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佛、耶鲁、斯坦福名校看美国精英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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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真理的哈佛精英培育法则

　　多年以来，在美国的学术界渐渐形成了一种学术标准，对真理的认真探索以及道德水准的提高至今仍然是这一标准的核心，而这一标准的源头，正是出自于哈佛大学

　　哈佛的创办者是一批从英格兰远道而来的清教徒，在他们的思想中，折射和衍生出一种求真求实的做人态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哈佛人，教导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昆西曾着重指出：“大学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追求真理，而不是去追随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的利益。”
　　哈佛学子威廉·詹姆斯在1903年开学典礼致词时说：“真正的哈佛是无形的哈佛，藏于那些较为追求真理、独立而孤隐的（学生）灵魂里……这所学府在理性上最引人称羡的地方，就是孤独的思考者不会感到那样的孤单，反而得到丰富的滋养。”
　　的确，在哈佛，真理被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求学的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不断地掌握知识、探索世界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
　　“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威廉姆斯·艾米思的这句名言、哈佛的校训，为哈佛学子提供了学习和为人的第一准则。可以看出，哈佛校训强调的有两点：
　　哈佛重视传统，相信在伟大的传统中有深远的智慧，所以哈佛不大可能出现全盘反传统、全盘反历史的疯狂现象。
　　哈佛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止人们对真理的追求。


