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大话方言之东拉西扯

霜叶红

东边日出西边雨(2)

    “世界”也是。中国古代有世有界，没有世界。我们现在说的世界，上古时叫“天下”。“世界”是佛教的概念，其中三际为世，十方为界。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和上、下。可见世是一个时间概念，界则是一个空间概念，佛教的所谓“世界”，也就相当于汉语中原有的“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但汉语的宇宙和佛教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古人宁肯用作为时间概念的“世”（世代）和作为空间概念的“界”（界限）合成一个新词，也不愿意照搬“宇宙 ”这个现成的老词。

　　不过佛法虽然无边，菩萨们也都神通广大，却是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也管不了人们怎么说话，所以“世界”一词，后来意思也变了，成了“国际社会”或“全球”的意思。在方言中，则又不一样。北京人说“满世界”，是“到处”的意思。粤语中的“世界”则指生活。好世界，是好生活；倾世界，是谈生活；叹世界，是享受生活；捞世界，则是谋取生活，和佛教的所谓“世界”也满不是一回事了。

霜叶红

引进与发明(1)


    的确，外国的词汇一旦翻译为中文，往往就会变成中国的东西，比如天堂和地狱就是。

　　天堂和地狱，就像历史、现实一样，是专门为了翻译外文造出来的新词，而且译得满是那么回事。地狱是地下的监狱，天堂是天上的殿堂。地有狱，天有堂，正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地狱是梵文Naraka的意译，天堂则是基督教的概念。佛教没有天堂，只有净土（Sukhavati），也叫极乐世界。其中属于阿弥陀佛的叫西方净土，也叫西天。一个人死了以后，如果能往生西方净土，自然是幸甚至哉，然而说一个人“上了西天”，却不是什么好词。这大约也是发明“西天”一词的人始料未及的吧！

　　又比如魔，是梵文Mara的音译，也译为魔罗，意为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者。它最早写作磨，后来被梁武帝改为“魔”。这一改不要紧，魔王、魔鬼、魔怪纷纷出笼，建魔窟，伸魔爪，施魔法，设魔障，弄得人们颇有些难逃魔掌的感觉。可见语言这东西是有生命力的。一旦换了存在环境，就会变种，甚至生儿育女，衍生出新的词汇来。

　　就说罗汉吧，原本是梵文Arhat的音译，全文是阿罗汉，意思指断绝了一切嗜欲，解脱了所有烦恼的修成正果者。罗汉比菩萨要低一等，因此人数很多，没有八百，也有五百，一排一排地坐在庙里，当然是“罗汉”（罗列的汉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他们既然解脱了一切烦恼，自然应该是一脸的福相，胖墩墩的。于是那些胖墩墩的人或东西，便也被称作罗汉，比如罗汉豆或罗汉肚。罗汉豆就是蚕豆，罗汉肚则是发福之人的腹部，也叫将军肚或老板肚。其实叫将军肚是不对的，将军们如果一个个都腆着个大肚皮，怎么打仗？叫老板肚也有问题，现在大老板都懂得养身和健美了，挺着肚子的是小老板。叫罗汉肚就更不对头，出家人四大皆空，清心寡欲，怎么会吃出个大肚皮来。也许叫宰相肚还合适，“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宰相的肚子应该是很大的，只可惜能当宰相的人又太少。

　　能当宰相的人少，能坐出租车的人多。出租车在台湾叫计程车，在香港和广州叫的士。的士是taxi的音译，公共汽车（bus）则叫巴士。如果这公共汽车是小型或微型的，就叫“小巴”。但minibus叫小巴，miniskirt（超短裙）却不叫“小裙”或“微型裙”，而叫“迷你裙”。迷你，是mini的音译；裙，则是skirt的意译。这也是港用粤语的翻译。粤人港人翻译外文，喜欢音译，更喜欢音意双佳。“迷你裙”就是。事实上女孩子穿上这种超短裙，确实比较性感，也多少有点“迷你”的味道。可惜并非所有小型和微型的东西都性感，“迷你”一词的使用范围也就有限，比如minibus就只能叫小巴，不能叫“迷你巴”。

　　小巴和中巴都是面包车。面包车其实是旅行车，只因为外形像只长方形的面包，便被叫做面包车。面包车如果用来做公共汽车，当然得叫 “巴”。如果用来做出租车，就不能叫“巴”了，只能叫“的”，北京人管它叫“面的”，昵称“小面”。北京人喜欢“小面”，因为便宜，十块钱起步，能跑十公里，超过起步价每公里也只要一块钱，坐的人还多。不过现在北京已经没有“小面”了，再过若干年，人们将不知“面的”为何物。

