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客家与中原文化

虎子

——从《诗经》说起
作者：彭会资1，彭强民2（1.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教授 硕士生导师，广西 桂林 541004）（2.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 副教授，广西 桂林 541004）
  
来源：http://www.kam-tai.org.cn/Docment/ArticleShow.asp?ArticleID=1226

第 29 卷 第 6 期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Vol.29 No.6

2008 年 JOURNAL OF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桂东南历史文化研究

【摘 要】首次将根在中原的客家人与代表中原文化的《诗经》联系起来，阐明非凡的客家“中原情结”及其蕴含的创新精神，客家人传承中原农业文明及其向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新走向，客家建筑礼乐中的中原文化因子以及对“和”的崇尚，从而展示强大的文化力。

【关键词】客家人；中原情结；创新精神；农业文明；建筑礼乐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671（2008）06-0089-06

      客家人，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民系，被称为“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黄遵宪语）。他们辗转南迁，进入多民族聚居的广西后却被称为“新民”，客家话被称为“新民话”。有的客家人从广西北部湾出发，飘洋过海，走向南洋欧美各国，足迹遍全球。为何如此？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可作出回答，并展示文学艺术对客家民系及其精神的涵养是如何重要，进而展示强大的文化力。

　　

The Guanxi Hakka Culture and the Chung Yua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ok of Songs

PENG Hui-zhi1，PENG Qiang-ming2(1. Professor, Tutor of Postgraduat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310004)

(2.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Chinese, Guangxi Teacher College,

Guilin, Guangxi 5310004)

Abstract: The Hakkas rooted in ChungYuan, an area in the central China, are unprecedentedly related with the Book of Songs, 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representive of the ChungYuan culture. The “ChungYuan Complex” of the Hakks and its connotated creation spirit is elucidated. The Hakkas inherit the ChungYua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its trend of walking towards the industr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Hakkas architecture style and their respect to hamony indicates its close relation with ChungYuan culture.

Key words: Hakkas; ChungYuan Complex; creation spirit;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rchitectur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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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 6 期

桂东南历史文化研究

　　一、非凡的客家“中原情结”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有四个文明古国几乎同时歌唱起来，古印度、古希腊唱的是长篇叙事诗，古中国、古希伯来（以色列）唱的是抒情短诗。在几个文明古国中，唯独中国的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从未断裂过，作为中国最早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依然可为今人吟唱，而用保留中原汉语音韵较多的客家话来吟唱，更是琅琅上口。

　　《诗经》共收周代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共160篇。“雅”分大雅、小雅，共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这部诗歌集，先秦时代通称为“诗”或“三百篇”，汉代以后成为儒家经典，才被称为《诗经》，代表着2500年前500多年间的诗歌创造，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也标志着客家话的由来。“风、雅、颂”之中的雅，是正的意思，周人将正乐叫做雅乐，将官话叫做雅言。客家话就是周人所称的雅言，口头语与书面语较为一致，便于吟诵《诗经》和唐宋以前的文学作品。因此，客家人非常看重自己所操的雅言，声称“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

　　如果将《博白客家》附录：“根在中原的各姓郡望、堂号、堂联”[1]，与《诗经》十五国风（民歌）的诞生地相联系比较，人们马上就会发现，客家堂号与国风产地是相一致的。十五国风即各诸侯国民歌，其中“周南”、“召南”都是指周国以及周国以南，即泛指今洛阳一带以南直到长江、汉水的广大地区，其余全部风诗产地都不出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亦即全产于大中原，反映着夏商周三代黄河流域即中原一带的北方生活，与后来反映战国时期长江流域南方生活的《楚辞》，形成鲜明的对比。客家各姓氏的中原郡望堂号，不但载之于家乘族谱，而且每当过春节还将堂号写在红纸上，张贴于厅堂，或嵌入门联，显得很特别。这种带着中原祖居地郡望堂号走的习俗，跟晋室南渡后侨立郡县有一定的关系[2]。

