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淡平和 淹博厚重——廖序东先生评传

虎子

作者：王建军 （苏州大学教授）来源：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115/2007_6_25/1_115_2291_0_1182758082875.html  2006-12-20

    编者按：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徐州师范大学教授廖序东先生，于2006年12月12日辞世，享年91岁。先生千古，风范永存。

    廖序东（1915.3.23—2006.12.12）先生，湖北汉口人。先生幼年曾接受私塾教育，后转入公立小学。1931年，先生考入武昌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期间几经转学。中学毕业后，先生旋进入湖北省立武昌师范学校求学。1936年1月毕业后，先生曾在汉阳兵工厂附属子弟小学短期任教。1937年7月，先生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其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北平师范大学与北方几所大学联合在西安组建了西安临时大学，先生只得转赴西安入学。在抗战烽火中，先生随校南越秦岭，来到汉中城固，最终得以在西北联合大学内完成了学业。期间，从黎锦熙、许寿裳、罗根泽等多位大师问学，耳濡目染，受益良多，由此对汉语言文字学发生了浓烈的兴趣，确立了今后的人生坐标。1941年7月，先生从北师大毕业后即投身教育界，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以1947年为界，先生的教学历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为中等教育阶段，执教的学校有陕西省立汉中师范学校、四川江北县国立女子师范学校、重庆市立女中、万县女中、湖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湖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等六所；后段为高等教育阶段，执教的高校有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专科学校、徐州师范学院等六所。由西到东，由南而北，先生一路漂泊，直至在江苏徐州扎根。作为一名湖北籍人士，先生长期奋斗在江苏大地，为江苏的人材培养和学科建设呕心沥血，用毕生豪情谱写了一曲不同凡响的楚风汉韵之歌。先生是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和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创始人，先后担任徐州师院中文系主任（历时达20年之久）、副院长等职，兼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学位委员会主任。先生还是江苏语言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所创立的徐州师院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是国务院通过的首批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领江苏省诸高校之先。作为江苏省语言学会的首任副会长，他热情指导，积极筹划，为江苏语言学的发展和壮大倾注了无限的心血。先生还是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大力推动者，他撰写论著，编就教材，举办讲座，扶掖后学，造福学界，造福国民，在学术界和教育界享有盛誉。先生1952年即参加九三学社，是九三学社的资深成员，一向热心于民主和科学的促进工作，是忠诚的爱国者和坚定的同盟者。

    关于先生的为人、执教和治学情况，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编的《人淡如菊——语言学家廖序东》已作了较为客观全面的介绍。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择其大端，述其梗概，以便读者诸君了然于胸。当然，文中也有不少细节乃笔者亲历，不少心得乃笔者自悟，此番一并披露，以显示先生对我的关怀之殷和教诲之深。

