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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修辞学首届多学科高级学术论坛”述评
论坛会务组
人类的一致认识是：人是语言的动物。其实更确切地说，人是修辞的动物！因为，我们不仅要“会”（指可能性）说话，而且要“会”（指艺术性）说话。前者是人的标志，而后者则是文明人的标志。世界——尤其是与知识有关的部分是由语言构筑的，而修辞便是构筑这语言世界的主要手段。所以，从古至今，由中及外，人们对修辞都看得极重。古代中国把修辞、修身和修业看作人生三大支柱，西方也把修辞看作组织、规范人类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工具。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修辞作用越来越膨胀的今天，修辞学却变得越来越萎缩了。
长期以来，中国修辞学一直“无家可归”，文艺学、美学、哲学、传播学中自没有它的位置，就连语言学界也认为它不是本体研究，于是它只好在学界的斜视中孤军奋战。有修辞学家抱怨：修辞学越来越被边缘化，甚至在文明建设的会战中被迫“缺席”！因此说，中国修辞学面临着安身立命——是认祖归宗还是自立门户的艰难抉择。
近年，修辞学似乎逐渐受到人们的正视和重视。不只是修辞学界，就连文学批评、美学乃至哲学界，也都有人频频发表有关修辞的文章。还有人提出美学的修辞学转向。就连一些“最”瞧不起修辞学的高校也主动与修辞学结缘，如北京大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请来了西方的学者演讲修辞学，譬如加拿大高辛勇的《修辞学与文学阅读》，譬如美国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还出版了美国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然而，这些在中国的修辞学（不是中国修辞学）或者介绍国外的修辞学理论――如高辛勇，或者由国外学者介绍中国修辞学――如浦安迪。这当然是十分可喜的事，然而却又有几分尴尬，因为推进这项工作的是文论界而不是语言学界。并且，我们是请国外的学者用西方甚至我国传统的修辞理论对我国的文学文本进行修辞批评，而我们自己却视而不见。更何况中国修辞学并不是欧美传统的 Rhetoric 和 Stylistics, Rhetoric虽译为修辞学，但它仅指“对修辞手段、对向听众所作的讲演的结构等的研究”，即演讲术，Stylistics只相当于“文体学”或“风格学”，而中国人对修辞和修辞学的理解则要深广得多。我们曾说过：“中国修辞学所指的修辞，不但指语言的优化表达行为和技巧，而且指言语的认知加工过程，甚至还指人生的智慧生存方式。”[1]所以，中国修辞学又面临保持自我与重塑自我、“突出重围”与壮大队伍的艰巨任务。
更重要的是，修辞学是一门多边的学科，它与文艺学、美学、哲学、传播学、交际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打破原来单一的封闭的自说自话的研究模式，让多学科的专家为一个学科“会诊”就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2003年9月17日至22日，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主持召开了“首届中国修辞学多学科高级学术论坛”，邀请中国修辞学界、语言学界、哲学界、文艺理论界、外语界、法学界二十多位著名学者，对中国修辞学的现状与出路、学科建设和学术前景进行多维透视。可以说，这是中国修辞学界一次空前的学术会议，它对开阔视野，深化修辞学、语言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语言学家李宇明评价说：“这大概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多学科为一个学科会诊的学术会议，是有重要意义的”。
论坛一反中国学界的传统学术会议模式，不搞开幕式闭幕式，不搞领导讲话，也不搞论文宣读，而是直接进入议题。
论坛始终围绕三个主要议题进行。
[center] 议题一： “中国修辞学的现状和出路”。[/center]
关于中国修辞学的现状，已有不少学者谈到。在这次大会上，专家们进行了客观的、全面的、深入的探讨。论坛主主要讨论当今修辞学研究的不足，为中国修辞学把脉开方。首先，修辞学家谭学纯发言，谭教授从中国修辞学的学科位置切入，谈到非语言学界对修辞学的关注和语言学界对修辞学的忽视，而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既有外部学术语境的压力，也有界内研究视野的萎缩。谭教授从四个方面谈外部压力：一、期刊：学术刊物是学科建构的前沿阵地，而其中刊物的栏目定位和自我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召唤”和“认同”。然而，国内有影响的十多种汉语研究方面的期刊，对修辞学的发稿率几近于零，大多数综合性学术期刊很少刊载修辞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而唯一的修辞学刊物《修辞学习》根本承受不了中国修辞学学科建设之重负。二、项目：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制定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中，修辞学根本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当然其申报率为零。