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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第一人卢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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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30 10:25: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汪建强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 2008-7-29 21:35:06    

   1978年上半年的一天,卢新华就读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宿舍4号楼的拐角处,男男女女的学生里三层外三层地拥挤着,互相争看墙上贴着的小说。

  这就是那年卢新华创作的小说《伤痕》。

  小说内容是个很简单的故事。“文革”时期,一个叫王晓华的女生,看到母亲被康生等人诬为女叛徒后,认为母亲是可耻的,于是与母亲毅然决裂。为了改造自己,也为了能够脱离“叛徒”母亲,她选择了上山下乡,到渤海湾畔的一个农村扎下了根。只是,在她的改造过程中,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始终不能融合到当时的主流的“上进”行列。终于,一个原本朝气蓬勃,脸上还有些许红润的年轻女生,成为了一个“沉默寡言,表情近乎麻木”的年轻知青。母亲来信,讲述自己被“ 四人帮”陷害,已病入膏肓,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再看女儿一面。但对组织充满崇拜的女儿怎会相信母亲的一纸信函,最终还是母亲单位通过公函形式,才使女儿走上了回家探望母亲之路。但一切都晚了,母亲走了,她至死也没有看到她深爱着的女儿。

  小说《伤痕》自贴上宿舍楼的墙报后,中文系里就失去平静。其实,《伤痕》最初的名字叫《心伤》,卢新华曾经起过两个头,因为不甚满意,就没有再写下去。后来是在他未婚妻家的阁楼上,以一部缝纫机为案,从晚上六时许写到凌晨两点,最终以泪洗面,一气呵成的。

  卢新华将写好的小说拿到学校去,想请老师推荐到杂志社发表。但老师认为,这篇小说与当时所提倡的小说理论相悖。而且,根据她曾在报社与编辑们打交道的经验,她认为,这篇文章是难以发表的。

  听老师这样讲,原本充满希望的卢新华只好把小说随手放进了抽屉。一天,中文系墙报主编找卢新华,问他答应给他们写的小说啥时候给他们。这样,卢新华就把《伤痕》交给了他们。

  当小说被贴出在墙报头条,整个中文系轰动了。那天以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墙报前车水马龙般地热闹起来,许多外系的同学都纷纷结伴而来观看。曾在安徽蒙城当过知青的女老师孙小琪,通过女友俞自由,将小说传给了《文汇报》编辑钟锡知。

  《文汇报》得到小说后,颇为震动。但当时正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得出结论。由此,《文汇报》主编马达也不敢自作主张,当文章传送到宣传部领导的手上后,宣传部主管文化的副部长洪泽把小说大样带回家仔细阅读。在读到动情时,这位副部长的失态被下班回来的女儿撞个正着。女儿在看了文章后也不由潸然泪下。终于,《文汇报》于1978年8月11日正式刊载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

  当小说被《文汇报》以一个整版刊载后,整个社会都为之轰动。其实,小说发表前,卢新华曾做了很多遍的修改。报社曾给卢新华提出了16条改正意见。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结尾处。卢新华原本写的是“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地漆黑”。报社的同志说,这可能会产生影射。四人帮粉碎了,怎么还会漆黑一片呢?于是,卢新华将结尾改为“车窗外五彩缤纷的灯火时隐时现”;为了能够让人看到希望,还给小说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晓华大踏步地向南京路走去”。

  当时,《文汇报》的发行有一百多万份,上海几乎每个里委,或者小巷的热闹场所都有免费的阅报栏。在报纸发表《伤痕》的当天,那些散布在上海街头的报栏前人山人海。几乎人人都在为《伤痕》落泪,人人都在为王晓华悲惨的遭遇痛心疾首。

  若干年后,卢新华的同学陈思和回忆说,报纸发表卢新华小说后,竟然连作者本人也难以买到当天的《文汇报》。

  卢新华的老家是江苏如皋,父亲在渤海湾畔当兵,于是,卢新华就在山东的长岛,一个靠海的地方度过了童年生活。

  15岁那年,卢新华随着父母的转业离开了熟悉的大海,到了江苏南通。1973年19岁那年,他到山东曲阜当了三年侦察兵。1976年,他离开部队,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

