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旧声作新声”─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与北宋中叶都市文化建构

Artvine

王筱芸
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评论》，2007/3，185～192页
【内容提要】

上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著名的“宋代近世说”和“唐宋转型”论，影响深远。然而作为“一个蕴藏无数学术增长点，富有学术生命力的课题”，“还未及作出细致的论证和具体的展开”(1)。本文即以柳永的个案研究，为“内藤命题”提供唐宋文化转型和宋代近世文化建构的具体例证。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浪子词人、才子词人和游宦词人的多元角色话语实践，继承晚唐五代以来的话语分流趋势，完成了从主流精英话语到世俗大众话语的转型，建构了一套宋代都市文化以艳情享乐为尚的言说方式和“才子艳情羁旅行役”的话语模式，对宋代新都市文化建构具有深远的影响。


对柳永的研究已经有很多视角和研究成果。但如何解释同时并存于柳永作品的浪子、才子、游宦词人等芜杂的文化身份叙述，仍然是研究的难点，又是唐宋文化转型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本文从柳永歌词都市叙述方式和角色话语的变化，切入唐宋文化转型和重构的模式。


从北宋中叶都城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形成新的街市(2)空间和街市文化─新都市叙述中的文化身份变化和多元角色话语实践的视角，来研究柳永、柳永歌词和柳永故事，如何将主流和边缘话语进行雅、俗重构，建构一套宋代都市文化的言说方式？这些话语方式和故事母题，被那些不同的群体选择、接受或排斥，如何在不断的叙述中，建构成为宋代都市文化的母题和经典之一？是本文的目的。


从都市叙述切入，是因为从经济发展到制度变革、再到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变迁，作为背景的描述，永远是单向度的时间和因果流程，很难凸显出各种复杂的因素和力量共同作用形成的共时性状态。而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变化，引发的都市叙述的变化，对因经济、制度、文化等等引发（同时又互为因果）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功能变迁的呈现，却是全方位的、直接的物质现实和话语现实。因此，在特定的都市叙述中研究文化身份和角色话语实践的流变，比简单的经济政治背景描述，具有更坚实的基础。


当然，都市叙述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过程，生活在新的街市空间的人们，并不先天地具有新都市叙述的优势，也并不一定可以直接地获得关于新都市制度、空间结构功能的认同。对这一语境独特的体验和情感记忆─作为不同角色的文学表意实践─都市叙述，才能使新的都市空间，经由都市叙述成为个体─群体─大众的词汇。


大约出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生活并创作于真宗和仁宗朝的柳永(3)，其歌词的都市叙述和多元角色话语实践─作为浪子词人、才子词人和宦游词人，对新都市空间的角色切入和独特体验，恰恰是北宋真宗、仁宗时期，新的都城街市制度和都市阶层分化重构─新的都市文化转型、建构之际的准确体现。正如北宋范镇所云：“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院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词见之。”(4)
一、从浪子词人到狎客话语：由里坊到街市─柳永歌词的都市艳情叙述与北宋中叶都市文化转型：


与宋敏求“二纪以来（指宋仁宗庆历、皇佑年间），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5)的历史记载相同，柳永对北宋中叶里坊宵禁解除的制度变革，是用“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玉楼春》）的歌词方式来表达的，他直言不讳地唱出了都市制度变革带给人们的都市生活新时空、生活方式新感受。

       “皇都今夕知何夕”，“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烧晓色。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鹭客”（《玉楼春》），朝野通宵达旦、歌吹沸天、灯火彻夜的都市生活情景，与唐代长安和洛阳里坊宵禁制度下的都市叙述：“六街朝暮鼓咚咚”(6)，“六街鼓绝尘埃息”(7)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同是“归来中夜醉醺醺”的冶游，在宵禁已经解除的宋代中叶，柳永只不过是独自“惹起旧愁无限”而已；而唐代诗人温庭筠在扬州，却因此犯夜受惩，遭到巡街虞侯的痛打，连牙齿都被打掉了(8)。这些在唐传奇中随处可见的都市叙述：“及里门，门扃未发”，只好整夜在外“坐以候鼓”（《任氏传》和《李娃传》）的禁夜情景，在唐宋文学的叙述中已然判若两境。


使“云踪并雨迹”“狂杀”的，当然不止是里坊宵禁制度解除在都市娱乐时间上获得的自由，更是娱乐场所由里坊一隅，到街市合一所形成的娱乐空间拓展和新的都市叙述：“朝野多欢，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

据宋仁宗景佑三年(1008)诏曰：“天下士庶家，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毋得为四铺作及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绘栋宇，及朱墨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由此可以看出，在仁宗朝解除旧的街鼓制度的同时，“邸店、楼阁临街市”的街市合一空间也已获得制度认可。东京的街市，不仅在宋仁宗景佑年间已经形成，而且大街上的邸店和楼阁（酒楼、茶坊、酒馆、市肆），超越“四铺作及斗八”旧制的建筑装饰，已经得到制度的默认。这种变革，使得北宋东京的街道比之中古时期，不仅增加了商业贸易、娱乐交际等新的功能，而且成为“雅俗熙熙物态妍”、“朝野多欢”的新公共空间，由此开启和孕育了宋型文化的种种新特质。