　  哈佛的校徽主体部分以三本书为背景，在上面的两本书上分别刻有“VE”和“RI”两组字母，在下面的一本书上刻的是“TAS”这组字母，“VERITAS”在拉丁文中就是“真理”的意思。
　　几百年来，哈佛大学正是在追求真理和勇于开拓的信念鼓舞之下，始终不遗馀力地引导学生为理想、为实现人生价值进行不懈的追求和奋斗。也正是在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熏陶之下，哈佛才得以在美国的名牌大学中始终保持着独一无二的特色，从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在各种领域中做出许多影响重大的贡献。
　　哈佛大学塑造的精英之一、著名的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在一次联谊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学者”的讲演。在演讲中，他强烈抨击了美国社会中 “灵魂从属于金钱的‘拜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劳动大分工使人异化为物”的现象，强调人的价值。这一演讲轰动一时，在民众中造成了巨大的反响。
　　要知道，爱默生极有可能因为这样的言论而遭到社会多方人士的指责或抨击，但哈佛的教育给予了他强大的精神动力，他觉得他有义务说出事实的真相，揭露出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以及人们心中的不良思想。即使因此遭到打击或不公的待遇，也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和说法。
　　他认为，作为学者，其根本任务便是“自由而勇敢地从事物的表象中揭示真实，以鼓舞人、提高人、引导人”。通过对哈佛“求是崇真”的校园思想的深入认识和解析，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思维，爱默生终于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提出了“依靠自我，尊重自我，独立自助，崇尚个性”的观点。
　　相信你自己，在“追求真理”旗帜的影响下，追求并坚持你认为是正确的道路。爱默生正是本着对真理对事实的不断探求，不因压力而违背自己的思想认识，才最终树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人格魅力。
　　哈佛学子心中对于真理的探寻和执著精神，同样离不开其作为领导者的校长对于学校精神的坚持和发扬。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遴选校长，新卸任的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被提名。但哈佛很快就把这两个人排除在外，解释理由是：克林顿和戈尔可以领导一个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所大学，领导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丰富的学术背景，而克林顿与戈尔都不具备。
　　后来，原任美国财政部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萨默斯被挑选为新校长，因为他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做到了一流，是国际知名学者。
　　虽然萨默斯最后被迫辞职，但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原因：他在学校管理方法和领导作风方面存在问题，导致他与同事的关系紧张并严重影响哈佛的团队精神，于是哈佛的教授纷纷向萨默斯投下了不信任票。
　　尽管萨默斯在财经界赫赫有名，但在哈佛这个校园里，他不能享有一丝的特权——这是哈佛精神的生动诠释，反对特权、崇尚平等，无论他的身上有多少光环，只要他是哈佛人，就要传承和发扬哈佛的精神，如此，学生耳濡目染，才会深受其思想精髓的熏陶。
　　也正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哈佛人对于优良传统的秉承和不断努力进取，哈佛对于追求真理这样一个最初的思想，最终形成一种学校的传统精神和培养哈佛精英的重要学术标准和道德标准。
　　耶鲁：校园环境影响能力培养
　　在耶鲁，校方非常注重校园的学习环境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为了培养和提高学子们独立的思辨能力，提供一个自由良好的生长环境，耶鲁做了以下努力：
　　首先，耶鲁所设置的必修课相对来说比较少，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选择自己喜爱的课程。但是有一个条件，学生必须学习一些不同领域的课程。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在学生头两年的学习中，他们需要广泛地涉猎各种各样的学科，而在后两年的学习中再确定自己的专业——这和很多国家包括我国的大学在大一刚进校时就让学生确定自己专业的做法有所不同。
　　耶鲁认为，如果刚进大学就分专业，那么学生对很多学科都还没有直观的认知度，选择的馀地也非常狭小，一旦进入一个系，就等于为自己找好了一条已经确定的路，必须一步步走下去，没有什么可以探索的，空间很小，想转个弯都很难。而让学生涉猎不同的专业，则有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并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自己该选择什么。
　　其次，耶鲁大学实行“教授治校”的办法，由教授们组成教授会，参与学校的教学和具体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工作。
　　耶鲁大学的教学力量一直是它引以为傲的重要资本，耶鲁认为，教授当家做主可以更好地保证学术的自由与发展。在耶鲁，教授们习惯于我行我素，各人的教学方式也出现了很大的自由度。
　　小型的研讨班是耶鲁课堂上经常见到的学习方式，教授们通过这样的形式鼓励和激发学生发表自己的想法并努力捍卫自己的观点，而且随时欢迎学生在课堂上对自己提出问题和质疑。
　　学术自由带来的积极后果，就是一个学生想往哪个方向发展，都会受到教授的鼓励和帮助，只要那是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不管你的思维往哪个方向突破，教授们都会帮助你，扶持你。在你的独特思维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框框的束缚，也没有锁死的框架，没有人逼着你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方向往前走，也没有人无端地阻止你限制你。这对于一个人思维素质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像种子在良好环境下健康发芽，小树在自由空气中茁壮成长一样，耶鲁整个校园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耶鲁的教授一个个都桀骜不驯，敢于上书政府，敢于批评美国参军征兵法，法学院的教授甚至敢于直面美国国会。这种敢于挑战的精神和强烈的思维刺激，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激励，使得他们敢于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学术和为人处世上形成自己独到的新颖的新思想而不屈服。
　　第三，耶鲁大学始终坚持学术的独立性。为了维护耶鲁的传统独立精神，历届校长一直抵触来自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越战时期，美国政府下令：凡是自称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战者一律不准领取奖学金。当时美国各个名校都遵照政府的指示行事，唯有耶鲁大学，始终不移地坚守着自己学术独立的阵地，仍然以申请者的成绩为奖学金的评比标准而无视战争和政治的因素。为此，耶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失去了联邦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几度陷入困境。但当时的校长金曼布鲁斯特，却在耶鲁学子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和尊敬。社会的发展需要学生大胆地质疑社会现实，敢于向权威说
“不”，这种“学术为上”、“学术独立”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子们，让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和为人理想，绝不屈服。
