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作家读书倾向一瞥

湘里妹子

作者：特约记者　沙林　本报记者　舒晋瑜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7-03-02 14:23　

      被采访的所有作家都对历史表现出了极大兴趣，相反，他们都对90年代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表达了不屑。他们还对历史细节器物感兴趣，对文学内在的本质和技巧感兴趣，总之他们对一切纯粹的东西感兴趣，留恋华夏的朴素，青睐西方的纯粹好物。我们蓦然发现，文人和社会透露着某种信息，一场悄然的文化复兴正在来临。

细节，还是细节

　　作家二月河最近更多地在读清人笔记，资料性的书对他来说并不枯燥。因为他一向觉得，如果没有好小说看，还不如看资料。“这几年读小说读得少，我自己对历史、对哲学，对社会人文领域更感兴趣。读清人笔记，受益无穷。比如说有些清史的基本知识过去我不知道。一般人只知道银子的计量是几两几钱几分，现在我知道，两以下可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13位。”二月河历数十多个计量专用名词，认真的语气让人心生敬意。

　　与二月河有些相似的是著名小说家肖克凡，他也对历史和过去器物例制的微细之处感兴趣：“我现在的读书倾向是看回忆录和传记。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越来越对小说失去自信。我正在读的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几本书，有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以及《徐铸成回忆录》、徐慕云的《梨园外记》、日本人滨田笃郎的《疾病的世界地图》等。这些书扩展了我的经历，虽然自己也很不小了，但自信多活二百年，是什么感觉？”“读这些书有一种大吃一惊的感觉，举个例子，我原来以为国民党是比较接近西方现代文明的政党，但读史后发现，它与世界上所有西方现代国家的政党都不一样，现代民主政党从没有在入党宣誓时要对个人效忠，而国民党从孙中山起却要宣誓效忠总理（总统）。我还发现，中国搞意识形态是从国民党开始的。北洋政府是一个毫无意识形态的政府，军歌都是什么 ‘常山赵子龙’等，为利益打来打去。而国民党的军队被日本人称为党军，从它开始中国有了意识形态……”

　　河南作家李矛最近读的是邱吉尔写的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南方出版社）：“邱吉尔的文字非常优美华丽。他当过首相，能够站在很高的角度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看世界格局的演变。他对中国二战写的不多，但也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比如他写一些初识蒋介石的交往细节，对蒋评价不高，同时他又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仇恨。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大不列颠走向没落，他没能挽留住。他对二战有很复杂的感情，他说了一句名言：‘赢得了战争，失去了帝国’。他对英国爱之入骨，总想让他的祖国恢复往日的荣耀。无论如何，我很喜欢邱吉尔这样有性格的人，我希望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改革事业中，有这种明智而又坚强的‘有性格的人’，同时也希望我们的作品中有这样的形象。某种角度讲，他是英雄，有这样那样缺点的英雄。在犬儒化的金钱腐蚀时代，尤其需要这样的英雄。问题是，还能不能出这样的英雄？”

读史是为了创造

　　许多作家为了写作而读史。

　　著名作家陆天明在读一大批跟明史有关的书，为创作《深圳30年》和《中国三部曲》做准备。“写《深圳30年》也罢，写《中国三部曲》也罢，都必须折射中国的历史。我不可能重新深入研究中国五千年历史，但是必须对明清历史有所感觉。应该说，中国的转变是从明清开始的，宋以前中国在世界上非常强大。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对中国比较清晰的认识，才能着手《中国三部曲》的写作。”“总结我过去的创作，更多的是从感性出发。这次写《中国三部曲》，必须要有认知的深度，从理性出发。我希望‘三部曲’无论从思想上、艺术上都是一次自我突破，所以我比较倚重于这几月的读书。”

