨掉了上面的币值和图案。商人看到了磨光的金币之后，婉惜地离去。金币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美丽与闪亮，而在于它的真实和价值。我们在用美女主持打磨新闻的时候，是否也想到了新闻自身的价值？新闻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而不在于它包装的美丽，如果新闻都忘记了“尊重事实”这句老生常谈，不知这社会上有什么还会“尊重事实”。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电视走向事实本体的脚步，但这就够了吗？观众们觉得够了吗？电视人，你们自己觉得够了吗？
电视产业化的核心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随着入世的号角的奏响，从理论界开始对于电视的产业化问题作出了多角度的论证。进而，电视的改革成为媒体越炒越热的一道风景，于是，集团化改革拉开了电视改革的大幕。但忽而又沉寂下来。

这里我们不得不思考电视改革的意义所在。电视改革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为了更好的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为了抵御开放时代已经逼近家门的境外媒介兵团虎视眈眈的胃口。不能否认，中国的电视行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而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的电视人有理由骄傲地说，中国电视不只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起到了记录和见证的作用。中国的电视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从第一个改革的典型的出现和宣传，从最早播出的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从中国二十年来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都记录在中国的电视录像带当中。而且从农村改革的田间地头到工厂改革的车间班组，从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会场到喧嚣的都市街头，都留下了扛摄像机的人的足迹和身影。

更重要的是，中国电视不只起到了记事本和留声机的作用，它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文化建设的一支重要舆论推动力量：

1979年9月《新闻联播》节目中就播出了一条批评高级干部用车特权的新闻片：《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停车场见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1980年，中央电视台还拍摄并播出了反映工业改革题材的电视剧《乔厂长上任》，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受到好评，推动了全社会对于刚刚开始的中国企业改革的思考。

1985年，太原电视台拍摄的十五集电视连续剧《新星》在全国播放，造成万人空巷的壮观场面。一时间，李向南、顾荣、潘苟士等名字成为改革者与保守派的代名词。片子的播出，加深了人们对于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思索。
1988年，大连电视台投拍的《篱笆、女人和狗》以及那首同名主题歌迅速红遍大江南北。剧中深刻是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新观念对于农民日常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新的生产方式所引起的农村传统观念和传统道德的瓦解。并为下一步农村改革的方向提出了新的课题。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电视评论栏目《焦点访谈》面世。成为中央电视台最有影响力的电视栏目之一。它关注改革开放，关注人民生活的各个侧面，敢于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敢于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事件。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引导舆论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
开放，是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的又是主题。电视通过小小的荧屏纪录着开放，讴歌着开放，推动着开放。亿万中国人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了解着外面的世界，同时通过它与外面的世界相交流。电视在对外开放中成为信息最重要的传递者，也通过舆论的引导推动着开放的进程。

是电视让中国人了解了世界，让中国人看到了自己与国际上的巨大差异；是电视让中国人努力奋进，鞭策着几代中国人奋力前行，推动着中国内部机制的改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电视人的刀曾经斩向了各个社会领域，从经济到政治，从生产到社会生活，从物质需要到文化沟通。不能不说，电视在中国二十几年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回顾电视业自身，中国电视人却惭愧地发现，自己却只是通过自己手里的笔和摄像机来推动着这些改革，中国电视业自身在管理和机制上与二十多年前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中国电视台的管理还停留在严格的计划经济模式之下。多数中国电视台的用人还实行着机关式的终身制和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中国的电视台在财务上与二十多年前的国企式的管理没有根本性差别；中国的各级电视台在市场运作上还仍然守着行政区域的分割方式而毫无真正的市场思维；中国的电视节目生产还处在作坊式的小打小闹方式之下；中国的电视节目不但没有走向世界，反而总是在忧心忡忡地担心着境外同行的挑战。改革开放，似乎只是中国电视人砍向中国社会的单刃剑，而对于中国的电视机构和电视事业自身没有任何的根本性触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电视总是在为人作嫁，唤醒了前赴后继的改革者冲向了市场，冲向了世界，但自身却被改革开放的大潮甩到了最后。当新世纪来临的时候，当中国入世之后，我们才发现，那些当年让我们忧心忡忡的家电、服装、纺织电子等行业都已经成为中国的强势产业，而电视却成为了中国最弱势的行业之一。