　　北京人的另一项发明是“板的”。“板的”其实就是平板三轮车，拉这车的则叫“板儿爷”。北京人爱用“爷”这个字，因此有钱的叫“款爷”，能说的叫“侃爷”，拉板车的当然就是“板儿爷”了。其实板儿爷并不是什么“爷”，正如“网虫”并不是什么“虫”。网虫就是迷恋因特网的人。北京人管着迷的人叫“虫”（比如“书虫”）。整天想着上网，一上去就不肯下来的当然是“网虫”。于是，一个外来的“网络”加一个本地的“虫”，就构成了“网虫”。这就像一个外来的“的士”加一个本地的“板车”就构成了“板的”一样，都是北京人创造的当代方言。

霜叶红

引进与发明(2)

       北京人创造了“面的”和“板的”，武汉人和成都人则发明了“麻的”和“的”。“麻的”其实就是三轮车。因为在武汉，驾三轮车的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汉子，俗称“酒麻木”，因此他们驾驶的三轮车如果出租，便叫“麻的”。“的”则是自行车旁加一个车斗，原本应该叫“偏斗车”的，只因为这种偏斗车的发明，原本是为了让那些心疼老婆的老公载了太太们去上班、购物、兜风，而成都人管怕老婆的人叫“耳朵”，于是一致公认应该将此车美其名曰“耳朵车”。这种车，如果也拉客、出租，当然就是“的”了。

　　其实最爱搞“组装”的还是粤语方言区中人（主要是广州人和香港人）。粤人引进外来词汇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音译，二是喜欢组装。比方说，内地人很少会把奶酪（cheese）叫“芝士”，把奶油（cream）叫“忌廉”，把烤面包（toast）叫“多士”，广州人和香港人就会。他们也管足球、篮球、排球一类的球（ball）叫“波”。于是，打球便叫打波，看球便叫睇波，球王便叫波霸，而球衣则叫波恤。恤，是shirt的音译，意思是衬衣和衬衣一类的东西，也叫恤衫。波恤既然是“打波”时穿的“恤衫”，也就是运动衣了。

　　把运动衣叫做波恤，是粤语方言区独有的叫法。后来流行到全国的是T恤。T恤就是短衫，老上海话称作“贴血”，现在也都叫T恤了。实际上外语一旦用方言来翻译，那译名便会五花八门。比如toffee（奶油糖），广州话叫“拖肥”，上海话却叫“太妃”（太妃糖）；butter,广州话用意译，称为“牛油”，上海话却用音译，称作“白脱”。看来，外语登陆的地方不一样，译成的中文也不同，因此，我们还要来讨论一下外语与方言。

　　 七外语与方言

　　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外来词。比如雪文、洞葛、五脚忌、加步棉这些词，北方人听了肯定是一头的雾水。其实它们是印尼马来亚语肥皂、手杖、街廊和木棉的音译，是闽南华侨从东南亚带回厦门的。同样，列巴、苏波之类，南方人听了恐怕也不明就里，除非他懂俄语。俄语在中国也曾很普及了一阵子，所以康拜因、布拉吉之类，大家或许还明白。但要知道列巴和苏波是俄语面包和汤的音译，大约就只有东北人和新疆人了。东北人很早就和“老毛子”（俄国人）打交道，新疆与苏俄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列巴、苏波之类的俄译名词，在东北和新疆还流行。

　　不过更值得一说的还是上海和广州。

　　上海和广州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的两个最大窗口和门户。这两个城市，又分别是吴语和粤语的重镇。结果一些外语在上海和广州登陆后，就被翻译成吴语和粤语了。比如沙发（sofa），用普通话翻译应该是“梭发”，但上海人把“沙”读作“梭”，也就成了“沙发”。还有“快巴”（fider，一种纺织品），也只有用粤语读才对头。北京人照搬了过去，又自作聪明地把“巴”写成“扒”，结果就弄出“快扒女裤”之类的笑话来。