　　称客家人是“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并非虚妄之言。三代，是指夏、商、周。《商颂·长发》描写商汤武王灭夏桀：“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按《史记·楚世家》所载，彭祖是黄帝八世孙，与昆吾为兄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按《新唐书·宰相世系四上》所说：“颛顼孙大彭为夏诸侯，少康之世，封其别孙元哲于豕韦，其地滑州韦城是也。豕韦、大彭迭为商伯，周赧王时，始失国，徙居彭城，以国为氏。”彭祖篯铿，进雉羹于帝尧，被封于彭城（今徐州），创建大彭国，大彭是指彭祖①。十五国风中的陈国，其开国君主胡公（名满），是帝舜的后代，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建都于宛丘（今河南淮阳），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为楚所灭。胡公后裔以国为氏，陈氏发祥于颍水流域（今河南境内）因而其堂号为“颍川堂”。客家各姓氏的家乘族谱均溯源至黄帝或炎帝，与唐尧、虞舜、夏、商、周的方国国名、官名、地名有关，其郡望堂号多在十五国风产地。因此，客家人总是怀念中原，力求传承中原的雅言（客家话）与文明，把中原看作国家民族的主体和自己的命根文脉所在，不容损害，万般维护。可以说“中原情结”是客家文化的本质特征。

　　作为客家“中原情结”的强大精神支柱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周邦创新精神，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作新民”（《尚书·康诰》）。后稷，是尧、舜时的农官，封于邰（今陕西武功县西南），教人播种百谷而解救饥饿，为周邦始祖。其曾孙公刘因避戎狄干扰而迁都城于豳（bīn宾，今陕西旬邑县东北，事见《大雅·公刘》）。古公亶父又迁都城于周原（今陕西岐山之南，事见《大雅·绵》），一改土窑室为版筑高墙宫室，积德行善，诸侯归服，文王由此兴起，武王统一天下，国号“周”。周康王继承文王、武王之业而天下安宁（见《史记·周本记》）。正是这种热爱邦国、多难兴邦、不断迁徙，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继往开来，追求天下和谐安宁的新境界的创新精神，激励着客家人从中原南迁，再创辉煌。在博白县，县城附近有个村名叫岐山坡（陕西岐山地名的移用，语言学家王力故里），文地镇有个五谷神庙（江西石城客家称后稷宫，太平天国堵王黄文金曾率军祭拜），宁潭镇、凤山镇等处的东岳堂供奉着周康王（俗称康王爷，每到元宵节游神时万众朝拜），都表明客家人对周邦创新精神的崇尚。这种周邦创新精神，不同的时代则赋予不同的内涵与形式，继金田村客家支持太

平天国起步之后，钦州港则进入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如今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客家人与各兄弟民族无不欢欣鼓舞。最有意味的是，至今广西客家人仍被称为“新民”，客家话仍被称为“新民话”，这样的称谓，真可谓历史悠久。博白县英桥镇春佳《吴氏族谱》载其开基祖于明代弘治年间自江西安远县迁来，当时梧州府出具的由贴（证明）末尾写道：“右仰博白县新民吴永喜、吴永鉴、吴永治。准此。弘治八年六月初，给由贴一纸。”弘治八年，即公元1495年。这里是官府文书称客家人为“新民”。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续修的《博白县志·礼俗篇》载：“博邑土音有三：地老话是唐宋前遂居此；新民话在元明间多自江浙来，故声音与江浙相近；漳州话自闽西省来。”现在博白没有漳州话，只有地老话、新民话。新民话，就是客家话，来自江西、福建、广东，与江浙吴语接近。欲新其国，必先新民。欲新其民，必先创新文化。

　　二、传承中原农业文明的新走向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中国数千年前用汉字记录的汉语言文学作品《诗经》仍然可为今人所阅读和理解，从中获取大量信息，将古人智慧转化为今人智慧，此乃中华民族之大幸。《诗经》所描绘的中原农业文明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其中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至今仍有不少流传于广西客家民间，正在进行现代转换和综合提高，很值得庆幸。

　　在广西客家民间，有两样常见的东西，一是鱼笱（gǒu狗），二是鱼梁。这两样东西，早见于《邶风·谷风》：“毋逝我梁，毋发我笱。”这是弃妇警告丈夫娶回新妇的话，意思是说不要走到我的鱼梁去，不要打开我的鱼笱。朱熹注：“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鱼之往来者也。笱，以竹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鱼者也。”鱼梁是一种挡水的建筑物，即所谓“堰（yàn，客家口语读燕，作动词用，用石头、泥土、竹木将水拦住、圈住）石障水而空其中”，空其中，是指留个洞或缺口，以方便鱼来往。鱼笱，用竹篾织成，口大似喇叭，颈窄小，腹大而长，尾部以绳扎紧。颈部装有细竹篾倒须，鱼能入而不能出，解开尾部绳子可取鱼。捕鱼时，鱼笱大口承接鱼梁空缺处流水，鱼顺水或逆水而入，顺水鱼或逆水鱼因季节而定。《谷风》提到的泾水、渭水，在今天的陕甘地区，流入黄河。鱼梁、鱼笱是渔猎时期先民勤劳智慧的产物，为农业文明所接受，伴随客家人从中原南迁而传播，连口语称谓都没变，可证语言文化魅力之无穷。而南迁北部湾沿海的客家人，临海观鱼讯，造船出海，围捕海上鱼群的壮观情景，却并非鱼梁鱼笱可比。

