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专辑

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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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专辑*

代表作：
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生死场
短篇小说：《小城三月》、牛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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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　马伯乐(1-9章)　中短篇小说牛车上*小城三月手　散文萧红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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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小照1931在北京1940在香港萧红手迹　1934与萧军与端木蕻良与许广平萧红墓

　

作家简介：    　萧红（1911-1942），原名张西（加走字）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写作天才的女性命运悲凉，1942年1月22日死在香港时，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宇慧） 简历与书目： 萧红(1911．6．2—1942．1．22)，原名张乃莹，另有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人。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1932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不少进步文人，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 　　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萤声文坛。 　　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 　　l940年与端木效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历尽坎坷之后在香港病故，时年31岁。 　　著作书目： 　　《跋涉》(小说、散文集)与萧军合著， 1933(自费出版) 　　《生死场》(中篇小说)1935，上海容光书局；1980，黑龙江人民 　　《淌薪帧?散文集)1936，文生 　　《桥》(小说、散文集)1936，文生 　　《牛车上》(小说、散文集)1937，文生 　　《旷野的呼喊》(短篇小说集)1940，上杂 　　《萧红散文》 1940，重庆大时代书局 　　《回忆鲁迅先生》(散文)1940，重庆妇生活社 　　《马伯乐》(中篇小说)1941，重庆大时代书局 　　《呼兰河传》(长篇小说)1941，上杂 1954，新文艺；1979，黑龙江人民 　　《手》(小说)1943，桂林远方书店 　　《小城三月》(小说)1948，香港海洋书屋 　　《萧红选集》(中、短篇小说集)1958，人文 　　《萧红选集》 1981，人文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辑，1981，黑龙江人民 　　《萧红短篇小说逊 1982，黑龙江人民 　　《萧红散文选集》 1982，百花 　　《萧红》(中国现代作家选集)1984，人文 　　《萧红代表作》(短篇小说集)1987，人文 　 【“文学视界”撰写、编辑整理】

1940在香港

虎子

来源：中国现代作家评传

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载《生死场》初版。

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载《生死场》初版。

霞《读〈商市街〉》，载1936年11月6日《大晚报》“每周文坛”副刊。

谷虹《呼兰河传》，载1941年10月25日《现代文艺》月刊第4卷第1期。

萧军《文学常识三讲》，载1942年6月15日延安《文艺月报》第15期“纪念萧红逝世特辑”。

麦青《萧红的〈呼兰河传〉》，载1942年10月10日出版的桂林《青年文艺》第：卷第1期。

石怀池《论萧红》，载1945年上海耕耘出版社出版的《石怀池文学论文集》。

骆宾基《萧红小论——纪念萧红逝世四周年》，载1946年1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

茅盾《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连载于1946年12月6日《东北民报》文艺副刊第11期“纪念萧红专页”及12月11日文艺副刊第12期。

德容《萧红著〈呼兰河传〉》，载1947年7月20日出版的《妇女》第2卷第4期，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主编。

北雁《丁玲与萧红》， 1948年6月1日《青年知识》第34期。

葛琴《评萧红〈黑夜〉》，载1948年香港文化供应社出版的《散文选》。

曹聚仁《谈抗战文艺的风格——兼论萧红的小说》，载1957年8月3日香港《文汇报》。

阮郎《马伯乐往何处去》，载1957年8月3日香港《文汇报》。处上

双翼《读〈生死场〉小感》，载1958年8月3日香港《文汇报》。

高朗《在风暴中歌唱的云雀——萧红和她的书》，载1957年8月4日香港《文汇报》。

欣知《萧红与绘画》，载1962年11月30日香港《新民晚报》。

辛知《萧红的〈跋涉〉》，载1963年9月24日香港《新民晚报》。

立间祥介（日本）《论萧红》，载1970年4月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革命和文学》。

舒年《萧红三部》，连载于1970年4月10日、17日、24日香港《中报周刊》。

许定铭《论萧红及其作品》，载1972年8月1日出版的香港《文坛》第329号。

李辉英《有关萧红田军的文章》，载1973年7月16日香港《明报》。

叶德星《质疑·指正·两萧》，载1973年7月24日香港《明报》。

余惠《来自呼兰河畔的萧红》，载1976年2月出版的香港《海洋文艺》第3卷2期。

葛浩文（美国）《一本失落的书》，载1976午4月29日香港《明报》。

裘昌《读萧红的〈长安寺〉》，载1976年6月1日《星岛日报》。

林国光《萧红的〈呼兰河传〉》，载1977年2月15日《时代青年》85期。

司马长风《〈呼兰河传〉的个性》，载1977年3月27日香港《明报》。

也斯《萧红短篇中的几个女性：谈〈小城三月〉等的几个人物塑造》，载1977年12月出版的香港《象牙塔外》第21期。

刘以曾《萧红的〈马伯乐〉续稿》，载1977年12月出版的《明报月刊》第12卷第12期。

小蓝《被压抑的春天——萧红的〈小城三月〉》，载1978年3月15日出版的《大姆指半月刊》75期。

陈隍《萧红的早期文学创作》，载1979年1月出版的《黑龙江大学学报》第1期。

狄《萧红的最后一篇文章》，载1979年4月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第4辑。

蒋锡金《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载1979年第5期《长春》。

余时《萧红的诗》，载1979年7月出版的香港《海洋文艺》第6卷第7期。

丁言昭《〈生死场〉版本考》，载1979年9月10日出版的《文艺百家》第1期。

骆宾基《〈呼兰河传〉后记》，载1979年第10期《北方文学》。

葛浩文《〈生死场〉及〈呼兰河传〉英译版序》，载1980年4月24日台湾《联合报》。

牛耕《一幅多采的风土画——浅谈〈呼兰河传〉》，载1980年6月号《龙江书苑》。

骆宾基《写在〈萧红选集〉出版之时》，载1980年7月第7期《长春》。

周锦（台湾）《论〈呼兰河传〉》，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7月出版。

许定铭《关于萧红的〈旷野的呼喊〉》，载1980年8月12日香港《明报》。

吕福堂《有关〈萧红自集诗稿〉的一些情况》，（附《萧红自集诗稿》）载1980年10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辑。