　　作家在心灵上向历史靠拢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比如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就说，一个曾经那样打倒孔家店的民族，突然对于丹解读《论语》产生了那么大的兴趣，说明历史走到了机器化工业时代，却突然发现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的美好。“我现在最大兴的趣是读史。发现了一些好书，比如正读的《周扬和冯雪峰》（长江文艺出版社）。我的纪实作品《革命百里洲》（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有已经完成的80万字的《牺牲者——太行文革录》（十几家出版社感兴趣谈判），都与我的阅读倾向有关。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史学和文学是什么关系？我觉得两者应结合，这就是纪实。”“过去的历史著作总有一个定论，现在是一种开放的态势，读者可以走进去，参与解释历史。随着参与的加深，认识也加深了。于是历史就有了多种解答。《史记》中司马迁就把读者邀请到解释当中。比如“魏豹叛乱”一节中，就有五种解释，他让读者各选一种。”

　　赵瑜一向认为，解读历史，就是要从伟人强者的阴影中走出来，把目光投向普通的中国人：“这是一些新好方法，开放性、无结论性、用艺术帮助今人解读历史。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五六十年代，甚至文革的事了，他们只知道一些结论，‘穷’，‘一场浩劫’。我用艺术解读历史就是帮助他们，这是我的责任。”

　　赵瑜一向对李辉、韩石山、谢泳等人的写作感兴趣，他们就是用艺术帮助人们解读历史。他最近读了韩石山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友谊出版公司），谢泳的《胡适还是鲁迅》（工人出版社）等胡适系列。这些对历史的不同解读，就是他欢呼的成就。他还想告诉人们，读书要用减法，不能躲在象牙塔中无尽地读。“你近期一定要有一个研究主体，读有关的，其他闲书就扔一边。”

　　读史显然是为了创造。赵瑜认为读史对写现实题材也很有帮助。他最近要写一部反映中国中西部文化崛起的书。“你不知道，在矿难频发、环境遭到毁坏的同时，山西在文化上又让人仰慕，不说它的文物量是中南十省的总和，就说它的各种文化涌动：贾樟柯、阿宝、谭晶（著名歌唱家）、乔家大院（引发了无数的文化产品）、平遥国际摄影节（中国最大的摄影节）……与矿难、污染一起在震撼着中国，而要写好这些现象，必须弄懂它下面的文化，读山西人的心史和中国文史。”

小说之美

　　这次采访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多位作家都对非西方的有伊斯兰背景的作家感兴趣。肖克凡说，他近期仅买了一本小说——阿富汗旅美作家写的《追风筝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家曹文轩也说，他近期主要创作长篇小说，他有一个习惯，越是紧张，越是要读书，要不找不到语感。他喜欢读的也是《追风筝的人》：“我比较喜欢，尽管有人对它有看法，不喜欢它的结尾，但是我认为不一定所有书都要充满失望。那种人性恶的东西得到了消解也是一种方向，不一定都像现代主义那样 ‘恶来结尾’。”

　　曹文轩喜欢的另一本伊斯兰文化圈的小说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上海人民出版社）：“这部小说必须反复去看，它不是以情节取胜，每一句话都要注意，有些东西对我们搞创作的人有启发。作者认为一个画家最后的境界是眼睛瞎了的时候，他瞎了的时候去画马能画出最好的马。我想我们中国作家的眼睛太亮了，我认为这样非常糟糕，紧盯现实，没有超越，我认为中国作家需要‘瞎子’。”

　　对于《我的名字叫红》，著名女作家徐小斌也很有心得：“奥尔罕·帕慕克是去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很牛的一个人。我原以为这本书很难读，没想到还很好看。我还有了一个副产品，发现了波斯细密画。前段时间的《华丽的沉默和孤寂的饶舌》（湖南文艺出版社），是我的第一本刻纸集。我看波斯细密画，觉得跟我的刻纸有相同之处。我打算下本小说插图就采用波斯细密画。”