三、教材建设：“十五”国家级规划新编教材“指定选题”汉语的目录下根本没有修辞学的名字，而旧有的修辞学教学体系仍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与学科前沿、与社会需求的距离日渐拉大。四、价值导向：在对待学术奖项的态度上有着明显的偏向，同样是以一代语言学大师的名字命名的奖项，对陈望道修辞学奖做出反应的只有《修辞学习》，其他众多的语言学刊物则默不作声。最后，谭教授认为，修辞学无意抢占“话语中心”，但也要少一些边缘化的学科定位。所以他提出向外部世界“突围”，扩大研究视野，与相关学科握手、对话，重建一个更大的学术平台。针对谭氏这一“话语中心”，各学科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辩论、争论，著名修辞学家宗廷虎教授认为，中国修辞学要想走出困境，就不应该局限在修辞学甚至语言学的小圈子里，应多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贡献，修辞学要突围，仅仅依靠修辞学这一支队伍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多学科角度来探索出路和发展。宗先生认为，语言学界轻视修辞学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固有的成见，认为修辞学研究不是本体研究；二是权力的作用，语言学界的话语权一直在语言学其他分支手中；三是对修辞学的无知，认为修辞学只是研究说话的技艺。所以修辞学要发展，一是靠界内同仁的努力出高精成果，二要靠多学科参与走合作化道路。
以交叉研究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鲁枢元从文艺心理和文化生态等方面透视中国修辞学，对“裸语言”、“常语言”和“场语言”进行了分析，并进而对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提出了质疑：修辞学只研究确定的表面的形式的东西，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文学界才觉得修辞学科学得毫无用处。
还有的学者从方法和方法论的角度进行诊断，青年修辞学家刘大为认为中国修辞学研究不具原创性，没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语言哲学家钱冠连则认为当前中国修辞学苦恼的原因主要是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处理不当，中国修辞学更多关注经验的、具体的修辞现象，很少切入理性的、抽象的层面，所以在对形而下的修辞现象研究的路途中必然遇到种种阻隔。与此相连的是较多地使用归纳法，而归纳法的不可穷尽性决定了修辞学研究缺少科学品位。
讨论非常热烈，专家学者争相发言：
文艺理论家孙绍振：修辞学发展不如人意还在于过于跟随主流意识形态，这就限制了学科创造性的发挥。
修辞学家袁晖：修辞学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问题之一是修辞学研究与社会生活脱节。
语言学家丁金国：修辞学研究缺少独立人格，功利主义倾向严重；偏离了汉语研究自身的学术传统。
修辞学家张宗正：中国修辞学的视野太窄，只关注语言层面的修辞现象，忽视了非语言层面的“修辞”现象，只重视修辞传达和接受，忽视了修辞评价和意图。
汇总各家的观点，我们认为，论坛对中国修辞学现状的认识有不少是共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识的偏差：
首先是“归属意识”。现在修辞学界几乎一致的认识是修辞学归属于语言学，还有人说归属于言语交际学，虽然不少人指出修辞学的跨学科属性，但至多认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语言学。其实，从区别性特征来看，修辞学研究优化表达规律，也就是说，它是一门跨越多个学科的行为科学，即研究言语行为的学科。正因为人们认为它属于语言学，所以一旦语言学其他分支拒绝修辞学时，修辞学自然产生“弃妇意识”，觉得被抛弃被疏离被边缘化了。这种心态造成了修辞学队伍的自卑心理，其实就是自我矮化。第二是 “主流意识”。与前一种意识相联系的是，修辞学认为自己没有加入主流话语的“合唱队”，更谈不上占据话语中心，于是觉得自己被冷落了，也正因为有这种心态，所以修辞学界大搞“圈地运动”，凡是和修辞学搭界的统统纳入修辞学的范围，什么语用学语义学交际学语言哲学，什么风格学语体学，甚至包括所有的人类行为研究。于是，修辞学好像中国的高校合并，好多人以为做大了就是做强了，于是修辞学成了“四不像”。第三是 “功利意识”。好多修辞学者重复耕作，以完成各种规定指标；语言学者在自己的学科写不出文章，就在修辞学领域找出路，今天写一篇鲁迅小说的修辞艺术，明天发一篇老舍小说的修辞技巧，后天投一篇王蒙小说的修辞方法，于是修辞学研究成了职称、学位的敲门砖，而它的学科品位却越来越低。
（二）、方法的失落：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好多修辞学者就呼吁修辞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于是引进了不少“先进”的方法，什么逻辑方法数学方法，什么计划方法统计方法历史方法，什么演绎方法归纳方法比较方法，什么结构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方法功能主义方法等等，然而真正能够自觉运用并且和研究内容相契合的研究很少，生搬硬套贴标签的研究居多，并且不分析学科特性，过分夸大某种方法的作用，如演绎法。最后导致研究的跛足而行。
（三）目的的矮化：
修辞本是实用的科学，它的目的主要应该放在指导人们的修辞实践上。应该研究人们各种语言生活的修辞程序、策略等方面，然而修辞学却往往自说自话，自得其乐，远离社会生活。
