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双语类型及其历史转换

虎子

On the Bilingual Types and Their Historical Shift in Southwest China
作者：李锦芳 撰(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标题注释】本文系马学良、李锦芳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西南民族地区双语类型转变调查研究”(批准号98BYY008)综论部分结题成果的主要内容。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1，132～137页
来源：青藤书屋

【内容提要】      双语类型是双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双语类型在诸种社会人文因素的作用下会产生转换。从西南地区的双语类型转换看，移民、民族地区治理及西南边疆治理与开发、商贸发展、文化教育的发展、民族杂居、婚姻家庭组合、民族心理及语用观念等方面是诱发双语类型转换的主要因素。双语类型转换对语言结构发展、语言使用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Bilingual typ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ilingual studies. Bilingual type shift may be caused by various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From the case of bilingual type shift in Southwest China, we can see that bilingual type shift is usually caused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 namely migration, management of ethnic areas, exploitation of southwest frontier, commercial development,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living together, marriage and family relationship, ethnic mentality, and pragmatic concept. Bilingual type shift is of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ructures,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就语言使用的个体而言，世界上大多数人使用超过一种语言，就语言使用的群体而言，也大量存在使用超过一种语言的情况，可见，“双语”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不少民族群体长期兼用母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他们又转向兼用另外一种语言，这种现象我们称作“双语类型转换”(bilingual type shift)。“双语类型转换”在世界上、在中国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重要现象，它既涉及现实，也涉及历史，应是双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所研究的“西南地区双语类型”问题涉及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地区，间或涉及与上述地区毗邻的其它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将主要分析这一广大区域少数民族双语类型的现状、历史转换、造成双语类型转换的原因以及双语类型转换对语言结构发展、语言使用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西南地区的双语现象

　　中国西南地区有31个世居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多数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壮侗(侗台)和苗瑶三大语族，少数属于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越—芒语族(布干语、俫语的语族归属尚未明确)。汉语则以西南官话为主，另有粤方言、平话、客家话、闽方言等。回族一般使用西南官话。

　　西南地区民族众多、迁徙频繁，各民族语言的系属、来源情况也很复杂。有的民族或有的民族的一部分支系长期使用单一语言，即自己的母语，近现代以来才较普遍地兼用汉语；有的则长期兼用其它民族的语言。由于出现普遍的语言兼用现象，语言间相互影响的现象很突出，其特点是汉语较深入地影响少数民族语言，强势的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弱势少数民族语言，如傣语历史上长期影响临近的南亚语言，壮语影响瑶语、毛南语、仫佬语等。有些语言相互影响之深，使人难以辨别其系属归向，如白语到底是属于藏缅语族还是汉语族，俫语和京语(越南语)属于南亚语系还是汉藏语系(现在多认为属于南亚语系)。有的语言出现了结构特征的重大变化，如布朗、户、布干、俫等南亚语言已出现声调、摈弃丰富的前缀(前置音节)和较丰富的形态手段(如辅音清浊交替、元音交替等)，向孤立型(如侗台、苗瑶和汉语)靠近。总之，西南地区的民族和语言繁纷复杂，双语现象、双语类型转换的现象十分普遍，对各民族的语言使用、语言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等都产生了影响。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除壮、布依、傣、侗、苗、彝、哈尼、傈僳、白、纳西、藏等人口较多的民族的聚居人口主要使用单一语言——母语外，散居的、人口较少的民族一般除母语外，还使用其它一种，甚至两三种语言。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即使是聚居的少数民族，在汉文化较普及的地方，成年人大多掌握汉语文，形成民—汉双语类型，如桂中许多壮族聚居区，滇西一些白族、纳西族聚居区。

　　西南地区聚居的汉族(以及回族)基本上属于汉语单语使用群体，散居的汉族有的兼用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一些散居的平话、粤方言和客家话的使用群体。如桂西右江河谷的汉族“蔗园人”(操平话)、桂南的一些使用平话的群体、桂西和桂中地区一些使用粤方言、客家话的群体大多掌握当地主体民族壮族的语言。桂南平话具有较多的壮语成分，这是使用平话的汉族与壮族长期兼用对方语言所产生的结果。壮语受平话的影响很明显，[1] 而平话中的壮语成分也不在少数，例如南宁郊区平话中就有一部分壮语借词。[2] (P119～121)

