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诸陵位置考

湘里妹子

来源：青藤书屋
作者：杜葆仁 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29-33页

      西汉建都长安，从刘邦起，经历了十一个帝，统治了二百一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封建王朝。

      汉代盛行厚葬，当时的统治者很注重陵墓的建设。西晋索琳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⑴说明耗费之巨。

      西汉的帝陵，不仅地下墓室工程浩大，而且“各自居陵旁立庙”，“各有寝、便殿”，“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⑵可见规模之大。

      现存的西汉诸陵及其陵寝遗址，保存有大量的历史文物与建筑遗迹。它是汉代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汉代封建礼仪制度及地主阶级思想意识的集中反映。

      研究西汉帝陵，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诸陵的位置。二千年来，沧桑变化，金石磨灭。原来的陵园除过留有封土堆外，几乎别无标志。查检志书，诸陵位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清代毕沅任陕西巡抚时，于诸陵前立碑，错误不少。《陕西通志》与《咸阳县志》的记载的亦有失误之处。近数十年，陈子怡的《咸阳原上汉帝诸陵考》，影响较大．其说也有不妥与错误，然为学术界所采用⑶。

      为搞清这一问题，笔者1972年发掘阳陵刑徒墓时，对诸陵进行过一些调查，同年拟写了本文，曾就正于陈直先生。近几年，咸阳地区文管会和咸阳市博物馆，曾就此问题做了不少调查勘测工作，取得可喜的成绩。笔者现将此文提出供参考。

      西汉十一个皇帝，死后都埋在汉长安城附近。

      汉文帝刘恒，葬霸陵。霸，原系水名，属秦芷阳县地。汉文帝葬此后，改芷阳县为霸陵县，“就其水名因以为陵号”。

      由于文帝“因山为陵，不复起坟”霸陵无封土可觅，陵的位置只能由合葬者和陪葬者的位置来确定。

      《汉书‧外戚传》记载，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孝景前二年(公元前155年)崩，葬南陵。”唐颜师古说：“薄太后在霸陵之南，故称南陵。”今西安市东郊狄寨公社鲍旗寨村西北有南陵，封土与陵园遗址历历可指。

      文帝窦皇后，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崩”，“合葬霸陵”⑷。今南陵北，窦陵村西北有窦皇后陵。霸陵亦应在此附近。

      这一带汉时曾设霸陵县，三国魏时改为霸城，北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取消霸城县并入万年县，以后不复设县。但解放后在西安市东郊出土的唐《陇西郡夫人董氏墓志铭》和《王公素墓志铭》中，均有“葬于万年县霸城乡”等语，证明唐时此处还叫霸城乡。由此，亦可断定霸陵就在这一带。

      汉宣帝刘询葬杜陵。杜原是一古国名，在今西安市东南。公元前687年，秦武公于此设置杜县。刘询于“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因“帝在民间时，好游鄠杜间，故葬此。”⑸同时埋在这里的还有孝宣王皇后。王皇后于“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崩)，合葬杜陵，称东园。”⑹今西安市东南曲江公社三兆村南，有东西并排两大冢，便是杜陵与王皇后“东园”。

      霸、杜二陵，位于渭河以南。其余九个汉陵，都在渭北咸阳原上。

      《水经注》渭水条载：“成国渠，其渎上承汧水于陈仓东，东径郿及武功槐里县北，又东泾汉武帝茂陵南，陵之西北一里，即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谓之英陵。故渠又东径茂陵县故城南，故渠又东径龙泉北，今人谓之温泉，非也。渠北阪即龙渊庙。故渠又东径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陵，东南去长安七十里。又东径平陵县故城南，故渠之南有窦氏泉，北有徘徊庙。又东径汉大将军魏其侯窦婴冢南，又东径成帝延陵南，陵之东北五里，即平帝康陵阪也。故渠又东径渭陵南，又东径哀帝义陵南，又东运惠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县故城，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侧有杜邮亭。又东径渭城北，又东径长陵南，故渠又东径汉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亚夫冢，故渠东南谓之周氏曲，又东南径汉景帝阳陵南，又东南注于渭，今无水。”其明确指出，成国渠由西往东在咸阳原上所经汉陵的顺序是：

