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巴与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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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应勤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9-05-19
摘要:先秦时期巴和楚是两个重要的方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春秋诸侯林立时，曾结成了较牢固的政治、军事同盟。降至春秋末，由于两国联盟的基础不复存在，两国关系交恶，互相攻伐，最后以巴失败而告终。

关键词:巴图;楚国;关系

中图分类号:G 127. 63SX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6219(2003)06-0014-02

巴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殷代已见称于世，卜辞称为“巴方”。《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有巴国，……后照是始为巴人”。这里将巴的历史上溯到渺茫的人皇与太皞之际。《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封，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封，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由此窥见，巴为姬姓，与周祖同源，因而称为宗姬。姬姓兴起于西土，故《尚书·牧誓》称巴国王室也是“西土之人”。至于清江流域的巴人，乃至战国时巴受楚逼的情况，史籍上是清楚可考的，故这里不拟赘述。

考诸史籍，巴国早期的地望，大体在楚国与邓国(今襄樊北)之间，其中心地区在丹、浙二水与汉水交汇之处，后来发展到了汉中、巴山。《战国策》说:“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这是巴国在汉水流域的明证。《牧誓》中所列西戎八国皆近汉水，故巴国实为汉水上游之国。降至战国之际，巴急剧地在今四川和重庆地区发展，对此，《华阳国志·巴志》说:“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其疆域是“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

楚，又名荆，或称荆楚，亦称楚荆。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族远祖可上溯到古帝撷顶高阳，祝融为楚人始祖，部落首领鬻熊是楚立国伊始的国君，他曾于商末和太颠、闳夭、散宜生等人，投归周文王，并为“文王之师”。到成王时，才“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周原出土的“楚子来告”的甲骨文，印证了周天子给予楚族酋长的封号是可信的。据史家研究，楚国具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它经历了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在鼎盛时期“楚地五千里，带甲百万”，号称“半天下”，最终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是威名彪炳的南方大国。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楚人最先发端于荆山。《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说:“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由此可知，湖北江汉地区是楚国兴起发祥和奠基之地，是春秋和战国时期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楚从丹阳建国时起，是“土不过同”(方百里为同)。到成王时期已是“楚地千里”，春秋末至战国初其国土“数圻(方千里为圻)”。战国中期的楚疆，几乎包括了长江、淮河，南有洞庭、苍梧之地，其势力还达到黄河流域。可以说楚疆之大，为列国之冠。

从上述所叙简史看出，巴与楚显然是我国先秦时代族源各异、国名有别、地域不同的两个诸侯王国。但是，他们之间的政治与文化上的关系又是如何呢?下面拟依据赖以研究的古文献史料来加以论述。

《左传》昭公九年记周王室大夫詹桓伯说:“武王既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这里说明，巴、楚在西周之世均为周之南土，并与大批百濮群落杂处。到两周之际，随着濮的衰落和向外迁徙，巴与楚的关系始获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春秋之世，《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书》灭。”随着大国争霸的来临，巴国也积极向外拓展。但由于巴国地处汉水和大巴山之间，北限诸夏，西阻秦、蜀，而东面“百濮离居，将各去其邑”(《左传》文公十六年)。因此，巴想要扩张领土只有向东一途。而要渡汉水而东，就必须首先与雄踞江汉的楚国交好，以打通东进之路。《左传》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邓”。巴欲东出请楚为中介，已显示出愿与楚为好的意图。楚武王应巴国之请，欣然派使与巴使同聘于邓，楚也表明了愿与巴合作的意向，这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便促成了巴、楚政治、军事联盟的产生。

巴、楚结盟后，多次联合出兵，征伐汉水流域诸国，并把北进中原作为主攻方向。《左传》庄公六年所记:楚文王联合巴师假道于邓以伐申(今河南南阳)，同时还灭掉了吕(今南阳西)、增(今河南方城)等国。申为周宣王分封的南方军事重镇，直接控扼着南方诸国进人中原的咽喉之要道。巴、楚伐申(因内乱而未克)，也表明了两国的政治目的是一致的，这也是联盟所形成的政治基础。

