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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凯 来源:壮侗网 2009-3-2
远在先秦时期,壮、汉两族的先民就在广大的南方地区有了密切接触和交流。接触和交流就避免不了语言上的接触和影响,《壮汉词汇》中大量汉语借词清晰地反映出了这种影响的痕迹。《壮汉词汇》可以说是壮语普通话的一部规范性词汇集,它的编纂修订是与促进壮语普通话形成的设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成书经过了语言学工作者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也得到了政府和群众的积极支持。《壮汉词汇》是以武鸣语音为标准音,以壮语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各地方言中较为一致的词汇录为通用词,以拉丁字母为书写形式。词义的解释方面,通用词按照壮族地区各地普遍的说法为准;方言词是以当地的说法为准。词汇的拼写方面,是以武鸣方言为标准音的壮文音韵系统来拼写的。
《壮汉词汇》提供了一个封闭的考察范围,我们可以借助它去认识汉语对壮语的影响情况。我们甚至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计量统计,考察词汇层面上壮语受汉语影响的程度。本文将以b声母词汇为例,通过对汉语借词的统计分析来考察汉语对壮语若干方面的影响情况。
一、统计方法设计
壮、汉两族的接触不仅时代久远,并且地域范围也很广。在这一接触过程中, 大量汉语借词进入了壮语的词汇系统,并且汉借词因为借入的时间、地域不同明显具有时间层次性和地域差异性。对借词进行计量统计和分析,就要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首先就是借词判定的原则,前人的论著已经总结了一些有用的规则,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借词借入首要原则语音相似性,特别是一些已经取得共识的规则:老借词与《广韵》音系调类对应;新借词与方言调值对应。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借词具体对应的汉语词汇,能否在周边汉语方言中找到对应的语音形式,能否找到具体对应的汉字。 我们既然要考察汉语对壮语的影响情况,区别借词的原则固然很重要,但是设计一个可以具体操作的手段也很重要。统计方法的选择,以及作为该方法支撑的理论必须首先要适合《壮汉词汇》的特点:它不是一个同质的词汇系统,而是来自于不同方言点的词汇的汇编。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设计的划分方法既要考虑词汇的语素来源,也考虑到语素组合的类型。在老师和同学的指导下,笔者设计了一个如下的统计方法:把语素按照来源分为三种:本族词、借词、借词成为构词语素,分别用数字1、2、3来标示;把语素的组合类型划分为壮语构词法、汉语构词法、单音词三种,分别用数字1、2、3来标示。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数字的排列组合把词汇划分成多种类型。具体可见下表[1]: | 本族词1 | 借词2 | 借词成为构词语素3 | 壮语构词法1 | 11 | 21 | 31 | 汉语构词法2 | 12 | 22 | 32 | 单 音 词0 | 10 | 20 | |
根据设想,这样一个数字组合关系能够把词汇划分成了8种类型。笔者接着便根据这样一个简略的设计去具体分析每个词汇的类型。我们很快发现8组数字是不够的,尤其是当遇到动宾式结构中有一个成分是借词时,我们的数字就不够用了。我们便增加了一个数字3132,它表示壮语和汉语都有这种结构。还有一部分词汇无法判断便没有做出标记,这是因为无法确定是否是借词或者是否词汇内含有借用语素。最后我们得到下面数据:
词汇的类型 | 统计 | 3132型 | 61 | 32型 | 10 | 31型 | 269 | 22型 | 279 | 21型 | 36 | 20型 | 164 | 11型 | 530 | 12型 | 0 | 10型 | 449 | 无法判断 | 壮语结构 | 100 | 难以确定 | 85 |
上述数据有些在我们预料当中,有些与我们的设想有一定的距离。从部分论著了汉语对壮语语音、词汇、语法影响的一些基本情况,笔者原以为12型、32型、3132型词汇较多。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12型的词汇几乎没有,32词汇很少。当然这无疑可以说明壮语的语言机制对语言成分的约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这也引起我们重新去思考语言接触中词汇借用与词法结构的互动。
二、汉语借词的统计分析
借词是语言接触过程中的重要现象。通过对借词的历史状况、数量的多少以及借词的分布等因素, 可以看出施惠语言对受惠语言影响的具体情况。通过计量分析,我们对b声母内借词具体情况有了以下粗略的认识: 第一,借词数量多。b声母下共列出有1985条词汇,我们能够确认的全借词和借词成为构词语素的词约占总词汇量的40%左右;并且全借明显多于借词成为构词语素,约占总数的22%左右。我们还必须指出,还有大约10%的词汇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和确认其归属范围;剩下约占总词汇量50%的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本族词。大量借词的进入,使得在表示同一概念时,往往会出现全借词、合璧词[2]与本族词并存三种形式并存竞争的现象。 第二,部分借词已经进入了壮语的基本词汇中,并且具有了较强的构词能力。我们知道定语后置和重叠式动词是壮语比较典型的语法特征,部分借词渗透到这两种结构的中心词位置。例如: 壮语词汇 | 汉语意义 | 借词 | 中古音 | 中古拟音