　　《诗经》中的陈风，是陈国的民歌，陈国在今河南淮阳。麻织业，在陈国民歌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

　　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

（《东门之枌》）

　　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东门之池，可以沤紵。彼美淑姬，可以晤语。

　　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东门之池》）

　　男耕女织，是农业文明社会人们的一种理想生活。这些诗句，用男青年的羡慕目光，极赞从事麻织业的姑娘之美。“谷旦”、“绩麻”、“婆娑”这些词，仍活在广西客家民间。谷旦，是指善日，即好日子。绩麻，是将浸渍刮皮晒干的麻纤维绩成线，然后将麻线织布。从“麻衣如雪”（《曹风·蜉蝣》）看，当时的麻织工艺水平已是相当高。婆娑，即起舞。姑娘们不绩麻了，选择好日子，到市场高而平的地方去唱歌跳舞。在东门城池沤麻、沤紵、沤菅的那些美丽的姑娘们，都是可以在一起唱歌说话，共诉衷肠的。20世纪50年代初之前的广西客家民间，在村前池塘里沤麻沤紵和绩麻织布的手工业生产，也是相当普遍的，后来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才逐渐从手工业走向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工业生产。

　　与丝麻织业相关的，是一种可制作染料的植物——蓝。《小雅·采绿》是一首思妇念夫君之情非常急切的短诗，其诗句云：“终朝采蓝，不盈一襜（按：衫的前摆）。五日为期，六日不詹（按：与瞻同）。”原约定五日为期相见，但是到了第六天还不能相见，因而弄得终朝采蓝，还不够用衫的前摆来包，少得可怜。令人惊奇的是，广西博白县客家民间采蓝，也是规定在朝间（早晨），最好是有朝雾的时候。这种蓝，种于坡地上，收割后，浸泡于三合土砌成的园形蓝靛湖，加石灰，经数日，可取蓝靛，入于染布缸，蓝之带叶枝干可施于晚稻田禾行间，作肥料。蓝靛，青碧色。这有助于理解“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多姿多彩的化学染料亦取代蓝靛而向前发展。

　　稻作文化，在广西客家人聚居地占着主要地位。水稻，分为早稻、晚稻，客家口语又称早稻为早禾、晚稻为大冬禾。这与《诗经》是相通相同的，有诗句为证：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小雅·白华》）朱熹注：滮，流貌；北流，丰镐之间，水多北流。丰镐即丰京、镐京，为西周国都，在今陕西

省西安附近。

　　“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唐风·鸨羽》朱熹注：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粱，粟类也，有数色。尝，食也。与周天子有关的王事即征役，没有停息的时候，不能种植稻粱，父母吃什么？这是西周时唐国民歌，唐国在今山西省太原一带。

　　“八月剥（扑）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豳风·七月》）枣子、稻米都是酿酒原料，冬天酿酒经春乃成，叫作春酒。用春酒帮助老人（眉寿）养寿。《七月》是国风的名篇，写全年的农事活动，反映出周后稷继承人将农业文明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魏风·伐檀》）这首西周魏国（在今山西芮城北）民歌，是对不劳而获的压迫剥削者的反抗，喊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不种不收，为何取走禾把三百亿那么多？不上山狩猎，为何可以看到你庭院内悬挂三岁野兽（特）啊？那些君子啊，不是白白地吃用他人的劳动成果么？在《诗经》中，禾，是谷物的总称；在广西客家口语中，禾，是专指水稻。这是观念上的古今之变。

　　《小雅·大田》抒写了西周农事耕播、除虫、求雨、庆丰收的全过程，其中有这样令人震惊的诗句：“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螟，是吃苗心的；螣（音特），是吃苗叶的；蟊（音矛），是吃苗根的；贼，是吃苗节，善钻禾秆的。这四种害虫，都要除去，不许其损害我田中的幼禾。田祖稷神有灵，将这些害虫捉去，投给炎红的火。

　　为什么说这些诗句令人震惊呢？

　　首先是远在西周时期，人们就能对禾苗害虫进行分类观察和处理，反映出当时农业文明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科技水平，但又将根治害虫的希望寄托在田祖稷神的身上，实出于无奈。时至20世纪50年代，广西客家民间拜田头神的千古礼俗逐渐消失，用化学药品——农药去杀灭害虫亦渐见奇效。但是，万万想不到，用农药去灭稻田的害虫时，稻田的鱼虾亦惨遭消灭，农药残留于稻米蔬菜水果，又危及人的生命安全。因此，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中国，又要以人为本，着重抓生态文明建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了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生态文明建设定然会取得积极的成果。