　　耶鲁提倡讨论式课堂授课方式。
　　一位西方教育家讲过，大学的本质在于把一群优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他们终身受益的智慧。所以，教授是哪里的博士，出了多少专著，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大学的教学如何为学子们创造一种更有成效的互相激发智慧和创造力的环境。
　　曾经有位在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在耶鲁已经三年，竟然一次大课都没有上过，几乎都是研讨班形式的课。这种研讨班，五六个或十几个学生与教授围坐在一起，就自己的查阅的资料和思考的结果各抒己见，教授只是起引导协调的作用，学生的讨论才是最重要的课堂内容。这就是所谓年轻人智慧的互相激励。
　　最初，这位中国留学生十分不适应美国大学的课堂方式，学生如此的积极，而他几乎完全只听不说。结果，没多久，他就收到了一封教授写的“委婉”的信，信中问他，为什么上课总是不说话，有什么原因吗？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也逐步放开自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课堂讨论中去。
　　即使是本科生，在听完教授的理论课之后，必须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研讨班。可以说，在耶鲁，研讨班贯穿了大学教育的始终。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学生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受教育者，而同时是教育者。学生不仅有学的义务，更有为他人、课堂讨论贡献智慧、交流所得的压力。并且，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能让不同背景的学生将各自的不同阶层、种族、文化中的经验带进课堂，社会各个集团的思想在这里交锋、整合，使学生接触到更多元化的信息和知识，培养了多角度的思辨能力。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在毕业后很快融入社会，为社会、国家贡献他们的智慧，同时也为社会的融合和稳定提供了部分基础。
　　　斯坦福：敢于挑战，勇于冒险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在谈到斯坦福的办学理念时说道：
　　“我们的理念是要追求新的知识，推动我们的学业与学生进行交流，因为我们不断地进行研究，不断地进行教育，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财产就是要双方都达到优秀，在教和学方面相互影响，而且都达到杰出的效果，这是我们大学的一个理念。”
　　而对于这个理念具体表现在哪里，亨尼斯是这样说的：
　　“斯坦福最有特点的、区别于很多世界其他大学的就是它有不断冒险的精神，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有这样的精神，不断地寻求和探索新的方向及新的理念。”
　　很多新事物的出现或者新旧事物的更新换代，都离不开一些冒险和挑战的成分，如果只是在固有的圈子里面打转转，那么世界对你来说也就只有这么小了。在斯坦福这样的校园，处处显露出不断拼搏的踪迹，也处处充斥着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新鲜空气，身处这样的环境，自然无时无刻不被其影响着。
　　斯坦福的教育者认为，鼓励青年人自己去发现他们追求的答案，不是一种最容易的学习方法，但却是回报最丰厚的一种学习方法。教育能做出的最重要的一条贡献，就是发展学生追求创造性方法的本能和好奇心。
　　要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过的许多东西都有可能会被忘记，但是一个人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对于提出问题和找出答案的能力却未必会消失。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学校，都应当明白这个道理，并认真汲取这个经验，因为学生能够接受到这种教育制度是他们作为教育者的重要职责，而学生能否接受到这种教育制度，亦是关系到他们自身能否在未来成长为精英的一个重要砝码。
　　对此，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的化学家保罗·伯格有着自己的见解：
　　“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幸福之路。1980年，我在瑞典接受诺贝尔奖时曾说过，我是获得了双重幸福的人。因为除了诺贝尔奖给我的声誉之外，研究工作本身也给了我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欢乐——新的发现、开创新事业和进入无人涉足过的新领域——这些都使我感到无比激动和愉悦。这种巨大的幸福不仅科学家能够体会到，从事文学、音乐、艺术甚至商业的人，也可能获得可与之比拟的回报。每一个愿意在未知领域里冒险的人，都有可能获此殊荣。这种冒险极富挑战性和诱惑力，值得我们为之竭尽全力。”
　　此外，斯坦福精英、雅虎创始人杨致远也曾经说过：“青年人要有鸿远的梦想，要敢于尝试。尝试会有风险，但失败并不值得羞愧。只要敢于冒险，你定会前程致远，真正体验到人生的意义。”
　　在美国，鼓励不断挑战和冒险的学术教育方针并非只针对大学生。很多同学在其青少年时代，就开始被灌输这样的学习思维。老师对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往往不会给予直接的回答，他们并不认可学生采用那种不费脑筋的学习方法，而是鼓励他们到有关的书籍中自已去寻找答案，此外，他们还经常引导学生通过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或者亲自做实验的方法去寻求答案、解决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会在若干时日后发现自己所得到的收益比预想的要多得多。
　　在进入高等学府之后，老师同样会鼓励同学们提出超出他们知识和经验以外，甚至是超出老师本人的知识和经验以外的问题，思考那些还未得出答案的问题和事物。
　　保罗·伯格大学期间成为学校课外科学俱乐部的成员，他的老师鼓励他通过实验来解决某些与自然界相关的问题。
　　他说：“一开始，我只是重复已经做过的实验，随后，我被要求设计新的实验方法来解决我自己提出的难题。”
　　在成为斯坦福的教授之后，保罗不仅自己始终对未知新领域秉持这样的冒险态度和研究精神，对于他的学生，也采取了同样的教育方式。他清楚地了解到，在任何时候，对于探索未知世界的激情并找出答案的强烈欲望，都是一个人向精英迈出的一个步伐。基于这样的校园文化以及对校园文化精髓的领悟，保罗终于成为病毒繁殖、侵袭正常细胞并使之癌变的最早研究者，获得了198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而斯坦福大学第五任校长史德龄，还把斯坦福的创建本身看作是不避风险、敢于革新的表现。当然，在步骤上他却表现得十分稳妥，“在破旧立新之前，要把新东西看准。”他常常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结果，在他治校的19年间，新事物层出不穷，各项业绩都非常可观。
　　坚持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以挑战自我，勇于冒险为育人法则，通过追求知识与技术的不断革新，不断探索，斯坦福以此为基点来培养第一流的学生，使得有些斯坦福学子，即使在很久之后，还流淌着这样的血液。
　　造就挑战与冒险的理念，由此便派生出来许多类似的奇迹，斯坦福的精神，就是这样被催化、被辐射出去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创校的初始阶段，同美国东海岸的其他大学相比，斯坦福大学只不过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大学”，但是到了1985年却被评为全美大学第一名的关键因素。属于“后起之秀”的斯坦福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源于其本身的成长历程便是一条不断挑战自我、锐意革新的艰苦创业之路。
　　
摘自《从十大名校看美国式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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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洋网 2007年10月12日 07:30:26 　