| batnaj | 脸盆 | 钵(bat) | 帮母末韵入声合口一等 | puat
| bauqva | 花炮 | 炮(bauq) | 滂母肴韵去声开口二等 | phau
| bauhbien | 边刨 | 鉋(bauh) | 並母肴韵上声开口二等 | bhau
| bingjmienh | 月饼;面饼 | 饼(bingj) | 帮母清韵上声开口三等 | p̬ĭ̬ɛŋ
| binghgaenj | 急病 | 病(bingh) | 並母庚韵去声开口三等 | mĭɐŋ
| biuqci | 车票 | 票(biuq) | 滂母宵韵去声开口三等 | phĭɛu
| bonjheiq | 戏本 | 本(bonj)
| 帮母魂韵上声合口一等 | puən
| bouqlaeuj | 酒铺 | 铺(bouq)
| 滂母模韵去声合口一等 | phu
| buenzcaengh | 秤盘 | 盘(buenz)
| 並母桓韵平声合口一等 | bhuan
| boujbwtbwt | 富有营养 | 补(bouj)
| 帮母模韵上声合口一等 | pu
| bingzrienrien | 宽广平坦 | 平 (bingz)
| 並母庚韵平声开口三等 | bhĭɐŋ
| baizlele | 小孩排队 | 排 (baiz)
| 並母庚韵平声开口二等 | bhɐi
| baihsadsad | 溃败 | 败 (baih)
| 並母夬韵去声开口二等 | bhæ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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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我们也必须承认壮语的语言机制对汉语借词还是有巨大的约束力。最明显的例证之一就是借词在汉语中如果是塞擦音声母j、q、zh、ch、z、c的,进入壮语后都转变为壮语的ɕ声母。在对b声母词汇进行统计中,我们也找到了一些证据:壮语语素按照汉语的词法规则构词几乎没有(即12型词汇);在合璧词中(包括31、32、3132三种类型的词汇)汉语的词法规则也不具有优势,32型的词汇仅仅只有10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要特别作出说明的是3132型词汇:它的数量有61个,都是汉语语素和壮语语素的组合,并且主要以动宾式为主。在现代汉语和现代壮语中,无论在词法和句法中都以“动词+名词”的形式为正常语法顺序,因此3132型词汇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符合汉语的词法结构的类型。我们倒是找到36个21型词汇:这些词的组成语素来源于汉语,但是却要按照壮语的语法顺序来组织。
综上所述,我们有如下认识:在b声母词汇内,借词成分虽然很多,有些借词甚至进入基本词汇中,但是壮语的语言机制对汉语借词依然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三) 对壮汉语言接触的一些认识与分析
我们现在都知道壮语中有大量汉借词,一般分为老借词与新借词两个层次。老借词因为借用年代相当久远,往往在语音、语义、语法等方面受壮语系统的约束。有一部分老借词已经渗透到壮语的基本词汇当中,少数甚至具有了较强的构词能力。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广西壮族群众双语程度的日益加深,年轻一代则普遍成为双语人。这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新借词进入壮语。这样看来壮语受汉语的影响不可谓不深,但是从我们的统计来看,壮语在词法结构上却非常鲜明地的保持着自身独特的一些语法特征。这告诉我们虽然形式上全借词和借词成为构词语素的词在b声母词汇中占有高达40%的比例,并不能代表壮语丧失了它作为一种独立语言的完整性。 老一辈的语言学家提出了判断老借词的有效原则,并且这些原则也经受住了新近语言调查和语言研究的检验。但是新借词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一般认为是根据语音相似性原则借入壮语,往往与借入地的汉语方言在语音形式上有密切联系。上述的新借词判断原则在理论上是无可挑剔的,在具体操作中也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尤其是在把考察范围限定下来的时候,上述判断原则和方法是非常有用。但是,如果我们把实际语言运用考虑近来,这样的原则是值得考虑的。在日常交际中,为了更好的传达的思想,一些掌握双语或者多语的言语者经常会特意夹入一些非母语的词汇。这就是为了表达的需要暂时借用外族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学术界一般称之为语码转换。语码转换与借词的无疑是存在区别的。它们的区别无疑是借用程度的不同。 