[center] 议题二：修辞学的学科建设 [/center]
有了前边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学者们开始讨论中国修辞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修辞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正是修辞学学科建设的努力方向。这是一个讨论最热烈争论最激烈的论题，孙绍振首先发言，他主要提出中国修辞学要“挣脱现成话语”的命题。而这主要是原创性问题。他认为，中国修辞学缺少原创性，在引进西方的修辞学理论时，缺少对话的态度。所以说，中国修辞学科的建构不仅要引进，更要利用中国已有的资源和经验，质疑、批判、化合、生发，进而建立自己的话语方式，建构真正的中国修辞学。具体做法是：从中国修辞学理论的不完善处入手，大胆引进西方先进科学的理论，对中外理论的薄弱点空白点进行整理比较，把本土资源与他域理论结合起来，生成具有原创性的新的理论来。对孙先生的发言，大部分专家做了呼应。
谭学纯认为挣脱现成话语主要体现在要靠自己的话语，这种话语是本体论上的话语，是个人介入社会的方式，它既是理论的又是实用的，既是社会的更是自己的话语。刘大为表示同感，进一步认为要把话语扩大到具体的场合，包括选择特定的句式和结构等。袁晖认为，对于前人成果和修辞学新问题，我们能用新的框架去研究，从中挖掘新的东西。对此修辞学家胡范铸作了回应，指出必须在观点、方法、材料方面至少有一点新意，才能在别人走过的地方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而另一位修辞学家朱玲从哲学的高度强调中国修辞学的学科建设要中西语言观和修辞观的不同入手，只有在传统修辞学思想的基础上借鉴，中国修辞学才有出路。最后大家把建设的重点集中到研究方法上，并听取了宗廷虎做的主题发言。宗先生在梳理了修辞学的百年发展轨迹，指出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十大方法后，指出修辞学应该逐渐开拓思维空间，提高方法意识，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不断吸取国外及临近学科的营养；从单维走向多维，多方位多视角地透视修辞现象；从内部走向外部；微观走向宏观；从静态走向动态。对此，丁金国进一步提出强化方法论意识，描写和阐释结合，立足于描写；动态和静态结合，立足于静态；共时与历时结合，立足于共时；内隐与外显结合，立足于外显；定性与定量结合，立足于定性。
对修辞学的学科建设，文艺理论家谭好哲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修辞学的学科建设应该挣脱语言学的局限，建立大修辞观念。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受语言学、修辞学影响很大，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导源于语言学的发展，文学的修辞批评在国外很有市场。所以说，中国的修辞学研究也应该转向社会。修辞做为公有空间，应该把它做为话语行为乃至生存状态。至于研究方法，他主张要分出不同的层次，根据不同的层次使用不同的方法，并且，对修辞学问题，语言哲学、语言学、文艺学都要进行研究，思辩研究和实证研究应该结合，研究领域和方法应该多元。
针对借鉴先进科学理论，外语界的温科学和李国楠做了重要发言，温科学从西方修辞学的发展轨迹为中国修辞学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认为西方修辞学发展的某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主要在于对修辞学结构的及时调整。因为修辞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行为，是天生就有的，所以它应该也必然进行社会化转向，作为公共空间向其他学科提供有用的资源。而这包括：修辞学向其他学科领域发展，修辞学的实用目的。对此，李国楠也指出，西方的修辞学研究是开放式的，像其他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一样，各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十分频繁。仅“隐喻”研究，1977年美国就召开了一次荟萃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各界的杰出学者。因此，中国修辞学研究也应该打破封闭，集中各界力量，对中国修辞学进行全方位研究。这包括：多学科这间的交叉研究和不同语言间的对比研究，所谓“对外开放”。
对以上讨论，王希杰做了书面总结，他认为，修辞学的神秘化、贵族化不是最好的道路，因为修辞学是实用性很强的学问，所以，新世纪的中国修辞学应该高度重视实用性。修辞学论著首先要对非修辞学家有用，可以说，修辞学首先是为非修辞学家服务的学问。王希杰认为，修辞学进步繁荣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好语料、方法、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应高度重视语料，因为修辞学毕竟是经验的科学，一切理论都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还是归纳和比较，理论的生命在于简明性。修辞学理论越高明，就应当越简单越容易把握。最后王先生希望：不同学科之间先要在最基本术语概念上有一大体一致的理解，例如：语言、言语，语法、修辞等，不然，对话就落空了。