  (《档案春秋》2008年第6期)
发表于 2008-7-30 13:47:05 | 显示全部楼层
听说后来卢新华在澳门某睹场做事,做发牌的工作。
发表于 2008-7-30 13:52:36 | 显示全部楼层
更正!
我记错了!
他是在美国睹场工作。呵呵。

        盧新華: 我在美國賭場當發牌員的日子 (美国网络电视)
http://www.uswtv.com/specialreport/200507/133.htm

                              卢新华:不要伤痕要自由(凤凰卫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628e10100a20u.html
卢新华:三十年的追求 不要《伤痕》要自由
2008年07月03日 10:18凤凰网专稿



卢:那里中国留学生特别多。常常在我踩三轮车的时候,会有很多人站在墙角,站在一些地方看着我,指指划划地议论。我知道他们说这个就是卢新华。我不介意踩三轮车,太太每到12点左右的时候,会从家里用饭盒装一些饭菜,比如红烧肉什么的。在电影院拐角,我坐在车上就吃。我说她是支前模范,我在前方打仗,她是管后勤支前的。我觉得那时候挺开心,他们爱看看呗。

在美国洛杉矶的最繁华的街头,这个拉三轮车的年轻人叫卢新华。当他满头苦干的时候,有时候街角会有人对他指指点点,

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标志性人物。因为有了卢新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文学史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伤痕文学。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用了一个整版刊登了一篇7000余字的短篇小说,小说的题目叫《伤痕》。因为《伤痕》,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阅,当时有种说法是:"全国读者的眼泪足以流成一条河。""伤痕文学"由此发轫、命名。小说的作者卢新华,这个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年仅24岁的新生一夜成名。然而,这颗文坛新星骤然升起,却又骤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随后不久,有关他的传闻很多。有人说他在美国的一家赌场当发牌手,有人说他因做股票期货不名一文,还有人说他在洛杉矶的一个小镇上蹬三轮聊以度日。种种传闻把这个伤痕文学的代表描绘成了一个悲情人物,而二十多年后,当卢新华坐在我们的镜头前时,却有全然不同的一番描述。

卢:他们说到三轮,是三轮车夫可怜的一个样子。卢新华堕落到去踩三轮车,我想大概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如果我再看到这个三轮车的话,就像我现在开的汽车一样,我真想亲吻它。它帮我赚钱渡过难关,还帮我把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光环都放光了。我觉得内心一下子就自由了。有些媒体和读者都觉得很奇怪:这个家伙怎么搞的?反而一谈到三轮车,一谈到赌场他眼睛发光,不像人家想的说应该是很悲凄的。

伤痕让他一夜成名

卢新华,江苏如皋人,1954年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下过乡当过兵,复员后被分配到一个柴油机厂做了一名油漆工。和许多青年人一样,1977年冬天的那次高考成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卢:考大学之前我在江苏南通一中。补课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高考复习中的回忆》,写一个孩子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因为读书无用,很多东西都荒废掉了,怀着愧疚、悔恨的心情,进考场了。当时念这篇范文的时候,全班同学都鸦雀无声,而且很多人都哭了。我自己念完,也哭得抬不起头来了。

24岁的卢新华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此时的中国刚刚从"文革"的梦魇中醒来,醒来后依然无法抹去记忆中的伤痛。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劫难,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人们在反省、在思考,卢新华也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卢:分析鲁迅作品的时候,我们有个邓老师讲到,许寿商先生谈到鲁迅的作品的时候,有一个评价,他说人世间的惨事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这个给我很大的触动,我觉得文革那个时代,给我每个人的心灵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精神、思想、心灵都有一种不可愈合的伤痕。

十年岁月蹉跎,十年淤积在心中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卢新华萌发了写一篇小说冲动。入校两个月后,在这本记录部队连史的笔记本上,卢新华开始动笔创作他的第一篇小说,小说的题目叫心伤。