中川俊（日本）《萧红研究纪录其一——关于〈生死场〉》，载1980年10月出版的《野草》第26号。

杨玉峰《有关萧红的一篇小说》，载1981年：月16日版的香港《广角镜》第100期。

沙金城《萧红与〈夜哨〉》，载1981年2月22日《吉林日报》。

华铭《论萧红的文学道路》，载1981年第4期《辽宁师范学院学报》。

平石淑子（日本）《萧红〈生死场〉论》，载1981年4月出版的御茶

之水女子大学《人间文化研究年报》。

李熏风《不以诗名，别具诗心——谈作为诗人的萧红》，载1981年第5期《学习与探索》。

刘树声《谈萧红的〈商市街〉》，载1981年6月号《哈尔滨文艺》。

钟汝霖《萧红的十年文学道路》，载1981年第5期《北方论丛》。

孙犁《读萧红作品札记》，载1981年第6期《大地》。

邢富君、陆文采《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载1982年第1期《北方论丛》。

钟汝霖、陈世澄《民主革命的优秀文艺战士萧红》，载1982年第1期《北方论丛》。

李熏风《从民俗学看〈呼兰河传〉》，载《克山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

邢富君《萧红小说艺术师承初探》，载《克山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

云之《萧红的长篇小说——足本〈马伯乐〉评介》，载1982年2月9日《新晚报》。

张宇宏《论萧红的创作》，载1982年3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

姜影《萧红小说创作略论》，载1982年3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

李淼《略论〈生死场〉的现实主义》，载1982年3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

沈昆朋《略谈萧红的《马伯乐》下部》，载1982年3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

陈宝珍（香港）《萧红小说研究》，载1982年3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

何慧姚（香港）《从〈雪天〉和〈饿〉看饥饿的萧红内心的追求》，载1982年4月7日《星岛晚报》。

陆文采、邢富君《论萧红创作的艺术特色》，载1982年第4期《齐鲁学刊》。

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载1982年第4期《文学评论》。

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与萧红诞辰七十周年》，载1982年总第19期《十月》。

肖凤《萧红散文选集·序》，载《萧红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8月版。

肖凤《萧红研究》，载《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8月版。

骆宾基《萧红小传》， 1947年7月上海建文书店版。

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三七）：萧红》，载1976年8月出版的香港《传记文学》29卷22期。

《中国现代作家小传·萧红》，载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院聊城分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的《中国现代作家小传》，1978年11月印刷。

骆宾基《中国现代作家传略·萧红》，载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编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第3辑，1979年6月印刷。

北京语言学院编《中国文学辞典·现代第一分册·萧红》，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铁峰《萧红传略》，载1979年10月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第4辑。

陈堤《从青岛到上海》（《萧红评传》选载），1979年9月10日出版的《文艺百家》第1期。

葛浩文《萧红评传》，1979年9月香港文艺书屋初版，1980年6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再版。

骆宾基《生死场，艰辛路：萧红简传》，载1980年1期《十月》。

肖凤《萧红传——第一章·童年》，载1980年1月号《散文》。

肖凤《萧红传——第二章·碰壁·逢生》，载1980年2月号《散文》。

陈堤《从呼兰到哈尔滨》，（《萧红评传》选载），载1980年4月

《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2辑。

肖凤《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1980年12月出版。

肖凤《萧红传》，载1981年4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3辑。

谢霜天（台湾）《梦回呼兰河——萧红传》，1982年台北尔雅出版社出版。

铁峰《坚实而可贵的一步》（《萧红评传》之一章），载克山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

铁峰《萧红离家出走》（《萧红评传》选载），载1982年8月《东北

现代文学史料》第5辑。

尾板德司（日本）《萧红传》，1983年1月日本燎原书店发行。

虎子

来源：http://wyp.0208.blog.163.com/blo ... 02007724115919381/?

[内容摘要]：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具风格的作家，她的作品尤其是小说蕴涵着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蕴，给人启迪，让人反思。她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不幸的婚姻以及由此而来的看待生活和人生的独特方式是形成她小说悲剧意蕴的重要基因。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蕴主要表现在对人的生存意义，生与死以及妇女命运的思考。
[关键词]：萧红   小说  悲剧意蕴

     一、萧红的悲剧人生是形成她小说悲剧意蕴的重要原因

    萧红是一位极富才华的现代女作家，她如一颗流星划过三四十年代的文坛，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悲凉，在不足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却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早在三十年代，就被鲁迅称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①。她的作品尤其是小说蕴涵着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蕴，而这种悲剧意蕴又与她的悲剧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萧红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乡绅之家，尽管她的家庭比较富有，可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为她提供一个相应的精神家园。她是在“可疑的、阴冷的家庭中长大起来的，被侮辱与损害的恶境中孤零地挣扎过来的！” ②童年的萧红是寂寞而又孤独的，除了得到祖父的爱抚和后花园的陶冶熨帖之外，她那颗稚嫩的童心几乎是冰冷一片。父母仅仅因为她是女儿便对她轻视和无视，总是“恶言恶色”， “女儿”作为一种性别原罪注定了萧红在父母之家的地位，注定了她一生被封建父权专制放逐的命运。而这种不幸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源泉。童年经验为萧红的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如《蹲在洋车上》、《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永久的憧憬与追求》、《呼兰河传》等，都是以回忆童年生活为主的散文和小说。