更让几十万电视人惭愧的是改革开放的原则只能成为斩向别人的刀，而一旦改革的春风卷入了电视业的领地，电视人却焕发出同仇敌忾般的抗战热情。
通过改革自强自立应该是中国电视改革的主旋律。但我们发现，人们在纷纷讨论电视台的命运的时候，却忘记了电视业最核心的问题，真正关系到中国电视业在未来成败的东西是什么？是中国的那些电视台吗？不，是电视每天播放的节目。如果没有电视节目的竞争力，电视台的大楼盖得再漂亮，电视台里的工作人员学历水平、思想境界再高，中国的电视产业都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中国的家电工业走向世界的并不是康佳、海尔这样的工厂，而是它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微软公司能够成为世界的软件霸主，并不是凭借它公司的规模，而是凭借它的视窗产品；韩国的公司的世界神话在一夜之间破灭不是因为它们的现代和大宇或者双龙、起亚不够大，而是因为它们产品不能使之赢利；好莱坞在欧洲市场上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拥有庞大的生产基地，而是因为它能够生产出来观众喜欢的电影。

房地产业成功的秘决是什么？地段、地段、还是地段；电视业成功的秘决是什么？节目、节目，还是节目。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只去与人攀比规模够不够大，人员够不够多，资金够不够雄厚，铁锁联舟式的战法只能落得个火烧战船的惨淡结局。

而现在我们的节目到底怎样？我们的电视节目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我们的观众们满意，但这取决于什么样的观众。我们的电视节目关起门来自己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如果将其放到竞争的态势中来看，我们发现问题不少。当年有线台刚刚建立的时候，因为没有对于香港节目转播的禁令，其节目的收视率一直居高。就现在的统计来看，在能够收看到凤凰卫视节目的地方，它的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这本身也说明了观众们对于我们自己闭门造出的那些节目的不满。凤凰卫视本身的节目中来自于大陆生产的节目数量在香港台中是最多的。如果其它的境外节目也被与我们自己的节目放到同一播出平台上的话，这种比较就更加显著。总局对于境外节目的播出限制性政策的制定本身也正是说明了国产节目在竞争力上的差距。

当然，优秀的，具有竞争力的节目不是靠哪一个天才生产出来的，是依靠机制作为保证的，机制调动人员，人员生产节目，而且需要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之后，才会有真正好的节目的出现。但这个过程可能会是一个艰难而又痛苦的过程。
改革之路是艰难而痛苦的，没有牺牲，就没有再生的希望；没有壮士断腕的气概，就不会有叱咤风云的英雄。如果改革只是在讨好那些利益平衡上讨价还价，改革也就失去了推动进步力量的意义。电视改革，如果不能使中国的电视节目更好看，不能使中国的电视节目的水平与国际接轨，中国电视业的改革的目标和意义就会被画上问号。

其实，电视业的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一部分利益的牺牲与转型，理顺中国电视节目的生产机制，从而使节目生产水平获得质的飞跃，如果中国人生产出来的节目让中国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满意，让党和政府满意，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我们就没有必要对于境外兵团的的恫吓有任何担心。

但节目的核心是什么？是它的竞争力，它的竞争力从何而来？从竞争中来。这是一个最浅显的道理。没有竞争，哪儿来的竞争力？而中国的电视行业恰恰是最怕竞争的一个行业。它通过无数的行业规定将行业以外的力量排斥在竞争的棋盘之外。中央台在发现省级台的上星可能会对其全国性的广告市场发生威胁的时候，不是在自身的节目质量上做文章，而是迅速增加频道数量来与之抗衡；地方台不允许有别人染指它的广告资源，拼命地通过限制对其它上星台落地的方式来维持其本地垄断地位；电视台里的各生产部门不在自己的节目生产中负出努力，而总是在节目播出的特许权上作文章，希望能将制播分离的呼声消灭在萌芽状态。现有的最低限度的竞争也并不是在平等的竞争平台上展开，“特别是作为政府执法主体的行业主管部门将自己的利益与竞争捆在一起的时候，监督者自然成为拥护监督的挡箭牌，” 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想象在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里会出现有竞争力的节目？

