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学”思想的理论与现实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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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8-13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贵阳８月１２日专电(新华社记者欧东衢 李惊亚 石新荣)季羡林老人安静地离去，留下了未实施的“大国学”设想和建构理念——“我们应该用‘大国学’这个概念，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

    许多学者指出，“大国学”思想毋庸置疑是季羡林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文化遗产。作为继承者，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怎样科学地确立“大国学”的理念？怎样理性地去推行“大国学”理论的实践？无论我们怎样做，有一点必须肯定，那就是我们不能将大师所留下的“大国学”的宝贵思想遗产永远停留于设想。

    “大国学”思想的基本内涵

    “大国学”到底是什么？

    季羡林先生所提出的“大国学”的设想并非始于今日。早在２００５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时，季老就提出了“大国学”的初步设想：“‘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儒学’的代名词。”

    但是，“大国学”的初步设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季老逝世后，“大国学”的概念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时候，“大国学”的设想已被确定为：国内各地域文化和５６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面对季老“大国学”的理念，贵州省水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潘朝霖认为：“大国学”是一个很可喜的命题，它有利于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也拓宽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思路。如果从“国学”的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文化，比如有着完整的历法和文字的水族的文化，那对于这些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很少有人知道，水族最早的文字记录距今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水书”也因此被称为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

    学界普遍认为，“大国学”思想基本的内涵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称，《中庸》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所体现出的兼容并蓄，就是“国学”的基本精神内核。所谓“大国学”，本质上也是对“兼容并蓄”这一精神内核的再次强调。

    “大国学”蕴含着民族和谐的思想精髓

    事实上，研究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很清晰地发现这样一个脉络——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长期以来并非各行其道，而是属于“同源、分化、接触、吸收”的关系，对于汉文化的一些研究，甚至需要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来解决。

    “譬如许慎《说文解字》中对过年的解释，‘年，谷熟也’，历史上的汉族在每年的阴历八月稻谷丰收之时过年，而现在只有水族仍然传承着这一文化习俗。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才能反过来理解当时的汉文化习俗。”潘朝霖说。

    “很明显，‘大国学’蕴含着中国作为由５６个民族组成的大民族家庭的和谐统一的思想精髓。这个思想告诉并告诫我们的是，中国真正广义的‘国学’，应该是由５６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所有文化核心思想的集萃，同时这所有的文化思想又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尹韵公指出。

    虽然“大国学”的概念只是刚刚起步研究，但它很显然指出了一种各民族文化包容并蓄与共同进步的时代趋势。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杰指出，“大国学”的概念将要影响我们的，或许不只是一种语言上的表述和提法，而是要让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更多、更有力的交流，在文化的互补和磨合之中促进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民族文化的多元共荣是时代的必然趋势，只有让５６个民族的文化以“大国学”的理念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组成真正绚烂的中华文化。

    王杰说：“汉文化历来强调一种内敛和中庸的审美，缺乏西方所谓的酒神文化、狂欢文化。而在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中，这种狂欢文化则处处可见。文化互补的优点是明显的，如果将所有的中华民族文化以兼容并蓄的精神进行整合，那将让传统‘国学’和少数民族文化处于共荣与互补的良性循环之中，这也许将是‘大国学’理念带给我们的最好前景。”

　 “大国学”理念如何落实

    事实上，“大国学”兼容并蓄的核心精神已经得到广泛肯定和认同，下一步，如何将“大国学”的理念落到实处，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王杰说，“７月２７日至３１日在云南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会第十六届大会’和２０１０年即将在中国召开的‘国际美学大会’，都不约而同地将‘文化多样性’列为主题词。”

    不过，“大国学”设想要得以实践，需要的不仅是全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同时也需要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的挖掘和研究。

    贵州民族学院教授杜国景说，“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挖掘力度还不够，特别是能站在全国、全世界的平台上和汉文化平等对话的少数民族文化还不多。在我们大力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过于注重物质文化的开发和包装，相对忽略了对民族精神文化的挖掘和研究，这似乎已成了提‘大国学’概念前最需要改变的问题。”

    相关的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得到重视。据潘朝霖介绍，目前，国家涉及水族文化的社科基金立项就有５项，省级立项也有５项，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现已经收集水书２．２万册。近年来，在多方支持下已整理、翻译、出版水书７部，正在组织出版的还有１０余部。２００８年５月，关于保护水书的法规《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书文化保护条例》也已获贵州省人大通过。

    其他的少数民族文化，现在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 尽管如此，潘朝霖仍认为，应该进一步以兼容并蓄的心态寻求文化互补和共荣的亮点，同时加强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的挖掘，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逐步实践“大国学”。

    “唯有这样，才能让‘大国学’理念不只是停留于设想。”潘朝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