在寂寞中悄悄长大的萧红，幸运地受到了现代文明洗礼，接受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同其他许多现代知识女性一样，她对旧家庭、旧社会的反抗也是从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开始的。为了恋爱自由，为了寻求温暖与爱的家园，叛逆的萧红义无反顾地冲出家门。然而，尽管她不算困难地走出了“父亲的家”，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走出父权社会男性中心及其意识形态的阴影。

萧红刚步入社会就遭受到来自男性社会的冷漠、欺凌。迎接这个“娜拉”的是上当受骗被弃于旅馆，在凌辱中成为“女人”，身怀六甲而无分文，陷入生存绝境。是萧军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在萧红面前，将她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但拯救的同时“伤害”也开始了。萧红后来所欲离异的也不只是一个萧军，而是萧军所生活的男权社会，以及它带给一个新女性精神上的屈辱、伤害及被无视的实际处境。对于敏感的萧红来说，萧军（包括后来的端木蕻良），他们肆意嘲讽她的作品，这是超乎寻常的伤害行为。而在男女两性的碰撞冲突中，女性往往付出惨重代价。所以萧红哀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③

萧红短暂的一生饱经磨难，寂寞而凄凉。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的一生，同时也造就了萧红，她是带着沉重的人生枷锁走上文坛的，所以她笔下的故事大都是满含苦难，表现了她对人生的总体感受。使其小说获得一种质地丰厚的悲剧意蕴。那种来自人生的刻骨的悲凉成为萧红小说潜在的情感基调，从而获得独特的审美效果。

二、萧红笔下的乡土世界以及人的生存状态的悲剧色彩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而“五四”启蒙思想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使她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在萧红笔下的乡土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生命沉睡图。在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本体——有着个性人格和价值尊严的个人。人们以群体的方式存在，重复并加固着传统习惯的积淀，世代延续中看不到生命的流动和发展，更没有充满生命活力的改革和创造，而是呈现出一种死寂的生命状态。

《生死场》怵目惊心地展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封闭的乡村社会农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混沌、蒙昧的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生是动物性的生，死是动物性的死。貌似平淡的生存面纱后隐藏的正是“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④的骇人图景。在这里，人们生得寂寞、无聊、苦索、死得也浑浑噩噩，他们死于难产、死于疾病、死于饥饿、死于自杀、死于殴斗、死于“蚊虫的繁忙”和瘟疫，更多的却是死于人类对自身、对他人的冷漠、暴虐和毫无主张。荒凉的“乱坟岗子”,就像魔鬼一样静悄悄地等候着每一个“蚊虫”似的人，似乎死亡才是他们的目的，坟场才是他们永久的归宿与家园。                          

在《生死场》中，一再出现的人与动物生殖的对照描写，揭示了人的生育与动物的生殖的“同质性”，以及王婆用钩子、刀子“把孩子从娘肚里硬搅出来”的野蛮性和残酷性。萧红还突出地表现了生命死亡的普遍性和对生命毁灭所持的惊人的麻木态度。王婆干农活时，三岁的孩子不幸摔死在铁犁上，可是在她当时看来，麦田的价值要高于孩子的价值，“孩子的死，不算一回事……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金枝娘的表现同样如此：“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民对土地、粮食、牲口近乎变态的热爱包含着人对自然、对环境的臣服与依附，人不再是环境的主人，而是奴仆，是被吞噬了主体性的环境的囚徒。他们因此而忽略人的生命意识，轻贱人的生命价值，消解人类生与死的严肃意义，这不能不说是作为人的一种更深层意义上的悲剧。萧红用一句话揭示这一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可悲“农家无论是菜根，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生命价值与尊严沦落的无限悲叹和感慨!

萧红怀着深重的悲悯情怀描写着这群“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的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极度麻木与轻视，展现了一片赤裸裸的生与死的荒原。这种生命的麻木状态在萧红的精神体验中被赋予悲凉的色调，它在作品中被作家以象征性隐喻的手法一一点出：“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盖伏下，像是一颗大型的菌类”，“也许她的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这里显然不是关于形体丑恶的描述，而是指涉着人以动物的方式支配生命的特征；“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被折磨到臀下蠕动着白色的蛆虫，牙变成绿色，这里同样不仅是个人悲剧的描写，而是某种“生命溃烂”的象喻；“老马走进屠场”，这里意味着一个象征性的行为过程，即人的命运和归宿正如同那走向屠场的老马一样；老王婆“好像自己踏在刑场了”。正因为她感着了这残状，才在其后显出不同于别人的冷漠、怪异，这是感悟了生命残酷的自我放弃与嘲弄。萧红通过生与死相亲相伴，相克相生的哲理性表述，体现了她对人类生命脆弱、不堪一击的悲剧性思考,使得《生死场》的悲剧意蕴得以超越特定的时空而达于深远。

如果说《生死场》第一次淋漓尽致地展示人生与死的可悲性和残酷性,《呼兰河传》却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在《呼兰河传》中，人们盲目地活着，犹如被蒙上眼罩的拉磨的驴，机械地、无休止地在岁月的年轮上划过一个又一个相同的圆圈。“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是一种集体的愚昧、群众的的野蛮，在那样一个地方，不是个别的、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代代人所继承着的生活样式。冬天人们的手冻裂了就买膏药，冻疮不见好，膏药却如此耐用，“实在合乎这地方的人情”。“有些买不起膏药的，就拣人家贴乏了的来贴。”只要贴了，管不管用那是另一回事；小团圆媳妇的婆婆自己的指甲肿了连三吊钱买红花都不舍得，而给媳妇驱鬼看病请跳大绳的、云游真人、以及死后的埋葬费却花了五千吊；面对着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这是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呼兰河人却不以悲剧为悲剧，这种麻木不仁超然冷漠才是真正的更大的悲剧，从而在萧红的心中涌动着巨大的悲哀，她对这种死一般沉寂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总之，在《生死场》、《呼兰河传》对于乡土社会历久不变的生活现象、人性表现中，萧红发掘着人类灵魂中的“小”以及中国历史、民族命运的悲剧性，显示出对一切成规、历史传统乃至人类生存价值的置疑与否定。正因为此，萧红笔下的乡土社会及其人的生存状态笼罩上极其凝重的悲剧色彩。