我们的电视改革仍然没有在如何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上下工夫。
当然，这种改革的触动性会是最大的，它的牺牲也会是最大的，但没有牺牲壮志，也就不会有日月新天。在境外的电视兵团已经兵临城下的时候，我们的改革还不能将促进高质量的节目生产作为原则，还在为排坐次争论不休，最终的命运可想而知。

类比一下，我们可以发现，比中国电视业改革走得稍早一点的改革是电信业的改革。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它的路途并非没有启示意义。电信业的改革，不但没有进行电视业一样的合并，而是采取了引进外部竞争与实行分割的作法。邮电部以外的联通公司的成立使手机的价格一夜之间降了一半，而且到现在已经实现了完全的市场化；中国电信与移动公司的分离使双方真正实现了几十年没有实现的把顾客当作上帝的诺言；中国电信与网通公司的分离使得电信业真正地成为了一个产业，而不是事业单位的企业化经营。在市场那里，我们发现了诸多的实惠使得市场迅速扩大，没有因为改革使市场的大饼变得更薄，而是变得更厚；在顾客那里，我们发现手机和电话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更近而不是更远；在相关的厂商那里，我们发现，国产手机不但没有因失去保护而一蹶不振，反而已经占到了市场的关壁江山，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几年之内，虽然离信息产业入世的时间表越来越近，我们却发现人们对于境外同行业竞争的担忧越来越远。当然，其中也使中国的电信业发生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转换过程，它的牺牲只有自己人知道，虽然悲壮，但换取了民族产业的成长，换来了电信产业的笑傲江湖。

如果中国的电视产业真正被定位为一种产业的话，希望也能在不久的将来也能看到它倚天屠龙的一天。但我相信，那一天，它绝对不会是靠的政策性的保持，或者是机构的庞大与威风，而是依靠它的节目的竞争能力。
数字化收费频道是救命稻草吗？

提到中国电视业的问题的时候，中国的电视人总是习惯于看数字，看报表，看分析材料，却总是忘记了常识。因而对于一些人来说，中国电视现今最大的问题不是其节目质量不如人意，而是中国的各级电视台在经济上苦无突破口。不是中国电视屏幕将在未来的竞争中变成什么样子，而是中国电视业未来可以看见的蛋糕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员和开支的需求。
于是，当三年来各级电视台的广告增长已经持平的之后；在中国的有线电视不能创造更多的效益，不能更为中国的电视业提供想象中的巨额资金之后；在电信业以强势手腕封堵住了有线网络向信息产业发展之后，中国的电视人并不是考虑如何通过节目生产方式和节目生产体制上大胆突破，使中国电视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和生命力，而仍是在冥思苦想怎样能够新开出一片荒地来养活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人丁增长。

或者说，我们的电视业过去长期是靠天上每年都能不断掉下充足的馅饼来维持着自己的发展。现在忽然发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越来越少了，在惊恐之后，力求改进，好养活那些已经惯于等馅饼的子孙。但改进的方法不是去督促那些游手好闲惯了的孩子去努力耕作解决衣食，而是打算再带领子孙去重新寻找一片能够掉下馅饼的天空。

于是，想到了收费电视，从国外的资料上发现，境外电视机构的收入中原来只有不到一半是来自于电视广告收入，而其它的多数都来自于收费电视节目。这看来是一片新的天空，这片天空中还有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在集团化的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电视将士又要出征了，出征这片无人开辟的天空。尤其是这片天空上又戴着一顶数字化的帽子，这顶帽子本身当然可以被描述为“迎接世界技术革命的潮流。”这顶帽子上的光环与帽子下的馅饼相结合，成为了电视业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

但这顶帽子下的馅饼真就那么容易掉下来吗？

首先必须肯定，这片天空下面的确是藏着诱人的馅饼。就发达国家来看，收费电视节目已经占到了很大的比重。许多的家庭中都有个随着数字电视而来的“机顶盒”，或者通过有线电视的频道以及卫星电视频道进行收费式的播出，电视机构每年从中获取了丰厚的经济收益。看来馅饼是有的，市场可能是有的，我们电视业的这种打算应该是可行的。它或许可以挽救经济上正日益陷入困境的各级电视台站。