　　其次是客家口语与《诗经》书面语多为一致。例如普通话：给；客家话与《诗经》：畀。除了前面提到的“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还有“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小雅·巷伯》）；“为酒为醴，烝畀祖*，以洽百礼”（《周颂·丰年》），等等。语言文字的相对稳定，有助于薪火相传，文脉延续；语言文字的逐渐变化，又有助于与时俱进，体现开拓创新，因而要辩证地对待。

　　

　　三、建筑礼乐的中原文化因子

　　广西客家民居建筑及礼仪、音乐，多保留有中原文化因子，这可真叫人大开眼界。

　　客家人营建城乡民居，不但要选择宜人的山水环境，还要择日定方向，甚至要查一查《彭祖历》。《彭祖历》的“定日”，常常成为首选，因有这样的解说：“定则进畜，入学名扬。”类似这样的建筑文化活动，早见于《鄘风·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

　　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彼）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

　　这首诗分为三章，第一章写建屋植树。“定”，星名，又称“营室”，二十八宿之一；“方中”，当正中（不偏东不偏西）的位置；每年小雪时（夏历十月或十一月），定星于黄昏出现在正南方，古人这时便开始兴建宫室，因而定星又称为营室星。据《春秋左传》载，公元前七世纪，狄灭卫国，卫文公率民迁楚丘建城（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揆之以日”，依日影揆测东西南北方向。在楚丘建成宫室，即种植榛、栗、椅、桐、梓、漆等树木，以便造琴瑟。

　　第二章追叙建城之前考察地形。登升那故城（虚），眺望楚丘与堂邑、景山与高丘（京，读如姜，指高丘），从高处下来观察适宜植桑养蚕的地方。占卜辞说是吉祥之地，最后大家都说是好地方。

　　第三章写卫文公率民勤劳致富的情景。春天好雨降落，雨晴晨星闪烁，就命令小臣戴着星光驾车出行，停息在桑田。那个正直的人，操心实深，七尺以上的母马已达三千。

　　类似于《定之方中》，写相宅、卜宅、建城、迁居、创业的，还有《诗经》大雅中的《绵》、《公刘》。诗中反映的周代先民因避开西戎北狄的侵扰而迁徙，那种不断开拓，团结奋进的精神，不但对客家人有着深刻的影响，而那种建城的基本建制和方法，亦在客家民间流传。如《绵》所叙：“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迺立皋门”、“ 迺立应门”、“ 迺立冢土”。古公亶父决定从豳城迁往岐山下建城之后，就召集掌管营建的司空、掌管人力调配的司徒等官员，让他们去指挥众人，建立宫室民居。建筑的方法是版筑法，即两面竖木夹紧筑墙的版（缩版），在版内载土冲实则成墙体，要保证一层一层升起的墙体成垂直角度，就要在墙边垂下绳子（其绳则直）。从豳城的土窑室到岐山下的版筑宫室，是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广西客家民间的版筑墙，以红土、细沙、石灰等三合土为主，有钱人家还掺以糯米饭、红糖、桐油，使墙壁更坚实，透出橙红色。版筑墙，又称为灰沙墙，灰沙墙上砌火砖、大泥砖（生砖）。以桁、桷、瓦为屋顶。这与少数民族的吊脚楼有所区别。

　　广西客家常常聚族而居，村中有家庙或宗祠（作庙翼翼），供奉列祖列宗：村外有社坛（立冢土），供奉土地神（客家俗称社伯公）。民居的正门（类似应门）、侧门（类似皋门）的方向都很讲究，而门楼的装饰受到高度重视，有所谓“千斤门楼二两屋”之说。客家村落的基本建制表明，中原的建筑文化因子，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文脉悠悠越千年。如今客家村建楼房，多用钢筋水泥、铝合金窗和铁门，有许多新的创造，但传统格局以及跟自然环境的协调，依然随处可见。

　　与建筑文化相关的，是礼乐文化。《诗经》中的礼乐文化，成了广西客家的重要精神财富。略例说如下：

　　客家口语中的“礼仪”，见《小雅·楚茨》：“礼仪既备，钟鼓既戒。”

　　贺新婚常用吉祥语：鸳鸯（ 《小雅· 鸳鸯》），凤凰（《大雅·卷阿》），宴尔新婚（ 《邶· 谷风》） ， 天作之合（ 《大雅· 大明》），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小雅·常棣》）。

