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起源于叫床？

邢御风

作者：肉唐僧
来源：读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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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19日 0:48:00

　　被过度灌输的思想观念就像伤食，一碰到就会让人恶心。小时候耳提面命和中学时代死记硬背的东西，如今想起来，总会不自觉地给它打一个过低的分数，大概就缘于此。

　　 记得中学时上生物课，老师拿长颈鹿的脖子举例，来论证达尔文的正确和拉马克的谬误。大意是说：按达尔文“正确”的意思，树叶子不够吃的时候，脖子短的鹿就饿死了，只有脖子长的鹿熬过了荒年。这样一代代地选择下去，便有了长颈鹿；而按拉马克“错误”的意思，是说鹿啃完矮处的树叶子之后，总是抻着脖子去够高处的叶子，这么着脖子越抻越长，并把这“获得性的性状”遗传给了下一代。当时，想出风头也好、同情弱者也好，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我终究是热烈拥护拉马克的。反驳老师的理由有二：一是按达尔文逐渐进化的说法，需要连续N年的坏年头，才会进化出脖子这么长的鹿来；二是在长颈鹿生活的非洲草原——现在知道叫马塞马拉和塞伦盖提——也有短脖子鹿。它们怎的就没饿死呢？

　　 现在看来，不管达尔文和拉马克谁对谁错，我的中学生物老师必错无疑：就算达尔文对，长颈鹿的脖子长这么长也只是性选择、而非自然选择使然——长颈鹿MM喜欢长脖子的GG，就像俺们喜欢长腿MM一样。于是，它们的脖子就越来越长了。

　　 如今，生物学界又乱作一团，新拉马克主义者们高举“有向进化”的大旗卷土重来，与新达尔文主义者们鏖战于一处，尘土飞扬，连长颈鹿都看不见了。我这个存心看热闹的旁观者，自是在一旁鼓噪加油，一付唯恐天下不乱的嘴脸。

　　 生物课之后，是政治课。授课的恰好是我的班主任——一个干巴小老头，喜欢所有女生，而将所有男生按情敌论处。课上他灌输了这样一个概念：劳动创造人。当时倒没起疑心，觉着他说得挺有道理：因为双手要劳动、要制造和使用工具，于是便有了直立行走；因为劳动中彼此要协作、要“哼啊嗨哟”地喊号子，于是有了语言。从此，人类便和所有其它动物区分开来——因为会使用工具和会说话。

　　 现在想想，这个观点大大的可疑。咱们的亲戚诸如黑猩猩、大猩猩，也使用工具，它们怎么就没直立行走以解放双手呢？现在，关于直立行走又有新解。环境主义的进化论者主张：非洲气候变得干燥之后，茂密的森林被草原所取代。在这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中，树居的先人们从一棵树跑到另一棵树所须的奔跑距离越来越长，于是渐渐的变成了双足奔跑；而女权主义的进化论者则主张：是女人们创造了直立行走的方式——她们一边跑，一边得双手抱着孩子。

　　 可是，从电视上看到的马达加斯加狐猴，当它们不得不通过地面从一棵树转移到另一棵树的时候，并不是四脚并用地爬过去，而是两条腿一蹦一蹦地跳着走。两条胳膊则是高高举过头顶，以帮助身体平衡——手上既没有工具，也没有孩子。这让人不免倒向环境主义者的说法：我们人类的祖先是树居的，因为需要攀住树枝和摘果子，两手进化成擅于持握而不是附地奔跑。当非洲变得干燥之后，运气好的黑猩猩和大猩猩占据了仅存的森林，得以继续它们的树居生活。而我们的祖先则比较不幸——他们呆的地方由森林变成了草原。树没有了，祖先们不得已来到地面上，两只手闲着没什么用处，只好用来劳动？！这种说法与斯蒂芬·杰·古尔德的“不规则进化”理论十分吻合，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没有说出“闲着的双手创造劳动”这句话。

　　如果我的政治老师真的像他声称的那样信奉达尔文，他就应该相信这样的说法：因为直立之后两手闲着无事，所以才有了劳动。而他灌输给我的那个相反的说法——因为有劳动的需求，所以人类才直立行走以解放双手——恰恰是拉马克主义论调。这意味着事先定下一个目标，然后再朝这个目标进化。
　　同样道理，我的政治老师关于语言起源的说法，也是拉马克主义的论调：先有了一种需要——共同劳动中互相协调；然后有了进化——产生赖以沟通和交流的语言。这样的观点，不也同样站不住脚吗？毕业好多年之后，我在读理安·艾斯勒的《圣杯与剑》一书中关于直立行走问题的时候，脑子里一闪而过了这样一个念头：妈的，语言怎么就不是起源于叫床呢？

　　前几日逛书店，看见一本小书，是让·雅克·卢梭的《论语言的起源》。虽然我对他一向没有好感，可这书名却让我想起了叫床。拿来一翻，顿觉十分开心。原来，卢梭也是俺们叫床派的拥趸呢！
　　从农业产生至今，按最长的说法，也不过一万多年。而语言的产生，却远早于此。在农业产生之前，人类靠狩猎和采集过活——和黑猩猩现在的活法儿十分相似——既不盖房子，也不拉纤，完全没有“哼啊嗨哟”喊号子的必要。按庄子富有诗意的说法，那时的生活方式就是“含哺而熙，鼓腹而游”、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如果一个原始人一下子找到很多好吃的果子，往树洞里藏还来不及呢，这时候他和谁沟通去？按卢梭的话说，就是“果实不会从我们手中退却，一个人不必说什么就可以吃掉它……”。如果是几个人合伙去打猎，那就更不能说话了，全得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要沟通，也只能是用手语。