　　随着民族交往的日益加深，文化交流、渗透的深入，使用双语的人群会越来越大，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从中古以来的历史看，较早出现社会双语化的民族或民族地区，有的已放弃母语，转用汉语，如桂北、桂东大部分地区的壮族和瑶族。广西富川、恭城有一大批称为“平地瑶”的居民，他们已转用一种具有较多中古汉语特性的汉语方言。但有的仍保持双语使用至今。如桂中一些壮族地区，滇西一些白族、纳西族地区。双语现象的出现是社会交流、民族互动的结果，反过来它又影响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时期使用双语可能会导致单语使用局面的出现，即语言使用功能上处于弱势的一方会消亡，而这往往是母语。但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却可能是正面的。明代桂东、桂中地区官府大力办学，推行汉文化教育，使得少数民族中掌握汉语的人群越来越多，这一带的壮、瑶民族越来越多的人掌握汉语文、学习中原文化，并代代相传。数百年来，有的地方已放弃母语，完全转用汉语，如荔浦、平乐、永福、象州、桂平等县、市，以及桂东北大片地区，有的仍保留双语格局，这一带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桂西、桂南等出现民—汉双语使用现象较晚的地方，社会进程也相对缓慢些。

　　滇西白族、纳西族一部分地区与汉族、汉文化的接触较早、较深入，民汉双语程度较高，较快接受到内地先进文化，社会进程发展较快，经济文化在滇西各族中属于较发达的。这里较早出现了较发达的城镇，出现了较多的知识分子。

二、西南地区双语类型的现状

　　西南地区民族众多，民族杂居情况普遍，双语类型繁多，但如果从汉语和民族语两个角度来观察问题，可归纳为民—汉型、民—民型、汉—民型和多语型4种。分述如下：

1. 民—汉型

　　这种类型一般是使用一种民族语为主，同时兼用汉语。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使用母语兼用汉语，二是已转用别的民族语(放弃母语)，同时兼用汉语。可概括为“民(母语)—汉型”和“民(已转用的一种民族语)—汉型”。前一种十分普遍，后一种虽然不常见，但亦非罕见，如广西一些地方的瑶族转用壮语后形成的“壮—汉型”。再如云南澜沧江以西拉祜族聚居，这一带过去以拉祜语为主要交际语，近几十年来逐步发展成以汉语、拉祜语为主要交际语。这一带的佤、哈尼、彝、傣等民族长期以来兼用拉祜语，有的甚至放弃了母语，转用拉祜语，演变成现在的“拉祜—汉型”双语，而拉祜语并非其原本母语。

2. 民—民型

　　明代大量汉民进入西南地区以前，除了一些行政中心使用汉语以外，西南广大地区的壮、傣、苗、彝、藏等大的少数民族语种是重要的族际语，布依、侗、白、纳西、哈尼、傈僳、拉祜等民族的语言也在一定的范围具有较强的族际交际功能。比如布依语在贵州南部一些地方是水族、苗族、佯黄人、莫家人与布依族之间的交际工具。傈僳语在滇西南怒江州一带也是各少数民族与傈僳族之间的交际用语。桂西是壮族、瑶族集中地区，瑶族兼用壮语的情况十分普遍。

3. 汉—民型

　　西南地区在明代以前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至今仍然具有许多大的民族聚居区，如壮族、苗族、彝族聚居区，长期以来不少散居、杂居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学习、兼用民族语，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影响，甚至有一些汉族人口同化于少数民族当中。如西双版纳出现了所谓的“汉傣”，这是深受汉语言文化影响的一支汉傣混合、共同认同为傣族的民族，其中必有汉人使用汉傣双语的过程。广西散居于壮族地区的平话人、客家人普遍兼用壮语。云南河口县城粤方言岛 的部分粤语使用者(尤其是中年妇女)亦兼通壮语(侬话)。形成汉壮双语现象。“汉—民型”双语以零散的部分汉人兼用民族语为主，成片的兼用民族语的情况几乎没有。