　　徐小斌看完这本书后觉得中国作家没有涉及更多领域，没有一种文化的关怀，这是跟帕慕克最大的差异。比如帕慕克对细密画的展示非常驾轻就熟，融合在小说里不那么“跳”，“而咱们作家写一些知识就显得那么跳，有一种炫耀感。”

　　徐小斌最近读的另一套书是《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三大厚本，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是她非常偏爱的书。“罗伯·格里耶是实际上的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克洛德·西蒙——他的代表作是《弗兰德公路》，我硬着头皮看不完，许多搞纯文学的人也说看不懂。而格里耶的书我就深得其味。中法文化年的时候，他来华访问，中国作协组织见面，我当面问他，有没有人说你的小说和霍伯的画相通？我问这个问题时还比较忐忑，如果他说不知道这个画家那就不好了。我完全没想到，他说：‘对，法国有许多人把我的书和霍伯的画比较。’霍伯是一位美国画家，画了大量的冷冷的写实主义的东西。而之所以称格里耶的作品为‘新小说’，也是因为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没有小说的必要元素，大量的物化的描写，不动声色地静静描述，让人想起霍伯的画，越看越害怕，读出深层恐惧。比如他写一个人物吉娜，让你觉得非男非女非人，把你深深拽进去，一层一层深入、打开，特别有意思。但你决不会认为他是哗众取宠。他是深读古典而生成的一种涂鸦，我觉得中国文化圈应该看看罗伯·格里耶的东西。”

　　徐小斌这种对纯小说技巧的偏好，反映了当今文学界的一种倾向：追求纯粹。

　　卡尔维诺也是考验读者智力的一个作家，徐小斌说：“《命运交叉的城堡》（译林出版社），被许多人认为难读。因为涉及了西方文化的一种命运观——塔罗牌，一个故事套一个故事，像自我缠绕的感觉，读的时候有一种对自我智力的挑战。如果你长时读平庸之作，看头知尾，没什么意思，还对智力有一种消解。而一种缠绕之美，从中流泻智慧，这就是一种滋养，和技巧上的借鉴是不相干的。”

　　小说的纯粹似乎得到圈里的追捧，而阅读和写作是一种智力活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现在似乎缺少这种纯和智。

　　作家曹文轩最近给《小说鉴赏》写了序。这是由布鲁克斯和沃伦编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书。“他放置在文学而不是社会学上加以分析，它感兴趣的是人物、结构。小说是被当作艺术品来鉴赏，而不是仅仅当做社会学的材料而加以利用。这本书在美国大学里被当作教材。在中国这样一个大文化的批评格局里，中国的大学也要有这样的教材。中国的大学已经是夸夸其谈的没有正经阅读姿态的大学，非常需要这样实在而有针对性的东西。而对普通读者来说，也有助于知道更有效的阅读方式，从而了解小说是什么。”

当代的粗糙和古典的沉静

　　与这种先锋小说阅读相反，有些人正沉在古典的静默中。作家张炜正在读多卷本的《名老中医之路》（山东科技出版社）：“这书特别棒，是写名老中医的经历和治学过程的，是文学性和知识性结合得最好的书，非常迷人。我20年前读过，现在从头读来仍觉得很好。”张炜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同一部作品读起来理解和感受的重心也在变化。他喜欢反复阅读过去的作品，市场流行的东西也放在手边，但是结果，却发现这些书中好的很少，大多质地粗糙。

　　张炜近来读古诗比较多，一下买了几百本古诗方面的书。李白、屈原、杜甫、苏东坡的诗，他读得最多。他读古诗不仅仅是领略文学的美，更多还是体会古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心灵的质地。“今天很多人迷恋网络和电视，就像刚刚脱离农耕时代的农民，都去围观一台手扶拖拉机，围观的人终究会散去，回到好书上。”