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阳陵

      《汉书》臣瓒注和《三辅黄图》中关于汉陵位置的记载，虽不及《水经注》明确，但两书都以汉长安城为基点，记载了长安城到西汉诸陵的方位和里数。除距长陵的里数，一说“去长安城三十五里”，一说“在长安北四十里”以外，其它则完全一致。两书所指渭北九陵在咸阳原自西而东的排列，与《水经注》所记顺序完全相同⑺。

      比以上三书略晚的《元和郡县志》，以唐时的咸阳为基点，也记载了当时咸阳到西汉诸陵的方位和里数。其排列顺序也和上述排列相同⑻。

      由此可见，唐以前有关渭北汉陵位置的记载，基本一致。表明当时的人们，对汉陵的认识还是明确的。

      根据文献所记，核之今日地面现存之遗迹，也正相吻合。如《水经注》所记成国渠，其遗迹在今兴平和咸阳二县尚能看到，特别是兴平县窦马村北的一段管道遗迹，‘更为清楚。现茂陵正处在成国渠遗址北面，位于南位公社茂陵大队。西北一里有李夫人冢，正如王士祯诗中所说：“惟有佳人解顿国，英陵长伴茂陵西。”古迹宛然依旧。

      由茂陵南往东，“渠北有汉昭帝陵”。在今咸阳市西北大王公社大王村和互助村有二大冢，东西并列，相距很近，此处恰是“东南去长安七十里”，正是昭帝平陵。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昭帝上官皇后于“建昭二年崩(公元前37年)，合葬平陵。”这两个冢，其一是汉昭帝刘弗陵的陵冢，其二即上官皇后陵冢。

      成国渠经平陵南，“又东经成帝延陵南”，与今咸阳市西北周陵公社郭旗寨一大冢的位置正相符，是成帝刘骜的延陵。

      延陵之“东北五里，即平帝康陵阪也。”我们按此方向，在今咸阳市周陵公社大寨村东，西南距延陵约五里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大冢，正是平帝刘衎的康陵。

      延陵往东，在今咸阳市周陵公社新庄南有一大冢，便是元帝刘奭的渭陵。《汉书‧陈汤传》载，延陵“处势高敞，旁近祖考。”成帝为元帝太子，元帝葬渭陵，成帝葬延陵，东西相距仅五里左右，对延陵来说自然是“旁近祖考”了。

      沿成国故渠继续往东，在今咸阳市东北周陵公社南贺村有一大冢。此冢东对安陵，西邻渭陵，渭城在其东南。一般方志和现在编印的地图均称隋恭帝陵，这显然是错误的。除《水经注》与《汉书》明确记载为义陵外，解放后于此冢附近还出土过一方唐玄宗天宝七年(公元748年)九月李贲撰写的《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卿上柱国张去逸墓志》，内有“葬于咸阳北原义陵乡”等语，证明至唐时这一带的乡里还依义陵起名。而且此处遍地尽是汉代遗物，并无隋唐文化堆积层，附近又旁无大冢，无疑应是汉哀帝义陵。

      从南贺村往东，在今咸阳市韩家湾公社白庙村南，有一大冢。从形制、规模和地面遗物看，应是一座汉代陵墓。所处方位与《水经注》安陵的记载正相符，应是汉惠帝安陵。陵北里许，现仍保存一座基本完整的城址，印证了“陵北有安陵县故城”的记载。

      安陵的东南，就是渭城遗址。渭城，本秦都咸阳，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曹参‘东取咸阳，更名曰新城。”⑼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因其南临渭水，又改为渭城县。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发掘出大量秦都咸阳的建筑遗迹和历史文物⑽，证明了《水经注》记载的准确，亦为我们的判断增添了有力的证据。