4. 多语型

　　这种类型主要出现在多民族聚居区人口较少的民族当中。他们一般兼通当地人口占多数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同时兼通汉语，有的还不只通母语以外的一种民族语。“多语型”中以“民—民—汉”为常见。“多语型”语言使用者一般掌握3种或更多的语言，但每种语言的熟练程度不同。如广西有“瑶—壮—汉”和“仫佬—壮—汉”，云南有“基诺—傣—汉”、“阿昌—傣—汉”、“普米—彝—汉”、“普米—白—汉”和“拉基—壮—苗—汉”，贵州有“仡佬—苗—汉”、“仡佬—布依—汉”和“仡佬—彝—苗”等等多语型。一些人掌握4种甚至5种语言，这在一些地方算不上什么稀奇事儿。

　　近几十年来，上述2、3、4种双语类型逐步衰弱，“民—汉型”则逐渐增多，导致的结果是转用汉语的少数民族群体越来越多。而且，由于普通话逐渐走强，一些城镇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少年当中也出现了单一使用汉语普通话的人群。

三、西南地区双语转换类型

　　西南地区自古至今民族种类繁多，各民族交错居住，来往频繁，各民族相互兼用语言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移民等原因(以下第4部分详述)，造成不少民族群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兼用不同的语言，我们称之为“双语类型转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种转换类型：

1. 民(母)—民[，1]型→民(母)—民[，2]型

　　此种类型转换指在保持使用母语的同时，从兼用别的一种民族语到兼用另一种民族语。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由于所在地区强势民族语的更替而引起，多是由于迁徙所造成。例如一部分侗族历史上曾在桂东、桂中以壮族为主的地区居住，兼用壮语，后来迁到桂北融水、融安以及湘桂交界地区等地，有的继续兼用当地壮语，与苗族杂居的则已转为兼用苗语。部分普米族在从四川凉山一带迁到滇西北后，其所兼用的民族语也由彝语转为纳西语。一些布央人从贵州迁到广西、云南，他们所兼用的民族语也由布依语变成了壮语。“多罗”支系仡佬族原先主要分布在黔西南一带，与彝族杂居，产生过较深入的语言文化交融，后来一部分南迁来到广西及中越交界地区，与苗族杂处，他们由过去主要兼用彝语，转变为主要兼用苗语。

2. 民—民型→民—民—汉型

　　明清以前，西南地区的双语格局基本上是“民—民型”或“民—汉型”，即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兼用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的语言，或是临近行政中心、汉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兼用汉语。如广西的毛南族、仫佬族主要兼用壮语，桂东、桂北的壮族兼用汉语古平话(广西唐宋以来形成的官话)。云南南部、西部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主要兼用傣、彝、白、傈僳等语言，中部的昆明和西部的大理、丽江等行政中心附近的彝族、白族、纳西族等则兼用汉语。明清以来，汉语传播加速，逐渐成为西南民族地区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交际语，大量人口较少民族除了继续兼用强势民族语，还使用汉语，实现了从“民—民型”双语向“民—民—汉型”双语的转变。例如滇西南怒江一带傈僳语曾是当地怒族、独龙族、纳西、白、彝等民族兼用的唯一强势语种，但近几十年来，当地这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同时还兼用了汉语西南官话，形成“民(母语)民(傈僳)汉型”双语局面。滇南、滇西南各孟高棉民族过去单一兼用傣语，其语言受到傣语影响，现代以来也兼用了汉语西南官话，形成了“民(母语)民(傣)汉型”双语局面。佤语的老借词主要来自傣语，新借词则主要来自汉语，这是语言兼用格局(双语类型)发生变化的结果。

3. 多次转换

　　有的民族集团由于迁徙以及周边强势民族集团的消长更替，出现了双语类型的多次转换，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民民[，1]→民民[，2]→民民[，2]汉；二是民民[，1]→民民[，1]汉→民[，1]汉；三是民民[，1]→民民[，1]汉→民汉。