北宋中叶都市制度和都市空间的变革，与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以及商业化、都市化推进互为因果。宋代城市户籍制度中出现的十等“坊廊户”(9)，标帜着此时城市社会分工和阶层的分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细化程度。坊（城）廓户正式列入封建国家的户籍，表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作用，得到封建国家的承认：“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10)宋真宗时“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11)。宋仁宗时与西夏交战，“借大姓李氏钱二十余万贯，后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12)。这些积聚了巨额财富的坊郭上户，“粱肉常余，乘坚策肥，履丝曳采，羞具、居室过于王侯”（《乐全集》卷十四）。致使“士庶之间，奢靡成风。雕文纂组之日新，金珠奇巧之相胜。富者既以自夸，贫者耻其不若”（《宋会要》刑法二之五）。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上，日益成为举足轻重的群体。他们的崛起虽然不一定构成真正的政治势力，却以强有力的物质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参与方式介入了整个社会，甚至从都市叙述的话语(13)层面，改变了社会日常生活的方式和向度。因此，一种新的都市文化话语方式，在北宋中叶的建构是一个必然趋势。柳永歌词的浪子词人角色话语实践，不仅代表了新兴的坊郭户群体的精神诉求和话语表达，而且以其世俗化、平民化的言说方式和审美价值取向参与了北宋中叶新的都市文化建构。

       “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之“云踪并雨迹”，以个体的方式所代表的狎客群体及其艳情叙述，最突出地表现了柳永作为浪子词人在新街市空间的角色体验、情感记忆与话语实践。柳永歌词由士大夫精英话语到街市世俗话语的分化转型，正是从他“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戚氏》“晚秋天”），“长是因酒沉迷，被花萦绊”的浪子词人角色开始的。所谓浪子，是封建正统对不务正业、行为举止不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游荡子弟之谓。也是两宋人对柳永的一致评价：“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从柳永的歌词中，也随处可见他放浪形骸、多游狭邪的自我描写：“小楼深巷狂游，罗绮成丛。”（《集贤宾》）浪子词人之名，并不始于柳永。晚唐词人温庭筠早就因与柳永经历相似的“士行尘杂”、“狂游狭邪”、作侧艳之词，被视为浪子词人(14)。只不过因为他艳情叙述的丽密华美，依然体现了士大夫群体贵族化、精英化的审美标准，故后世仍有“飞卿之词，深美闳约”（张惠言《词选》）之誉。


柳永作为浪子词人的行径和艳情叙述，之所以一直处于被批判的边缘化状态，固然是因为与唐宋以来科举取士、特别是与北宋朝廷提倡的“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15)，故须“留意儒雅，务本理道”（吴曾《能改斋漫录》）的主流价值取向相左有关；最主要的，是他与市井私妓的交往及其在艳情叙述上的平民化、世俗化取向，悖逆并解构了士大夫群体贵族化、精英化的正统审美价值取向。


同样是艳情叙述，比较一下柳永“眼前时、暂疏欢宴，盟言在、更莫忡忡。待作真个宅院，方信有初终”（《集贤宾》）、“待恁时、等着回来贺喜。好生地、与我儿利市” （《长寿乐》）的两情相悦，与晚唐词人温庭筠“水精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菩萨蛮》）和“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梦江南》），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说方式。尽管温、柳二人的经历相似，然而不同都市制度下形成的不同的都市叙述，使柳永浪子词人的艳情叙述，充满了街市的世俗和庸常，具有明显的平民化、世俗化、口语化特征。解构了晚唐五代和宋初台阁词人“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晏殊《浣溪沙》）艳情叙述的贵族化、精英化的审美定势，挑战了传统的主流话语伦理。因此招致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激烈批评(16)。


正是通过柳永浪子词人的角色话语实践，新街市空间中的酒楼、歌馆、市肆和世俗饮食男女，作为新的都市标帜和都市阶层─“坊郭户众”─“都下富儿” （王灼《碧鸡漫志》卷下），进入柳永的都市叙述，分化并替代了以往都市叙述以皇宫贵族为中心的话语模式和审美取向。


柳永浪子词人都市艳情叙事的世俗化和商业化特征，还表现在他对“千金买笑”的娱乐商业化关系的反复描写与强调：“莫道千金酬一笑，便明珠、万斛相邀。”（《合欢带》）“有天然、蕙质兰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离别难》）“一笑千金”或“千金买笑”之典(17)，原本是形容宫廷皇妃和权贵宠姬，一笑难得的喻说，彼时并无商品交换的内容。而在柳永歌词中，却是男欢女爱商品交换关系的实指，是北宋中叶新的街市空间，娱乐艳情商品化的世风的真实反映。