据说这在经济学被叫做“增量改革”。“即是在原有体制基本不动的情况下，靠对新增资源、新开辟领域实行全新方式的运作、增值达到改革发展的目的。” 即使这种增量经济的逻辑行得通，我们也得思考一下，可增之量到底存不存在。改革开放之初，全国的市场处于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大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推动改革。但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总体市场结构已经出现了巨大变化。市场搏奕的主导控制权已经不再如当年一样牢牢把在了原来的政府手里。市场自身已经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政策面在与市场的争斗中已经经常性地处于劣势状态下。而且市场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政策已经不象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拥有那么多的自留地了，因为相关行业之间已经处于经济上竞争搏奕的状态下。想象中的收费电视市场许多已经早就被提前改革的报纸、杂志、网络、甚至于盗版影碟行业瓜分了大半。而且其市场化程度、竞争能力都要比原有的电视生产方式高得多。而且，收费电视的潜在观众们已经被那些非电视渠道来的娱乐项目吊足了胃口，我们现在的电视产品能否达到他们的要求，不得而知。而且，增量经济的核心是对新增资源实行全新方式的运作。那么，除非摆脱原有的电视机构，新成立几家非垄断性的收费电视机构，才可以称得上是“实行全新方式的运作”。但我们发现收费数字频道从一开始就仍然由一贯依赖垄断地位的央视等原有电视机构为主导进行垄断性经营，那么，增量改革会不会又如电视上星一样变成只增量，不改革呢？“中国今天在与外国的媒介产业巨头竞争的时候，也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民间的力量。仅靠‘中央军’和‘官军’，中国的媒介产业是难以取胜的。” 对此，中国人有目共睹。

收费电视的成功运作大体需要几个因素：优越的经济条件、专业化的观众欣赏层面、 雄厚的电视（电影）制作水平。

对于第一个条件，我们就不完全满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水平尽管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是一个拥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的电视观众都刚刚脱贫没几年。每年上千元的频道购置费用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小数目。至少在收入中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支出要高得多，而且根据恩格尔指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不会从基本的衣食费用中来挪出金钱来满足一时之快的。当然，我们有新富起来的阶层，但它们能否有那么多的时间打发在电视中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因为根据常识，观看电视的时间与财富的拥有量成反比，高收入者从报纸中获取信息的比重要大大高于低收入者。除非是我们能够有高质量的节目将其从其它的娱乐形式中拉到电视荧屏前面。

第二个条件是观众的专业化程度，这个指标通常与中产阶级的数量和城市人口中专业人员的数量相关联。这方面的数字在中国的人口比例得不到支持。也许有人会以中国这方面人口的总量而不是比例来反驳，但这种人口的总量虽然不少，但其由于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口味也是异常的挑剔。就中国的美食家来说，刘艺伟式的做菜方式肯定不会让他们喜欢。

而前两个条件虽然不能被完全满足，但至少可以部分地得以实现，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收费电视的市场，但有了市场不见得就意味着有效益。因为第三个条件似乎成为了前两个条件的制约。我们现今的电视节目生产水平和能力能够支撑起这样的频道来吗？潜在的市场买家能否肯为我这现在这样的电视节目掏钱。

在以往的电视中，我们的电视还基本上处于我让你看的状态，反正我在让你免费看节目，白给的饭即使有点溲，你也得受着。你只可以通过遥控器频繁地更换频道来显示自己的无奈，当然，我自己心里有底，反正不管你换到哪一个频道，也都比我强到到哪里去。但有了收费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家是来买东西的，自然要挑挑捡捡，如果满市场也找不到喜欢的东西，人家可以什么都不买。影迷们会退回到自己的小屋里仍旧每天观看自己买来的盗版影碟；经理们会关闭电视依旧去详读那些专业性的财经杂志。