　　肖克凡也对当代小说的粗糙失望。他说前几天随手翻了本《2006年小说选》，发觉语言粗糙，文字没有色泽，也没有声响，“小说的元素都没有，就是以写现实的那种腐败肮脏取胜”。跟80年代小说相比，文学性、思想性都不如。80年代的作家对语言精雕细刻，而且有一种什么时候都应珍视的责任感。“这么些年，中国在文学上没有进步，对文学的最本质的追求没有了，就剩博取名利的欲望。我很失望。我觉得这是社会的产物，是礼崩乐坏的产物。我们要想想孩子，他们能读什么。回想我们小时候，在文化那么禁闭糟糕的情况下，我们读的都是伟大著作。”

虎子

作者：陈宥含
来源：文摘报 / 2007-04-29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季羡林谈读书治学》一书中如是说。该书是季羡林先生几十年治学生涯的集大成之作，读之启人心智，受益颇深。

在季老先生看来，书籍是智慧传承的载体，读书便成了“天下第一好事”。为此，季先生撰写了《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我最喜爱的书》《推荐十种书》《我的书斋》《我和书》《我和北大图书馆》。这几篇文章提醒我们：“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

获得智慧之后又如何很好地运用智慧呢？这里涉及到为人与为学的问题。越是高尚的品格就越隐于一颗平常之心，不带功利色彩的为人与为学。治学与读书，两个概念的内涵不尽相同，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一般说，读书带有随意性，不及治学的要求那样严格。治学应有一定的对象和范围，追求预期的目标或目的，为了实现目的，往往还须得经历艰辛险阻，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治学可以说是做人的升华，做人要用尽一生去努力，做学问的人必须进行知识的积累、资料的积累、情况的积累、问题的积累等等，然后厚积薄发。治学的过程是苦中求乐，先苦后乐。

无论读书也好，治学也罢，人生有味是清欢，然而万般扰攘之中，清欢何少。

向季老先生学习如何读书与治学，以求知而获智，智达高远。也许，这本《季羡林谈读书治学》能带予我们几许清欢。（《参考消息·北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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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季羡林先生的书前

作者：潘采夫     
来源：新京报 2007-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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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季羡林先生写书评是有难度的，一个原因是必须时时考虑他95岁的年龄，另一原因是他让人眼花缭乱的出书速度。面对与人等齐的著作、数目不小的“季羡林谈***”，还有大量“季学”研究成果，笔者不敢贸然下笔，深恐有遗珠之憾。

季羡林先生是成就很大的语言学家，同时，他也热爱散文写作，还获得过国际性文学奖，《病榻杂记》是他最新的散文集子。读过本书，我对季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佩服，他对自己近九十年前的经历如数家珍，例如对小学同学的回忆，“有劲使不出，无处发泄，便寻求发泄对象，刘志学就是我寻求的对象，于是便开始欺负他，命令他跪在地下，不听就拳打脚踢。”这些童年小故事使读者对季羡林有一个人性化的了解。

《病榻杂记》文字率真、幽默，善于活用成语，不少段落令人莞尔或拍案叫绝。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作者的真性真情和进取思想。作者为文不拘一格，向来不忌讳“杨朔式结尾”，在不少文章的末尾都布局上可升华灵魂的抒情文字，显示了作者的大家风范。有些文章的结构之简洁，说理之平易，完全可选入中小学课本，成为学生们写作文的范本。

如《周作人论》的最后一段这样写，“我们的祖国早已换了人间。在今天的国势日隆，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的大好形势下，保持晚节的问题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有，而且很迫切……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我们每个人都要警惕。“《悼巴老》一文结尾写道：“巴老！你永远永远地走了。你的作品和人格却会永远永远地留下来。在学习你的作品时，有一个人决不会掉队，这就是95岁的季羡林。”