　　第一种类型“民民[，1]→民民[，2]→民民[，2]汉”指某一民族集团从兼用一种民族语到兼用另一种民族语，后来又兼用汉语，形成三语并用格局。一部分普米族原来居住在凉山一带，兼用彝语，形成普米—彝双语格局，后来迁入滇西北，改为兼用纳西语，形成普米—纳西双语格局，近几十年来又有许多人兼通汉语。所以发展至今这部分普米族就经历了“普米彝→普米纳西→普米纳西汉”的双语转换过程。布央人过去居住在贵州西南部以布依族为主体的地区，可能兼用过布依语，后来大部融入布依族、汉族，部分迁至云南、广西交界以壮族为主体的地区，转为兼用壮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又兼通汉语，因此这部分布央人也历经了“央布依→央壮→央壮汉”这样的双语使用转换模式。

　　第二种类型“民民[，1]→民民[，1]汉→民[，1]汉”是从兼用一种民族语到同时兼用汉语，后来放弃母语，使用别的民族的语言并兼用汉语。例如：“瑶壮→瑶壮汉→壮汉”型，广西东南部明代出现了著名的“大藤峡农民起义”，义军领袖瑶族侯大苟率以瑶民为主的民众大举反抗朝廷，声势浩大，后来失败了，当时两广一带山区瑶族甚众，后来有的迁入云南、东南亚，有的涵化于汉族和壮族，但更多的则是留居广西，与壮族杂居，广泛兼用壮语，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又兼用汉语(西南官话、粤语、客家话、平话等)。广西中部柳州、南宁地区一带，许多瑶族人民近100年来已转用壮语，同时兼通汉语，这部分人形成了“瑶壮→瑶壮汉→壮汉”型双语类型转换。在广西，类似的还有桂西北南丹等地的一部分水族的“水壮→水壮汉→壮汉”型双语类型转换。

　　第三种类型“民民[，1]→民民[，1]汉→民汉”比较常见，是从兼用一种民族语到同时兼用汉语，但最终放弃所兼用的民族语，仅使用母语和汉语。例如：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毛南族过去主要兼用壮语，后来又较普遍地兼用汉语，但近几十年来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与汉族接触较多的地方毛南人不再兼用壮语，主要使用毛南语和汉语(有的则转为单一使用汉语)。因此他们经历了“毛南壮→毛南壮汉→毛南汉”这样的双语使用发展历程。近数百年来傣语在滇南、滇西南颇为走强，成为其它民族主要兼用的语言，但半个世纪以来，汉语逐步成为这一带的主要交际语言，各民族兼用的情况很普遍，并且还有相当一些地方，尤其是各行政中心周边的民族，不再兼用傣语，仅使用母语及汉语，形成了“布朗傣→布朗傣汉→布朗汉”、“景颇傣→景颇傣汉→景颇汉”等双语类型转换。

　　此外，也还有其它类型的转换，如民民[，1]→民民[，2]→民[，2]汉，这是一种放弃母语、转用别的民族语并兼用汉语的一种转换。

4. 民民型→民汉型

　　这是西南民族地区最普遍的一种双语类型转换。南宋、元代期间北方汉人较多移入江南，有的进入西南地区，但汉民大量进入西南地区还是在明代以后。明代以前，西南广大民族地区，总起来说主体少数民族的语言如壮、傣、苗、藏、彝、白、傈僳等的使用功能仍强于汉语，是主要的族际交际语，是各人口较少民族主要兼用的语言，因此“民民型”双语很普遍。但明代以来，汉民迁入西南地区的人口大量增加，汉语在许多地方逐步取代当地主体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成为主要的族际交际语，人口较少民族逐步由兼用强势民族语转为兼用汉语，产生大量的“民民型→民汉型”双语使用转变。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南民族地区又经历了一次重要的社会变迁，由于文化教育的发展，大批外地干部(主要是汉族)的到来，最后一批土司自治政体解除，促进了内地和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南一批地区主体民族语言逐步退出当地“主要交际语”的舞台，如傣、彝、藏等，一批人口较少的民族的语言使用由过去的“民(母语)—民(当地强势民族语)”转向“民(母语)—汉”型，如孟高棉族群的佤、布朗、德昂，藏缅族群的阿昌、景颇、怒、独龙等民族。

　　长期使用双语会出现向单语使用的转变，一般是转用非母语，即当地一种使用功能最强的语言。例如黔北部分仡佬族由兼用苗语，变为完全使用苗语。广西中、西部瑶族中也有从“瑶壮”双语转用壮语的情况。各民族从“民汉型”双语过渡到单一使用汉语的更是普遍。

