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和竟陵派

霜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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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间，继续起来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人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30)为代表的“公安派”，时称三袁，宏道最著名。
　　“公安派”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反对模拟古人。袁宗道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自司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论文上》)!袁宏道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雪涛阁集序》)。他们都看到时代决定文学的变化，时代变了，文学包括形式语言等等，一定要变，一切对古人的模拟抄袭是违背文学发展的趋势的。袁中道以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他更具体地说：“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势必互同而趋浮；趋于浮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窃，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变之势也”(《花雪赋引》)。他指出文学变化是根据两种不同的创作思想来实现的，从“法律”到“性情”，又从“性情”到“法律”，而其所以变，则为作者所不及知的“气”所决定。这种“气”显然指客观的不断变化的时代。袁中道所指出的文学变化的循环现象虽不一定可信，但他肯定文学始终是在变化，而且为客观的力量所决定，这对冲击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还是有意义和作用的。
　　袁宗道说：“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论文下》)。又说：“故学者诚能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虽驱之使模，不可得矣”(同上)。他说的“意见”或“理”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首先要有思想修养，文章首先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语言上模秦仿汉。这也有力地打击了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袁宏道更从作家或文章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他赞美袁中道的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叙》)。袁宏道所谓“性灵”，就是上文袁中道所说“性情”。由于重视“性灵”或“性情”，袁宏道并不怎样强调“学问”、“意见”或“理”，而特别强调了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他认为“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同上)。又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唯会心者知之。……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同上)。他重视妇人孺子的“真声”、“任性”，赤子婴儿的自然之“趣”，显系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对打破封建思想束缚，直抒感兴，比之袁宗道的“学问说”有更大的作用。
　　“公安派”的理论对打破拟古主义的陈腐格局是有力量的。他们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陈规定局，自然地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流利洁净，是他们作品的特点。但他们以为“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而忽视社会实践对作家的决定意义，这就把创作的源头认错了。他们写来写去，只是几处风景名胜，题材狭窄，思想贫弱。他们的作品虽有革新意义，成就不大。
　　“公安派”对清代文学如郑燮的散文，袁枚的诗和诗论，均有一定的影响。近代反动文人周作人、林语堂等曾利用“公安派”的“有性灵文字”来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而引导人们离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
　　反对拟古主义，和“公安派”同时，还有以竟陵人锺惺(1572-1624)、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好“性灵”，但更多的却是乞灵于古人。他们选《诗归》，目的就在于“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他们以为古人之精神不是“滞者、熟者、木者、陋者”，而是“幽情单绪”，“孤行”，“孤诣”。这样他们就把诗文创作引向一条更为狭窄的小路。他们脱离现实生活内容，追求一种“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形式主义倾向更为显明。
　　晚明产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是公安、竟陵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著名作家在王思任(字季重，山阴人)、祁彪佳(字虎子，山阴人，1602-1645)等。一般描写山水园林，语言明丽洁净，刻琢精工。王思任的《游唤》、《历游记》，祁彪佳的《寓山注》、《越中园亭记》，可见一斑。鲁迅说：“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在风格上，它们比之陈腐的“载道”的散文，颇多清新之感。
　　张岱(1597-?)，字宗子，又字石公，山阴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明亡后，“无所归止，披发入山，　　为野人”。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就是他过去繁华生活的片断记录。这些片断“梦忆”，反映了他的国破家亡的感慨，流露着追怀故国、热爱乡土的爱国思想。
　　张岱小品散文的题材较广，凡风景名胜，世情风习，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无所不记。这记录了他的生活实际，也反映了明末现实社会的某些侧面，是比较有内容的。他非常熟悉那些生活，因而能写得细致深入，自然动人。如《西湖七月半》记游人情态，描摩尽致：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中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张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馆，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　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
　　这和作者熟悉杭人风习，观察深入细致，有密切的关系。又如《湖心亭看雪》记西湖雪景：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沅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园中人两三粒而已。……
　　则别具剪裁，惟取浑括，以诗为文，使用文诗化了。