《左传》庄公十八年:“楚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这里记述的是巴人叛楚之役，巴对楚用兵的那处，考定在今湖北钟祥的旧口;津，古为津乡，在今江陵与枝江交界的万城附近。巴人叛楚后，虽以楚师败北告终，但由于巴、楚从根本利益上考虑，故两国之间的政治联盟关系，并没有因此而破裂，相反却更加巩固。

巴、楚联合作战的最重要的成果是灭庸(今湖北房县)之役。《左传》文公十六年所记:“庸人率群蛮叛楚，麋人率百濮将伐楚。楚与庸战，七战皆北”。正当危难之时，巴师驰援楚师，迫使群蛮叛庸从楚，反败为胜，从而合围灭庸。此役楚不但占领了庸国以西的大片地方，消除了楚的后顾之忧，而且还为尔后的疆域扩张奠定了广阔的后方。此时巴国则从陕东南扩张鄂西北，占领庸之地，深人到大巴山东缘，并夺取了庸之鱼复(今重庆奉节)，得以染指川东，为日后南下转人川东造就了立足的基地。

楚庄王灭掉劲敌庸国之后，接着又北伐陈、宋和陆浑之戎(均在今河南洛水上游)，遂至洛，问鼎中原，观兵于周郊，威慑周王朝，摆出与周天子分庭抗礼的架势，于是楚便称霸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北进的势头达到了高峰。故《韩非子·有度》说:“荆(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楚国兵力所向无敌，国势也从此日渐强盛。这时，巴国也已变成了楚国的附庸国了。

到楚共王时，巴与楚又发生了婚姻关系。《左传》昭公十三年:“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日:‘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埋壁见于群望曰:‘当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壁于太室之庭。”参与此次选择楚国君接班人的重大机密的巴姬，就是属于周王室分封的姬姓巴国的贵族妇女，因此才有巴姬之称。

《左传》哀公十八年记载:“巴师伐楚，围鄂(襄樊北)，楚大军迎战，大败巴败于鄾。”此后，巴、楚政治上军事上的联合再未见诸于史乘。这表明，在进人春秋晚期之后，巴、楚联盟不复存在了。

由于巴以倾国之师伐楚而惨败，难以恢复元气，而对步步逼凌的楚国攻势已无法抗衡，这就决定了巴在汉水大巴山之间已无法立足的严峻局势，致使巴国不得不弃土南迁。对此，《华阳国志·巴志》说:“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巴国势力最终从汉水流域消失了。

进人战国时代，巴、楚经常发生战争，史称“巴、楚数相攻伐”。这时，两国王室之间虽尚存婚姻关系，楚师也曾驰援过巴将军蔓子，以救巴国的内乱。但其婚姻远非昔日的政治联姻。而楚之援巴，又必须以巴献出土地和城池作为代价。这时的巴、楚关系，本质上是取决于各自的利益。尽管巴、楚时有来往，但却不可避免的经常发生战争。巴为拒楚，在长江一线连置三道防线，即江关(今奉节)、阳关(今长寿)和弱关(今秭归)。但此时巴的势力已是一蹶不振，而楚则正如日中天，长江天险也阻挡不了楚师西进的步伐。《史记·秦本纪》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这时奉节以东的长江三峡地区已尽人楚之版图。巴在失去江关之后，东方大门向楚敞开，无险可守，其势力已从根本上削弱了。

降至战国之时，巴在楚的逼迫下，防线逐渐西移，把都城也迁至江州(今重庆)。并建立了一个较大的领主制国家。对此，《华阳国志·巴志》说:“七国称王，巴亦称王。”此后，巴、楚两国经常在长江的江关、捍关“数相攻伐，借险设关，以相防捍”。此时，巴国范围，《巴志》有简括的叙述:“其地，东至鱼复(今奉节)，西到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西接黔涪。”由此可知，巴地范围，基本上是在今四川和重庆境内。其次，鄂西、湘西、贵州遵义等某些地方也是巴人活动之区。

作者简介:高应勤(1933一 )，男，湖北蕲春人，宜昌市博物馆研究员，主要从事巴楚历史文化考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