三、萧红对妇女悲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

在萧红的悲剧意识中，妇女命运是她思考的核心问题。作为一个饱受男权社会之苦的女性，萧红的人生体验中感受最深、体会最切的，当是她作为女性的那份经验，这一性别角色几乎规约、困扰和影响了萧红的全部生活，同时也规约和影响着她的全部创作。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于是，作家们大抵从政治的、阶级的角度来反映包括妇女在内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如叶紫的《星》、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罗淑的《生人妻》等。然而，萧红则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她小说里的女性悲剧因此具有人性的深度和非同寻常的意义。

萧红的多篇作品都是以悲惨的女性为主角，揭示女性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卑下地位。如果说，萧红在她的早期小说《王阿嫂的死》中，叙写一位农村妇女的惨死，还只是下意识地描写女性的苦难，那么，她写作《生死场》、《呼兰河传》，表现群体女性命运，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一方面，萧红着意表现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的苦难；另一方面，则从对性爱描写的空缺中，揭示两性不平等关系及男人对于女人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的践踏。生育在萧红的笔下，成为女性人生的一个永难摆脱的劫数和苦难之源，《王阿嫂的死》沉重地触及了女性的深重苦难，描写一位农村贫困妇女王阿嫂为履行生育天职惨死的状况：“她的身子早被自已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生和死的连接以女性生命的苦刑或毁灭为代价，而且这代价的付出又是无意义无价值的，是再由一个新的“小动物”接续自己非人的虽生犹死的生存。在《生死场》中萧红以更滞重的笔墨描写了“女性的刑罚”，直接把妇女的生育与动物的生育放在一起，写出女人如同“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在那“刑罚的日子”里，“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这血光昭示女人们所受那不可逃遁的无价值的生命浩劫，所得到的却是男性的蔑视与欺压。五姑姑的丈夫总是敌视她生孩子，金枝因怀孕行动不便而遭到成业打骂，刚出生才一个月的小金枝就被父亲活活摔死。萧红在此融入自己对生育苦难的体验，她两次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与无意义的动物般的生育苦痛。因此，萧红在作品中一再把“生育”这一女人伟大的创造性业绩，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这是痛定思痛的深刻反思，也是萧红作为女人的刻骨伤痛。正是这心底的隐痛使她很少在作品中描写性爱，不谈爱情成为萧红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作家正是透过这一性爱的空缺揭示了女性更深层次的悲剧，即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只是充当一个性别的符号，没有作为真正“人”的尊严和价值，始终在无爱的痛苦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生死场》中的妇女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甚至她们纯真的恋情也遭到幻灭。金枝被成业用歌声唱开了少女的心，而成业对金枝却没有更高层次的情感交流，只有如同动物般的毫无人性的占有。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历尽苦难的金枝为了寻求一块身心栖息的“净土”，最后决定出家当尼姑，表达她对男权世界的绝望和无言的抗争。“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好比落在绵绒中那样愉快”而当她患了瘫病，丈夫不但不心疼她、照顾她，反而百般痛骂、虐待她。直到她身体生蛆，牙齿发绿，被折磨而死。《生死场》中的妇女“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成业的嫂嫂在自己丈夫面前好像一只小鼠，她说：“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所以她感叹男人都是靠不住的，这正包含着女人无爱悲剧的宿命论。

在《呼兰河传》里，萧红流露出更为自觉的女性意识。她以入木三分的反讽笔墨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给予了强烈抨击，嘲弄和“颠覆”了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对女人的种种期望标准，诸如“温顺”、“温文尔雅”、“孝顺公婆”等。萧红深晓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对女性身份、行为的界定，揭露这一特定的女性性别定义实质是男权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柔软的锁链，给女性造成巨大的束缚与压制，扼杀着她们鲜活的生命。健康、美丽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因为“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招致代表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力的攻击、虐杀。萧红“半生尽遭白眼冷遇”⑤。她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体察入微地表现着女性的不幸，以她深邃的内在质询探索着女性的命运，提示着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

萧红唯一涉足性爱的作品是她的绝笔小说《小城三月》。作家着力刻画了主人公翠姨这一美丽娴静的女性形象。翠姨朦胧的性爱被现代都市文化唤醒，却又被传统文化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更无法得到所爱恋的人的爱情回报，终于在无望的沉默中把爱深埋心底，直到抑郁而死。这里，萧红写出了女性作为人的精神的苏醒和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她以平静的语调写出了女人无力按自己的心愿决定命运的辛酸。从早期的王阿嫂的死到绝笔小说翠姨的死，萧红小说恰恰连接了女人无爱的痛苦和虽有爱却又不能爱的困境，连接了女人作为人的艰难觉醒和无声的死亡。萧红正是通过描写女性在沉重的精神锁链的轭制和现实的压迫下戚戚而生、郁郁而死的悲剧命运，揭露了男权社会的无情和冷酷。