　　张岱的小品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博观约取，简洁有力。

霜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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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間，繼續起來猛烈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有以公安人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30)為代表的“公安派”，時稱三袁，宏道最著名。
　　“公安派”認為文學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有各個不同的時代，即有各種不同的文學。因此反對貴古賤今，反對類比古人。袁宗道說：“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論文上》)!袁宏道說：“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雪濤閣集序》)。他們都看到時代決定文學的變化，時代變了，文學包括形式語言等等，一定要變，一切對古人的類比抄襲是違背文學發展的趨勢的。袁中道以為“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為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他更具體地說：“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於浮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花雪賦引》)。他指出文學變化是根據兩種不同的創作思想來實現的，從“法律”到“性情”，又從“性情”到“法律”，而其所以變，則為作者所不及知的“氣”所決定。這種“氣”顯然指客觀的不斷變化的時代。袁中道所指出的文學變化的迴圈現象雖不一定可信，但他肯定文學始終是在變化，而且為客觀的力量所決定，這對衝擊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還是有意義和作用的。
　　袁宗道說：“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論文下》)。又說：“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同上)。他說的“意見”或“理”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首先要有思想修養，文章首先要有思想內容，而絕不是在形式語言上模秦仿漢。這也有力地打擊了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袁宏道更從作家或文章的主觀要求提出了“性靈說”。他讚美袁中道的詩說：“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小修詩敘》)。袁宏道所謂“性靈”，就是上文袁中道所說“性情”。由於重視“性靈”或“性情”，袁宏道並不怎樣強調“學問”、“意見”或“理”，而特別強調了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他認為“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同上)。又說：“世人所難得者唯趣，……唯會心者知之。……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同上)。他重視婦人孺子的“真聲”、“任性”，赤子嬰兒的自然之“趣”，顯系受李贄“童心說”的影響，對打破封建思想束縛，直抒感興，比之袁宗道的“學問說”有更大的作用。
　　“公安派”的理論對打破擬古主義的陳腐格局是有力量的。他們的創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打破傳統古文的陳規定局，自然地流露個性，語言不事雕琢，流利潔淨，是他們作品的特點。但他們以為“心靈無涯，搜之愈出”，而忽視社會實踐對作家的決定意義，這就把創作的源頭認錯了。他們寫來寫去，只是幾處風景名勝，題材狹窄，思想貧弱。他們的作品雖有革新意義，成就不大。
　　“公安派”對清代文學如鄭燮的散文，袁枚的詩和詩論，均有一定的影響。近代反動文人周作人、林語堂等曾利用“公安派”的“有性靈文字”來宣揚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從而引導人們離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抵制馬克思主義的深入傳播。
　　反對擬古主義，和“公安派”同時，還有以竟陵人鍾惺(1572—1624)、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也主張獨抒“性靈”，但更多的卻是乞靈於古人。他們選《詩歸》，目的就在於“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他們以為古人之精神不是“滯者、熟者、木者、陋者”，而是“幽情單緒”，“孤行”，“孤詣”。這樣他們就把詩文創作引向一條更為狹窄的小路。他們脫離現實生活內容，追求一種“幽深孤峭”的藝術風格，形式主義傾向更為顯明。
　　晚明產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這是傳統散文的一個發展，是公安、竟陵文學革新的直接產物。著名作家有王思任(字季重，山陰人)、祁彪佳(字虎子，山陰人，1602—1645)等。一般描寫山水園林，語言明麗潔淨，刻琢精工。王思任的《遊喚》、《曆遊記》，祁彪佳的《寓山注》、《越中園亭記》，可見一斑。魯迅說：“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在風格上，它們比之陳腐的“載道”的散文，頗多清新之感。
　　張岱(1597—?)，字宗子，又字石公，山陰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少為紈褲子弟，極愛繁華”。明亡後，“無所歸止，披發入山，戒戒為野人”。他的《陶庵夢憶》、《西湖尋夢》等就是他過去繁華生活的片斷記錄。這些片斷“夢憶”，反映了他的國破家亡的感慨，流露著追懷故國、熱愛鄉土的愛國思想。
　　張岱小品散文的題材較廣，凡風景名勝，世情風習，戲曲技藝，乃至古董玩具等等，無所不記。這記錄了他的生活實際，也反映了明末現實社會的某些側面，是比較有內容的。他非常熟悉那些生活，因而能寫得細緻深入，自然動人。如《西湖七月半》記遊人情態，描摩盡致：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奚，聲光相亂，名為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張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閑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群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梟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幾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裏湖，看月而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遊湖，巳出酉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魘如囈，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
　　這和作者熟悉杭人風習，觀察深入細緻，有密切的關係。又如《湖心亭看雪》記西湖雪景：
　　……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餘拿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沅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餘舟一芥，園中人兩三粒而已。……
　　則別具剪裁，惟取渾括，以詩為文，使散文詩化了。
　　張岱的小品散文，語言清新活潑，形象生動，博觀約取，簡潔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