“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有的学者当了领导还在做学问，乱套了！”11日，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莅临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与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中大人文学院院长陈春声共同出席广州大学学校文化建设论坛。陈平原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身份“反省”当代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其独到的见解、新锐的观点不时引发现场阵阵掌声。

　　 观点1 “行政力量干预大学发展”

对于当下大学的办学方式，陈平原毫不犹豫地指出，大学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使得“中国大学越来越像官场。”陈平原认为：“按教育部规定来办学，很可能把一千所大学办成一所大学。今天中国的大学有级别、专业的差异，但面貌过分趋同却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很多教育部、行政部门的退休官员，都去高校做院长、做领导，尽管这带来了资源和人脉，‘办事’方便多了，但是大学里行政力量越来越强，这就干预了大学的发展，造成大学关系带的扭曲。”

　　 观点2 “大学应调整大跃进心态”

陈平原借用马玉涛的成名曲《马儿啊，你慢些跑》，指出政府、民间、舆论对大学的要求太过苛刻，媒体过分报道，给大学发展带来了双重压力。大学发展的脚步乱了，“百年办学”的思路被压缩了，大学涌现一种大跃进的思潮——都希望快速发展。

“当今许多校长都希望在几年任期内，使大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几年下来，唯一发生变化的只有建筑。当今中国大学的好处就是房子盖得漂亮。”陈平原话音刚落，现场一阵掌声。他继续指出，“以中国大学目前的状态去承受政府、民间、舆论的压力，这样的大学，发展都是变形的。”

为此，他提出，办大学需要给教授、学生自由表达、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观点3 “我反对一流学者当院长”

谈完大学发展，陈平原开始质疑学校聘请一流学者当校长的行为。他直言，大学里不同的学院、学科都有各自的发展，要做到协调不同的学科利益，就必须“由二流的学者当领导”。

他解释：“一个人的专业到达顶尖状态，就会有一个盲点。这种人当校长，很容易刚愎自用。过于强烈的学术背景和突出的学术成绩，很容易使人产生偏见。第一流的学者当了校长，很难对其他学科做出支持。有些人当了领导还要做学问，乱套了！”

他以蔡元培为例补充：“蔡元培在政治、文学等多个专业都是二流或以下的，但他对每个学科都有涉猎，当校长是很合适的。我对今天中国选拔校长的制度表示遗憾！”现场又响起一阵掌声。