萧红出自对“生命”的关注，对女性作为人的个性尊严的捍卫，在作品中始终关注思考着女性的生命形式及生存状态。她将自己作为女性的痛苦的灵魂，融进她笔下苦难女性的身上，将她特有的“人生荒凉感”与女性的孤寂与悲剧融为一体，从而使她笔下的“萧红式”女性充满着悲剧美。与丁玲笔下莎菲、伊萨、阿毛等现代女性身上体现的精神悲剧相比，萧红笔下的女性悲剧更为深重，具有多种内涵，它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生存的悲剧，也是现实的社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悲剧。萧红对男权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包含着她鲜明的女性意识，即女性应该获得人格的平等与人性的尊严。

综上所述，萧红是一个有着自觉的主体意识和强烈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基于这点，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永久的文学魅力。

注释：

①《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②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4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骆宾基《萧红小传》第7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见《萧红全集》第145页，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

⑤骆宾基《萧红小传》第10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参考文献：

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

《新时期萧红研究述评》，见《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虎子

作者：郑瑞伦 来源：http://www.teachercn.com/

小说是块海绵般的园地，它是文学领域上最潮湿的地区，成千上万河川江溪流灌着，其中一条清澈明秀的呼兰河水在涓涓流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萧红以《生死场》的发表，闯进了中国文坛，同时显示了这位作家不平凡的才华。1936年初，鲁迅曾就称誉萧红说：“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冰心一样。”1可见，萧红在当时的影响是巨大的。她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文学生涯里，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作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越来越夺目光彩。然而，萧红的生命毕竟太短暂了，仅度过三十一个春秋，使她没有更多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因而她把永远的遗憾留给了她所眷念的人间。

为什么萧红的小说不仅在三十年代初出现就拥有广泛的读者和影响，在流传四十年之后，人们又愈见耀眼的艺术魅力，而且在国外的影响，也愈广泛，引起了国际上中国新文学研究家的重视？这是因为：萧红是一位有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作家。郁达夫在《创作生活的回顾》就说：“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起，作品的个性是决不能丧失的。”2屠格涅夫也曾经说过，“文学天才”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萧红的小说正体现了这一创作主张。她将自己的生活和感受融进其作品中，“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走进文坛。她的《生死场》、《商市街》、《小城三月》、《呼兰河传》等，它们感情真切动人，常能激起读者的共鸣，这些小说无不显示了萧红的创作个性，即使它们的弱点亦是如此。

任何赋有独特性的作品，总能以其新的血液注入文学的洪流，使文学获得生机与活力。在三十年代，萧红小说的出现，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其在思想上更大胆地冲击着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在艺术上更勇敢地打破旧的成法，萧红说：“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在创作上应该走自己的路，有人认为，小说要有一定的格局，要有一定的要素，不写则已，一写就得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那样，否则就不是小说。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也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3加之萧红汲取了外国文学的营养并消融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从而拓宽和拓深了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道路。萧红的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日臻成熟与繁荣。然而遗憾的是：日趋完善的“萧红体”在1942年消逝了。但其“散文化小说”对后世影响甚大。我们试以主题、思想、艺术、风格四个方面来对其独特性进行说明。

一

萧红小说主题，往往“力透纸背地表现了此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4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理想爱情的艰难曲折的心灵历程，并随之而来的幻灭的痛苦，由此反映出了时代的黑暗。萧红所处的时代，不是“五四”的黎明期，而是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严酷的现实迫使知识分子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追求马克思主义，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却转向自我，表现出惶惑、苦闷和消沉的情绪。萧红在思想上，既不属于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个道道地地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信徒5在生活上是个不幸的人，二十出头正备尝人生的辛酸，“九一八”之后的东北，更加于她一种阴暗悲惨的背景，这使得她在创作伊始，就“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6，格外关注于人间的苦难。这种内心体验民族灾难的特定交织，使萧红的小说一问世就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证：她在《生死场》里，写农民“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下面”7；在《王阿嫂的死》中有被地主活活烧死的长工；在《坐车上》有被捆缚着的不甘心当炮灰的逃兵们，像一群被赶往屠场的牲畜一样去接受军阀的杀戮；《家族以外的人》之老仆人耗尽了一生血汗而挨得的却是主人的凌辱、毒打；《 放火者》里有狂轰滥炸，断垣残壁“混合着人的肢体，人的血人的脑浆”；《马伯乐》那处世的基本哲学：“万事总要留个退步”使他成为生动而逗人笑乐的角色……尽管这些“还不过是略图”8却是那么触目惊心。在《呼兰河传》中描写极端惨无人道虐待团圆媳妇的一段，可算是她作品中最强力的控诉。萧红自己不幸的遭遇，极少在作品中表现，而是追求幸福生活和理想爱情，但不过最终还是幻灭的，《小城三月》的翠姨正是这种的体现。这些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时代的阴影，拓展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

萧红的小说打开了人们两方面的视野：从客观方面我们可以借此领略东北农村的形形色色；从微观方面它让读者窥探出人们内心世界的隐蔽曲折之处。广阔的社会背景与人物性格的细腻刻画，颇有“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9构成了萧红成功的小说多姿多彩的风韵。它并不使人一览无余，而是让人目不暇接。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来比较，萧红的确与在她以前的作家不同，她不是写“问题小说”，而是从人物性格出发；她没有冰心那样的心境来宣传“爱的哲学”；她也缺乏冯沅君的爱情小说的缠绵悱恻，吟唱着“恋爱路上的玫瑰花是血染的，爱史的最后一页是血写的，爱的歌曲的最终一阙是失望的呼声。”10但是却还没有摆脱反封建包办婚姻。庐隐虽然也曾注目社会题材，但是她的主人公大半自命“我是一个最脆弱的人”，感情不能战胜理智，因而，温文尔雅而流于纤弱；凌叔华则“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丁玲的“莎菲型”女性，则是带着强烈时代感和叛逆意识的新女性。当然，萧红更不类于此。萧红的小说，与她以前的女性作家相比，题材有所突破，在风格上则以“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11著称，给人以一种清新的感觉。