　　因此，卢梭这样说道：“看来，需要造就了第一句手语，激情逼出了第一句言语……。人的第一需要（指食物）不是语言诞生的原因，倒是使人分离的原因；认为它形成了人的抟结的诸种方式，这是荒谬的。那么语言起源于何处？精神的需要，亦即激情。激情促使人们联合，生存之必然性迫使人们彼此逃避。逼迫着人类说出第一个词的不是饥渴，而是爱、憎、怜悯、愤怒。”

　　这一大堆话中的要紧处：“激情促使人们联合……，逼迫着人类说出第一个词的不是饥渴，而是爱、憎、怜悯、愤怒。”如果一个原始女人有了性高潮，自然会“爱”；没有性高潮，自然会“憎”；面对一个阳萎的家伙，她自然会“怜悯”，而遇到一个早泄的家伙，她当然“愤怒”。

　　在此，俺谨代表叫床派全体成员，向亲爱的卢掌门致以崇高的敬礼！
　　或许有人会说，语言产生于群居性人类的互相报警。这看来站不住脚。就报警而言，嗓门够大就行，不需要弄得这么复杂。120救护车的警笛声够刺耳就行了，用不着拿着喇叭喊：“车上有重病人，三度房室传导阻滞，请让路、请让路”。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说，听到同伴一声惊呼，撒丫子跑就是了，至于来的是老虎还是一条蛇，上了树再说。有一个笑话，是说中国学生在美国上课。吊扇要掉下来的时候，老师大喊“look out”，美国学生全都双手抱头，中国学生则举目朝窗外看。其实，是那老师嗓门不够大。要是他能喊出喜儿见了杨白劳喝卤水时的音效，哪怕他喊的是“stand up”，中国学生也准保钻桌子底下去了。
　　在说到语言的起源时，卢梭所说的是“激情逼出了第一句言语”。在这里，他小心翼翼地用了“言语”这个词，而不是更常用的“语言”这个词。这让人不免想到了索绪尔。

　　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在他看来，“语言”是一种理论体系或结构，可以比作象棋中“马走日、炮打隔子儿”之类的游戏规则；而“言语”，则是指说话者实实在在说出来的声音，可以比作棋子的具体移动。

　　除了对这二者做出区分之外，索绪尔对语言这一记号系统还有一整套严谨的阐述，概述如下：

　　1、语言作为记号，分为两个部份：实实在在的声音——索绪尔称之为“能指”；这个声音代表或引发的思维概念——索绪尔称之为“所指”。需要注意的是，所指并不是某物，而是某物的观念。

　　2、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概念的划分仅用于语言理论的研究。而在语言实际运用过程中，二者却是不可分的。无所指的声音不能算语言，也就是说，完全没有意义的声音不能算做是能指；而一个没有能指的所指是无法想象的。一个没有表达途径的概念，干脆无法存在——既然不能向外物化为语言，它也就无法向内物化为思想。

　　3、信息传递并不一定要通过语言，图画或是拟象都能传递信息——这被称为“意指”。我们把花朵扎成一个花圈，这东西就有了慰藉和哀悼的意义，这意义是传统和文化赋予的。同理，语言中所有字的意义，也是由传统和文化赋予的，而并不是由语言或文字本身产生出来。这便产生出一个重要命题：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习俗意义上的，而不是自然意义上的。

　　4、语言记号是任意的。之所以这么说，除了能指仅靠习俗意义与所指相联系之外，更在于在所指方面，语言同样是任意的。比如，法国人所说的紫色和英国人所说的紫色，虽然能指相同，但在实际颜色上，两国人对“紫色”的所指会有很大的差异。索绪尔因而有了这样一句名言：“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系统并不具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在形式上变换不定。也就是说，语言根本不具备数学那样的清晰性。德里达更举出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同一本小说，读者阅读时的心境不同，他从中得到的感受也会不同。可是，如果阅读的是一个数学公式，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因为如此，在物理学家波尔眼里，语言只不过是一块“不得不使用的、肮脏的抹布。”

　　由上可见，索绪尔语言学的核心概念，就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亦即语言与概念、语音等的结合是一种恣意的结合。语言作为一种记号系统，居然是如此的任意和不清晰，这也揭示了语言起源的非理性成因。

　　或许有人会说：我同意卢梭所说的，即语言起源于激情，而非需要。可是，干嘛这激情非得是叫床不可呢？

　　嘿嘿，谁又能想出比做爱更富激情的事情来呢？语言，哦不，应该说是言语，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一定是先有元音、后有辅音的。小学生学拼音，也是先学a、o、e、і、u、ϋ之后，才学b、p、m、f的。日语中只有五个元音，分别是a、і、u、ai、ao。没和日本女人睡过，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叫床的。不过，学过拼音的中国人都知道，咱们的女人叫起床来，可都是拼音字母表里的元音。
　　向所有来中国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们推荐以下新版拼音教材：
　　en、en、eng、a、a、a、ou、ai、ei、ei、ou、eng、eng……