　　 观点4 “极少教授仍能心如止水”

大学需要围墙吗？陈平原直抒己见：“中国的大学都有围墙，但是围不住。教授已经很难再心如止水了。过于世俗化，已成为大学的又一大问题。”校园文化缺失，究其原因，陈平原说：“校园文化就是人们认为的社团活动。‘五四’时期，很多社团活动都有教授参加，蔡元培校长当年也亲自参加很多社团活动。今天，校园内已少有渠道让教授、学生一起参加校园活动。老师与学生脱节，这是个大问题。”

陈平原直言不讳，一次性建设而成的大学城，硬件很好，但缺乏历史感。此外，目前很多老师不住在大学城，一放学就走人，大学里只剩下朝气蓬勃的脸孔，也不适宜发展校园文化。(新快报记者 陈红艳 实习生 廖银洁 通讯员 朱玉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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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在北大“我们社”和出版社主持的《民国那些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

今天来参加《民国那些人》座谈会，我还带来一本书，是我和严瑞芳老师共同主编的《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全都是北大的历史老人——从京师大学堂时代的李端 、张百熙、林纾，到五四那一代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等——他们的后人所写的回忆文章。我在序言里写道：“本书是‘永远的北大人’的一次聚会，一次难得的历史的聚会”。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其实也是一次“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民国这些人》里，就有不少北大人，打开书，你依次见到了：李赋宁，冯友兰，赵元任，叶企孙，丁文江，傅鹰、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王瑶，金岳霖，陈贻火欣，丁西林，杨晦，吴兴华，曹靖华------，这一个个都是“北大魂”，通过作者的描述，他们已经穿过时间的隧道，来到了我们中间。而书的作者徐百柯也是一个北大人：他在1996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我想，如果没有北大精神的熏陶，浸染，他也写不出这本书。今天到会的同学，又都是北大的在校学生，而我自己，则是北大的退休教授。我们这些北大人聚集在一起，谈这本书，谈民国那些人，谈北大的前辈，在我看来，就是在“寻求真的北大的声音”。

为什么要“寻求”？因为这些“真的北大声音”我们已经很少听到了，被许许多多的嘈杂的声音淹没了，慢慢地，就被遗忘了。我读这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就是制定清华大学校训的周诒春老校长，在今天的清华几乎是无人知晓了。在座的同学也不妨自问一下：北大校长中，你可能知道蔡元培，马寅初，但你知道自称“北大‘功狗’”的蒋梦麟校长吗？你如果是西语系学生，你知道“翻译过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诗人吴兴华教授吗？你是中文系的学生，你可能从老师那里知道吴组缃、林庚、王瑶的名字，但你知道老师们为什么如此倾倒于这些老先生吗？记得在《我们》社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我就向同学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认识脚下的北大这块土地吗？”如果你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对这块土地的精神，传统，认知上是陌生的，在情感、心理上甚至有疏离感，那么，你不过徒有北大的学籍，你不会有“北大人”的感觉，当然就谈不上是“永远的北大人”了。（全场活跃）

想起了十年前的纪念

其实，早在十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寻求北大的真声音”的呼吁和努力。1997年，那正是北大百周年校庆的前一年。学校成立了许多新的学生社团，其中也包括“我们社”：我查了你们的社史，它就成立于1997年5 月1 日，在10月的迎新会上，我也像今天这样有一个发言。先后成立的，还有“时事社”，“百年同行”等等。我这里还保留了一份时事社所办的《时事》杂志1997年11月试刊号，它的编辑部发刊词题目就叫《寻找真北大的声音》 ——后来，我把它收到自己主编的《走近北大》一书（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在我看来，它应该是北大校史的一个重要文献。因为它传达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北大学生的心声。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听：“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觉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上只有培训和招聘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着相互拥抱着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脸孔了，理想和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可他总也立不起来”。（鼓掌）文章最后表示，要“以昂扬的风貌维系北大魂”，“为北大，为中国，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听到真北大的声音，让你感受到多少年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鼓掌）