    一、教育——矢志不渝的奉献者

    也许是国情刺激，也许是家境逼迫，也许是天性所赋，教育的情结很早就在先生的心目中生成。中学以后，先生所报考的学校无一不是师范性的，从湖北省立武昌师范学校到北平师范大学；就业之后，先生所任职的学校也无一不是师范性的，从汉中师范学校到徐州师范学院。
    1937年，时年22岁的先生执教汉阳兵工厂附属子弟小学，从此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从那时计起，先生的教学生涯长达七十年，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应该是一个值得夸耀的传奇。
    董仲舒云：“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自为人师以来，先生始终贯彻教育至上的理念，以教育救国，以教育化民，热情投身教育，精心经营教育，确实做到了“美其道”和“慎其行”并举，堪称一代名师、一代贤师。
    教育是先生平生最大的乐事。无论是动乱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条件许可，先生一定不会放下手中的教鞭。战火纷飞的岁月，生活清贫，他坚守教育；知识贬值的时代，政治压抑，他坚信教育；改革开放的春天，国运昌盛，他坚挺教育。于是，汉中的挞钟寺里、重庆的朝天门外、武昌的三道街边、苏州的拙政园内、南京的随家仓旁、徐州的快哉亭上，以及苏北东海、新沂、丰县、沛县阡陌纵横的田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奔忙着的教师身影。从青年而中年而老年，先生步履匆匆而神情恬然，把美好的年华播洒在规模、层次、条件不一的教学场所之中。即使在身居中文系主任和副院长等要务时，先生依旧亲临教学一线，给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绝少端坐于办公室。在七十多岁办理退休手续之后，先生依然不计报酬，坚持给别人带的研究生开课。浏览《廖序东教授工作纪年》，我们惊奇地发现，九十岁高龄的先生还在热情高涨地给研究生大讲《马氏文通》。这种“不知老之将至”、“老当益壮”的精神，我们大概只有在视教育为生命的人如先生辈身上才能领略到。
    先生一辈子开设过很多课程，计有国文、现代文选、教育心理学、中学语文教学法、国语文法（后改名“现代汉语语法”）、文字学、现代汉语、《马氏文通》、语言学书目举要、西方语言学论著选读、金文选读、汉语言学史概要等。每上一课，先生必精心备课。有的课如《马氏文通》、语言学书目举要等虽讲过多轮，但常讲常新。在教学中，先生并不高高在上，照本宣科，而是非常注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时会围绕一个专题，让学生事先搜集材料，各人写一个发言提纲，先行宣讲，然后再彼此点评，如此一来，大家自然受益非浅。先生上课从不含糊，我们听起来自然也不敢马虎。
    先生是大众教育和公平教育的倡导者和力行者，目的是为了提升社会教育水准，改善国民素质。他早年即致力于社会教育，所任教的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和苏南文化教育学院都是以推广国语和振兴文化为己任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曾经带领徐师中文系的教师在本市快哉亭公园创建夜大学并亲自授课，听者云集，盛况空前。同时，他又设法在徐州郊县开办大量的函授点，为农村中小学培训了大批师资，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苏北教育落后的面貌。另外，他还多次带领学生外出教学实习，与学生同甘共苦，白天四处听课，晚上召集学生讨论，平心静气地指出其教学得失，丝毫不摆师长架子，至今令学生感念不已。不拘一格录人才是先生的一贯的育人准则，也最能体现先生的公平心和公正性。我的几位同门学兄或来自农村，或来自工厂，之前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先生不抱门户之见，慨然接纳。而今，这几位学兄在学界各领风骚，验证了先生的识人之明和育人之功。
    先生一生视教育为生命，视教学质量为生命线。为此，他极其注重教学规范。他编写的各种教案和讲义眉目分明，条理清晰，字迹工整，堪称精品，有多种曾公开发表，如《〈永不掉队〉教案》发表于1951年第三卷第六期的《新教育》（上海）上，《〈真正的人〉的教学经验谈》发表于1952年11月号的《中国语文》上。先生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经常编写一些教学辅导资料和教学练习册，如《怎样学习〈现代汉语〉》、《〈现代汉语〉的自学方法和要求》、《〈现代汉语〉教学说明和习题解答》等，这些看似“小儿科”的东西其实对学生极富指导意义，对提高教学质量至关重要。先生还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十分讲究教学法。在语法教学中，他尤其注重对学生分析技能的锤炼。从早年的《离骚文法图解》到后来的《文章的语法分析》、《文言语法分析》中，我们都能充分感受到先生作为教学者的良苦用心。他和张拱贵先生所创立的“加线法”在教学语法界长期受到推崇，恩泽遍及数代学子。卞觉非先生由此称赞先生：“全心弘扬师说，至诚服务教学。”
    作为一名长期耕耘在教学一线的老教师，先生深知教材对教学的巨大影响作用，因而十分重视教材的建设，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早在1956年，他就开始与教研室同仁合编了《现代汉语讲义》。1960年，他受江苏省教育厅之命，主持编写了全省高师用《现代汉语》教材。1973年，他又主持江苏四所师院（即南京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和徐州师院）通用的《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在规划、统筹、协调方面出力尤多，积累了丰厚的主编经验。1979年，他又欣然与黄伯荣先生合作，共同主编普通高校文科通用教材《现代汉语》。此教材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后改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教材一出，迅即赢得全国师生的好评和青睐，一版再版，累计印数已达四百万部以上。1988年，该教材荣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时至今日，全国现代汉语教材林立，但“黄廖本”依然是最叫得响的品牌。为了保持、亮化这块金字招牌，耄耋之年的先生还在不断与编写组的同仁们切磋砥砺，对教材进行精雕细刻，使之与时俱进，更显风流。