        “何啻值千金”的被强调，是因为金钱的交换作用，早已在街市商业、娱乐的交易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成为共识(18)。与唐五代、宋初台阁词人群，刻意回避情欲的金钱交易关系（因为他们艳情遇合的对象，更多的是家妓和官妓等非商品化的性资源和娱乐资源，与柳永及其坊郭户众主要对像是商业化的市井私妓不同），常常是用温情脉脉、充满诗意的人仙遇合、阳台云雨，洞天福地的贵族化意象，来进行艳情叙述的言说方式截然不同。它以赤裸裸的金钱交换方式，换取以往被皇宫贵族垄断的性资源和娱乐资源，使其由小众的特权，变为大众可以购买的商品，用以满足人皆具有的享乐欲望，体现出由贵族文化和精英文化向世俗文化和商业文化转型的特征。又因为这种言说方式赤裸裸地凸现出金钱交易的商品关系，剥掉了男欢女爱温情脉脉的面纱，抵触并僭越了文人士大夫建构的、他们的才具和话语权力足以超越金钱的话语神话，因而同样遭到主流士大夫群体的攻击：“唯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正是由于代表了“不知书者”的世俗群体“浅近卑俗”的话语表达和审美价值取向，柳永歌词从浪子词人到狎客话语的艳情叙述，完成了从个体书写到男性性别、欲望群体话语模式的建构。


作为男性欲望群体的浪子和狎客，最突出的特征是流连青楼歌馆，通过金钱交换，以获取声色之娱。凸显出他们作为性别和欲望主体的文化身份和话语表达。柳永的狎客话语，以恣肆的男性自我欲望叙述，大胆的身体和情欲关怀，大量的女性声色、姿容感官刺激描写，和“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的夸富、显富的世俗言说方式，表达了普通街市市民─被边缘化的城郭户众，久被压抑的情欲诉求，表现出世俗化甚或鄙俗化的审美价值取向。柳永的狎客话语，强调男欢女爱的云雨之欲，应该获得满足的天经地义，何况郎才女貌两情相悦。而且认为“雨云惹”四处留情，是浪子和才子的天性和权力：“嘉景，向少年彼此，争不雨云惹？奈傅粉英俊，梦兰品雅。”（《洞仙歌》）“佳景留心惯，况少年彼此，风情非浅。”（《洞仙歌》）集游宴狎妓于一体的狎客群体，视女性的身体为欲望化的消费对象，因而肆意渲染女性声色姿容、歌喉舞姿带给他们的感官刺激：“访雨寻云，无非是、奇容艳色。就中有、天真妖丽，自然标格。”（《满江红》）“意中有个人，芳颜二八。天然俏、自来奸黠。最奇绝，是笑时、媚靥深深，百态千娇，再三偎着，再三香滑。”（《小镇西》）凸现欲望不断膨胀的街市世俗文化消费风尚，和新都市空间下话语言说方式的转型。柳永的狎客话语，以对情色感官刺激和放浪无度的诉求，以及周旋于无数歌妓之间的艳遇炫耀，在满足男性中心的虚荣和欲望的同时，凸现狎客赤裸裸的消费狎戏女性身体的粗鄙、世俗的言说方式。反映了在新的街市空间下，艳情娱乐的商品化，使作为坊郭户众的男性欲望群体日益膨胀的感官刺激、情欲诉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空间和话语表达权利。


这种通过个体体验建构的“浪子＋艳情”的狎客话语，与六朝宫体诗一样是自我欲望想象的话语表达，是个体感官欲望和欲望叙述的又一个轮回。只不过欲望的主体，由彼时垄断性资源和娱乐资源的宫廷权贵，变成了此时的普通举子士人和街市市民。这种狎客话语，由于表达了广大的市民阶层久被压抑的身体和情欲诉求，“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成为世俗文学─宋人笔记小说和话本津津乐道的人物和情节。由柳永、柳永歌词和柳永故事构成的“浪子＋艳情”的话语模式，作为都市市民文化的话语建构，在接受群体不断选择、叙述的历史化过程中，成为都市文化的经典。从两宋众多的词话和笔记小说、话本，如《醉翁谈录》、《绿窗新话》、《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等，到元明的戏曲小说、拟话本，如《众名妓春风吊柳七》等流行于民间的市井大众文本中，可以看到这种话语的建构和流变过程。


这种浪子─狎客话语，因为代表着新的都市文化群体的文化诉求而“大得声称于世”，并且不断地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渗透与播散，日益由边缘影响中心，构成了北宋中叶都市文化不可忽略的世俗潮流。

二、从才子词人到才人话语：功名与享乐相对立的都市叙述言说方式─新都市空间下才人群体的文化身份叙述与北宋中叶都市文化建构



北宋中叶新的都市变革，除带来娱乐时空与娱乐群体的拓展外，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朝野上下日常生活和时序节庆集体狂欢的享乐化、平民化和商业化趋势，催生“陶陶尽醉太平”、享乐至上的都市生活和都市叙述方式。


对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等都城时序节庆的长篇铺叙，是柳永歌词“陶陶尽醉太平”的都市叙述名篇。从“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燃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街市的繁华喧腾；到“倾城，尽寻胜去”，“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的集体狂欢；节庆中的少年男女，共同感受“浓欢无价。任他美酒，十千一斗，饮竭仍解金貂贳。恣幕天席地，陶陶尽醉太平，且乐唐虞景化”（《抛球乐》），将北宋中叶新都市空间下，借时序节庆及时行乐的集体狂欢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形式（慢词长调）还是内容（寻胜游宴），都最能体现北宋都市文化转型的特征。