这也正是面临一百周年校庆，许多北大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我在此之前，1996年10月25日，就向全校的新生作过一次题为《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的演讲。不知道徐百柯你听过没有？（徐答：我没有在现场，但后来读过整理后发表的演讲稿）演说一开始，我就提醒大家注意：“后年是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现在的一、二年级学生能赶上这个盛典，真是诸位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顺便说一下，明年，2008年，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在座的同学能赶上这个节日，也应该是很幸运的。我接着又说：“因此，大家都在考虑：到哪里去寻找北大的传统？记得在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时，中文系的王瑶教授（他也是我的导师）当时还健在，他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蒋梦麟校长的一段话：‘一个大学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这就是说，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校长、教师与学生的活动构成了所谓‘校园文化’，一个学校的传统自然也主要体现在这三类人身上。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北大教授为主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是以北大学生为主，而蔡元培校长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则对师生的活动起到了保护与推动的作用：这三方面的努力就构成了北大的‘五四’传统。如果我们再做具体分析，还可以发现，在这三类人中，学生是流动的，即人们通常说的，是‘飞鸽牌’的（笑）；校长呢，按我们国家的体制，是由主管部门指令的，会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教师、教授是‘永久牌’，是相对稳定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一贯制’（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一个学校的传统主要体现在教师、教授身上，并且主要是由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传递的”。因此，“同学们想要了解和继承北大传统，我建议大家不妨从本系本专业入手，调查一下，一个世纪以来，有过那些学术和人格都堪称一流，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着鲜明特色与贡献的教授，他们开设了什么代表性著作或讲义，还可以通过回忆文章、传记等，进一步了解这些教授的生平，思想，品格，精神风貌-----这样，同学们就可以从中触摸、感觉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本系，本专业）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  后来，一部分师生在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就发起了一个以“重新认识老校长，继承与发扬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为中心的民间纪念活动，除了自编、自演话剧《蔡元培》外，还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与研讨会，最后出版了《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校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参与者中，更是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全场活跃）。

现在，在十年之后，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前一年，读到了这本由当年的在校学生写的《民国那些人》，重现北大老校长、老教授，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我确实有许多的感慨。这又是一个历史时机，让我们通过这本书生动，感性的历史叙述，再一次触摸、感觉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的，以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再一次倾听这些年我们已经很少听到的，被遮蔽了的北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声音”，以便于我们更清醒、更真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和今天北大与中国知识界的现实。——这大概就是在我看来的《民国这些年》这本书出版的意义和价值。
以上算是我的“开场白”（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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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并不遥远”又“相距甚远”？

但今天我们读这本书，却不能不感到一种无奈与沉重。书的封底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时间上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而我们又觉得他们“与我们相去甚远”呢？——然而，真的很远吗？我们能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由“远”而“近”？

我们面对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当代北大人和历史上的北大人的关系。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假设这些老北大人，今天真的来这里参加聚会，在座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和这些前辈有共同的话题吗？这共同话题又是什么呢？（全场活跃）

这就是今天我要和诸位讨论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于是，我注意到书中提到的一位当代大学生的反应，他说：“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这话说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因此，我想把我们的讨论拉扯开去，说一些“题外话”。我想起了去年北大团校举办了一个“生于八十年代”征文比赛。这里说的“生于八十年代”，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一个自我描述和命名，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80后”。征文小组请我当首席评委，还要我作总结发言，我也真的认真准备了一个“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的演讲稿。但后来却突然通知我，颁奖大会不举行了，我也不必讲了，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今天就把我原先准备的讲稿的主要内容在这里讲一讲，也算是一个弥补吧。我首先谈到的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一个数字：从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中，中国约有二亿四百万人出生，即使排除中途夭折的，“80后”也有两亿人左右，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全场活跃）而且你们中间的代表，像姚明，刘翔，郎朗，都被世界看作是中国形象的象征了。（笑，鼓掌）“80后”这一代已经如此重要，但对他们的评价却有很大的争议。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调查，“80前”的各代普遍对这一代人评价不高，而“80年后”的自我评价却不错，（笑）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我在研究这一百年的历史时有一个发现：这样的前一代人对后代人的指责、批评，以及后代人对这样的批评的不满和反击，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也可以说是一代传一代的。（全场活跃）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五四那一代的刘半农，就曾经写文章大骂三十年代的青年，说他们不读书，字写得不好，等等。——这和今天一些人对80后的批评也差不多。（笑）我是在三十年代末出生的，大概也属被骂之列。（笑）但，在今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出生的，都被说成非常了不起的几代人，因此，有资格来骂后代人了，包括诸位在内。这就是说，“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一代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至有资格来批评下一代人”。你们也一样，听说再过几年，大学生就都是“90后”了，那时候，你们这些“80后”大概也要批评他们了吧。（笑）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尤其是年青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一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鼓掌）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这样的看法，得到许多朋友，包括“80后”的年轻朋友的认同。不过，也有“80后”的同学对我说：你说每代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要靠我们自己解决，但我们也很想听听你对这一代人存在的问题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们来思考吧。那么，我就姑妄说之，诸位也就姑妄听之吧。