    二、学术——永无止境的追求者

    1941年，先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国文诵读问题》一文，从此揭开了个人学术研究活动的序幕。六十多年来，先生秉承优良学术传统，奋力开拓，积极创新，不断攀登一座又一座语学高峰，汗水沥沥，硕果累累，在中国现当代语言学史上抒写了绚丽的篇章。
    先生敏学覃思，广阅博览，学术活动持久而不衰，学术胸襟博大而舒展。就荦荦大者而言，先生涉猎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言研究
先生历来推重方言研究，认为这是语言学者必备的基本功。1941年，先生任教于陕西汉中师范学校，即对城固镇的方言发生兴趣，发表在《国语周刊》第18期上的《城固“重言”记》应该是国内较早的一篇研究汉语方言重叠现象的论文。1956年完成的《汉口语音》则是先生研究家乡方言的产物。本书保存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汉口语音面貌，对现今的武汉方言演变研究当大有裨益。先生对苏州一直情有独钟，在苏州授课期间，不仅学说苏州话，而且还对苏州语音进行了独到而详细的研究。先生1958年问世的论文《苏州音和北京音的异同》和著作《苏州语音》反映的就是当年的研究成果。书中关于苏州话无稳定的单字调的结论一直被方言学界所重视。方言研究是语言研究之基础的理念在先生的头脑可谓根深蒂固，没有丝毫的动摇。1986年，我刚被徐师录取为研究生，先生就指令和指导我调查本地方言。入学后，先生又专门让人为我们开设“方言调查课”。1987年，先生又邀请西北大学的吴天惠教授前来为我们传授音位学理论和方言调查方法。先生一再希望我搞出一本《丹阳方言志》来，我东一榔头西一棒，至今尚未交卷，想来不免汗颜。先生的爱婿李申教授步入语言研究的起点就是方言研究，他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取得的一些成果至今仍是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
    （二）教学语法研究
    先生是黎锦熙先生的高徒。秉承师道并发扬光大是先生学术奋斗的方向之一。黎先生抱救国救民之志，大半生致力于教学语法的研究与推广。先生尊师重道，在教学语法方面费心费力尤多，收获亦甚丰。在此，仅对先生在加线法和析句法方面的贡献略作解说。
    加线法又称标记法，是指用不同的线段和符号来标记句子的各种构成成分的方法。此法脱胎于《新著国语文法》中的“图解法”，但作了较大的改进，1955年首先在先生和张拱贵先生合著的《文章的语法分析》中推出。在后来的《语法基础知识》（1979年）、《文言语法分析》（1981年）以及“黄廖本”《现代汉语》（1979年至今）中，加线法又几经修改，臻于完善。既突出句子主干，又彰显结构层次，是加线法的优胜所在。和图解法相比，此法简易明了，特别适合于作长句和篇章的语法分析，语法教学界因此称便。1984年制订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基本移植了加线法，表明了学术界和教育界对此法的广泛认同。
    析句法即分析句子的方法，也是语法研究和教学的一个侧重点。先生为之进行不懈的探讨。除了上述几种著作外，先生还先后发表了多篇专论，如《复句的分析》、《单句的分析》、《论句子结构的分析法》、《论句子的图解》、《论句本位语法》等，着重阐述了个人关于汉语析句法的见解。在析句法方面，先生绝不墨守成规，一直与时俱进，尤其注重吸纳国外新兴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分析法。从成分分析法到层次分析法，再到后来的变换分析法和语义特征分析法，我们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先生在汉语析句法方面的演进路径。
    （三）楚辞语言研究
    先生是楚地人，难舍怀乡的情愫。也许是出于对故土文化的热爱和乡贤的仰慕，先生开始了跨度数十载的楚辞语法研究。1964年，先生发表了《论屈赋中人称代词的用法》一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直至蔚为大国。先生的楚辞语言研究以1995年为界分为两段：前期属于语法研究，以1995年结集出版的《楚辞语法研究》为标记性成果；后期开始转向词汇研究，代表作有《〈离骚〉中的重言、联绵词及并列复合词》等。由语法层面拓展到词汇层面，表明先生有意对屈赋语言进行多方位和多视角的研究。
    先生的《楚辞语法研究》着重考察了屈赋中的一批常用虚词和若干重要句子，在现代楚辞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把虚词训释与句法解析相结合是先生楚辞语法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开创了楚辞研究的新模式。先生在抓住屈赋语言系统性的同时，又紧扣文例，以此来探求其中的疑难词句，这样就避免了训诂研究中的随文生义倾向，所获创见自然坚实可靠。此书对前人成说多有匡补，为今人正确解读和把握屈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例如，先生在穷尽考察的基础上，认定屈赋中“兮”的基本语法属性是语气词，而不是所谓的多能虚词，廓清了以往诸家的模糊认识。刘利教授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楚辞语法研究》又是一个就语法以求训诂的成功范例。”是书于1997年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四）《马氏文通》研究