以时序节庆为载体的集体狂欢，当然不是宋代的独创(19)。只是由于都城制度与商业制度的变革，由于北宋皇帝对借时序节庆彰显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强调(20)，此时的时序节庆集体狂欢，比之前代，呈现出更为平民化、世俗化、商业化和艳情享乐化的倾向。同样是都城时序节庆叙述，柳永歌词更关注和描述的，是新街市空间中的饮食男女。而非中古时期里坊制度下集体出游的皇宫贵族主体(21)。同样是皇家水边修禊盛宴，北宋“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无论是柳永笔下“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的百戏班子或孟元老笔下的商业摊位出租(22)，甚或“凤辇宸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镐宴。两两轻舠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破阵乐》）的飞舟夺标专业户，都充满了浓郁的商业气息。新的街市制度下的日常生活或集体狂欢，时时处处皆有街市商业化如影随形。因为有“朝廷买市”的商业利益和彰显太平盛世之政治功能的双重驱动，各种鱼龙百戏，小唱，杂剧杂技也异彩纷呈，构成了新的都市文化娱乐商业化、专门化的新内涵和新功能。


在里坊制度下，只能在两市不定时演出的市井文娱，在北宋的日常生活和时序节庆集体狂欢中，成为固定的日常化和商业化的娱乐行业。遍布全城的勾栏瓦肆，为坊廊户众提供他们喜闻乐见的各种娱乐消费。以其新的生产、消费和传播方式，重构了传统的以等级、权力为核心的贵族精英文化一体化的创作、消费、传播方式(23)。它既以满足新的城市坊廊户众的文化需求为目标，同时又以新的话语方式和世俗内容，重构都市文化的趣味和价值取向。


同是都城节庆时序叙述，杜甫从朝野出游看到的，是皇妃贵戚的骄奢淫佚，引发的是“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的深刻感叹和批判意识。而柳永看到的却是“凤辇宸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镐宴”，“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的与民同乐的人间仙境，以及“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抛球乐》）的世俗享乐陶醉。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精英群体和文化，在新的社会结构和都市空间中的阶层、角色分化，以及精神生活方式（从修齐治平“先忧后乐”到以声色享乐为尚）的更替和取代趋向。体现出他们在世俗化、平民化、享乐化的过程中，对世俗的认可和追随。这种拆除深度，追求瞬间的快感，以声色享乐为尚的价值取向，代表了北宋中叶新街市空间下从士子、才子到才人群体的角色变化和文化身份转向。


才子，是唐宋科举考试，特别是“以诗赋取士”制度化以来，用以称谓那些具有卓著文学才能、却又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个体。士大夫与才子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不仅被制度认可而且位居要路；而后者却是怀才不遇，生不逢时。才子词人是柳永平生最真实、快意的角色，他著名的《鹤冲天》，最为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角色话语、文化身份和价值取向：“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作为才子词人最突出的特征，不仅是多才多艺，更是他“忍将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将功名与享乐相对立的言说方式，以及惊世骇俗的边缘化人生取向：“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不啻是对主流价值取向的公开宣战。


宋代统治者基于“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国策，重文抑武(24)。天子亲自殿试(25)，中举者皆为“天子门生”，荣耀无比。因此，进京赴考，学优而仕，是宋代学子概莫能外的人生道路和主流价值取向。宋朝优待士大夫(26)，所以娱宾遣兴、浅斟低唱，早已是宋代士大夫普遍的享乐方式。文人角色的多重性：公务与私情、治国与娱乐，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商业、娱乐文化发展形成的不同空间得以实现(27)，并用诗、文、歌词或笔记、小说等不同的文体功能表达。


然而士大夫群体浅斟低唱的享乐方式，与“忍将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功名与享乐相对立的言说方式和享乐至上的价值取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对于皇帝和朝廷而言，前者是可以接纳的享乐方式；后者则是不能容忍的、对士大夫主流精英价值取向的解构和挑战。是对士大夫群体文化身份的颠覆。柳永因此而触犯天颜，招致同时代和历代士大夫群起而攻之，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28)。在柳永的歌词里，随处可见这种着意将功名利禄和艳情享乐相对立的叙述：“浮名利，拟拼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如鱼水》）


作为举子，本应以功名读书为重，明知“如此清致，早晚是读书天气”，但随着“渐渐园林明媚，便好安排欢计。论槛买花，盈车载酒，百琲千金邀妓。何妨沉醉，有人伴，日高春睡”（《别银灯》）。作为屡试不第的才子，他更是唱出了“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愤激。即使是殿试中举这样重大的人生大事：“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惩时、等着回来贺喜。好生地、与我儿利市。”（《长寿乐》）也被他解构为与庸常的艳遇赏钱相提并论；中举了，他的最大愿望，也仍然是艳情享乐：“遍九陌，相将冶游，骤香尘，宝鞍骄马。”（《柳初新》）中举后四处游宦，他仍一如既往地认为：“这巧宦，不须多取。共君把酒听杜宇，解再三，劝人归去。”（《思旧乐》）


曾经被作为士大夫精神标帜的“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屈原精神，在这里被解构成为“堪对此景，怎忍独醒归去”的自甘沉溺。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历史使命感，在这里，成为“晚岁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并代之以“怎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尾犯》）。


文化身份是需要叙述才能表达的，它来自创作者的话语实践，并受制于各种社会权力。才子词人的角色话语和都市叙述，固然是因“偶失龙头望”的落第和“明世暂遗贤”的怀才不遇而引发，却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价值取代，突破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人建功立业的目标规定，叙述出与之不同的文化身份、价值取向。实质上代表了一个庞大的、从士大夫群体分化而出，介于主流精英和街市市民之间的才人(29)群体的言说权利和话语建构。