在书中，季羡林颇有成就感地讲了一个故事，“前几天，病房里的一位小护士告诉我，她在回家的路上一气读了我五篇散文，她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向上的感觉。这种天真无邪的评价是对我最高的鼓励。”看来，用好的作品鼓舞人，用好的情操塑造人，对季羡林先生来讲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笔者第一次听说季羡林，还是《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时候，自那以后，季先生越来越令人高山仰止，以神话的速度从学者成为一代宗师。在《病榻杂记》中，季羡林的身份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东方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国家领导人去探望时，季的头衔是“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还算恰当。而到了大众这里，季羡林已位列“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国宝”。成了擅长“学术十项全能”的“十全老人”。随着大师的崛起，争论随之而来。

1月27日，李敖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表示，“他（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李敖的刻薄言论流传甚广，在他之前，王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但剖析最深刻的，还是学者葛剑雄在《新京报》（2005年8月16日）发表的《季羡林是国学大师吗》一文，“更重要的是，学者自己要有清醒的头脑。如果不是另有所图，难道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吗？当然，如果本人已经丧失了辨别和纠正的能力，只能听凭他人或媒体摆布时，任何高雅圣洁的桂冠都已毫无意义，只能看成为强加的谥号了。”

在《周作人论》一文，作者曾直言，对极少数人来说，长寿不但不是好事，反而是天大的坏事。享受着夕阳无限好的季羡林，也承受着长寿带来的“屈辱”，至于是不是屈辱全看本人如何理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值得深层考究，反正有外因也有内因。作者爱好广泛与喜欢发言，也难免给屑小以可乘之机。所幸的是，季先生并没有完全丧失纠正能力，《在病中》一文里，季羡林提出了名动江湖的“三辞”，一辞“国学大师”，说听见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二辞“学界泰斗”，“现在偏偏把我‘打’成泰斗。这从哪里讲起呢？”；三辞“国宝”，“在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

在望百之年而能言能写，甚至能自由发表意见，季羡林无疑比巴金要幸福得多，也更具有经营人生的智慧，从而部分避免了某种悲哀。在百口莫辩的尴尬中，一部《病榻杂记》，让季羡林为自己预留下了应对历史追问的辩护词。

梦的轻波

作者：丁陌上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2007-4-26 13:29:59   

　人到中年，精力确乎不如以往，像2000年前后那样的生气勃勃、横扫千军是难以再现的了。分心事多，家累难辞，这两年好像写的东西比读的东西还多。现在看来，少年时节的努力弥足珍贵。

　　还好工作很轻松，高山已经翻越，往后的心态可以更随和，以后还是要一年一部巨著。我这里的巨著有特殊的定义，既要有经典性，出自大师的手笔，又要篇幅巨大，要达到一百卷以上，读起来旷日持久，简直就没人读，甚至没人出版，一句话，是崇山峻岭、人迹罕至之处。《战争与和平》当然是巨著，但是快则一周，慢则一月，也就读完了，不是我这里所指的“巨著”。

　　小说确实经不起读。少年时某日开完运动会，从同学那里借了《鹿鼎记》的最后两册。一册大概有三十万字，两册就有五、六十万字。几乎是一路跑回了家，那可是相当的期待，说实在话，主要是想知道韦小宝最后讨了几个老婆。原来设想那将是一个美好的下午，结果到家后两小时就看完了。毕竟是母语，中文可以一目十行，英文怎么也做不到。

　　我所指的巨著，是《资治通鉴》，是李维《罗马史》；《高老头》不算，《人间喜剧》才算，《李尔王》不算，《莎士比亚全集》才算。《高老头》、《李尔王》都没读过，那就……我相信大家是太忙了，忙着看《无极》、《黄金甲》，更主要是忙着挣钱。能挣到钱最好，要是挣不到，不如一起看点书。

　　一年一部巨著，还是可以做到的。前几年不说，就这两年，05年有李维，06年有晋书，本来还应该有吉本，最近几个月在翻译一本书，就搁下了。还没有读的有：阿奎那《神学大全》，论典方面有《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理学方面有《明儒学案》、《朱子语类》，当然，还可以读《朱子大全集》，甚至《大般若经》，甚至还曾想通读一遍《二十四史》，那个工程可就大了，现在也兴趣索然，部头一部比一部大，价值一部不如一部（官修史书差强人意，据说政府要修清史，字数要达到几千万字，这种书谁看谁是蠢材），把宋人编撰的唐书、五代史读完也就可以了。这里还是要感谢互联网，否则这些书到哪里去找啊。《大智度论》倒是看到过，《明儒学案》八十年代出过一次，以后没有重印。