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全场活跃）这个问题，不仅你们这一代有，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年纪已经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不能这样胡胡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我读过一位大学生的自述：“岁月让我们变得对一切麻木，变得对一切冷漠，变得对一切无所谓，失去了许多作为人的最纯洁的感动”，“我现在对自己的将来却毫无所知，而且不愿意去知道。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时的平庸里，整天就这样飘来飘去，没有方向，漫无目标------”。或许这里说得有些夸张，但没有信仰，没有目标，什么都不在意，都无所谓，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生活中没有了依赖，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来了。（全场活跃）

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如何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问题。或许我们正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我们的前辈，和他们进行心的交流。

“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从表面上看，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传闻：“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笑）；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笑）；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觉得奇怪极了（笑）；而他所穿的鞋，联大学生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他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大笑）

且莫把这些都看成逸闻趣事仅作谈资——我知道，做学生的，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回味、谈论某位教授的逸闻趣事。我们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深信诸位现在也是如此，这也是学生的“传统”。（大笑）但我们又不能仅止于此，还要想一想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象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生活里边”有没有“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不可夺”之“志”，这是一个关键，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着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就总要有所“在意”，有所“守护”；没有，心无所系，精神无所寄托，你就没着没落，既无法“安身”，也无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么，一切都“无所谓”，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了。（全场活跃）

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曾昭抡这样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可夺”之“志”。他对化学学科，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生命的承担，因此他愿意为之“拼命”，献身。前面说到的他的那些逸闻趣事，正是这样的拼命、献身，以至达到忘我境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学术，学科，对于他，就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谋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这一代学者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现在的学者”根本不同之处。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一代学者，知识分子，题目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我还谈到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我读这本《民国这些人》，感触最深的，也就是这“三承担”。——让我们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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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道义”：对社会、历史、民族的承担

这本书写到了几位以身殉道、殉职的学人、报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本书在写到被公认为“宋史泰斗”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词：“后死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在这里，我可以向诸位坦白我的一个追求：我研究鲁迅，不仅要“讲鲁迅”，而且要“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鼓掌）。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承担意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特别显得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本书写到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 生死护中华”，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燕南园那间小屋里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全场动容）。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课，我想把它称之为“最迷人的课”。
第一堂课，是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开设的《文选》课。刘老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同学们不妨想象一下：校园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着一轮浩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 http://www.tecn.cn )
第二堂绝妙的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笑）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大笑）

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全场活跃）

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最后一课”。当时我刚留校当助教，系主任严家炎老师要我协助组织退休的老教授给全系同学开讲座。林先生欣然同意，并作了认真的准备，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琢磨，讲课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最后那天上课了，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任意发挥，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但我扶着先生回到家里，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鼓掌）