尤其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文化身份和话语权威喻说，赋予“才子词人”─才人群体的合法性，使得这一新崛起于边缘的群体，具有了与主流精英分庭抗礼的意味。正是在这一点上，其躲避崇高，拆除深度，消解传统士人人生意义和使命感，摆脱主流意识形态桎梏，追求瞬间情欲享乐，放弃精神维度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才具有意味深长的边缘文化或亚文化的创造价值。也正是由此，柳永才子词人的角色话语和都市叙述，才得以实现了从个体文学书写，到才人群体话语模式的建构。



才人群体从娱乐消费到生产的角色过渡─由“见说兰台宋玉，多才多艺善词赋，试与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击梧桐》）的独逞才情、娱乐消费，到“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商，一经品题，声价十倍”(30)的角色转换，是柳永才人话语和文化身份叙述─作为新街市文化的创作主体─才人群体的价值实现和生存特征的话语表达。


与主流精英群体的价值实现，主要依赖于皇帝朝廷的知遇不同，才子词人─才人群体则全赖新的接受和传播群体─青楼歌妓的赏识、“云踪雨迹”─冶游于街市各色人等的认同与消费。由于歌妓是才人和受众之间的第一媒介，才人与歌妓之间在才艺上的惺惺相惜，是这个新角色、新群体和新职业，异于其他男性群体狎玩心态的亮点：“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且恁相偎倚，未消得冷我，多才多艺。”（《玉女摇仙佩》）“未同欢，寸心暗许，结前期、美人才子，合是相知。”（《玉蝴蝶》）


这些歌妓不仅是他们才艺的知音，还是他们在主流生活和价值取向受挫时的红颜知己：“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歌妓们的青睐、追慕，不仅是才人歌词流传的巨大推动，更是他们男性魅力获得满足，社会功能、人生价值和情感依托获得多重实现的关键：“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迭香笺。要索新词，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意、波脸增妍。”（《玉蝴蝶》）由此决定了他们将艳情与功名相对立的言说方式和价值取向，不仅是基于欲望的满足，也是不同的角色群体、社会阶层分化、分工和职业取向所致。


因此，才人群体必然更贴近街市空间和世俗社会，通过作品的商品化，为大众提供文化娱乐消费：“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咳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些了。”（《传花枝》）这种为主流社会惋惜的浪费，却是最受市民阶层欢迎之处。尤其“三妓挟耆卿作词”的“才子＋艳情”的柳永故事模式，更是作为此后小说戏曲的母题广泛流传。

        “柳耆卿，名永。……其为人有仙风道骨，倜倘不羁，傲睨王侯，意尚豪放。花前月下，随意遗词，移宫换羽，词名由是盛传，天下不朽。……至今柳陌花衢，歌姬舞女，凡吟咏讴唱，莫不以柳七官人为美谈。”(31)柳永作为街市空间的时尚偶像和主流社会批评的热点，数百年经久不衰，体现了他作为才子词人的边缘人生、社会功能和价值实现的最大成功。



偶像的认同，是话语建构和文化身份认同以及价值观念流行的必然结果。新兴的街市文化需要有自己的偶像作为文化、审美取向的代言。它以时尚的形式传达出偶像的言说方式，人生取向和价值目标在民众中的反映。特别是在市民文化这样的亚文化层，偶像具有意想不到的巨大魅力，柳永构建的“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微睨王侯，倜倘不羁”的神话，以神奇的速度流传和再叙事。让新兴崛起的才人群体和世俗庸常中的街市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及时找到意义世界，确认他们自己在文化地图上的标示。作为浪子、才子词人角色话语实践的柳永、柳永歌词和柳永故事，在宋、元、明、清不同的群体、不同文类、文本反复叙述的过程中，成为才子和才人话语的偶像和经典(32)。



正是由于才子词人的这种话语实践，使得才人群体和街市市民阶层的话语表达，由口传模式的边缘状态，成为文本，跨越边缘与中心两种传统，交叉于主流和边缘多个文化圈，打破精英文化一体化的格局，为才人群体和市民阶层的言说权力、话语表达争取到一席之地。如宋人徐度《却扫篇》卷五所云：“耆卿以歌词显名于仁宗朝，……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之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

柳永歌词的才子词人角色话语，将中唐以来杜牧、温庭筠、韦庄等才子的角色分化倾向，发展为才人角色话语实践，为此后无数默默地在新的街市空间里，在勾栏瓦肆中卖文为生，为市民阶层生产娱乐文化商品的书会先生们，勾勒出新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定位(33)。从柳永到元代书会才人的典型代表关汉卿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浪子─才子─才人群体一脉相承的轨迹。


柳永的才子词人叙述，作为北宋中叶从士大夫话语到市井才人话语转型的开风气者，表现出柳永的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叙述之间的交叉错位，甚或自相矛盾的状态。例如，一方面他的文化身份叙述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自傲和不屑于功名；但在社会身份上，他则必须屡败屡试，直至改名方才一举高中；再如，在文化身份叙述上，他认为“晚年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思归乐》），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又为了升迁不断用词拜谒权贵，献词祝寿于当朝皇帝。显示其作为传统士大夫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的另一面。又如，他在文化身份叙述上，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但在作为官宦的社会角色上，他又不得不收敛自己：“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使自己尽量符合士大夫主流的伦理要求。