四、西南地区双语类型转换原因

　　造成西南地区双语类型转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移民、民族地区治理及西南边疆治理与开发、商贸发展、文化教育的发展、民族杂居、婚姻家庭组合、民族心理及语用观念七个方面，这些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

1. 移民

　　移民是引发民族杂居并造成双语及双语类型转换产生的重要因素。近两千年来波及西南地区的重要移民事件很多，包括历代政府组织的移民、民间自发移民以及战争引发的移民。

　　明代的调北填南、清代干嘉以后客家人的第五次迁徙均系由政府协调安排，“调北填南”所带来的民族交融、互动，以及引发的社会动荡至今刻骨铭心，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及操西南官话的汉族至今还流传许多“调北填南”的往事。近十多年来国家开展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和“石漠地区移民工程”，也出现了数量不小的人口迁移。

　　民间自发移民包括苗族、瑶族游耕、刀耕火种，彝族汉代以后的东移(从川滇交界一带进入贵州，后又有一部分进入广西)，台语民族的西移(两千年以来由桂南一带进入云南、东南亚)，黔桂滇越民族走廊的后期移民(一二百年来由贵州一带南迁进入滇、桂和东南亚)，以及明清广东汉民迁入广西、清代康乾嘉之间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移等等。

　　战争引发移民的事件包括北宋镇压侬智高起义派大批北方兵士入桂，黔桂滇越走廊的早期移民(“调北填南”引发土客矛盾，爆发多次农民起义，许多灾民、难民南迁寻找生存之地)，清代广西兵士(操粤语、壮语)为主的黑旗军入滇，元军灭大理国后东进引发一批云南少数民族东移，等等。

　　上述移民事件引发西南地区广泛的民族杂居，外来民族迁入引起各地双语类型的转换。如广西西部地区石漠化地带原来的居民主要是瑶、苗、汉(西南官话使用者)及部分壮族，近年来一些瑶、苗民族由原来比较封闭的高寒石山地区移到壮族平坝地区杂居，进而由原先的单语(母语)或民汉语言使用为主，逐步发展为“瑶(苗)壮”或“瑶(苗)壮汉”双语格局。如隆林各族自治县的苗族迁移到相邻的田林县壮族地区后就产生了此种语言使用变化。东兰县石漠化地区的壮族迁移到桂南北海一带定居，这里是粤方言区，他们原居地流行的是西南官话，由此也将诱发这部分壮族由过去的“壮—西南官话型”双语向“壮—粤型”双语转变。

2. 民族地区治理及西南边疆治理与开发

　　清初以后，中央政府在广西壮族地区极力推行“改土归流”，改变宋代以来逐步实行的委托当地民族上层，即“土官”治理民族地区的做法，直接由朝廷派遣官员，即“流官”统治壮族地区。此一改革实施后，广西广大民族地区由封闭变为开放，大量汉族商贾、自发流民(包括寻找耕地的汉族农民)得以深入民族地区，促进了壮汉、瑶壮汉双语的形成。

　　四川大凉山过去以彝语为族际语，1950年以后，随着家支、土司统治的瓦解、实施社会民主改革，进入大凉山地区的汉族工人技术人员、干部教师等增多，彝族和普米、藏、傈僳族等掌握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普米、藏、傈僳族等当地非主体民族逐步转向兼用汉语，而不一定是彝语了。

3. 商贸发展

　　“民为利所驱”，商业永远是带动人员交流、物品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鸦片战争之后海禁大开，处于门户之地的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外商业交流最发达的地区，大批商人携洋货北上西进，尤其是西进广西，再转赴贵州、云南等地，桂东桂平县城，“廛肆栉比，百货云集”，“船密如织，晨暮蓬烟，绵结十里”(民国《桂平县志》)，中法战争后，“条约缔结，辟龙州为通商口岸，粤商争相投资，始成巨埠”(民国《龙州县志》)。桂南大新一带，“通衢墟市，客商往来，多操粤语”(民国《大新县志》)。至清末民国初，广西中部、西部形成了不少粤方言岛或粤壮双语区，如邕宁、横县、宁明、凭祥、龙州、隆安、田东、百色等县城(市)以及平果县果化镇等，当地壮族由过去主要兼用平话转为兼用粤语。