确实，在描写冲破自由恋爱的桎梏以后，仍然还会给青年男女带来不幸的小说。我们可以举出许钦文的《博物先生》和周全平的《他的忏悔》，它们都发表在1923年，主题则表现自由恋爱、自主结婚以后爱情的冷却，这也提出了恋爱自由并非解决了问题的一切。但是萧红的小说所提出问题的角度却远为尖锐，主题思想的蕴涵也远为丰富和深邃，以致象《小城三月》这样的作品，由于主人公性格的软弱性与多重性，造成了“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12可谓觉醒者的悲歌！

鲁迅在《伤逝》里，它以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社会问题：体验着“五四”新潮流的青年男女在挣得了恋爱自由，婚姻自立以后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已经到达了幸福的终点。结论是严峻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假使不能挣得经济上的自主权，假使没有取得社会保障的前提，仍然只能落得可悲的命运。

萧红的小说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鲁迅的预言：一个女子有经济上的自主权与社会的保障，倘若没有勇气和反抗的精神，也必定是灭亡的。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就是没有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导致爱情的不幸。因而可见，不论什么作为保障，没有勇气及反抗的精神，也是如此。在萧红的小说中，至于翠姨，金枝等在文学史上虽没有阿Q式的典型，但还是有所发现的人物典型，都是文学史上的独特的存在。

二

萧红小说在思想上的独特性的归结为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注意写出主人公在不断追求中的幻灭，暗示出社会的重压。《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尤为突出。翠姨是个端庄文静，温柔深情的姑娘，她沉默寡言，喜欢沉思，喜欢幻想在自己内心波涛里追逐美好的情感。她深情地恋爱了，可是她抱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心情，将把她的恋爱秘密似的深藏在心底，仍旧任人安排她的命运——订婚、办嫁妆，被催着结婚……她除了拖延着婚期，未表示出反抗；或者说，她软弱而决绝的反抗只是一死！最后，她将自己的恋爱带到坟墓去。比起鲁迅的《伤逝》中敢于冲出旧家庭，同所爱的人结合的子君；比起冯沅君《旅行》中同恋人外出的女学生，《小城三月》中翠姨的确不象“五四”后的新女性。或者说，萧红无意以“五四”时代新女性的形象来写翠姨。

在这篇小说中，萧红以充满诗意象征的语言描写了北方姗姗来迟，又匆匆而去的短暂春天，并且细致而精确地写出了翠姨的生活环境：时代的春风总算吹到了遥远的北方，男女青年有了到达大城市读书的机会，男女之大防的界限稍微松弛一些。因此，这个闺中少女也呼吸到了解放的气息。但封建的传统依然牢固地盘踞于现实生活中，婚姻仍按封建常规包办，男子也不能自由地去访问小姐的。翠姨受到春的呼唤与蛊惑，却没有冲破传统束缚的力量。翠姨悲剧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她的软弱，而且在周围环境以及她所处的地位。她没有外出读书的机会，又是个受人鄙视的改嫁寡妇的女儿，这都是她的不幸，她自知“命不会好”。萧红就是要写出一个在新时代的春天将临，而仍然生活在残冬之中，听到了春的呼唤，却没有力量迎接春天的少女的悲剧。《小城三月》——对于封建旧传统的控诉，又是祭奠—一曲对于被埋没的青春的挽歌。这部作品展示出，越是在新时代将临之际，旧生活催残人的悲剧越发令人怵目惊心。

萧红对于女性爱情的命运常有一种悲剧感。这自然同她个人生活的不幸有关，从《生死场》中写金枝的遭遇，一直到《小城三月》写翠姨的死，都表现了这种悲剧性。这说明，萧红总是在自己的小说中忠实而深刻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心灵历程的。

第二，萧红的小说以“女性的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软的笔致”13犹如“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唱，飘着光带”，14点染出时代的黑暗。《生死场》、《王阿嫂的死》、《牛车上》、《逃难》、《马伯乐》、《黄河》、《北中国》等作品给人总的印象是，无不体现出时代的黑暗。即使是那些病态的性感的追逐，也表现了被时代扭曲了的苦闷心理，从而点染出时代浓重的黑暗。

《生死场》着笔较多的是女性形象。王婆是一个经受了生活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而保持着坚强性格和反抗精神的人物。她因儿子被官府杀害，而在悲痛与绝望中服毒死去，已经被装进棺材，却又奇迹般地活下来。十年后，村里组织秘密抗日活动，她积极活跃，又默默忍受了女儿牺牲的悲痛。这是《生死场》中活得最坚韧，挣扎得最顽强的一个人物。

作品还有月英和金枝，都是美丽、善良、勤苦的少女。她们都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人的尊严，换句话说她们不是人，只是男人泄欲的工具。月英病得下体腐烂生蛆，她的丈夫便不再理她，连她靠身的棉被也撤下来，换上的是硬砖头。甚至在她临死前，呼唤着喝一口水，丈夫也懒得去取。金枝，是最能代表萧红的心声。这个农家少女所追求的爱情的欢乐与不幸同时到来的。她以一种越轨的方式与成业相恋，但成业只是凭男性的本能爱金枝。十年后，金枝成了寡妇，到哈尔滨又受尽了凌辱而归。作品着重地表现了金枝身为女性的不幸，她的青春与爱情受到了粗暴的对待。这样丑恶野蛮无人性的生活，不能不激起人们心灵的颤栗，逼迫人们思索。难怪茅盾说，读萧红小说，“开始读时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15

《逃难》和《马伯乐》反映的时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期。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上展现了主人公“逃难”的表演。萧红在动乱的生活中见惯了那些民族责任感，毫无抗战热情的逃跑主义者的嘴脸，通过艺术概括写出的何南生、马伯乐这类讽刺性的形象，显示了作家鞭挞抗战中丑恶事物的热情。这典型的形象，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也是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产物。