      从今白庙村往东，在后排村北有两个大冢，按《水经注》的记载，应是长陵。《史记‧外戚世家》中《集解》引《关中记》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此二冢应是帝西后东。二冢附近，过去出有“长陵东当”、“长陵西当”、“长陵西神”等瓦当，陈直先生考证为汉高祖长陵所用。这些带字瓦当的出土，也证明了《水经注》等早期文献记载的准确。

      长陵东南，已临近咸阳原的尽头。在这块面积不大的原野上，还有两个大冢，位于今咸阳市红旗公社后沟村北。按《水经注》所载方位，与《汉书‧外戚传》孝景王皇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崩，合葬阳陵”的记载相符，一是景帝刘启的阳陵，一即孝景王皇后的陵冢。

      实地调查已证明，唐以前各有关文献，对西汉诸帝陵位置的记载是准确的。以后的撰写与编著者为什么又弄错了？除年代久远，沿革变迁外，他们还忽视了以下几点：

      首先，不仅要详尽的查阅各有关史书记载，还应对这些史料进行认真的对比、分析与综合。

      从《水经注》所记成国渠的流经看，茂陵东边第一个陵就是平陵。《三辅黄图》也载“昭帝平陵在长安城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汉书》所记亦相同。毕沅忽视了这些，将今新庄村南的元帝渭陵树碑为：“昭帝平陵”。结果，其间距离远远超过十里。

      又如，根据《水经注》记载，阳陵应在长陵东南。陈子怡的《汉帝诸陵考》误认阳陵为“长陵”，并以此为基点进行推测，结果把“俗所谓周赧王城者”(实则是一座自然山头)认做了阳陵。尽管他自己也了解：“其地并无皇陵遗迹”⑾，但为坚持己说，只好强解为：“景帝继文帝之后，恭俭同之，则此阳陵者，恐亦师文帝旧规，因山为藏，故后世无邱陇可觅焉。”⑿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景帝刘启，从执政后第五年开始为自己修陵。他在位十六年，修了十一年的陵墓。《汉书‧景帝纪》载：“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徒阳陵，赐钱二十万。”又于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说明在修阳陵的过程中还大量使用过刑徒。笔者1972年曾在阳陵清理发掘了一批刑徒墓，在刑徒的尸骨上，还带有钳铊刑具⒀。

      《三辅黄图》中，不仅记载了阳陵的位置“去长安城东北四十五里，”而且指出，“阳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连陵的尺寸都有了。史书还记载，阳陵陵园曾于武帝元鼎三年正月戊子(公元前114年)及东汉安帝延光六年三月戊子(公元122年)，多次发生火灾⒁。证明阳陵的地面建筑还保存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见，阳陵“无邱陇可觅”的说法，是不确实的。

      其次，应对西汉的陵墓制度进行必要的研究。西汉皇后一般都和皇帝合葬。据《史记‧外戚世家》中《集解》引《关中记》曰：“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汉书‧外戚传》亦载：‘虽同茔兆，而别为坟。”说明汉代帝后的合葬，是各有陵冢的。例如：“高帝、吕后山各一所。”⒂孝宣王皇后“永始元年(公元16年)崩，合葬杜陵，称东园。”⒃都是这一制度的具体实施。

      根据《三辅黄图》，“吕后陵，在高祖陵东”与宣帝王皇后“次宣帝陵东”的记载，汉帝后合葬陵冢，一般情况下，可能都是帝西后东。

      根据实地调查，汉陵凡是帝后合葬的，地面均有两个大冢。文帝霸陵因不起坟，地面仅存窦皇后陵薄太后陵二个。情况与《史记》、《汉书》所载相符。

      毕沅对此制度认真研究不够，所树碑石，出现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比如景帝阳陵东明明是孝景王皇后的陵冢，他却树立了“汉惠帝安陵”碑。又如昭帝平陵东的大冢，明明是昭帝上官皇后的陵冢，他却树为‘汉哀帝义陵”。陈子怡也有类似的错误。如将长陵订为安陵，殊不知惠帝张皇后“废处北宫，孝文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薨，葬安陵，不起坟”。⒄既不起坟，怎么会有并排的两个大冢呢？其说，因此矛盾，对剩下的一个大冢，“只有缺疑而己”。