　　再往后还能看什么呢？前途还在未定之天，说不定这些书就要看个十来年。毕竟我主要的精力还在于重读经典。毕竟这些书还是枯燥的。毕竟也可以读点现代人的东西了。布罗代尔怎么样？

梦的轻波

作者：大猫
来源： http://www.lotus-eater.net/ 2007-4-9 16:53:29      

學生時代我就對電視節目的低俗、商業化感到不耐。我有種難治的傲慢，認為電視節目水準低落，都是因為製作節目的人不讀書，太過遷就商業利益。而當時我在學校裡修習的課程正是大眾傳播。如今「傲慢」雖已收斂了些許，但我的「偏見」仍然無法消除。有次和母校一位教師談起來，談到今天搞消遣娛樂的媒體人（包括演員及歌星），如果多讀點書，台灣的電視節目就不會是這種局面，水準就不會這麼低，他非常贊同我的說法。他甚至對將我的說法轉告給學生，以一個校友的關切，鼓勵學生多讀點書。
　　
　　我的意思不是說搞娛樂的人受的教育不高，或專業不足，而是許多人畢了業之後就不讀書了〈讀書，非專業進修，而是養成閱讀習慣〉，可能連書桌燈盞都丟了。如果搞娛樂與傳播的人多讀點書，不只能提昇觀眾的水平，也能改變整體的文化素養，就是連女演員搞出版，也不必老是以胸圍的尺寸作為號召。也許我言重了？或者我根本就是說外行話。
　　
　　最近讀到《讀書，這一行》，我才真正理解讀書的另一種境界。原來一個電視台的讀書節目「猛浪譚」（Apostrophes）能繼續十五年，造成深刻的風潮，引發幾百萬人的觀賞，背後不只是主持人深厚投注的毅力，超凡的文化品味，也不只是電視媒體敏銳的嗅覺，而是因為普遍的法國人喜愛讀書，把閱讀當一回事。一個節目能持續十五年（1975-1991），歷久不衰，其實是主持人感到疲憊，才讓節目終止，而非觀眾減少。
　　
　　
　　我想起在部隊服役的時刻，相當苦悶，讀書是那個時期最有益的友伴，幫我度過不少艱難時光。但也是那個時期，讓我發現台灣教育體制下大專學生的文化素養。那些苦悶青年人消遣娛樂的方式讓我驚訝，別說理工科系的人不碰書本，連人文科系的畢業生也差不多。台灣高等教育訓練出不少技術員工，但文化層面的貧乏讓人無法想像。日後我從劉大任先生一篇文章裡，找到對應的解答。他用兩個字來表明台灣的經濟與文化現象：飆與爽。其實不只搞娛樂的人不太讀書，對整體的華人世界而言，讀書可能是文化生活中最貧乏薄弱的一環。
　　
　　
　　即使在美國，也很難產生像猛浪譚一樣的讀書節目。我覺得只有ＰＢＳ由Bill Moyer製作的各種訪談，能有相類似的水平。但是那些節目通常是以人為主，探討思潮或他們的著作衍生的觀念為主體，和猛浪譚以書為主有點不太相同。還有就是當紅的歐普拉製作的談書節目。我剛在網上發現了一則消息：『據美國「出版研究季刊」統計，電視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對出版業可說是居功厥偉，她在節目中推薦的書，幾乎都成為暢銷書。』我看過幾次Oprah主持的讀書節目，也常在書店裡看到她推薦閱讀的書籍：書上貼著Oprah Book Club，代表了暢銷的標誌。我並不怎麼喜歡她的風格，因為就事實來說，談書並非不她主要的興趣所在。書籍暢銷當然是好事，而且許多不知名作家的作品一旦受到青睞，那些積囤在庫房裡的文字，突然找到了出口，一時之間洛陽紙貴，讓出版商和作家笑顏逐開。但是我覺得那種閱讀商業價值，遠大於文化意義，況且她的選書也十分狹窄，很難顯明美國人的閱讀層面。