　　明代以后，川商及其它北边省份的商人溯乌江、赤水河进入贵州，带动了原以苗、仡佬族为主体的地区民汉双语的形成和发展。茅台酒原为黔北赤水河畔仁怀县仡佬族佳酿，因汉商大量到来，仁怀一带商业发达，美酒也被发现，进而推广之，近代获国际大奖，确定其“国酒”地位。来自这一地区的仡佬族哈给支系的语言，有较丰富的苗语和汉语借词，应是不同历史时期借入，留下了他们由兼用苗语转向兼用汉语的印记。

4. 文化教育的发展

　　自汉代以后，岭南各地就陆陆续续推行汉文教育，大概唐宋间或之后产生的方块壮字、布依字、侗字、水字(另有象形为主的“水书”)、瑶字等等便是一些少数民族人士掌握汉文化后，仿造汉字、用以记录本民族语言的“类汉文字体系”。

　　历代名人如柳宗元、黄庭坚、王守仁等谪居或任职西南，对当地汉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明代以来广西等西南各民族地区官方大力推行汉文教育，以行“教化”，服从统治。明代曾任两广总督兼广西巡抚的王守仁在镇压瑶、壮人民起义后，鼓励各地广开书院，明嘉靖(1522～1566年)年间广西各地已建书院达66所。有明一代，仅宣化(壮族地区，今南宁郊区邕宁县)就出现举人258人。清代桂西地区也相继出现了10余所书院，汉文化教育的传播逐步深入西南边远民族地区。

　　文学艺术的传播、新闻媒体手段的发展对语言使用也有重要的影响。《三国演义》等名著以及《牛郎织女》、《穆桂英》等民间故事传说在西南民族地区广为流传，还被编入少数民族戏曲当中。有的汉族剧种被改造后直接移入少数民族之中，如广西中部地区壮族当中出现了对白为半壮半汉的彩调戏，颇受群众欢迎。20世纪50年代后民族地区首次通广播，近10来年实施“村村通电视”工程，媒体成了促进传统的双语类型如“民民型”向“民汉型”发展的新推手。

　　汉文化教育的传播是促进西南民族地区双语类型转变的重要因素。

5. 民族杂居

　　民族杂居是造成双语类型转换的一个重要前提，西南是中国民族成分最多、杂居情况最普遍的一个地区，多民族杂居催生了多姿多彩的双语使用及双语类型转变。如前所述，西南地区包括汉、回在内居住数百年以上的世居民族多达31种，在一个较小的地域内居住多种民族的现象十分普遍。西南地区有许多著名的民族交汇地带、多民族汇聚的民族走廊，比如自北向南的黔桂滇越民族走廊，有汉、回、苗、瑶、布依、壮、侗、水、仡佬、彝、拉基、普标、俫、布干等十多种民族集团。自东向西的中越民族走廊有壮、傣、布依、苗、瑶、仡佬、佤、布朗等民族。迪庆藏族自治州仅有30余万人，就有藏、傈僳、纳西、白、彝、普米、苗、怒、汉、回等10种民族。

　　多民族的密集交错分布，为西南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互学语言提供了便利条件，为双语现象的形成乃至双语类型转换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6. 婚姻家庭组合

　　家庭人员的构成决定家庭主要用语的选择，家庭用语是否稳定决定一个族群的语言使用是否稳定。仡佬族过去主要与苗、彝、布依族杂居，近代以来与汉杂居，仡汉通婚普遍，传统的民民型双语逐步向民汉型双语转变，并引起母语衰落。贵州平坝、安顺等地仡佬族地区普遍出现仡佬—汉型婚姻，导致仡佬—汉型双语家庭一个个出现，最终完全结束过去仡佬—苗、仡佬—布依双语局面，形成普遍的仡佬—汉双语格局，以致母语渐微，今天已经以汉语为主要用语。

　　近几十年来由于民族关系融洽，生活在云南广南、富宁，以及广西那坡县的布央人较多地迎娶了壮族媳妇，使得布央人中的“央壮型”双语由过去在成年人中出现，提早到少儿层次，相当一部分学前儿童已较好掌握壮语，而过去主要是进入成年后与壮族交往多才学会壮语。