《旷野的呼喊》与《北中国》是作者眷念故乡，表现北中国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的痛苦呻吟和反抗。《朦胧的期待》写下普通民众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念和热烈渴望。《牛车上》写那些一般象五云嫂丈夫和那也是逃兵之一的车夫的所有男人们，抛下妻小，让她们受尽折磨的悲剧故事。

在萧红小说中那些女性的悲剧在侵略者铁蹄下人的人民的痛苦呻吟和反抗，归根到底是社会的症候，作为小说的历史背景，给人以一种普通的阴暗的色调，应该看作是作者现实主义的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萧红的确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第三，借着书中人物的行为和心理活动来分析，评价这个社会。这是萧红小说另一独特性的体现。作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自觉，以致使读者随着主人公的活动、言谈、心理变化认识了那个社会，憎恨了那个社会。萧红自身的不幸遭遇，使其一生在寂寞与痛苦中度过，只好拿起笔，把内心的痛苦与寂寞写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商市街》、《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牛车上》诸篇。

《商市街》写的是萧红与肖军早年共同度过的一段艰难生活，书名取自他们当年在哈尔滨住过的那条街道名字。《商市街》是自叙传，从中可以看到三十年代初日伪统治下东北城市生活的风貌，看到下层知识分子生活的状况，占作品中心地位的是一对年轻的恋人在生活中的挣扎和奋斗。三年后萧红在上海回忆这段生活时，发出了令人酸辛的感叹“只有饥寒，没有青春”16。但是《商市街》的动人之处，不光在它唤起了读者对萧红身世的同情，更主要还在于两萧在困苦的生活中相濡以沫的感情和不屈服于恶劣环境的奋斗精神，在于萧红的那一支富有才情的笔，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全书以“楼梯是那样长，好象让我顺着一条……颤”17。开始的，它就把一个人因饥饿和倦乏而生的软弱感，雕塑般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二萧常常只靠面包和盐过日子，而连那点食物也不见得是常有的享受。因为他没有钱去买一个面包，不禁产生了“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可以吃吗？”18的幻想；而当她嗅了诱人的麦香时，却又产生了恐惧：“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19可谓“饱汉难知饿汉饥”。这种极端饥饿者的心理，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验，也只有最善于描绘于人的感受与心灵的艺术家才能如此鲜明有力地描写出来。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在书中不但采用许多对话，使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缩小了很多，并且采用了不少“意识流”，令读者体会到主人公当时的心理情况，也可了解到萧红在写作时期的心理经历。20

《后花园》、《小城三月》，是萧红追溯历史，描写她童年见闻的旧生活的悲剧。但萧红十分重视对人物形象与生活环境的描绘，使作品脱出个人生活忆旧的色彩，将人物的典型意义鲜明地突现出来，然而它们还是时代的悲剧。

《呼兰河传》，以萧红童年生活的回忆为线索，写北国的自然风光，写故乡小城的历史、风俗民情以及旧生活的悲剧。作品给人一种沉重甚至哀怨的感觉，但并不软弱无力。它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揭露封建主义旧传统，、旧道德、旧风俗对于善良而愚昧的群众心灵的毒害摧残。作品的批判锋芒是尖锐的。虽然她书中的往往有她自己，但并非写自传，也可见她所处的时代还是封建传统很浓的时期，她还无法赶上自己向往的生活。

萧红通过人物进行社会分析固然表现了人物对社会的观感。萧红的创作原则使她的小说远离“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态度，她是在“为人生而艺术”的传统前进了，正由于此，萧红的小说不仅成为我们的审美对象，并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和社会的认识价值，所以其中虽无耳提面命的教训，由作者进步的世界观所指导体现在人物形象中的社会分析却给我们思想上的震动和陶冶。

三

萧红小说在艺术上的独特性十分显著。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个性鲜明的文体。别林斯基曾说：“有文体，这本身就说明了有才华，并且是不平凡的才华。”21萧红正是有不平凡的才华，不为成规所拘，在小说创作上突出地体现了她向传统挑战的创新精神。萧红创作始于三十年代初，这使她有可能借鉴前人和同时代的创作经验，因为现代小说散文化出现了“五四”后的现代小说中，从鲁迅始露端倪；经郁达夫、郭沫若、废名等人之首，到沈从文已成为一种自贵的美学追求。当然，现代小说散文化倾向不只表现在这几位作家作品中，只是他们表现突出些具有代表性而已。萧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创作的，她继承了鲁迅等前辈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写出了在苦难中挣扎奋斗的人民的生活和憧憬，在艺术上独具一格的散文化小说为现代小说增添了光彩。萧红把散文的抒情、议论、叙事、写景的功能引入到小说中，使小说具有散文化、抒情化、绘画化。其特征具体表现为：

第一，萧红的小说和散文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即小说的散文化。它没有曲折完整的情节，也不严格围绕人物性格组织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往往以感情的起伏脉络为主线贯穿事件的断片或生活场景，形成一种自然流动的小说结构。她的《呼兰河传》，就没有严格意义的故事情节，而是一幅幅“多彩的风土画”22的速写，信尾写来，娓娓而谈。这种近似散文的结构，舒展自如；不拘一格，任感情的流泻，有如行云流水，行之所当行，止之不可不止。萧红小说形虽散，但由于有强烈的激情贯串其间，成为全篇灵魂，所谓“情者文之经”23因此在艺术上仍是完整的。