因而，第三个条件准备得怎么样了？我们的节目准备得怎么样了？怕是一个现在数字电视热潮中最为我们忽视的一个问题。我们建成了现代化的市场，有了新穿上西装的卖主，但并不意味着买卖就能够兴隆起来，如果那些顾客在里面转了一圈之后，都对你的商品摇头说NO，你这个市场的命运可想而知。而且你还要花上大笔的维持市场存在的费用。面对那些高档次的顾客，你在市场里一如既往地只准备了沾满泥土的白菜、萝卜肯定是不行的，不管你怎样叫卖，不管你定下的价格多么低。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新闻联播》能够让高收入者得到多少信息；我们的《焦点访谈》能否让社会问题专家们花钱去看？我们的《经济半小时》是否会得到高级经理人员的青睐？我们的《开心辞典》能否得到专家学者们的频道订费？我们的电影频道上免费播出那些五六十年代的流金岁月影片还可以吸引一部分老年观众，但如果让他们花钱来看，他们是否能够愿意掏钱？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有了收费频道的市场需求，我们自然会生产出来高水平的节目，但高水平的节目是需要高水平的生产机制和生产平台的，我们有吗？当年高质量的汽车在国内不是没有市场，但我们那些国企生产出来了吗？最后不还是通过合资的方式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这一点数字电视收费频道在苏州等地的试点中已经发现了问题，在好奇心过后，人们在花钱的时候必然想要物有所值，但我们的电视节目生产恰恰提供不了所值之物来。

因而，当我们的电视节目无法满足匆忙上马的收费频道的时候，必然地为境外电视业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我们只能靠引起境外节目和境外频道来获取收费电视生存的机会。默多克日前来华，是否是因为收费频道的问题上找到了突破口，因为这一直是他多年来的一个梦想，默氏从八十年代以来就一直在艰苦地等待着打开中国电视业大门的门缝，这次不知他是否会凭借收费电视成为第一个能够在中国落地的电视媒体？毕竟，是他帮助中国的海外频道在境外取得了数量最大的落地份额。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收费电视正是这样的一把双刃剑，它的初衷是为了境内的电视机构找到一条新的生存出路，但却在实现的过程中将中国境内的电视机构推向了与境外媒体直接交锋的战场，而我们自己的战斗力到底怎样，恐怕只有中国的电视人自己知道。

如果说交锋的战场是广大的电视观众，那么，交锋的武器则是电视节目，而中国的电视业的核心顽症正是节目生产的技不如人。如果我们不在电视节目生产的质量和水平上多下工夫，如果我们的电视改革不在促进中国的电视节目生产的机制上做文章，数字化电视和收费电视无异于引狼入室，那片天空里落下来的馅饼是落不到中国电视人的手中的。

当然，中国电视业还可以使用另外的一件利器。即依靠自己的垄断性特权，将自己的节目中相对较好的节目拿出来放入到收费的行列（这在我们许多垄断性机构的改革中不乏先例，甚至已成思维定势）， 将不收费的电视频道中剩下的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塞给那些弱势的观众。但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不但不会成全收费电视，反而将自毁中国电视为几代人艰难筑造起的长城。

因此，伴着数字化浪潮而来的收费电视只能被看作一个挑战，千万别把它当成是一根救命稻草。真正能够救助我们的还是的刮骨疗毒式的自身改革，而不是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自身以外的事物上。

再过几年，中国电视就将迎来五十年的华诞；再过几十年，世界电视也将欢庆它的百年寿辰。电视在变，中国也在变，但其中总有些不会变的东西吧。所有的忧思背后是因为我有一个梦想，梦想能看到中国电视真正的辉煌。虽然我只有三十出头，但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一天。

jfei

湘里妹子

我在“我写“纪录片论坛做斑竹的时候，是 jfei先生最先把他的高质量的原创学术论文《电视(电影)纪录片本质及创作初探》上贴到了我的论坛，后来被许多纪录片专业网站和论坛转载了，为此妹子很是感动。

很久，妹子才想起来补写了一篇《有一种感动叫无言》置顶放在坛子里，马上被jfei先生的学生读到了，回了一贴说是转告给jfei先生，也不知转告否？

今天，jfei先生又将他新的大作赐给了妹子论坛，妹子真不知如何感谢才好了。。。。。。转来《有一种感动叫无言》的原文及坛友们的回帖，在此再次衷心感谢jfei先生对妹子论坛的支持和捧场。今后，欢迎jfei先生的所有大作都上贴到妹子论坛来，我想，那将是妹子及妹子论坛的莫大的欣慰了。



*^^**^^**^^*

湘里妹子

作者：湘里妹子

以下是引用我在线在2003-6-9 23:56:17的发言：
一直在看<见证>,然后在google上搜索到这里,不错!
版主在寂寞中耕耘,我是说,来这里发帖的人比较的少!呵呵!