卢:星期四的上午,上课的时候,脑子里就已经走神,不知道哪儿去,就在想那个事情。我们的宿舍很小,有八个床,我睡上铺。把蚊帐一放,躲进蚊帐里头,然后把被子往腿上一搭,拿一个本子放在上面写。但是因为宿舍常常有人走来走去的,也不安静,大概写了一页到两页,就写不下去。

小说只写了个开头,卢新华不太满意,他决定重写,把题目改为伤痕,那时的他没有想到,这个改动也改动了他的一生。

卢:星期六的时候,我回到上海,我未婚妻的家里。在她家二楼的阁楼上面,我趴在一个缝纫机上写了六七个钟头,一气呵成。两个眼睛最后已经看不清在写些什么东西了,自己完全被这个故事打动了。那个时候觉得心里溢满了东西,不觉得自己在写,就觉得自己在记录一件事情,最后自己被打动了。写完了以后特痛快,觉得死也值了。

小说《伤痕》描写了一个叫王晓华的女青年,"文革"中和被打成"反革命"的母亲决裂,离家出走。八年后重病中的母亲获得平反,渴望见女儿一面。而当在农村插队的王晓华赶回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卢新华含泪写完了《伤痕》,他把稿件交给老师,希望能够推荐发表。但老师很快就把稿子还给了卢新华,告诉他这篇小说有很多问题,是发不出来的,并建议卢新华多看一些主流文艺创作的理论。

卢:一盆凉水泼了下来。当时很多人都不再写这样的东西了,这么多年,没有人这样写。只有像我那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才会用这种方法写。我是悲剧的,在这部作品里没有英雄人物,都是中间人物。王晓华说不上是一个进步青年,这跟整个时代是不协调的,所以我后来我就很失望地把这篇作品锁进了抽屉。

卢新华把稿件锁进了抽屉,直到一个多月后,学校小说兴趣小组的同学办墙报急需稿件向卢新华约稿,而他几次动笔都写不下去时,才又想到了《伤痕》。

卢:还是拿《伤痕》去交差吧。隔了一天早晨,听到外面走廊上熙熙攘攘的,声音嘈杂。去洗漱间洗脸、刷牙的时候,看到走廊里面很多人围在那儿看墙报,仔细一看,绝大多数人都在看这个墙报头版位置上的那个作品,就是我的《伤痕》。很多人一边看一边流泪,一边拿着笔抄。到后来全校各系的学生都跑过来看,门口都挤满了人。

1978年5月,中国展开了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小说《伤痕》在复旦大学的巨大轰动,引起了《文汇报》的注意,经过近四个月大范围征求意见,《文汇报》编辑部找到本以为文稿已经被"枪毙"了的卢新华,提出了十六条修改意见。

卢:我的作品里面第一句是: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的漆黑。他们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不能讲一团漆黑,社会主义怎么一团漆黑?现在是春天了,所以要改掉它。所以第一句就改成:除夕的夜晚,车窗外,远的近的红的白的灯火时隐时现,五彩缤纷的样子,这里是1978年的春天了。

当时我写的是,在车上,有一对回沪的知识青年,他们侃侃而谈,然后互相依偎着睡着了。结果这句话要改成是,一路上他们兴奋地谈抓纲治国以来一年的大好形式。你说这可能吗?两个年轻男女怎么会在那儿谈抓纲治国的形式?这就是当时我们时代的局限,没有办法的。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用一个整版刊登了7000余字的短篇小说《伤痕》。因为《伤痕》,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有人说当时全国读者的眼泪流成了一条河。

卢:当时发完以后,我要买点报纸送人都买不到了。后来我一个同学刘开平陪着我骑着自行车跑了很多地方,最后从五角场,一个小邮局里面,把还剩一点的报纸全买了下来,大概是几十份报纸。