　　贺婴儿三朝满月的红包，男写“弄璋”，女写“弄瓦”，典出《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璋是玉器，瓦是陶制纺锤。

　　贺寿用语“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松鹤延年”，源自《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给尊敬的人送礼品：酒两瓶，肉若干，源自《豳风·七月》：“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宴请嘉宾，源自《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客家人称秋冬合族祭祀祖先后宴饮为“食烝尝”、“消烝尝”，这一烝尝古礼，见《小雅·楚茨》：“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烹），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朱熹注：冬祭曰烝，秋祭曰尝。《楚茨》通篇写祭祀祖先神的礼仪，反映出当时人们感恩祖德和德盛政修的风貌。整首诗分为六章，此为第二章，意思是说，拜祖的队伍，男女众多，步行有节，牵着系着猪羊，前往祖庙参加烝尝。或剥皮，或煮熟，将牛羊肉陈列（肆），奉进献上（将）。

     祝祭礼仪在庙门内（祊）举行，祭祀的盛况甚为完美光昌（孔明）。先祖是皇皇大君，神保享受佳肴酒浆。主祭人孝孙有福气，请再报以大福，万寿无疆。

　　感恩祖先，激励后昆，这是烝尝的根本宗旨。过去客家人的烝尝有结余，叫做烝尝产或烝尝谷，如今则搞奖学金，用于鼓励子弟读书成才，建功立业。在中国，为什么尊崇祖先神胜于尊崇宗教神，有别于西方？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大陆来寻根问祖，祭拜黄帝、炎帝以来的列祖列宗，并移资大陆，造福桑梓？再读一读《诗经》，想一想前面讲过的“中原情结”，就会明白。

　　客家八音，与《尚书·尧典》所说的“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相关。八音，是指八类乐器，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的演奏。罕见的博白客家排鼓，那排鼓架，古称栒虡（xúnjù旬据），形状似轿，无底，人立中间和两侧，抬着边走边演奏。这种流动的大型器乐合奏，见《大雅·灵台》：“虡业维枞，贲鼓维镛。”又见《周颂·有瞽》：“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应田县（悬）鼓，鞉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古时悬挂乐器的木架，两侧的柱叫虡，横梁叫栒（或笋），横梁上的大版叫业，刻大版如锯齿，其状枞枞然凸现，称崇牙，在崇牙上置五彩羽毛，称树羽。所悬挂的乐器有大钟（镛）、大鼓（贲、田，长八尺）、小鼓（鼓、应，四尺，中围加三分之一）、摇鼓（鞉，有柄，两耳，摇其柄，两旁耳自击响，后人称货郎鼓）、石磬、柷（zhù祝，状如漆桶，击之，起乐）、圉（yǔ语，状如伏虎，击之，止乐）。这些乐器起奏，箫管亦同时吹奏。据朱熹注：县（悬）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县（悬）鼓。博白客家排鼓，应是周文王建灵台以来悬鼓的遗响。至今，每当元宵节，广西北部湾地区的客家排鼓、客家八音、客家八仙，就会响彻大地，热闹非凡，古乐新奏，赞颂中华。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记》）。客家人不仅将中原的礼乐文化及和文化带到南方，而且还带到了南洋欧美各国。南洋各国的客属会馆及商号，多带有“和”字，如“三和会馆”、“应和会馆”、“和兴商店”、“协和公司”，等等。美国客属会馆，有“人和总会馆”、“合和总会馆”、“阳和总会馆”等，人和总会馆内会议厅悬挂中美两国国旗和孔子、孙中山肖像两边，是一副气势磅礴，鼓舞人心的长联：“先哥仑布三十年而寻新陆冒险精神岂让日耳曼民族，航太平洋数万里以结义团文明发越且开西半球黄图。”

　　以中原文化为根蒂的客家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民系的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吸收、相互融合而发展，与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相互参照、相互补充、相互激励而壮实。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共建和谐世界的进程中，客家文化自觉与时俱进，难能可贵。如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风生水起，海内外客家人与各兄弟民族正在为广西的崛起而团结奋斗。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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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

【收稿日期 2008-09-21】

注：

① 2006年10月18日，在徐州首届国际彭祖文化学术研讨会上通过发表的《彭祖文化宣言》，称彭祖是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养生学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长寿之人，留下养生著作《彭祖经》，其后裔有彭、钱、韦三大姓，广西境内有龙胜彭祖坪、临桂彭祖泉、东兴彭祖山及彭祖潭、彭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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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8-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