这种集多元角色话语实践和文化身份叙述于一体的交叉错位状态，使柳永的歌词充满了复杂的形态和张力，很难用一元化的价值标准进行判断。体现出文化转型时期，边缘与中心相互位移渗透，导致角色分化、价值取向和文化身份叙述复杂多元的过渡时期特征。正是这种多元交叉错位，使柳永的歌词得以打破不同阶层文化圈的壁垒，同时在士大夫群体和街市市民群体中同时传播，代表了宋代文化分化、整合的新趋势。

三、从游宦词人到羁旅行役话语：游宦与艳情─新都市空间下游宦叙述的多元拓展─边缘和主流话语的雅俗整合与北宋都市文化建构


话语是一种自我文化身份确认。阶层的分化带来角色话语表达的变化，是一个随社会身份的变化而变化的双向过程。柳水的歌词，既有从主流到边缘的话语分化和建构：例如他的浪子词人和才子词人角色话语。又有从边缘到主流的话语整合和雅俗重构─游宦词人的干谒投献和羁旅行役叙述。


宦游叙述是中国古代士人最常见的话语方式。唐宋科举取士的制度化，使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获得游学、游幕和游官─空间流动和人生选择的最大可能性。宦游叙述，从来包括修齐治平、入世达生、干谒投献、羁旅行役等等主题。只不过这些以往主要由诗歌文本承担的功能，转由以娱宾遣兴为主的歌词承担时，无论在叙述方式或话语资源上，都要经过雅俗整合的话语拓展和重构。


柳永歌词的宦游叙述，有两个重大的创新。一是用诗歌的应制干谒和羁旅行役叙述，拓展歌词的表现功能和话语形态，使之由边缘进入中心；一是用歌词原本的艳情叙述和娱宾遣兴功能，改造宦游叙述的宏大话语，使之充满了世俗的温暖和诗意。以歌词作为皇帝祝寿之献和宫廷大典之献，从现存文本看，始于柳永(34)。


他的《玉楼春》（“凤楼郁郁”）歌颂宋真宗作醮的盛大场面；《御街行》（“蟠紫烟断星河曙”）庆祝宋真宗天禧二年以星变大赦天下之盛；《送征衣》、《永遇乐》均是为宋仁宗生日所作的祝寿词。铺叙皇帝生辰之日，天地日月山川呈现出各种祥瑞，以及政和民丰、朝野同庆的太平盛世。他以赋为词，极尽铺叙渲染之能事。直接禀承汉赋“宣上德而尽忠孝”的话语传统和叙述模式，盛赞“朝野多欢民康阜”。他的咏京城禁苑元宵节的《倾杯乐》，更因传入禁中，人“多称之”。打破宋初“民间作新声者甚众，而教坊不用”(35)的文化隔膜。将流行的新声小唱，拓展为慢词长调的鸿篇巨制，使其与“承平气象，形容曲尽”的需求相符(36)。由边缘进入中心，开辟了宋词的另一番天地。


另一方面，他又不囿于宫廷中心视野和程式化的话语模式，用歌词作为都市叙述，雅俗重构。与投献朝廷之作程式化的歌功颂德不同，柳永对各路府太守的干谒词，更具浓郁的新都市生活气息。他干谒苏州太守、杭州太守、成都太守的投献之作，上片大都着意凸显繁华喧闹的都市享乐生活；下片则盛赞其治下的清明政绩。由于柳永的关注点和兴趣点更多的是在“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瑞鹧鸪》）；“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 （《一寸金》）等街市空间的世俗享乐生活，使易流于程式化的干谒之作，平添许多世俗的温暖和亮色。其都市叙述也因“承平气象，形容曲尽”，成为传颂千古、彰显地域风土人情的名篇佳句。


这种边缘与主流话语的雅俗整合(37)，不仅使宋代宦游叙述获得多元拓展，使新的街市世俗生活，获得话语表达的一席之地。柳永的干谒之作，也因为鲜活的都市叙述不胫而走，由官府到市井，远播边陲和异国。“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无论是在接受群体，还是传播空间上，都远比一般的干谒投献词更具生命力。


唯其如此，柳永以赋为词的慢词长调，才同时具有街市、宫廷、路府的多元视角，使宋词的宦游叙述和都市叙述，“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体现出北宋中叶新的都市文化建构过程中，与传统话语资源分化整合的流变过程。最能体现这一话语分化整合流变的，是他的羁旅行役叙述，实现了从游宦到艳情的话语转型和雅俗重构。他将唐代王勃“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所代表的大丈夫志在四方的宦游叙述话语模式，重构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儿女情长的宋代羁旅行役的言说方式。