小说发表后,新华社、中新社播发新闻,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广播。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卢新华只用七八个小时一气呵成写就的小说,其实是一代人用十年的时间走过的青春,所以虽然他自己也说,当年的小说还有很多稚嫩之处,可它还是那么轻易地的扣动了一代人的心弦。"伤痕文学"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卢新华写的时候并没有原型,故事是虚构的,只是挑了一个再当年看来很普通的名字,小说发表之后不久,卢接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信件,他们都觉得写的是自己的故事。而再这些信件当中,卢新华发现了一个真的叫王晓华的女读者,同名同姓同年出生,同样的遭遇的一个女孩。卢说,这或许是个巧合,但那个年代,这样的巧合恐怕并不再少数。

卢:她说,我不知道远在东海之边的你怎么这么清楚知道西北古城这一切。她觉得很奇怪。其实我想讲的故事肯定还有很多。

复旦大学24岁的一年级新生卢新华一夜成名,成为"文革"后首批中国作协最年轻的会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青联常委、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代表。

卢:我每周在物理系二楼接待两次外宾。他们发现我讲得挺得体的,就老是叫我接待外宾。荣誉一下子全来了,到处是鲜花、掌声,到处喊我去演讲。

"伤痕文学"一词很快成为了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代名词,刘心武、王蒙、叶辛、王安忆、张贤亮等都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然而"伤痕文学"所具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与传统的讴歌、光明的文学创作主旋律相背,注定它自产生之日起,就争议不断。

卢:我一直是主张批判现实的。这些勋章对我的压力很大,使我写的有思想分量的东西发表很困难,即使我这样已经很有名的人也是比较难的。

抛弃荣誉 追寻自由

1982年,卢新华大学毕业有多种选择,他可以去上海市委当官,到军队当中校作家,到北京《人民日报》当团委书记。最后,卢新华选择了和自己有着深厚渊源的《文汇报》工作,成了一名文化记者。但谁都没想到的是,他不久便辞职离开了工作条件优越的报社,到深圳创办了一家实业有限公司。

卢被刚进大学时看到的一部电影震住了,原来地球上还有那样的一个世界,那样的一群人过着那样的一种生活。经历了多年的混沌封闭,那一代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内心在苏醒,卢感受到内心涌动着巨大的冲动和好奇,他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生活。在那一刻,似乎这比他已有的成功还重要,所以,他决定去美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股出国的浪潮,成千上万的青年人走出国门,奔赴那个他们向往的外面的世界。

卢: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思想、心灵、精神的绝对自由。但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相对的自由对我很重要。但是那意味着你要放弃获得的那些名利。庄子曾说,我宁可在污泥中自娱,也不要听命于哪一个人的命令,被他们拴在鸟笼里,当个鸟养。

1986年9月,卢新华登上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班机。

卢:我当时带上全部家当,大概有五六百美金。跟我在飞机上同座的是杭州工业大学一个姓孙的。当时我们在飞机上就讲好了,我说我有一个同学来接我,万一不来接的话,就跟你先回去,假如你的邻居不来接你的话,我让我同学把你先接回去,这是心里做的最坏的打算。

当时的心里有点紧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我什么都不怕,也没有过多的思想负担,我插过队、当过兵、做过工,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当年的路新华已经成为过去了。

和很多小说描写的情节雷同,卢新华在机场没有见到同学,到孙姓朋友邻居的家中过了一个月"混吃混喝"的日子后,才在就读的学校附近找到一个容身之地。

卢:房子很小,温州的夫妻两个住在里边,我住在外面,厨房就在旁边。他们早上起来在旁边炒菜干什么的,我照样睡。我的空间就是一进门的一个小客厅。

交完房租和学校的注册费,卢新华已身无分文,靠向朋友借钱度日。

卢:当时我每天经过公园的时候,都会低头看地下,谁都不知道我在看什么。我那时候就想,如果我能像电影《百万英镑》里面一样看到一张百万英镑的支票就好了,所以就很注意看地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到的。

卢新华操着蹩脚的英语开始外出找工。一天,在游人如织、素有"小巴黎"之称的西木村,卢新华看到一些白人蹬着三轮车招揽游客,当听说干这活收入不错后,他循着广告走进了一家公司,申请做"三轮车夫"。