语法学家马庆株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修辞学应该借鉴语法学的研究模式，语法和修辞都要关注结构、语义、表达三个方面，修辞也要研究修辞结构、研究语义聚合的各种潜能和修辞意义，研究不同语体中的实用表达和审美表达，并且，马先生认为，修辞学不仅要研究修辞学史，而且要研究修辞史，研究方言修辞，对比修辞等，并提出要有创学派意识，进而搞好理论建设。
张宗正提出了大修辞学的理论构想，认为修辞学不仅要研究语言的优化配置，而且要研究各种行为的优化问题，譬如音乐、舞蹈、肢体行为等各种非语言行为，甚至要研究人的智慧生存状态。
高万云更认为，新世纪的中国修辞学，不仅要研究修辞本体知识，更要研究修辞批评。他针对近年学界引进西方的修辞批评理论，指出要建立中国的修辞批评，必须确定修辞的属性，亚氏的“说服论”外延太小，后现代主义把一切都符码化、话语化也就是修辞化的作法又定义过宽。较为中庸的定义应为：有效使用语言的行为和程序。在此基础上对文学进行修辞批评可能更科学和便于操作。如果我们把修辞理解为有效地表现和接受，那就是分析文学主体的整个认知加工过程，包括宏观的修辞策略和微观的修辞技巧，包括影响文学修辞行为的诸多因素。这样既可避免西方修辞批评的刻板和偏激，也可克服中国传统批评的虚玄和朦胧。当然文学的修辞批评还有很多重要内容，如主体行为与角色、意识形态与规则、话语权力与语言等。更重要的，修辞学研究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对政治的、经济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口头的、文字的、网络的乃至立体的各种方式，对自我对话（思维）、人际对话、人机对话等各种对象，都要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指导人们的高效交际。
要进行修辞学的学科建设，学术队伍与学术阵地自然不可忽视。在这两个方面，修辞学家李熙宗和语法学家张先亮作了重点发言。李熙宗强调四点：一是要对修辞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再思考，二是强化方法和方法论的研究，三是处理好借鉴和继承的关系，四是拓展研究的领域，五是注意研究的层次性问题。对此张先亮颇有同感，他以语法学为参照，认为修辞理论的建设，必须有独立的理论对象、任务和方法，不能任意扩大修辞学的范围，范围过大反而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关于修辞学的实用性，不但要教成人怎样交际，如何说话，更经把修辞教育渗透到中学修辞教育。关于修辞学队伍建设，张先生认为必须要有专职队伍，并且须有权威的领头人物。对学术阵地，他指出要有多家学术水平较高的理论刊物，为中国修辞学研究搭建真正的学术平台。
综合各家观点，大家的共识是：
1、以中国传统的修辞学思想为核心，借鉴西方的修辞学、符号学、语言学等的理论和方法，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汉语修辞学体系；
2、汇聚相关各学科，共同开发修辞学资源，对修辞学进行运筹学式研究；
3、关注现实生活，对本体修辞学和修辞批评、对修辞理论和修辞应用做全面的研究，使修辞学真正成为指导人们言语交际的有用的学问。
[center] 议题三：修辞学前景之演绎 [/center]
论坛一致认为，中国修辞学缺少本土基础，缺少先进理论和方法，缺少与社会生活的勾通，所以在修辞学学科建设方面就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自然，这方面工作的成果直接影响着中国修辞学的未来走向。经过四天的反复论证，最后论坛得出比较一致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按照预设的计划运作，中国修辞学的未来发展有望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破：
（一）修辞学的科学品位将大幅度提升，也就是说，人们对修辞本质的认识会有所深化。人们会越来越发现，修辞不但是说服的技巧，还是理解的程序；不但是语言的优化形态，而且是一切文化符号的高效行为。这就是钱冠连说的：“凡有认知活动要说话的时候，都有修辞活动。”高万云所说的“修辞是构筑世界的主要手段”，是组织人的思想和行为一切方面的途径。正因为这样，修辞与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艺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科学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就是宗廷虎先生一再强调的多边性学科，克罗齐说的杂质的科学。有了这样的认识，人们就会有意识地从各个视角、借助各种方法去透视修辞，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多元文化视角。