      他们还忽视了西汉初期仍被遵循的“公墓”制度。“礼曰：先君之葬，君居以中，昭穆为左右。”⒅《汉书‧韦玄成传》记载，汉定高祖、景帝、昭帝、宣帝、成帝为昭，惠帝、文帝、武帝、元帝、哀帝、平帝为穆。今长陵位于咸阳后排村北，高祖太子惠帝安陵位咸阳市白庙村南，正处长陵之右，居于穆位；景帝阳陵在咸阳市后沟村北，正处安陵之左，长陵和阳陵对安陵来说都是居于昭位，证明是符合汉初制度的。而毕、陈之说，将安陵或长陵订在最东，则祖孙颠倒，父子错位，根本违背了汉初的制度，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也是不符的。

      再次，对汉陵位置的研究，应特别重视用陵园遗址的地面遗物与地下出土文物来进行考证。史书所记，常因抄写翻刻出现失误。而实物证据，总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如前所提之“长陵东当”、“长陵西当”等，其出土文物就可直接证明其所在陵园的名称和位置。

      再如哀帝义陵，过去一直传为隋恭帝陵，然而只要实际调查一下，真相不难大白。它的封土、门阀等形制，与其它汉陵完全一致。陵园遗址内遍地都是汉代文物。饰绳纹的砖瓦与饰云纹的瓦当残片，俯拾皆是。这说明，它根本不会是什么隋陵，而只能是一座汉陵。实际上隋恭帝杨侑于义宁元年十一月壬戌即皇帝位，第二年五月戊午就“逊位于大唐”⒆，前后只当了几个月的傀儡皇帝，武德二年被害，“以帛缢杀之”，死时只有十五岁．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可能修筑这样大的陵冢。

      通过对古文献的考证与实际调查，佐之以有关文物的证实，笔者对西汉诸帝陵的位置，”陈述了以上看法。虽然目前地下实物例证尚属单薄，但相信随着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和文物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会有愈来愈多的出土文物为它增添证据。

注释

⑴《晋书‧索琳传》第1651页。
⑵《汉书‧韦贤传》第3115-3116页。
⑶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历史述略》第6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⑷《汉书‧外戚传》第3945页。
⑸《三辅黄图》卷下。
⑹⒃《汉书‧外戚传》第3970页。
⑺两书指出：惠帝安陵在长安北35里，景帝阳陵在长安城东北45里，武帝茂陵在长安城西北80里，昭帝平陵在长安城西北70里，元帝渭陵在长安北56里，成帝延陵在扶风，去长安62里，哀帝义陵在扶风渭城西北原上，去长安46里，平帝康陵在长安北60里兴平原口。
⑻书中指出：长陵在咸阳东30里，安陵在成阳东北23里，阳陵在咸阳东40里，平陵在咸阳西北20里，渭陵在咸阳西北7里，延陵在咸阳西北13里，义陵在咸阳北8里，康陵在咸阳西北9里。
⑼《史记‧曹相国世家》第2024页。
⑽陕西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62年6期。
秦都咸阳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第11期。
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ll期。
⑾⑿陈子怡：《西京访古丛稿‧咸阳原上汉帝诸陵考》。
⒀秦中行：《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文物》1972年第7期。
⒁《汉书‧武帝纪》第183页。
《后汉书‧五行志》二、第十四。
⒂《历代陵寝考》卷十第1页。
⒄《汉书‧外戚传》第3940页。
⒅《白虎通义》卷四。
⒆《隋书‧恭帝纪》第l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