卢:开三轮车公司是一对德国人,女的叫派克,男的叫周立。周立问我,你有经验吗?我就跟他吹牛说我家就是开三轮车店的。他说,你会修三轮吗?我说当然会修了,什么都摆弄得了。他让我跟戴维走,戴维是一个法国留学生。骑三轮车跟二轮车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还是勉为其难地穿了过去,正好周立在楼上没看出来,要不然就露馅了。

戴维把卢新华带到一条繁华的街道后,就蹬着三轮招揽自己的生意去了。本以为蹬三轮只是个简单力气活的卢新华,一时不知所措。

卢:我对做生意一头雾水。本以为像摆渡一样来回接送人,也不知道吆喝。后来才知道要喊一喊,手一甩,有人就上来了,然后怎么收费,怎么找钱就不知道了。

对蹬"洋"三轮的生意一无所知的卢新华无奈采取了"守株待兔"的被动战术,但等了一个多小时,等来的不是客人,而是警察。

卢:警察过来对我唧唧咕咕讲了一通,然后啪一张罚单,后来我才明白车灯是要打开的。心里很难过,一分钱没挣就来一张罚单。过了六个小时到九点了,还没有一个客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觉得,我卢新华现在怎么干起这个来了?那时我只想挣到钱,什么面子都没有了,没有钱怎么养活自己呢?

快十点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人在喊"TEXI"(出租车),我看旁边没有"TEXI"。他还在喊并朝我招手,我说"ME.TEXI.ME",他说"YES.YES"。于是,我说这第一个客人来了。

他们就是一对夫妻,后来成了我的校友。很多年之后他们回来怀旧,说要去校园转一圈怀旧去,那我就蹬三轮带他们去吧。但是往校园那条路是上坡,累得我汗流浃背。在校园里转一圈后,他问我多少钱?我想多收一点,又不敢多收,但是这样上来我骑得相当累。后来我狠狠心一咬牙:25。女的啪就拿出25给我,男的说"NO.NO.NO."又加了20元小费。当时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要把美国人民和政府分开来,毛主席讲的太对了。

卢新华成了第一个在西木村蹬三轮的东方人,半年后,卢新华的太太和孩子也来到了美国。靠蹬三轮车,养活了全家,拿到了硕士学位,卢新华说在美国,他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美国的三轮车。

卢:那个踩三轮车的法国学生戴维根本不像我们中国的三轮车夫的形象。中国的三轮车夫都是低着头,弓着腰,骆驼祥子那一类的。戴维就像个贵族,往车上一蹬,打一黑色领结,穿一小白背心,戴一小帽。看到路人就"HELLO",像明星一样招摇过市。他们都比我身强力壮,我知道有可能没有他们踩得那么优雅,但像阿Q要把那个圈要画圆一点一样,我觉得我能够像他们那样优雅就好了。

大学毕业后,卢新华在一家图书公司做了三年业务经理,有了一笔积蓄后,开始办公司、做期货,投资股票,但幸运之神并没有垂青这个中国人,卢新华的投资行为相继失败。

卢:我又归零了。那一阵子日子很难过。作为一个男人,有家庭的责任,做父亲有父亲的责任,做儿子还有儿子的责任。后来偶然在做金融期货的时候认识一个人,他在洛杉矶有赌场,收入也不错的。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而且我也蛮喜欢玩牌的,后来就去了赌场。

养家糊口的压力逼迫卢新华必须找到高收入的工作,最终他选择了去赌场做发牌员。通过国际发牌学校3个月的专业学习和考试,卢新华获得上岗证书,进入了洛杉矶的一家大型赌场,经过一系列的培训、评估后,正式成为了一名发牌员。

卢:发牌的技巧分低、中、高级,高级的发牌员曾经发过一副牌给几十万美金。做这个的时候脑子是不能走神的,需要非常专注。来的人都是职业赌徒,他们有的经常在拉斯维加斯赌来赌去。赌得越大就越得小心,不能出错,否则很麻烦的。有一个上海的女孩子,发牌被客人骂哭,哭得都没法发牌了。客人输了钱没处发火就会责骂你,所以一定要保证自己是职业的,才能少一点麻烦。