　　粤语翻译的外来词走向全国的，除巴士、的士、恤衫、迷你裙外，还有菲林（胶片或胶卷）、镭射（激光，内地曾译为莱塞）、派对和的确良等等。的确良是decron的粤语音译，广州人写成“的确靓”。靓是漂亮的意思，比如靓仔就是漂亮男孩。所以“的确靓”是典型的粤语译法，追求音近意佳的。但六七十年代的确良从广州进口时，粤语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北方人弄不清那“靓”是什么东西（甚至也不会读），就改成“的确凉”。后来发现这玩艺也未必凉快，又改成“的确良”。

　　沪译外语在五十年代前也曾风行一时，现在则多半不用了，比如生司（cents 硬币）、派司（pass 通行证）、切司（cheese 乳酪）、沙司（sauce 番茄汁）、配司（paste 番茄酱）、水门汀（cement 混凝土）。要用，范围也不大。比如“罗宋汤”，西餐菜谱上还有。有些词，新上海人宁愿直接说英语，比如暂停说stop，而不再说“史到婆”。有些词，则和全国统一，比如bar（酒吧）不再叫“排”，而叫“吧”。

霜叶红

引进与发明(3)

      然而还是有些外来词像盐溶入水里一样，化得不见痕迹了，比如“瘪三”和“阿飞”就是。瘪三和阿飞，一般都认为是上海方言，薛理勇先生则指出它们是洋泾浜英语（见薛著《闲话上海》）。洋泾浜，在今上海延安东路一带，当年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也是租界的界河。既然是界河所在，便难免华洋混杂，交易频繁的。那时与洋人打交道的，有所谓洋行帮、生意帮、白相帮和码头帮。但不管是哪一帮，英语都不怎么地道（洋行帮水平最高，码头帮最差），都夹杂着上海话或上海腔，所以叫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如此这般一普及，有些词就变成了上海话，不再是英语了。

　　洋泾浜是地地道道的上海特产，也是典型的外语加方言。那时上海的各行各业差不多都要和洋人交往，连人力车夫一类的“苦力”也不例外，也就顾不上语音标准不标准，语法规范不规范。为了普及英语，更有好事者编出洋泾浜歌：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洋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诺，如此如此沙咸鱼沙。真崭实货佛立谷，洋行买办江摆渡。翘梯翘梯请吃茶，雪堂雪堂请侬坐。打屁股叫班蒲曲，混账王八蛋风炉。麦克麦克钞票多，毕的生司当票多。红头阿三开泼度，自家兄弟勃拉茶。爷要发茶娘卖茶，丈人阿伯发音落。如果用上海话把这歌诀念一遍，保管洋泾浜味道十足。

　　洋泾浜如此这般一普及，有些词就变成了上海话，不再是英语了。比如英语管乞丐叫deg，管乞讨叫degfor，洋泾浜则称作degsay，写成汉字就是“瘪三”。瘪，指容貌枯黄干瘪；三，指衣食住三者全无。如果这人还买了件旧西装人模狗样地穿在身上装阔气，便会被骂作“洋装瘪三”。阿飞则从英语fly来。美国人把二十年代后出现的城市不良青年叫做苍蝇（fly），而fly的本义和常用意义是“飞”。吴语喜用“阿”字，如阿哥阿姐、阿公阿婆、阿猫阿狗阿木林，就连那些印度锡克族警员都被称作“红头阿三”（英国人招呼警员常以I say开头，这些人又都头缠红布），则fly当然也就是“阿飞”了。上海的阿飞和北京的痞子，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流氓地痞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作派更“洋气”，往往是些油头粉面穿着时髦的“小白脸”。同样，上海的瘪三也比国内其他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更为干瘪枯瘦面目可憎。于是，阿飞和瘪三，就成了上海方言。

　　其实不但外语会变成方言，方言也会变成外语。比如英语中的tea，便是闽南话“茶”的音译，法语和德语也是（俄语和日语中的茶则是北方方言的音译）。此外,Bohea（武夷）、Pekoe（白毫）、Oolong（乌龙）、souchong（小种，即小毛尖）、Hyson（熙春）、Congou（工夫茶），也都不是来自闽语，便是来自粤语，而且多半来自闽语（陈原《社会语言学》）。可见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人固然要“西扯”，西方人也要“东拉”。

　　拉拉扯扯之中，难免以讹传讹。比如英语中围棋叫go,就是日语“碁”的音译。围棋在日文中写作“碁”，读作ご。其实中国古代围棋也叫“碁”，碁和棋是相通的。老外不但不知道日本人的这个“碁”就是中国人的“棋”，而且还以为围棋是日本人的发明，称作“日本的棋艺”。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