    《马氏文通》是汉语语法学的开山之作，对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影响至深。但是，不可否认，《马氏文通》自问世以来一直非议不断，其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时常受到“新派人士”的质疑。先生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洞悉历史风云，高度评价《马氏文通》丰功伟绩，在学术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大力向后学弘扬《马氏文通》精义的同时，先生还着重从宏观方面对该书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挖掘：一是系统梳理《马氏文通》所揭示的古汉语语法规律，认为“其要者约十五项”；二是详细归纳《马氏文通》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析出的方法有八种。先生的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上，均洋洋洒洒不下万言，其思路之缜密，结构之严整，令人叹服。在对《马氏文通》大加肯定的同时，先生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其中的多处瑕疵，表现出一名老学者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
    先生在身体力行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培植、支持新生的研究力量。先生教授的不少学生都曾撰写过研习《马氏文通》的论文，中有多篇公开发表，颇引学界注目。
    （五）语言学名著的评介与翻译
    目录学历来被视为治学的门径。先生十分注重语言学名著的系统评介，并以此来改进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为了给研究生的专业学习提供可靠而重要的阅读文献，先生仿照清末张之洞《书目答问》的宗旨和体例，专门编写了一本《汉语语言学书目答问》。此《答问》初编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分别在1965年、1982年和1998年印行过。每次重印，先生都要增订内容，使《答问》不断跟进学术动态。《答问》将书目分为八大类，所收著作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确为语言研究者必读或必知之书。为了便于学子遴选，先生还以寥寥数语对重点著作进行点评，颇中肯綮，被许为点睛之笔。
    先生一向重视外语的学习和外国理论的借鉴。他早年曾学过俄语并从事过相关的翻译，有多种译著问世，如《我是苏联的公民》、《马的故事》和《〈真正的人〉教学经验谈》等，大致限于小说和课程教学论。晚年，先生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西方语言学名著——叶斯泊森《语法哲学》的翻译与评介上来。叶氏是欧美语言学界公认的权威和大师，其语法学说不仅在西方学者中广为传布，而且也对汉语语法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和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都曾引进过叶氏的“三品说”。鉴于《语法哲学》在语言学史上的非凡地位，吕叔湘先生曾命人译述，但终因书中引用的语种太多而放弃。先生知难而进，组织徐师的一批中青年学者进行攻关，数易寒暑，终于告成。是书的成功译介极大地推进了汉语语法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中国语言学界而言堪称功德无量。吕叔湘等学界前辈纷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以上五个方面仅反映了先生学术研究的主流层面，并不能涵盖先生学术活动的全部内容。例如，先生在文字学方面学养深厚，不仅编写过《常用汉字孳生谱》，而且还撰写过数篇有关金文同义并列复合词的论文。因篇幅所限，这里一并从略。
    必须指出，先生素来反对将学术研究摊子铺得太大，主张学术研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对以上五块研究领域，先生并未同时并举，而是有步骤、分阶段地加以实施的：青年时期致力于方言研究，中年时期致力于教学语法研究和楚辞语法研究，老年致力于《马氏文通》研究和语言学名著的翻译与评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学术史研究，这是一种典型的循序渐进式的研究格局。由此，我们不难揣摹出先生日趋深入的学术走向，不难窥测出先生日趋老到的学术功力。
    先生性格沉稳，做事详审，不尚浮夸，不图虚名，由此铸就了他学术研究中几个鲜明而显著的特点。
    其一是中外兼收，古今贯通。先生是一个开放性的学者，虽术业有专攻，但绝不偏执一隅。他既汲取国内语言研究的优良传统，又吸收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既对古代汉语有精深的了解，又对现代汉语有透彻的掌握。因此，在教学和研究中，他始终能左右逢源，应付裕如。不惟如此，他也希望自己的学生不做井底之蛙，一再要求我们要开阔眼界，要能在高校里担当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三门课的教学任务。
    其二是材料丰赡，分析细致。先生非常看重材料搜集的功夫，他的每种论著都拥有大量的语言实例，每个结论都建立丰富语料的基础上。他研究《离骚》和金文中的并列复合词，可以说把相关的材料收罗殆尽。先生也特别擅长材料分析，往往能够在条分缕析中发前人之所未发。他的《楚辞语法研究》和《马氏文通》研究洞幽发微，分析独到，为识者所称赏。
    其三是结合教学，注重实用。先生不忘教师本色，特别注重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之间的衔接。他之所以长期潜心于教学语法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语法研究的实用性。在如何为教学服务的问题上，先生不遗余力，亲自示范，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他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一个长句的分析》和《结合修辞讲语法一例》这两篇短文就向世人昭示了语法研究的实用价值。
    其四是紧扣事实，立论公允。先生的语言研究不作空泛之论，大体是语言事实的研究。他尊重事实，描写事实，分析事实，归结事实，唯事实为上，在研究中杜绝任何臆测和假想成分。这样，既使他的研究创见迭出，又使他的研究持论公允。先生一直希望我们在开展研究时要“选小题目，做大文章”，并指出培养这种“以小见大”工夫的根本途径就是不断强化对具体语言事实的观察力和分析力。