柳永的羁旅行役叙述，有两种类型。一是将功名仕途与艳情相对比、相对立的言说方式，叙述士人因功名仕途无法实现的艳情享乐，借以抒发羁旅行役之苦。是对时代主流话语伦理的反抗，传达的是打破话语和价值取向一体化，争取个人情欲享乐合法化的审美诉求。二是将艳情打入传统的宦游宏大话语，以世俗生活的“儿女情长”取代宦游叙述的“风云之气”。前者可谓“雅不避俗”，后者可谓“俗不伤雅”。获得“尤工于羁旅行役”之称，他的《戚氏》甚至被推誉为：“《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第一类代表作是《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满江红》（“着雨初收”）、《洞仙歌》（“乘兴”）、《轮台子》（“雾敛澄江”）等。以《戚氏》为最。如清人蔡嵩云所评：“《戚氏》为屯田创调，写客馆秋怀，本无甚出奇，然用笔极有层次。第一遍，就庭轩所见，写到征夫前路；第二遍，就流连夜景，写到追怀昔游。第三遍，接写昔游经历，仍落到天涯孤客，竟夜无眠情况，章法一丝不乱……一气贯注。”（《柯亭词论》）使此词化平常为神奇的，是在情感记忆、情绪体验上，刻意以今日游宦相思之苦，与昔日艳情云雨之乐相对比的言说方式，和层层推进的今昔忧乐强烈对比的时空情景设置。层层深入的今昔、忧乐对比叙述，将“抱影无眠”的羁旅行役之苦，表现得既一气贯注又极富层次。以至于有与《离骚》相比的过誉之辞。


第二类以《雨霖铃》“寒蝉凄切”、《曲玉管》“陇首云飞”、《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等词为代表。


王勃“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宦游叙述，以宏大的胸襟和独标高格，代表了唐代士大夫群体的自我期许和精神境界，体现出那个时代将报国情怀置于儿女私情之上的话语伦理、价值取向。


柳永的《雨霖铃》，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将世俗艳情打入宦游的主流宏大话语，而且着意渲染、刻画、叙写的，正是游宦之人无数次经历，却被主流话语伦理所忽略、遮蔽、压抑的人之常情─“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而且以身临其境的离别情境铺叙，动人的握别细节和别后的想象情景，将这份儿女之情，叙写得宛转低抑，直指人心。体现出柳永置儿女情于功名仕途之上的审美价值取向，以及以边缘话语伦理，消解、稀释主流话语伦理和价值取向的努力。在这种追逐个体欲望实现的诉求中，不可避免地也带来负面的精神示范效应─推诿社会责任和自我原宥的精神逃亡倾向。如陈振孙和陈廷焯所评：“柳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帖。”“耆卿词，善于铺叙，羁旅行役，尤属擅长。然意境不高，思路微左，词人变古，耆卿盖作俑也。”(38)点出柳永在话语转型和雅俗重构中的作用。


上述两种羁旅行役叙述的类型虽各有侧重，但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诉求：以边缘化的话语方式和价值取向，渗透、改造主流话语，表达士大夫被功名压抑的艳情享乐正常欲望，代表士人群体─世俗群体对欲望实现和表达的正当性、合法性的审美要求─雅俗整合和雅俗重构，拓展了游宦角色话语的表达领域和话语类型，展示出游宦情怀的多元视角。自开以艳情写游宦一派，遂使“杨柳岸晓风残月”名动古今，成为宋代羁旅行役叙述模式的经典。


经过雅俗重构的柳永的羁旅行役话语，解构了唐代诗歌宦游叙述中最常见的修齐治平、怀才不遇、世态炎凉、叹老嗟贫的内容。他笔下的宦游生活，是多情的才子，在一个又一个城市和驿站的迁转中，一次又一次艳情聚散、伤离念别的过程。以往寻常市井可望而不可及的宦游生活，在他笔下成为时人津津乐道的艳遇。改变了以往宦游生活与市井世俗生活的隔膜。由于反映了共同的情欲和享乐诉求，这种羁旅行役叙述的话语模式，也获得了街市世俗文化的广泛认同。这种从游宦到艳情的诗情画意，升华了世俗艳情叙述的声色沉溺，体现了游宦与商旅共同的情怀。


这种由边缘到主流的话语改造和雅俗整合，打破以往士大夫主流精英话语一体化或世俗边缘文化一体化的格局，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获得“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传播效应。柳永以艳情写游宦的羁旅行役话语模式和“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经典场景，成为后世小说、戏曲的母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本的不断叙述中历久常新。


综上所论，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通过新都市空间下浪子词人、才子词人、游宦词人多元角色话语实践─从浪子词人到狎客话语、从才子词人到才人话语、从宦游词人到宦游话语，建构了一套宋代都市文化以艳情享乐为尚的言说方式，和艳情─才子─羁旅行役的基本话语模式和母题（此后的都市世俗文化，无论是话本、小说还是戏曲，基本沿着这个话语模式不断演绎丰富）。继承晚唐五代以来的话语分流趋势，完成了从主流精英话语到世俗边缘话语的转型和重构。对宋代新的街市空间中的都市文化转型和文化建构，具有深远的影响。

注释：

(1)王水照《重提“内藤命题”》《文学遗产》2006年二期，10页。

(2)宋仁宗景佑三年（1008年）曾下诏曰：“天下士庶家，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毋得为四铺作及斗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景佑三年八月己酉。