（二）修辞学研究领域和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因为修辞涉及一切社会行为，所以对这些社会行为优化形态研究的各个修辞学分支学科会全面铺开。也就是说，修辞适用于一切以语言甚至以符号为媒介的交际活动，也适用于语言交际甚至交际活动的一切情况。所以，未来的修辞学发展，将呈现立体的态势。从修辞学的目的来看，有理论修辞学和实用修辞学，有修辞方法论和修辞学批评；从修辞所凭借的媒介来看，有言语修辞学、视觉修辞学（影像修辞学）、网络修辞学以及其他非语言行为修辞学等；从语体的角度来看，有口语修辞学和书面修辞学，其中口语修辞学包括演讲修辞学、辩论修辞学、交谈修辞学、推销修辞学、广告修辞学等，书面语修辞学包括科学修辞学和艺术修辞学，再下位学科有事务语体修辞学、科技语体修辞学、政论语体修辞学等，而艺术修辞又分为小说修辞学、诗歌修辞学、戏剧修辞学、影视修辞学等；从修辞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来看，有政治修辞学、经济修辞学、法律修辞学、交际修辞学、心理修辞学、社会修辞学、修辞逻辑学、修辞哲学、修辞美学、外交修辞学等；从修辞主体来看，有表达修辞学和接受修辞学；从修辞的层次来看，有人际修辞学，跨文化、跨阶级、跨种族修辞学和人机修辞学。等等。也就是说，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修辞学将把目光投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投向人类的各种行为，投向行为过程的各个要素、各种关系和各个阶段。现在西方许多学科，如写作、哲学、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的研究者自称自己是修辞学家，可以预言，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们也会以自己是修辞学家为荣。这是大势所趋，这次论坛的多学科参与就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三）随着修辞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其研究方法也相应灵活多样。近年来，研究方法越来越多的引起人们的关注。从机械引进、盲目套用到方法的自觉、与理论的契合，人们不再单纯认为哪一种方法最科学最好用，正如外语界的林大津教授所言，“归纳和演绎是相辅相承的”，它们各有自己的用武之地。“或许演绎法更适合理论修辞学研究，归纳法更适合应用修辞学研究”。这就是说，不管演绎法归纳法，只要“适合”就是好方法。所以，未来的修辞学研究，研究者会根据研究对象去选择方法。交叉学科如修辞哲学、修辞心理学、社会修辞学等，采用交叉科学方法会多一些，研究修辞学史、修辞史可能会用到历史的方法，建构理论修辞学体系也许要吸收系统论方法，进行修辞现象分析可能会用到统计方法，对文学修辞的研究也往往离不开感悟和点评的方法，当然也会适当借用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等。也就是说，未来的修辞学研究，既是研究对象的大扩展，也是研究方法的大解放。
（四）研究目的的逐步明确。语言学界不少人认为修辞学缺少科学品位，修辞学内部也有学者为此感到自惭形秽。这一方面表现出对修辞学研究目的的无知，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科学性理解的偏狭。科学不过是关于世界某一侧面的系统知识，它的体系建构是根据所研对象决定的。如果都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衡量，所有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就都不具科学品位。所以说，修辞学自有自己的建构方式，尤其取决于它的研究目的。修辞学既然是实用性很强的学问，那么它就必须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所以，社会发展决定了未来修辞学不再神秘化、贵族化，而具有更多社会化、大众化倾向，它将对社会秩序、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交流方式做出评估和指导，所以，修辞学更注重人们的各种策略言说、高效接受、智慧生存。它将更关注具体的修辞操作，比如网络交流、教学勾通、法律语用、日常交流、文学言说、政治表述等等。可以说，修辞学将来就是人类优化行为的所有外化形态，它覆盖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
当然，修辞学自有其自己的理论，随着人们对修辞本质的哲学认知，理论修辞学也会与实用修辞学相互提升。实用修辞学为理论修辞学提供基础，理论修辞学又为修辞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从而完成对中国修辞学和整体建构。
这次学术论坛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建立长期的学术联系，进行网上“论谈”，书面论辩，电话论争，从会议筹备到此文发稿时为止，已有近二十名专家通过书信、电话、因特网与论坛保持联系，并提出了不少精到的见解。如语言学家李宇明、于根元、潘文国、袁毓林、邵敬敏、张树铮、李运富、汪国盛，修辞学家陈光磊、骆小所、冯广艺，文艺理论家王一川、陈炎，哲学家徐有渔、申丹，法学家陈金钊等。可以预见，这次论坛将为中国修辞学的再度繁荣起到导向和助推作用！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注：
[1]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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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0 2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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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5 20: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