    三、人格——千锤百炼的塑造者

    人格是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反映，汇集了一个人的性格、道德、学识、修养等诸多元素。先生深受中华优良文化和传统美德的浸润，一辈子都在致力于完美人格的塑造。凡是和先生有过交往的人无不被他身上所散发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许多人之所以对先生一见倾心，首先就是出于对先生高尚人格的钦佩！扬州大学的王世华先生亟称先生的人格，他曾经以先生的高风亮节为楷模，主动放弃了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的机会。
    先生是谦谦君子，一生淡泊名利，宠辱不惊。正因如此，当入编《中国人名词典》时，他轻松删除了自己条目中的“某某学家”之类的评定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48年的副教授到1978年的正教授，先生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年，黑发熬成了白发。三十年中，他任劳任怨，安之若素，丝毫不以为意。在平时的谈吐中，先生从不矜口自夸，也不许自己的学生和门人往老师脸上贴金。据郭殿崇先生回忆，江南大学的陈炯（徐师的毕业生）教授写了一篇对先生语法研究大加首肯的论文，想在徐师学报上发表，结果被先生婉拒。先生在徐师威望极高，但做人极其低调，待人接物从来未见颐指气使的架势。不仅如此，他还对自己的研究生约法三章。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没有一次利用权势为我们提供过什么额外的方便，以致其他导师的研究生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天道酬勤，一生不计名利、为人谦让的先生还是获得了不少挥之不去的殊荣：1960年作为先进集体代表出席徐州市群英会，1962年被推举为徐州市先进工作者，1980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1989年被江苏省教委评为优秀研究生导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先生是忠义君子，重然诺，讲忠诚。他从西到东，不辞劳苦，常常是为了回应朋友的呼唤；他从南到北，风尘仆仆，每每是为了响应组织的号召。在他的价值天平上，一头装载着朋友，一头装载着集体。先生与朋友们坦诚相见，患难与共，彼此的友情维系一生，郑学弢、鲍明炜、赵国璋、殷焕先、张拱贵、吴奔星……这些都是先生相交甚深的老友。一个老友就有一段回肠荡气的佳话。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先生与张拱贵先生之间的友情。张先生与先生师出同门，由于禀性耿介，一生屡遭磨难，数十年不能抬头。先生自始至终没有疏远张先生，师兄弟之间一直同声相求，同气相吸，被学界引为良性同门关系的典范。1998年秋，八十多岁高龄的先生路过南京，不顾天气暑热，执意要我陪同他去探视病中的张先生。当看到卧床不起、神志迷糊的张先生时，先生的痛苦之状难以言表，临别时特地留下了一笔钱，嘱保姆好生看护张先生。先生古道热肠，对朋友尤多帮扶。苏州中学的张兆星先生早年曾与先生合作翻译过一些文学作品，原先交往并不太深。在文革中，张全家被下放盐城，处境艰难，先生不避嫌疑，施以援手，一度想将他调入徐师任教。先生素以国家需要为上，毕生服膺组织使命。他曾在江苏境内辗转数地，常常是一声令下，闻风而动，最后从富庶繁华的苏州、无锡迁到了相对冷清落后的徐州，成了苏北高教事业的拓荒者。先生后来谈及此事，有时会不无揶揄地感叹道：“我当初是奔着苏州去的，没想到后来被命运抛到了徐州，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五十年来，先生甘愿蜗居徐州，一直与徐师同呼吸，共命运，无怨无悔，这份执著的赤胆忠心足以与日月争辉，理应成为当今徐师人十分珍视的宝贵财富！