(3)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

(4)祝穆《方舆胜览》卷十。

(5)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见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宋代都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页258、284；“金吾”：据《唐六典》载，唐代都城的坊市宵禁巡逻制度：“凡两京城内，则分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不法之事。”卷一三；“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将军之职，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翎府）中郎将掌领府属，以督京城内左、右六街昼夜巡警之事。”《唐六典》卷二五，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

(6)张籍《洛阳行》，《张司业集》卷九。

(7)姚合《同诸公会太府韩卿宅》，《姚合诗集校考》卷八。

(8)《太平广记》卷二六五“温庭筠”条：“温庭筠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醉而犯夜，为虞侯所击败面折齿。”
(9)宋仁宗时，欧阳修所谓：“往时因为臣寮起请，将天下州县城郭人户分为十等科差。”（《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载《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一六）并根据房产和财产的多寡分为上、中、下户三类。坊郭上户包括地主、房主、商人、贷主、手工业主和揽户；坊郭下户大致由小商贩、工匠、被雇者、穷书生等组成。见《宋朝的坊郭户》王曾瑜着，《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页73-77。

(10)苏辙《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载《栾城集》卷三五。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巳。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八，元佑元年九月丁丑。

(13)所谓话语，是指受一定价值系统支配的言说语汇和言说方式。不同的文化身份由于受各自价值系统和话语资源的影响，呈现出言说语汇和言说方式上的巨大差异。

(14)《旧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下《温庭筠传》。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中华书局。

(16)“骫骳从俗”徐度《却扫编》卷五；“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之人尤喜道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

(17)源自东汉崔骃《七依》：“回顾百万，一笑千金”；和南朝梁王僧孺《王左丞集》《咏宠姬》诗：“再顾连城易，一笑千金买”。

(18)“士庶之间，侈靡成风。……雕文纂组之日新，金珠奇巧之相胜，富者既以自夸，贫者耻其不若。则人欲何由而少定哉！”（《宋会要》刑法之二之五三）

(19)早在唐代长安，曲江已经是节庆时序集体出游的胜览之处。“都城胜赏之地，唯有曲江”《听诸司营造曲江亭敕》，《全唐文》卷七四。

(20)朱弁：“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楼观灯，见都人熙熙，举酒属宰执曰：‘祖宗创业艰难，朕今获太平。与卿等同庆。’宰执称贺。”
(21)如杜甫的《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黄门飞控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还实要津。”
(22)“（金明池）不禁游人，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游人还往，荷盖相望。桥之南立棂星门，门里对立采楼，每争标作乐，列妓女于其上。”“街东皆酒食店舍，博易场户，艺人勾肆质库。只至闭池，便典设出卖。《东京梦华录》卷七，宋孟元老着，邓之诚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181-182。

(23)姚合：“六街鼓绝尘埃息，四座筵开笑语同”，是唐代里坊制度下娱乐生活的典型表征。我们所熟知的唐代士大夫群体的宴享唱和、歌舞夜宴；“环炉会语终夕”、“征异话奇”讲说和传播传奇小说的高雅消遣，大多仍然是在宵禁制度下，在与市井隔离的里坊空间语境中进行的。仍然是士大夫自成一体的贵族沙龙的产物，无论创作者或接受者，都不出士大夫文人的圈子。

(24)如北宋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端明集》卷二二《国论要目》。

(25)柳永《长寿乐》“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
(26)提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重要国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中华书局。

(27)“韩黄门持国，典藩觞客，早食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饮而罢”《清波杂志》卷十，宋周辉。

(28)“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佑元年方及第。后改变永，方得磨勘转官。”载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词话丛编》卷一，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88年版，135页。

(29)才人：又称书会才人或书会先生。宋元称为勾栏瓦肆编撰杂剧话本的作者和说话艺人为才人。见周密《武林旧事》和元缺名《古今杂剧》《蓝采和》一：“俺路歧每怎敢自专，这的是才人书会笺新编。”
(30)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卷之二《花衢实录》。

(31)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卷之二，丙集。

(32)见杨湜《古今词话》、王灼《碧鸡漫志》、吴曾《能改斋漫录》、张舜民《画墁录》、陈师道《后山诗话》、叶梦得《避暑录话》、徐度《却扫集》、罗烨《醉翁谈录》、《绿窗新话》等等。此后又被作为宋元话本小说元代戏曲和明代拟话本的人物和故事如《清平山堂话本》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元代关汉卿杂剧《钱大尹智宠谢添香》，明代冯梦龙《古今小说》有《众名妓春风吊柳七》。

(33)《碧鸡漫志》卷二所记载的张山人、孔三传、王彦龄、曹组、张衮臣和《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记载的说话人等。

(34)柳永生活的真宗后期和仁宗朝，正是北宋的“盛时”，无论是“天书封祀”的祥瑞或是大赦的盛典，还是皇帝的生日，“士大夫争奏符瑞，献赞颂”（《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柳永的宫廷祝献词，便是这一时期政坛和文坛歌功颂德现象的体现。

(35)《宋史‧乐志》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

(36)宋祥凤《乐府余论》“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慢词遂盛”。

(37)新的街市合一的制度和都市娱乐时间、空间的拓展带来的娱乐世俗化、平民化、商业化的文化趋势，使官妓、家妓、市井妓打破原来的等级、文化圈限制，使路府与街市空间的宴享歌词获得相互传播流通的可能性。

(38)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白雨斋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