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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青年
本次纪录片专题将系统地整理网络资源,尽可能地来通过一些文字、一些观点来呈现世界纪录片的轮廓,并且特别关注中国自90年代以来的独立纪录片的运动。2000年以后,DV技术逐渐渗透到民间中来,并且暂时形成热潮。随着技术的缺口,影像堡垒实际上已经被慢慢地瓦解掉,民间中的声音将清澈地放射在那些影子里。
在5月份,北大在线和北京青年电影实践社联合举办了一次“法国纪录片”影展。这次活动正为发展中的中国纪录片带来及时的影响。中国纪录片的多样性一直是缺乏良好的环境,虽然。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以吴文光、段锦川为代表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多少使中国纪录片呈现一丝生机,他继承了“墙上的一只苍蝇”(观察者——摄影机)的传统,也就是“直接电影”的风格,当然也继承了直接电影背后支持的哲学理论体系。但是以法国纪录片大师“让-鲁什”的“真实电影”的那一脉在中国一直是断代,当然,也许和中国的哲学环境有关系,还不足一滋生这样的“真实理论”来支撑它。从外部形态上看电视台的“纪录片”栏目似乎带着很强的导演介入性,但与“真实电影”所希望的那样,通过导演的介入或外部因素引发“内部真实”是背道而弛的,他顶多是把这种暴力当作素材而用,而不会把他当作核心的机制。观察中国新纪录片历史,蒋樾的《彼岸》似乎有了这样的痕迹,但这种介入是被动的。新的实验短片《北京的风很大》经常被大家提称是“纪录片”,虽然,外部形态上与“让-鲁什”的《夏日记事》有很大的模仿性,“你幸福吗?”这样的话在让-鲁什的影片中是有机的,而在雎安奇的影片中是被当作素材在使用,是后现代话语的表征,如果把它当作一部“实验电影”来看,他还是有力量的。但决不是纪录片,并不是因为他沿用“让-鲁什”的方法。新的纪录片作者杜海滨的《铁路沿线》已经开始不忌讳作者的介入,但看得出还是被动的。王芬的处女作《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则明显地呈现了一个分水岭,导演的介入和激发是那么的重要,而且激发的后果又那么让人感受到内心真切的实在,而且那样的整体。当然,作品与作者的身份有着极大的联系。也许,那部作品的出现是在”真实“产生质问的时机。有着“真实电影”传统的法国纪录片的到来,在需要纪录片生态多样化的时候,正是时候。前不久放映的纪录片导演专题是“让-吕克-莱昂”,按莱昂的话说他是“直接电影”导演,也许是一向喜欢自由的法国人开始独特的自我选择。那么变化中的中国呢?这种自我指认的选择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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