    先生是仁爱君子，爱亲友，爱学生，平生赐福于人无数。先生的家庭曾是一个人员众多的组合式家庭，除了自己的妻女四人外，还有前妻的母亲、早逝弟弟留下的两个侄儿。一家人主要靠先生养活，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先生对两个侄儿呵护有加，不仅将他们抚养成人，还帮他们落实工作，成立家庭。1987年5月，先生开会途经武汉，当地亲友闻讯，数十人相约前来探望先生。一时间，宾馆里人头攒动，洋溢着浓浓的温情。先生与师母刘剑仪女士相濡以沫，伉俪情深。1995年，师母罹患绝症，先生方寸大乱，毅然取消了学校原定的八十寿辰庆祝活动，全力侍候师母。可惜回天乏力，师母终告不治。此后的数年，先生一直沉浸在无尽的思念之中。1997年5月，我取道徐州看望先生，忆及师母，先生瞬间泪眼婆娑，哽咽无语，彼情彼景令人感伤！先生对学生的爱是温中寓厉的关爱。有人说，大学不仅要有大楼，还要有大师，更要有大爱。先生就是徐师这所大学中有大爱的大师。能受教于先生，是我们求学生涯中的一大幸事。先生的大爱首先表现为他对学生学业的高度关注和巨细苛求，不管学生是否在校。师兄蔡镜浩教授回忆道，当他毕业后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几篇有影响的论文时，先生不仅立即驰函给予鼓励，而且还寄予了更多的厚望；师姐张爱民教授称先生对她的当面教诲主要是当面批评，而这种严父式批评又确实使她变压力为动力；师兄韩陈其教授始终难忘先生当年对他的耳提面命，屡次感慨先生以学业拯救了他；师兄王珏教授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反复告诫他做学问必须“古今打通，不能囿于一隅”；师兄段益民教授还清楚地记得先生当年在他习作上所留下的大到内容、小到标点的批注痕迹……先生的大爱还表现在他对学生身心和生活的全方位过问与深度关怀上。我在徐师就读期间曾两度因病住院，先生不仅在精神上给我抚慰，而且还多次亲临医院给我送去滋补品。先生和师母炖的香菇鸡汤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至美，让我至今回味无穷！2000年11月，师兄吴继光教授身染沉疴，一病不起。先生心急如焚，竟不顾年迈，亲去医院探视。继光师兄去世后，先生又手书挽联，亲赴灵堂吊唁，那种老师悼学生、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辛酸情景，让不少人为之泣下，为之心痛，亦为之感动！先生之爱甚至延伸到了我们的下一代身上。爱民师姐的公子考取南京大学，他要送礼致贺；继光师兄的爱女考取复旦大学，他同样不忘表达心意；我的女儿钢琴练到何种程度，他也时时来信垂问……

    “莫道桑榆晚，人间重晚晴。”年逾九旬的先生一直精神矍铄，笔耕不辍，依然徜徉在语言学的百花园中，依旧在辛勤地采撷那芬芳、斑斓的学术之花。2006年7月，我再次绕道徐州看望先生。夜永茶阑，论及学术，师徒二人谈兴陡增。先生说：我要对《离骚》作全面的语言研究，把楚辞语言研究推向深入；我要修订《汉语语言学书目答问》，使之成为语言学界的《书目答问》；我要……言语神情，全然不似一位九旬以上的老者，倒更像一名斗志昂扬的健儿，我惟有肃然起敬！
    正是凭着这种健儿精神，先生不顾年迈毅然于当年9月下旬赴京主持《现代汉语》教材修订会。在京八天，他不断晤友、开会、撰稿，忙碌异常。返回徐州后，他又连续审稿、改稿，辛苦有加。积劳成疾，终至溘然长逝。
    历史将永远定格住这一天：200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七十周年纪念日——先生的忌日。
    先生之教，山高水长！先生之学，源远流长！先生之德，芬芳悠长！

  2006年12月13日晨定稿

参考文献：
张爱民、方环海编《人淡如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