任何一个问题到了要凭借“程度”来解决,有时侯就会成为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在壮汉两族接触和交流日益密切的环境下,很多人都熟练地掌握了两种语言,在大脑中无疑有了两套“词库”可供选择,无疑会模糊了语码转换和借词的界限。在语言调查中调查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发音合作人的不自觉地“误导”,尤其是对那些不具有母语优势的语言调查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稍微放宽标准,壮语的借词将是惊人的;如果我们把标准定得过分严格,借用情况又不能得到真实的反映。我们在考察《壮汉词汇》中的借词时,常常会遇到一些令人怀疑的借词,很可能只是语码转换。但是在《壮汉词汇》借词研究中,只要符合判断原则的词,在统计分析中就只能被当成是汉语借词。但是我们不禁想问这样一些问题:它们在壮族群众日常生活中使用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在一个限定好的范围内,问题往往变得简单化,但是难免会和实际情况产生一些差异。 在壮汉语言接触中,汉语词汇大量进入壮族群众的日常口语中。在统计中,我们并没有见到词法结构的发生的巨大变化。倒是有相当多进入壮语口语的汉语词汇接受壮语语法机制的改造。在我们的统计中,这样的词(包括31型和21型两类)共有306条,占被调查词汇总量的15%左右。考虑到确实有“倒话”、“五色话”这样的汉语和非汉语的混合语存在,壮汉语言接触也许可能使壮语发生巨大变异,但是这需要长期的接触和影响过程。到现阶段为止,除了大量的借词,汉语的渗透还未深入到壮语的深层语法机制中。与现代汉语相比,现代壮语具有一些独特的语法特征,一定程度干扰了汉语借词对壮语语法特征的渗透。在词汇层面上,这些独特的语法特征主要表现在词序上,最典型的就是“名词中心语+名词或形容词定语”这种结合方式。因为与汉语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立,使得这种结构类似于一种过滤机制。在这种机制的过滤作用下,很多汉借词不得不接受壮语语法规则的改造。在统计中,我们找到了36个21型的词汇,这些词汇的词素很明显来自于汉语,但是却是按照壮语词法结构重组的(更简略地说,实际上就是把汉语词汇倒装过来);在31型词汇中,我们发现一些这样的词汇:中心成分的语素已经说明了事物的性质,但是修饰成分的部分或全部语素与中心成分形成语义重叠。见下表: buhdangzcangh | 唐装衣服 | buhsenyih | 线衣 | buhveisaenghyih | 卫生衣 | baengzdizgozliengz | 的确良 | baengzdiemjmeizsah | 香云纱;点梅纱 |
在壮汉语言接触中,这两种借用现象充分表现了语言的符号性特征:形式与内容没有必然联系;组合顺序和意义实现受制于语法机制。 (四)结论
因为统计的范围问题和统计方法设计的问题,我们的数据不能更精细地反映出汉语对壮语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后要继续改进的地方。根据统计数据反映出来的有效信息,我们对词汇借用与语言接触进行一些思考,得到不小的收获。虽然全借词以及借词成为构词语素的词在b声母词汇中占有高达40%的比例,但是一旦我们把实际语言运用情况拉入考察范围内,这个数字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还发现壮语自身的语言机制对汉借词具有较强的过滤作用,暂时还可以制约汉语借词对壮语深层语言机制的进一步渗透。 但是这又从另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在汉语的冲击影响下,壮语目前依然还具有的较强的语言自我维护功能,是以一个庞大的壮语使用群体为社会基础的。如果这个群体内部持续不断地转用汉语,而对本族语的使用又不做适当的鼓励和支持,这种情况将会是壮语真正的困局。
参考文献:
[1]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复丹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2]林奕.《百年来的东南方音史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3]李锦芳.《壮语汉借词的词义和语法意义变异》.《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年第3期 [4]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壮汉词汇》.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1月第一版
[1]我们有必要对各种类型进行适当说明:10型是单音本族词,20型则是单音节借词;11型为本族词,也符合壮语构词法;21型词汇的词素来自汉语,但是构词法却是壮语的;31型是合璧词,符合壮语构词法;12型的词素来自壮语,但符合汉语构词法;22型语素和构词法都来自汉语,可以说是全借词;32型是合璧词,符合汉语构词法
[2]游汝杰、邹嘉彦两位先生在《社会语言学教程》中对“合璧词”(hybrid word)这样界定:合壁词是一种微观的语言融合,是指两种不同语言的成分交配成一个新的语言单位——词或较固定的词组,在其中的一种语言中使用。合壁词可以分为两类:异义复词和同义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