第二，萧红非常重视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使小说的抒情深化。她的小说不但感情充沛，而且把感情升华为优美的诗情，并往往以极为蕴藉，清新的诗的笔调来抒写，从而把小说抒情诗化了。如“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的”。24这里不仅有诗的意境，就连语言、韵律、节奏也都是诗化了的。有时萧红写着写着索性径直用诗贯用的“回环复沓”的艺术手法。如《呼兰河传》第四章第二节开头写：“我的家是荒凉的……”第三节是“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第四节又是：“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第五节仍是“我的家是荒凉的……”借助“回环复沓”强化小说的诗的情感和氛围，读来感人肺腑，荡气回肠。同抒情诗一样，萧红小说往往有一个鲜明的自我抒情形象。从她的许多作品，如《商市街》、《牛车上》、《桥》、《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都可以看到一颗美丽的诗魂。她单纯善良、天真无邪、富于幻想、勇于追求，在漫漫的黑暗中挣扎着、憧憬着、奋斗着、呼唤着自由和美。这呼唤的声音使人想起仿佛那真挚动人的诗情，都是从“我”的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因而，萧红的小说，既是小说，又是真正的诗。

第三，诗情和画意，在优秀作品中总是融合在一起的。使小说具有诗画化特征。萧红虽最终没有成为画家，却把绘画才能充分在发挥在文学创作之中。她以画家独特的目光去观照、摄取自然风光和社会人生图象，在小说中描绘出一幅幅绚烂多彩的画面。如《小城三月》那杨花飞舞，春意盎然的早春景色；《生死场》那“十二月严寒的夜“寒风、大雪、折树、怯月，构成一幅雄浑的图画；特别是《呼兰河传》描绘了跳大神、唱秧歌等一连串风土画；“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25其中尤为动人的是对“火烧云”的描写。在其彩笔下，大自然的宏伟气象，太空中肃穆深邃的神韵，晚霞云彩……都瞬息万变地呈现出来，使人心醉心迷；也使人感受到那小城中的人们，刹那间从现实的烦恼和忧愁中挣脱出来，陶醉在自然美景之中了。尤令人叫绝的是，萧红在揭示人物心理状态时，竟然也常常呈现出色彩绚丽的画面。《看风筝》中刘成的父亲听说儿子回来了，欣喜若狂地奔去。“他心里生了无数的蝴蝶，……。沿着旁边的大树，他在梦中走着，”这真是神来之笔，胜于千言万语。象这样的例子，在其小说可谓俯拾皆是。总之，散文化、抒情化、绘画化，是萧红小说鲜明的艺术特点。这些特点固然使得萧红小说“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但却“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26更具有艺术魅力。

四

英国诗人杨格曾说，富有独创性作家的作品，“扩大了文艺王国，给它的版图增加了新的省份”。27萧红的小说可算有独特性，显然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前期明丽、刚健，后期则沉郁、隽永。当然，这只是就艺术风格的主要特色而言。因而，仅这艺术风格，她的确给自己的版图增加了新的省份。

首先，萧红有女作家的婉约妩媚，却不纤弱无力；它是婀娜与刚健结合，细腻之中又观粗犷豪放。比如写金枝、月英、五云嫂、王亚明、黄良子、李妈、翠姨等不幸妇女们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纤毫尽现。然而，萧红也并非一味细针密缕，更有“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28这种笔触不仅在生与死搏斗的场景之中，就是描写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也交错运用，《小城三月》中的翠姨，正是这样。

其次，萧红风格的丰富多彩，还表现于它的清新明丽与沉郁顿挫的结合。在“五四”以来的女作家中，象萧红那样经历坎坷，遭受过那么多层辱和不幸的还不多。萧红说：“我的心就象社会浸在奋斗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29她目睹、亲历并描绘出国破家亡，流离飘泊的苦难生活。她实际上在为民呻吟、呼唤怒吼……这样的个人气质和生活经历，使她作品的风格不可能象冰心等女作家那样的清雅、纤秀，而处处流露悲怆沉郁的情调。从她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到去世前写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均带着萧红特有的忧愤和沉郁。但在一幅幅阴暗的生活画面中，却时时闪现着亮色。这就是鲁迅所赞赏的“明丽和新鲜”。30萧红总是顽强地开掘生活中健康、积极、美好的因素，给人以希望、理想和力量。在《生死场》、《夜风》、《看风筝》、《黄河》、《呼兰河传》等，都能看到萧红也象鲁迅那样“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31从而使作品发着光，闪着光。

萧红小说创作的独特性的艺术魅力是多方面的，我们试从主题、思想、艺术、风格几个命题作了一些概括性描绘。其实，对于萧红所构设的独特性艺术境界，我们应该什么都不说。正如周作人曾说的：“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32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萧红这条独特、清秀、明净的抒情小说之河源源不息，它在孙犁的“荷花淀”、古华的“芙蓉镇”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蜿延而过，使王安忆的“雨”发出“沙沙沙”的响声，铁凝发出“哦，香雪”的感叹，流进了叶蔚林的“没有航标的河流”、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李杭育的“葛川江”、邓刚的“迷人的海”……必将会永远迤逦流淌。

注：
1、5、20（美）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回顾》载《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3、《萧红的最后四十天》原载《春风》1981年第8期
4、8、9、11、13、30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鲁迅《记念刘和珍》见《鲁迅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14、28、胡风《<生死场>后记》，见《胡风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0、冯沅君《隔绝以后》，见《冯沅君创作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22、25、26茅盾：《<呼兰河传>序》，见《茅盾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6、18萧红：《饿》，见《萧红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7、萧红《欧巴罗旅馆》见《萧红选集》（见上）
19、萧红：《商市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18、《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19、刘勰《文心雕龙·情彩》载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
20、萧红《呼兰河传》载《孤独的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21、杨格《论独创性的写作》
22、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3、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旧序》，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4、傅光明、许正林：《冰心散文：一个独特艺术世界》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