卢新华从赌场重新开始,而这时,和在木西村蹬三轮车一样,他又成为了赌场被围观的一景。

卢:后来到了桌子上以后发现,老有人来围观看我。后来国内也有人在美国看到了我,回来写文章,然后大家知道这个赌场还有个卢新华在这里,都成一景了。偶尔沮丧的时候会受影响,但我知道这是我自己要的。一个人想好了去要的时候,和被迫是不一样的。我不担心混得好不好,相反我还挺得意我什么都能做。把我的笔全拿掉,我照样能生存。我认为应该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选择,我们的时代太需要行为、思想都一致的人。

卢在谈到小说《伤痕》的巨大成功时,相当平静,已经离着一段距离来看那段历史了。反倒是讲到三轮车、赌场经验的时候,他的表情立刻变得生动,似乎那段生活更让他感到近切。他谈笑风生,看不到任何苦涩,悲情,坦然而轻松。有时候,他看自己的生活像看某个故事里的主人公。这恐怕和媒体曾在大洋这边对他生活境况的描述有着不小的出入。卢说,任何生活,只要是自己选择的,就要坦然受之。放下了高低贵贱之分,人就自由了。况且,一切生活都是创作的素材,这么看起来,就格外有意思了。

卢:这时候我就是上帝,我决定着他们的命运。牌发出去以后,就看到财富如流水一般流到这儿流到那儿。这个人面前堆了一大堆筹码,过了一两个小时,他光掉了,走掉了。后来又有人上来了,这些众生相就是这样的。你起来我下去,他起来我下去。我有时候想这些来赌场玩的人就是些猪、羊。我们小时候唱过一首歌,叫做猪啊、羊啊都到哪里去了?都到赌场老板的口袋里去了。

赌桌上,卢新华的发牌技巧不断提高,一步步成为了高级发牌员;赌桌下,卢新华拼命读书,做了大量的笔记,内心对文学始终不敢忘怀。

卢:上海原来有一个作家叫孙俊青,他的儿子孙康青有一次在赌场忽然大叫起来,因为我休息的时候,坐在那个靠门的一个地方看金刚经。他说他觉得这很荒诞。赌场的休息时间,别人在谈谈说说的时候,我在那看道德经、佛经之类的书。那是一个最物欲的场所,看一个最精神化的东西会很快从这个最物化的世界里脱出来,到一个完全精神化的世界里面去。

解决了养家糊口的问题,有了一些积蓄后,卢新华辞职离开了赌场,不久发表了25万字的长篇小说《紫禁女》,《紫禁女》讲述了一个石女和三个男人的情感经历,表达了一个打破先天封闭限制、走向自由开放的生命体所遭遇的无与伦比的痛苦历程。

卢:可以说我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但也可以说我永远找不到,因为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家庭、社会的责任等等让我们不能随心所欲,但我们可以得到相对的自由。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我挣得了我自认为足够的自由。

卢新华说,他不后悔人生的任何一个选择,起起落落自然有,但足够丰富。如今,再和他提起多年前让他一举成名的《伤痕》,他并不是非常热衷,也通常看不到太多激动,他甚至总是调侃说,你看,又在提那张彩票了,卢爱用彩票来形容当年的成功,因为在他看来,他更多的不是成功,而是幸运。

近年,卢新华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频繁地往返于上海与洛杉矶的两个家之间。半年时间在上海读读书,见见朋友,写自己的小说。半年时间回美国陪老婆孩子。卢新华说,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当作家能够及格就行。

卢:如果让我回想三十年前,我会想,《伤痕》不是我写的,只是标了一个我的名字,《伤痕》是无数个中国人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凄惨的遭遇,用他们的经历,来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我只不过是一个执笔者,我不写也有别人写,但是很幸运的,命运选择了我来执笔去完成这样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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