7. 民族心理及语用观念

　　由于语言是民族群体的重要标志，因此语言被牢牢地贴上了其使用者的标签，使用或能使用强势民族群体的语言往往成为有身份、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使用弱势群体的语言往往被认为是社会底层者，进而弱势语言被认为是鄙俗，使语言使用者产生自卑感。这些民族心理及语用观念极大地影响了语言使用的选择。贵州一些仡佬族地区，青少年因本民族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觉得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和语言都是落后的，自己不愿意学、不愿意说母语，也不乐意让老年人说母语，更不愿意在外族人前说母语，认为“丑陋”。这是仡佬—汉双语形成并引发母语衰落的重要因素。

　　最近各汉语方言区及少数民族对普通话的态度出现了较大的转变，普通话的亲和力大幅度提高。据对广西各民族对普通话的态度的抽样调查，认为普通活亲切、好听的占70％以上，说明人们对普通话的态度趋于肯定，[3] (P61)这与二三十年前普通话语用功能较弱的时候，人们对待普通话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这一因素正在推进“民汉(普通话)型”双语的形成。

五、双语类型转换对民族地区语言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1. 双语类型转换对语言结构发展的影响

　　语言结构的发展有来自内部的动力和外部的影响，西南地区一部分民族语言由于其操用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兼用了不同的语言，出现过双语类型转换，受到了不同语言的影响。侗台语族仡央语支诸语言在语音特点上截然分成俩大类，一是完整保留鼻音和塞音韵尾的，包括布央、恩(侬环)、普标和拉哈语；另一类是塞音韵尾消失、鼻音韵尾仅有舌尖和舌根的，没有唇音的，且往往不区分音位，包括仡佬、木佬、羿、拉基语。这可能与这些语言过去在原分布地区贵州分别兼用鼻音、塞音韵尾发达的布依语和没有塞音韵尾、鼻音韵尾不发达的苗语(或彝语)有关。而现在居住在中越边境的普标人与壮族、彝族、苗族、汉族等杂居，普标语的发展似乎都受到当地使用人口较多的彝语、汉语和壮语的影响，它的卷舌音声母较多，这在仡央语支诸语言中不多见，我们怀疑是彝语、汉语诱发的结果，而壮语的影响则使它保持完整的鼻音、塞音韵尾格局。布努瑶近几百年来由桂北向以壮族为主的桂西北、桂西迁移，由过去的瑶汉型双语向瑶壮、瑶壮汉型转变，语言结构的发展也受到当地壮语(北部方言)的影响。如与桂北布努瑶语相比，声母系统趋于简化，鼻冠音、小舌音消失，韵母保留有鼻音韵尾，一批从壮语借入的词带塞音韵尾。语音系统趋同壮语北部方言。[4] (P118)

2. 双语类型转换对语言使用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

　　双语类型转换主要反映在语言兼用上，包括从兼用一种别族语到兼用另一种，从兼用一种语言到两种或多种，或是相反。有的是从兼用民族语到兼用汉语，有的则相反。有的转换促进双语的稳定，有的则推进语言替换进程，如近几十年来兼用汉语者增多，少数民族母语丧失在加速。

　　双语类型转换一般是顺应居住环境的民族构成、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是各民族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更好地生存而在语言使用上自我调整的产物，大多具有积极意义。例如普米族自北(川西南)向南(滇西北)迁移，在新的环境里，他们很快学会、兼用当地人口较多的民族白族、傈僳族、纳西族的语言，实现了从普米—彝型双语向普米—白、普米—傈僳、普米—纳西型双语的转变，有利于更好在当地生存发展。近几十年来传统的民民型双语纷纷向民汉型双语转变，这一转变有利于少数民族掌握汉语文，提高文化素养，掌握科学技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改善生活条件。但与此同时，母语的功能在减退，许多民族文化形式如文学、戏曲、医药等逐渐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载体——语言，因为年轻一代母语水平越来越低，现在西南大部分民族地区的中青年人汉语水平越来越高，却较难找到能长篇叙说本民族历史风俗、歌谣的人，而这在半个世纪前情况要好得多。可见双语类型转换可以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会引起传统民族文化的萎缩，甚至丧失，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及多元文化格局的维护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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