不知为何，我今天突然想起了jfei先生，我又突然想到，5月9日 jfei 先生寄给我的发在论坛里的他的原创学术论文《电视(电影)纪录片本质及创作初探（一、二）》一文，当时我竟然忘了注明是“原创”了，这是多么大的疏呀！我应该在这里跟jfei先生说生对不起才行。


jfei先生现在在吉林大学新闻系任教，曾经当过记者，是个既注重理论研究又有实践经验的学者。记得当时他发现了这个论坛时很高兴，不久就将他的这篇论文E给了我，希望我“指正”。一个地地道道的内行这么认真地要一个货真价实的外行来“指正”，可见jfei先生是一种怎样的小心谨慎、怎样地谦虚了。又可见我这个确确实实的外行是多么地不知天高地厚了！


我马上将jfei先生赐予的论文帖到了论坛里，当时没有忘记“加精”，却忘记了最主要的——没注明是“原创”。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个不能饶恕的失误！今天我虽然做了更正，但怎么也不能弥补我内心深处对jfei先生的深深的内疚了。。。。。。


因为，这是论坛收到和帖出的第一篇原创，它包含着一个传媒学者对“在寂寞地耕耘着”的湘里妹子论坛的极大的支持和鼓励，而我，当时却忽略了。。。。。。


有朋友这么评价这个论坛：这是一个不错的论坛！同时它几乎又是一个一个人的论坛。几乎是一个人发帖，一个人“灌水”，一个人自言自语，一个人孤芳自赏；


也有朋友是这么来评价的：这不是一个人的论坛！因为，这里可以说是纪录片人或爱好纪录片的朋友们的精神聚餐地。我们可以从每篇文章的“点击率”中找到许多朋友的影子。

有朋友在不断地问，我自己也会问问：是什么支撑着湘里妹子执著地经营着“一个人的论坛”？湘里妹子为何能平静地“在寂寞中耕耘”？


我知道，子夜守候着看纪录片的朋友不少；我也知道，每天默默地关注和守候湘里妹子论坛的朋友也不少，说句真心话，湘里妹子很感动，真的很感动。


jfei先生好象有一段时间没来论坛了，不，也许每天都来过。。。。。。


[此贴子已经被湘里妹子于2003-6-13 13:22:5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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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http://www.xlmz.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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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6-13 13:22:52  



转与此帖相关的回帖：


慕容鸣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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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JUFEI老师的学生，我代他谢谢您，会转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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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6-15 11:38:31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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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样子是真的寂寞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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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6-17 9:41:46     


  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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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人气很不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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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6-19 12:24:08     


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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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才够呢！：P

只可惜看帖者多，
“打铁”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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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6-19 20:37:25     
  


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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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论坛多增加一些具体的讨论话题，不宜办成一个学术性的讨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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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6-25 15:01:56     




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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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下是引用7mm在2003-6-25 15:01:56的发言：
我建议论坛多增加一些具体的讨论话题，不宜办成一个学术性的讨论园地。

学术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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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4 0:24:14     



灵魂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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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好啊，我很喜欢啊，但7mm说的也不错啊，斑竹可以增加一些与学术有关的讨论话题啊，大家多交流，也是一种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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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6 19:23:45    


  
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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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说学术不好，就像今天的高校教给了学生们很多知识，但每一个走出校门的学生都要花以年计的时间来适应这个社会，等他们适应了自己的环境，知识也忘得差不多了，我的意思是应更注重应用的发展，尤其是纪录片。看看几年以前的纪录片，那些成为经典的东西，有很多在我们今天看来也不过如此，但在学校里，它们还在被奉若神明，我们需要历史，但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那些过时的东西上吗？我是说，今天的学术太陈旧了，没有实践对它的推动和提升，要来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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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6 23:15:06     