我们现在再来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这段话：这是他一生做人、治学、写诗经验的凝结，是道出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去上你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去写已经成为你的职业任务的文章，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而且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这样，你就会有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每日每时每刻都在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赤子之心”。你们看，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无论是曾昭抡，还是刘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国那些人”，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我曾经说过：北大“大”在哪里？就“大”在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长时间的鼓掌）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本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笑）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当然，这绝不是要否定谋生的意义，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对物质利益、金钱的追求都是人应有的权利，所谓“安贫乐道”，如鲁迅所说，那是一种统治术，鼓吹者自己是不准备实行的。对这样的说教者，年轻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人在精神与物资上应有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学者、教授，他们显然更注重精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东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都是身外之物，是应该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本书特地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对他的老师潘光旦的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我们一再说，对自我生命要有承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象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民国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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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对学术的承担

关于学术的承担，前面在讲曾昭抡先生时，已有论及；这里再作一点发挥。

又是刘文典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先生往城外跑去，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笑）这时只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大笑）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来就是做学问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者就是为某个学科而生的，如曾昭抡为化学而生，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罗念生，人们说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自己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都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对待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笑）他儿子回忆说，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父亲凑近他，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轻声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他的生命中有了古希腊，就足够了。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罗念生的一生浸泡于其间，他的生命也获得这样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鼓掌）

什么叫“学院派”？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

对这样的把握了学术真蒂的学者，学术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无时不刻不处在学术状态中。这里又有一个“建筑史上应该记录的有趣的饭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原来他发现，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这在餐厅建筑设计上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他总是随身带着量尺与小本子，以便随时记录的。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著名记者邵飘萍也有这样的经验：记者要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中，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这时时刻刻“倾注整个身心”，其实就是一种对学术，对自己的工作的痴迷。痴迷到了极点，就有了一股呆劲，傻气。人们通常把这样的学者称为“书呆子”，在我看来，在善意的调侃中，是怀有一种敬意的：没有这样的“书呆子”气，是不可能进入学术，升堂入室的。——望在座的研究生，切切记住这一点。（笑）

这篇讲话实在太长了，但我还有话要说。（笑）那就再简要地讲一点吧。（鼓掌）
我要讲的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精神。在我看来，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独立精神：“匹夫不可夺志”

还是先讲几个小故事吧。
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吗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鼓掌）——有人说，这样的对话，“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鼓掌）

还是那位刘文典教授。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他在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希望的那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鼓掌）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后人叹曰：“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鼓掌）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不仅“笑傲王侯”，对“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现代英美诗的叶公超教授在出任驻美大使时，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维尔（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弁而已”。（笑） ( http://www.tecn.cn )
小故事里有精神。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鼓掌）
我还要向诸位郑重介绍一篇北大校史上的不可忽视，却长期淹没的雄文，我也是在读本书时才知道的。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

作者说：“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统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大鼓掌）

“还是文人最自由”

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当教授，后又去从政；但终因“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弃官，回来当教授，于是，就有了“还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叹。——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由的。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大承担”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委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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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

读这本书，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民国那些人”的创造力，实在惊人。

请看这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笑）后来他又去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笑）赵元任的绝活，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三十三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惊叹）人们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出“巨人”的时代，而思想文化学术上的巨人，是不受学科分工的限制的，是多方面发展的通才：而未来学术的发展，将越来越趋向综合，所呼唤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语系的吴兴华教授也是这样的多才多艺的通才，全才。别的不说，他打桥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里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笑）——你可以说这是“逞才”，但却不能不叹服其过人的才气，而才气的背后，是充沛的创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创造力，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就够了。

面对这一代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我常想：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在前辈面前，我们也不必自惭行秽，因为就人的本来的资质而言，我们并不缺乏创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

把“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

这就是“民国这些人”：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为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作为后人，得以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远去，黑暗依在，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坚守前辈留下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你们这一代，“80后”的这一代的历史使命，也是你们“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一个关键。

我最后要说的是，体现在这一代身上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北大精神，所要倾听的北大真声音。追随这样的北大精神，倾听这样的北大真声音，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但我们还要自觉于，善于把这样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北大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中，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恰恰是北大人的一个弱点，或者说一个误区，甚至成了北大人的一个历史包袱。今天的北大人，不仅有继承北大精神的责任，还有克服北大的历史积弊，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北大人的使命：这都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长时间的鼓掌）

2007年9月16日——20日整理，略有补充

（《民国那些年》，徐百柯著，中央翻译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