　　
　　經過了十五年的努力，Pivot接受訪談時，有這麼一段話，表明他對猛浪譚的肯定，也可說是對他自己的肯定：「然而從1975年起，書史上的重點和思潮中的流派從沒有逃過猛浪譚的注視，它是時代的見證，經由書籍敘述了一個時代的激情、疑問、興奮和荒誕。」而訪問他的學人，也是葛里碼出版社的編輯諾亞（Pierre Nora）在訪談的末尾，雖也對Pivot有點意見，但仍相當肯定猛浪譚的貢獻：「有一個猛浪壇的時代，與文化普及化平行並進，對後者貢獻良多，在表現法國文學傳統和公共精神方面，有特殊的一席，在電視急速擴展的年代裡，自成一格。」
　　
　　這本訪談紀錄讓我印象最深刻之處，除了猛浪譚的形色多彩，創意獨樹的風格走向，還有Pivot對自己角色的定位與投入。他一直以記者自居，而非一個作家學者的身分。他向受訪的人表達公眾的好奇，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一邊是想學點新知的人，一邊是想傳授新知的人，他在其間穿針引線。由此他作為記者敏銳超凡的嗅覺，表露無疑。所以，他不提那些泛泛的問題，這樣觀眾不會有精采的收獲；他也不問似乎才高八斗的問題，彷若專家對談，讓觀眾被排斥在外。他說：「正是由於我那非學院式沒有教學法的格調，…賓主隨談的方式，通俗而且隨興所至，才造成節目的成功。」
　　
　　然而公信力並未使他得意忘形，或被商業利益收買。他嚴守分際的態度，讓人佩服。可能有人對他讀書的精神略有耳聞，為了進入這個節目，他每天讀書至少5 -8小時，最多的時候每天12到15小時。從週日到週六天天如此，連續十五年。為了這個節目，他說：「為了全力以赴，我排除了一切的世俗應酬，個人嗜好」。他也堅守原則，不參加外務。就是不參加各類型的造勢活動，避免各類社交場合。他自道，第一這類型的活動令他厭煩，第二會佔去他讀書休閒的時間。最重要的就是害怕這類活動會使他失去獨立性。出版社的邀約，利潤必然可觀，就像中國話說的「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他說那些主辦活動的企業主，如果在活動之後幾天突然出書，或他的親友出版新書。無論書籍好或不好，都會使他失去獨立自主的立場。他能抗拒諸多誘惑，成為專業的讀書人。並非他神聖、不沾鍋，而是電視台待遇優渥。
　　
　　一個讀書節目的主持人，能得到優厚的待遇，不須其他外快，讓讀書成為一種行業？我想這在華語世界是不可能的事。不要說今天讀書的人不夠多，就算有相當數量的讀者，也沒有太多人會觀賞讀書節目，讓讀書、購書蔚為風潮。如果連作家都很難靠文字謀生，要靠讀書謀生，產生讀書一族，我看也是癡人說夢。讀完了書，我總算領會，不只要有會讀書、喜讀書的傳播娛樂界，還得讓中國人從喜歡掙錢轉而成為喜歡讀書的民族，或說同時兼顧，像猶太人一樣。他們雖然富有，但同時也被稱為「書的民族」。我們的閱讀文化必須產生深刻的質變，華文版的「猛浪譚」，我覺得才有可能出現。
　　
　　最近在網上發現關於畢佛的介紹：法國讀書節目老招牌 畢佛退而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