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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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论坛能为纪录片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些更有用的东西，而不是讨论诸如“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之类的空洞和缺少力量的话题，因为，这已经是真理，不需要再被证明。
说得过激，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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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6 23:20:58     
  


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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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m兄好！
依您看，
如何才能“推动和提升”《见证》呢？
据我所知，
来论坛“看”的专业人士不少，
可有几个愿意“说”（讨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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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6 23:21:10    



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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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是外行呢！

以下是引用7mm在2003-7-6 23:20:58的发言：
我希望论坛能为纪录片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些更有用的东西，而不是讨论诸如“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之类的空洞和缺少力量的话题，因为，这已经是真理，不需要再被证明。
说得过激，见谅。

7mm兄：
俺是个死外行，
您起个话题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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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6 23:24:49    


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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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纪录片应该是作为一个产业来做，可能我对此的了解有限，但当务之急我们都应该为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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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6 23:27:14     


  


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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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以下是引用7mm在2003-7-6 23:27:14的发言：
我想，纪录片应该是作为一个产业来做，可能我对此的了解有限，但当务之急我们都应该为此努力。

《见证》能“作为一个产业来做”吗？
真不知《见证》栏目组的人如何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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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6 23:33:15     


  
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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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们也在做这样的努力，只不过没有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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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8 12:21:45     


  


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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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下是引用7mm在2003-7-8 12:21:45的发言：
也许他们也在做这样的努力，只不过没有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而已。

7mm兄
你的“也许”有一定的依据吗？[em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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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8 20:30:30    


  
灵魂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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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产业，让人感觉有商业化之嫌，这样下去，纪录片的严肃性恐怕很难控制！现在一些纪录片栏目的娱乐化倾向，让人很是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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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10 20:18:21    


  


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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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事情，生存是最重要的。既然商业化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我们应该考虑更多的是，在保住品质的同时，有选择的迎合和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引导”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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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14 13:22:50     


  


多多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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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商业化和严肃性并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都说纪录片需要“真实”，那么商业化本身就是一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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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16 15:17:36     


  


灵魂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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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不喜欢“商业化”这种倾向，我同意严肃题材应该尽量通俗化。说到商业化，总让人联想到“流水生产线”、“以钞票为目的”之类的词组。如果因为追求商业化而使纪录片娱乐化，恐怕会连我们这样的观众也会失去！我也拒绝做这样被市场牵着走的纪录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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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18 21:34:56     


  
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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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了视什么早就了好莱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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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19 13:00:55    


  
灵魂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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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俺不喜欢看好赖污的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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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时间： 2003-7-23 13:59:24     


  
:-P:-P:-P

jfei

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关于纪录片的，但被妹子贴到了这里也还多少有些关系，这篇文章可能有些地方火药味浓了一些，但因为算不上正式的论文，更象是篇随笔，因此想到了哪里就写到哪里了。论证也算不上很严谨，但我想太严谨也就会少了激情。因为我不希望自己太早地老去，所以写了这样的东西，一方面供大家参考，一方面也是给自己的想法留个纪录。其实我觉得电视业的问题比较多，随手拈了这几个。当中涉及到纪录片的地方不多，不过既然纪录片是电视业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就有所关联。

jfei

说到商业化与纪录片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觉得它们之间有矛盾，但不是根本性的。而且情况很复杂。有些题材的纪录片比较容易进入商业化动作的领域。比如说综合性的，象美国的discovery的那种。
但有些则不好作，如人文的，它永远不会有太高的收视率。因为它更象是一种散文和诗的写作，是给少数人看的，不是大众化的。否则我们非得要让它走入大众化的方式，就又会出现如58年民歌运动的状态了。那不是在提升艺术，是在贬损艺术。这些东西是需要一些人来搞，但又不会有太大的市场。怎么办一是靠政府，但不全行，因为政府只会支持主旋律的。二是靠个人，如同写作一样，总会有人不为卖文而写作。为自己喜欢而写作。但纪录片的纸和笔都太贵。维持了不多久。三是靠一引起民间组织。其实国外的大赛和评奖的本质都是通过这样的组织在支持着非商业性的运作。
也请大家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